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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作假期

一、生態工作到底是什麼？

　　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是一種新型態的休假形式，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志工服務形式。簡單來說，工作假期就是在工作或學校放假的期間，參與義務勞動工作，藉由工作來服務社會，並且得到休閒放鬆的休假功能。

　　工作假期的概念源自於1920年，當時法國的農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嚴重破壞，法國和德國的青年於是組成工作營隊，幫忙重建農場。之後，世界興起了一股工作假期的風潮。1960年代，獨立的東西歐國家以和平計畫（peace project）名義成立各種工作營隊，投入歐洲的重建工作。到了1980年代，開始有人將這樣的工作營隊形式，運用在環境保護上。

　　其中，以「英國國民信託組織」所發展的工作假期活動最為發達。英國國民信託組織從1967年起，先後展開13種各種類型的工作假期，如Acorn Camp針對大學生舉辦，Oak Camp是35歲以上，Oak Plus Camp則是50歲以上人士所參加的。目前，法國、美國、澳洲、日本、韓國……全世界已有80幾個國家，舉辦了2000個以上的工作假期活動。

　　這些工作假期類似夏令營，並多在農場、森林、山區等自然環境中舉行，然而參加的人，來到營隊不只是玩樂或是欣賞大自然而已，還得從事種樹、淨山、復育植被、建立生態池等勞動工作。藉由在大自然裡實地的工作與生活，融入當地自然與人文環境，體驗大自然，舒展身心，學習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並為自然環境付出一份心力。在休假時工作，在工作中休假，服務社會，也服務自己，這就是獨特的工作假期。

二、環境信託與 TEIA

　　多年來，許多朋友常好奇的問道，為什麼本會在發行〈環境資訊電子報〉之餘，還要勉力推動環境信託的工作？答案要從本會的發展歷史，以及宗旨兩個方向來回答：

（一）環境信託運動是協會發展的根源

　　「乾脆募款把這些地買下來……」這樣子的念頭，在面對許多珍貴的山林、海岸、濕地……遭到破壞時，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在許多人的心中，也就是推動環境信託運動的根源。綜觀全球，包含英國、加拿大、紐、澳、美、日、韓、菲律賓……等國家，早已有許多民間信託組織的成功案例。其中，英國國民信託基金所擁有的土地，其至超過英女皇，成為全球推動信託運動的鼻祖與典範。

　　但是在推動環境信託，從事自然資源保存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僅大多數人從未聽過信託的概念，而且對環境的認識及資訊取得的管道也很有限。

　　因此，為了推廣環境信託的理念，希望國人能夠從認識環境開始，進而關心並保護環境，〈環境資訊電子報〉的發行乃應運而生，才決定優先成立環境資訊協會。

（二）環境信託運動是環境資訊實踐的過程

　　人類的知識與各項發明，可說是以「自然為師」，在夜觀天文、日觀地理，從四時的運作、萬物的生活中累積而成。我們所賴以維生的五穀雜糧、乳蛋魚肉，無一不是從土地、海洋取得。因此，唯有保護我們賴以維生的大自然，維護棲地、物種與基因的多樣性，人類文明才有永續發展的機會。

　　由民間獨立發起的環境信託運動，是藉由《信託法》對資產保存的規範，以公益為目的的土地、海洋保存運動。不僅保護了環境資訊的根基，同時也藉由資訊的傳播，讓人們從知而關心，到身體力行而參與環境保護的工作，實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

　　換句話說，環境資訊的傳播與環境信託運動，是本會宗旨：「推動環境資訊的交流和普及，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的一體兩面，知與行的合一，缺一不可。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　陳瑞賓
2005/8/8

三、環境信託的現況

作者：王鴻濬（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教授）

　　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的強度，在工業革命後，以極快的速度增強。人為開發壓力致使自然環境、生物棲地受到嚴重的干擾與破壞。地狹人稠的台灣，在歷經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導向的政策目標後，對海岸、河口等海岸濕地、山坡地大量的開闢使用，衍生水土流失、野生動植物棲地面積減少、自然景觀破壞，以及地層下陷、海水入侵等環境問題。但也在全球環境逐漸惡化的同時，一九九二年里約熱內盧的世界高峰會議上，世界各國，藉由會議形成共識，並發表共同宣言，開始對如何保護全球環境、保育自然資源等課題，有系統的建構在國家永續發展的實踐之中。

　　我國體認此一趨勢，配合世界潮流，亦開始正視問題的重要性，希望藉由自然保育工作的強化，來維護台灣珍貴的自然環境，達成環境永續的發展目標。雖然政府與民間對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有初步的共識，也認為應採取積極的行動作為，但對於如何平衡自然保育、文化發展、經濟產業、公平正義等相關議題，仍舊有不同的看法與作法。

　　我國在自然資源管理的基本典範，長期以來，是以國家行政體制來執行，來做為政策達成的唯一工具。這個架構，充滿者「工具理性」、「菁英決策」的色彩。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挾者知識、財政，與人力的絕對優勢，支配自然資源「最佳利用」的分配方式。多年下來，對於自然資源保育的成效，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加上先天上無力處理經濟與保育兩難的限制，致使台灣環境逐漸的惡化，顯示出國家機器已失去對自然資源「全能管理」的困窘。

　　以台灣設立的各類型保護區為例：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有林自然保護區的面積佔有全台面積的12.1％，若加上內政部劃設的沿海保護區面積，所設的比例不遜色於世界各國。但是在中央政府的經營管理典範下，面對逐漸擴增的保護區面積，而相對有限的管理資源，與僵化的管理方式，幾乎使自然保護區的管理面臨「劃設而後放任」的共同命運。幸運者，周邊沒有人為開發的壓力，或位於難以到達地區，沒有太多遊憩利用的問題，還可以保有保護區的生態棲地與物種的完整性。其他不幸者，保護區內盜伐、盜採、濫墾、遊憩活動的污染，住民的生活與土地利用衝突，都使得保護區內的生物資源受到很大的衝擊，區內的自然資源也正逐漸的劣化或已經滅絕。在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國內學者提出不同的經營管理典範，希望藉由更有效的管理自然資源模式，保育自然生態，其中以「分權管理」為最重要的管理模式。在相同概念的主軸發展，以社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育（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原住民的傳統智慧（indigenous knowledge）、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全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夥伴關係（partnerships）等的管理策略與制度，紛紛被廣泛的提出與討論，並且更進一步落實到政策面的執行。

　　國內也不乏對分權制度相關的研究與個案分析；例如：達娜伊谷保護區、高雄縣三民鄉楠梓仙溪保護區、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四草保護區、新武呂溪溪流魚類保護區、司馬庫斯部落發展等（Tai, 2005）。歸納這些研究的具體結論：我國自然資源管理制度，應朝向更開放的全民參與方向發展。這不但是使自然資源的管理更具有效率，以達到保育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落實全民參與環境保育的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