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這是我非常景仰的李弘祺教授於2005 年10 月27 日在Austin, Texas, USA,以及2006 年1 月28 日在New Brunswick, NJ, USA 演講內容。探討台灣的教育問題，就是缺乏人文的深度，也缺乏對民主的理解。在文章中，他也主張英語好是很重要，不過他的談法跟國內那些愛高倡「會英文代表國際觀」，完全是不同的面向。這樣的東西比洪蘭的胡扯要有意思多了。

文史人生路，臺灣關懷情 ◎李弘祺

A: 臺灣人文學的坎坷路與我的心路歷程：

1．日治時代臺灣人讀大學的當然很少，但日本的帝國大學的制度模仿自德國，因此也鼓勵他們的小孩讀人文。以人文學科為中心（所以台大正當中面對行政大樓的是文學院）。所以當時讀文史或社會科學的（像政治或法律）的人也不少。大家並不是很排斥他們。

2．戰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接管，但是早年讀文史的臺灣人還是不少。到了1949 年以後，情形漸漸改變。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工作出路不好，讀人文、社會學科的人很難找事情。另一個原因是人文學使用語文的情況比較緊迫，一時之間，讀人文的人在臺灣失去了保障，比較外省人吃虧很多。因此大家開始對人文學產生恐懼。

3．臺灣好的學校像台南一中，早年還是有很多人寧願讀人文或社會學科。例如陳隆志，他是台南一中第一屆的報送學生，結果是讀法律。另外一位與他差不多同時的，也是保送到台大的學生，讀外文，後來成了相當有名的畫家。這都是早年臺灣人的多元性。但是，到了大約1950 年代以後（很快），情形就改變得差不多了。尤其是聯考實施以後，那麽就大約已經完全改觀。

4．我的家庭：父親是讀神學的。今天如果在臺灣提到自己是讀神學的，那麽大概幾乎會提不起頭來。（吳振坤，蔡瑞月）但是當年絕對不是如此。或許可以說，當時的神學生就像今天的釋聖嚴法師，或像星雲下面的好幾位比丘尼，他們都擁有美國極好的學位。他們專攻的是宗教學，其實就是專研究佛教。我母親學的是音樂。我們是一個典型的人文家庭。

5．我從小就知道西田幾多郎，現在臺灣的大學生聼過他名字的恐怕沒有5%了。我到了高中快畢業時，才第一次聼到Kierkegaard。我父親的時代，他已經很有名。我相信在座的許多人一定也沒聼過他的名字。Kierkgaard 是Karl Barth 把他拯救起來的。所以在1930 年代才開始有名。但是在同時的日本學界，很快他的名字就傳開了（黃彰輝）。在臺灣的學界，卻要到60 年代才“重新”發現他。

6．1950 年代以後，氣氛因此非常沉悶。主要是沒有書讀，臺灣人的知識人與佔據了主要位置外省人，對現代世界的認識及對現代思潮的知識差得太遠了。對現代價值應該如何接受，也有根本的差異。一般言之，臺灣的知識人雖然從日本受到了很多影響，但是他們寧可希望直接從源頭的西方收取真正的認識。臺灣人普遍知道臺灣沒有什麽文化，而中國也正在努力學習西方，因此精神上是歡迎西方的文明的。這種態度持續到戰後。認爲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真至於全盤西化，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於是應該的。

7．但是中國人一般不這麼想。大約是1959 年左右罷，李敖發表了他著名的《傳統下的獨白》，認爲中國文化一無是處，應該“全盤西化”。他的論點為一般臺灣的知識人所歡迎，但卻得罪當道。其實當年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很多。像胡適就是一個。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

8．保守派的反撲就是一種對臺灣知識人的抵制。他們擔心李敖會作臺灣人的軍師。以後保守派的知識人（像什麼錢穆、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結合總政戰部，提倡復興中國文化，變成了1970 年代以後的主要論述。它的影響持續到今天。

9．我就是在著名的文化論戰的時代成長的。我當然是擁護西方文化。我那時對中國人認識很少，對中國文化、文學、思想等等也都認識得非常有限。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對西方認識很多。不過由於父母親的影響，我當然對西方的東西比較能接受。這種情形和今天臺灣的年輕人其實是十分相近的。

10．我到台大讀書，因爲是考了狀元，所以很引人注意。當然，也有我的台南一中的老師說我是“怪人”。這一點也不足奇，少見多“怪”嘛。

11．現在臺灣的年輕人，如果不讀人文學科，大概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認同都非常有限，僅限於高中以前所學的。不過另一方面，究竟是因為中學的教材都以中國觀點為中心，因此大家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比我們時代還多一些，會很不自覺地採用中國觀點。這是問題的所在。


B. 人文學問的用與不用：

1．講到這裡，各位一定會覺得人文學科吵吵鬧鬧，究竟有什麽重要性。我說“問題之所在”又如何？現在我就進入今天晚上所要講的第二部份。這就是關懷臺灣與讀人文學科有什麽關係？

2．首先不如簡單講一下人文學問的重要性：在做很多人大概都同意人文學重要，但是如果要你講爲什麽重要，大概也說不出個所以為然來。這是因為人文學的確很難講出它的重要性。只是各位如果想像現在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猶太人，那麽相信就會注意到他們不知出了很多科學家、金融巨子，或者大學者，他們也出了非常多的美術家、音樂家、以及思想家。我認爲他們能有這麽大而且多面的成就，其中有一個根本的原因：他們懂得把一樣東西的優點、長處或特色講得或寫得頭頭是道。做生意要成功，那當然要懂得promotion。你說他們是不是非常知道如何promotion!

3．我常常說，寫美術或音樂評論的人，他們一定非常知道如何吹捧，不然他們如何寫評論！好的salesman 一定就像好的音樂評論家一樣，一定要知道如何把產品真正的特色用最動人的話語講出來。這個功夫不容易。猶太人就是這樣子能在很多地方站住腳，甚至出人頭地。如果Issac Stern 說馬友友好，你敢說他不好嗎？你看過“莫札特在中國”這部電影嗎？他最核心的信息就是：不必信從舊的、傳統的思維，要推陳出新。Issac Stern 把什麽是好的音樂說得“生龍活虎”，引人入勝，不是嗎？一般的醫生或工程師在訓練上就比較不會這樣。

4．如果大公司的負責sales 的人常常受人文學的訓練，常常去看畫展，或去聼音樂會，並且每一次回來就寫報告，評論一番，那麽他們一定會成爲非常成功的salesman。我這樣講似乎是開玩笑，但是證諸猶太人的經驗，我可以保證他們會那麼出色，就是因爲他們的教育過程中，非常強調理論的思維，對《聖經》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反反復復來回辯論詰難。無怪乎他們對事物的特色非常敏感，能把他說得鞭辟入裏，令人折服。這樣的訓練，一般言之，在人文學科裡比較做得到。大家常常說人文學者一天到晚吵架。這話不錯，惟其吵架，他們才學到真真假假，建構一個虛幻想象的世界，卻引人入勝，維持他們的利益。我相信在美國公司工作的人都曾經接受過各樣奇奇怪怪的訓練，一言以蔽之，這些都是要員工們用“另類”的眼光看東西，從而發展出一種能見人所不能見、能言人所不能言的能力。

5．這樣講好像有點不公平，似乎也不太公道。人文學者當然不是不追求真理。當然不是只在那裏亂搞花樣，人文學科當然也有它非常嚴謹的研究方法，但是總地來説，它必須“不按排理出牌”的機會比較多。

6．進一步說，而這才是真正的重心：人文學科處理的東西都是在長遠的影響上才看得出來。例如教科書：你說教科書影響大不大？“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打魚去，爲什麼還不回家？” 啊，請各位捫心自問：你跟美國人、尤其是New England 的人比較看看，是不是你對“大海”感到異常的畏懼？教科書對你的影響到什麽程度，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7．再舉一個例子，你聽過“誠實的華盛頓”吧！我們的教科書現在已經沒有這則故事了。美國司法程序裏，非常重視“誠實”，這固然有種種法學上的理論基礎和原因，但也是因為美國人從小就重視這樣的美德。但是中國人最喜歡談包青天，紹興師爺，影響所及，政治家專門以spin 為能事，你說公民教育中要不重要？

8．總之，人文學文有它的用、也有它的暫時無用。但長遠來説，它對人格的養成、一個人所懷抱的價值和信念，都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非常深遠。


C. 臺灣人文學問的貧乏與問題：

1．這一點比較沒有爭議性。我想大家都同意臺灣人文學問的方向出了很大的紕漏，因此造成今天很多的亂象。首先應該說的是：大家都同意，但是問題是什麼亂象是真的？。

2．這幾天講“亂象”的很多，主要是針對李遠哲所提倡的教改。請問教改真的造成了十年的亂象嗎？我並不以爲然。我很高興，這一次一個建中的學生殺了，沒有人說這是教改造成的。這是李遠哲可以稍稍自慰的地方。教改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讓更多的孩子們從考試和功課的壓力解放出來。

3．真正的亂想就是（a）對民主開放社會的缺乏了解；（b）媒體的統派心態；（c）國際化的困難；（d）對法制社會的建構沒有途徑可循。這些問題都非常嚴重。他們這麽嚴重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會思考的人。

4．會思考的人就是知識人。不會思考而仍然可以把交給他的事做得很好的人，缺乏思想，頂多可以説是一種技術官僚（technocrat）。知識人不同，他們必須能觸類旁通，了解事理，提出有前瞻性的看法。

5．總地來説，由於國民黨50年的統治，臺灣非常缺乏知識人，但是出了很多技術官僚。他們有相當的專業知識，但是缺乏能力替社會作轉型、開創新途徑的能力。今天臺灣就是缺乏這樣的人。我簡單舉日本知識人來做一個比較：我久不久會去日本，當然會看看他們的報紙。我的日文很有限，但是可以多少知道他究竟在談什麽問題，有時也猜得出作者的論點。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們會用“思想家”或“哲學家”這樣的稱呼來形容作者。這已經十分難得。猶有進者，作者們往往談論例如“國家”是什麽？日本會不會在下一代變成講英文的國家？這一類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本來都是專業學報或至少專業雜誌討論的問題，但是他們的報紙，像《朝日新聞》或Japan Times, Ashahi Simbun News (即《朝日新聞》的英文版)，就是如此，完全和我們所習慣的New York Times 相似。事實上，New York Times 不是好例子，因爲它五花八門，應付各種人。應該説是像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這個報紙是給具有國際觀，常常世界到處去的人看的報紙。但是日本國内的報紙就已經有這樣的水準。

6．臺灣缺乏知識人，如上所說，乃是過去有意扼殺的結果。但是，今天，我們一定要就這樣的情形加以反省，讓更多的人可以思想。要思想，最重要的莫過於有更多的人讀人文的學科。我不是說一個人憑藉自己的見聞、努力吸收外界的知識仍然不能思考，但是畢竟專業的人才有那種根底。無論如何，越多的人思考，總就是越好。臺灣今天缺乏知識人，缺乏神學家、佛學家、哲學家、思想家！

7．今天臺灣報紙的作家、記者，他們對民主的了解可以説非常有限。爲什麽？因為記者很多都是讀文出身，而過去幾十年，讀文的都不是第一流的人才！對這些人來説，民主就是建造一個偉大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如果達不到這樣的目標，那麽民主有什麽用？試想，如果我們的記者對“民主”採取這樣的立場，那麽他們會對政權轉移採取什麽看法或立場？更不用説對台獨的看法了！我不是說臺灣非獨立不可，作爲一個知識人，我們不能主張只有一個立場。但是我們許多記者們就是這種淺陋的見解。民主就是使中國富強，這是十九世紀或清末大部分人的看法。對他們說來，如果民主、自由不能使中國富強，那麽要來幹什麽？今天大部分的人仍然抱懷這樣的想法。

8．統派的心態與對民主素養的缺乏有關。但是這更是一種文化的心態。今天媒體大部分的人都是外省人，更慘的是大報紙沒有臺灣人辦。《自由時報》坦白講一句，就是十分缺乏好的人才。他們雖然不受統派的理論所支配，但是能力有限，除了副刊有時登出來的文章，水準不錯之外，大部分都抓不到重點，常常是在做“反應”，而無法開創新的議題。統派的心態用“不要勾起戰爭”、“不要惹中國大陸生氣”的議論，似是而非，對很多人產生影響。最慘的就是説中國那麼近，是我們倒楣。或者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外省、本省，分什麼！不是説我們看不出這樣説法的非理性，但問題是，沒有什麼人能提出另外的看法。另外的看法就是：瑞士也由三種主要族群組成，但是它依然是一個獨立國家。如果我們從小學的是瑞士的地理和歷史，那麽今天大部分的人就不會被統派的説法迷惑了。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話，但是我們教育部要改定教科書，為什麽遇上那麽大的困難？文化上的心態就是如此難克服。

9．國際化的困難也跟臺灣缺乏好的文史人才有莫大的關係。當然，我們可以完全忽視這一類的問題。反正當一個醫生（我們台南人最愛當醫生），收入不錯，管什麽臺灣外交的困境。這樣的心態就是説，什麽人來管臺灣，反正我就是當醫生，賺合適的錢，過愉快的生活。這也不失是一種態度。問題是沒有人心裏真的是這麽想。臺灣外交的困境，願意很多，主要是文化上國民黨的兩蔣不能接受現代民主世界的真實（reality）。另外當然是我們的外交官到了1970 年代，就已經斷層。好的外交官在今天，其第一要務就是能說好的英文。臺灣從1950 年代開始，實行兵役管制，所有的人都必須留到大學畢業、服完兵役才能出國，這樣的人想學好的英文實在太難了。學文史的人更慘，因爲他們必須學更好的英文！至於當年像蔣廷黻那樣的人，英文那麽流利，跟印度駐聯合國的代表舌戰，全部英文對白，現在已經找不到這種人了。葉公超更是如此！試想，如果沒有兵役的管制，而我們有很多第一流的人才，講非常好的英文，那麽今天的外交是不是會比較容易？

10．最後，我們的社會整體對什麼是“法治”非常缺乏了解。當然，很多人會說，這都是國民黨教育的結果。我想事實比這個還要複雜一些。無論如何，就是在今天，我也很少看到對法制社會有什麽鞭辟入裡的好文章。會不會是我們的學法的人才對這樣的議題不感興趣？如果是如此，那就是因爲我們整個社會對這樣的議題不感興趣。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來思考爲什麼今天民進黨會讓人家感到“吃相太難看”的印象。臺灣對司法的態度太令人失望了。我們需要有更多在美國讀法律的人幫忙建設臺灣成爲一個法制的國家。


D. 結論：

1. 人文學問的重點不在它的内容，而是它的過程。追求真理永遠比發現了真理更有興趣，而且可以培養我們求知的謙虛，和容忍紛擾説法的民主態度。人文學問越發達的文明，它追求真理或真相的態度就越積極。

2．臺灣過去人文學問不受重視，它當然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現在去算這筆帳已經太遲了。重要的是如何從新開始，用多元的、積極的、有廣大視野的態度鼓勵我們的下一代更努力參與人文學問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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