台北市議員李文英部落格

自副總統呂秀蓮女士一九七○年提倡「新女性運動」，企圖藉由在黨國統合外另組婦女組織，引入西方觀點破除傳統價值，並著手進行具體性的女性議題之後，深刻影響了緊接著而來如火如荼的運動年代。歷經八○年代以來婦女運動團體和當時黨外力量的結盟努力，台灣的婦女處境和性別關係如今在各個領域都有實質長足的進步。而許多當年的婦運學者或意見領袖，也在西元兩千年的政黨輪替後進入政府體制，例如呂副總統從婦運領袖進入國家領導階層，正是體現「男女共治」的經典代表。

就在民進黨開始執政的時刻，其必須面對的便是台灣身處在全球化浪潮席捲的國際大環境中的事實。而全球化浪潮影響最大的，不外是國家經濟產業的重新洗牌和重新佈局，連帶之下，非但女性勞工受到企業合併和裁員的威脅，即使是每日負責家庭開銷的家庭主婦亦無法置身事外。尤其是當企業可以靈活運用資金，政府稅收減少，福利國家的願景似乎也就漸行漸遠。而婦女通常也首當其衝，持續肩負「扶老攜幼」的壓力。

這是全世界的婦女問題，當然也包括台灣在內。當台灣面臨貧富差異日益加大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必須要問，政府準備了什麼？而民間又將必須做些什麼？

民進黨在兩千年執政之後，面對全球化挑戰，召開了許多類似經發會的跨黨派研討會議，也組織了許多體制內的機構來因應。另外，為順應婦運人士提出的要求，總統府內也成立了「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聯合國和歐盟會員國其實自一九七五年開始，就逐漸推動「性別主流化」了。到了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也特別提出「性別主流化」的觀點，要求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全面推動「性別主流化」，特別在政府組織裡成立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機構。「性別主流化」觀點強調政府以及其他的行動者，應該在他們所有的政策方案中，促進一積極的、可見的性別主流化觀點，如此一來，才可能在決策之前，準確的分析出所施行的政策方案，對男性／女性產生的影響。因此，「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看起來並非因應「全球化」佈局，但強調民主進步的政府要佈局「全球化」，實則少不得「性別主流化」。

「全球化」和「性別主流化」看起來是兩個層面的事情，可是卻和二十一世紀的婦女息息相關。我們可以要求政府，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所做的許多策略，都必須具備性別差異的觀點，讓性別主流化機構發揮實質功效。比方說政府要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會影響到國內什麼樣的產業，相關產業有沒有具備性別特殊性，或是影響到婦女就業人口，這都必須進一歩縝密的評估。當然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也必須要進入地方政府，這就好比許多造橋鋪路的工程，到最後都讓婦女覺得不方便；之前婦女團體出面要求台北市政府調整紅綠燈小綠人秒數就是一例。

因應全球化，政府的確是需要新思維與新作為。該過程中絕對不能忽略性別觀點。只是，關於「性別主流化」，在民進黨已經執政了六年後的今天，似乎還仍然是一個「願景」與「理想」，真正要落實在決策過程，以目前的國內政情而言，政府和民間都要更加把勁兒。

〈本文刊登於21世紀婦女會會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