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十六日林火旺教授於中國時報論壇刊出「蔣經國沒半點功勞？」一文，表示當年的蔣經國在威權體制下，可以選擇不解嚴，若非其寬容，願意主動宣佈解嚴，台灣的民主化至少會晚二十年。這樣的說法，與李煥在日前表示，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出任第六屆總統時，就曾考慮改變戒嚴。其實毫無二異，都有意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功於蔣經國一人，彷彿若非蔣經國的恩賜，就無今日民主台灣。這未免過於迂腐、威權。

政治學的第一堂課，往往會提及正當性為政權存在之所繫。正當性來源，可以是人民，但在不民主的社會，正當性通常來自有權者之相互認可，簡而言之，就是槍桿子出政權。只要這個權力來源不再支持政權，此政權就必須尋求其他的正當性以避免被推翻。國民黨政權敗逃到台灣之際，已為美國所棄，韓戰的爆發，讓美國重新支持國民黨政權。最為直接的力量，除了軍隊協防外，就是美援。當時光是國防支出，往往高佔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八、九成，美援期間，美國所贈之軍事設備，總值就高達廿五億美元，大為減輕國民黨政權之負擔。此外，美援也提供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解除台灣惡性通貨膨脹之危機，也讓國民黨政權得以從事土地改革。美國為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來源，以致國民黨在此期可以維持少數統治，完全不開放中央民代選舉，官僚體系也能透過分省定額之制度，排擠台灣人大量進入公務體系。

直至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政權為聯合國所逐，美國也開始向中國揮手。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外部力量漸失，國民黨不得不對內尋求正當性基礎。一九七二年開始在台灣舉行增額立委的補選，並提拔台籍才俊，也就是所謂的「吹台青」，也大量吸收台籍黨員。不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仍有效箝制台灣的一切，特別是雷震的被捕，讓台灣反對力量頓時中挫。故此時國民黨的正當性，是向台籍精英尋求，而非台灣民眾。

但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一九七七年發表「人權宣言」，直接訴求台灣獨立。同年，黨外勢力開始集結合作，爆發了「中壢事件」，對國民黨的統治，提出最嚴厲的考驗。國民黨選擇了壓制，先托言中美斷交而凍結一九七九年年底的中央民代選舉，又以武力鎮壓群眾，釀成美麗島事件。隨以軍事審判審結此案，卻又相繼主導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以及十信案之爆發，讓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不再受人民信任，民間力量趁勢崛起，尤其是民進黨的組黨。讓蔣經國不能再採鎮壓之故技，索性解嚴、開放黨禁、報禁。

若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就有意改變戒嚴，那又為何會有美麗島事件，又為何會主導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三大慘案？更何況，一九七八年的解嚴也解得不乾不淨，立法院在當時增列戒嚴期間遭受不當判決之案件，解嚴後不得上訴之規定。動員戡亂時期遲至一九九一年才告廢止，萬年國會才隨之終結。刑法一百條之思想叛亂部分，在一九九二年始獲修改。

台灣的民主進程，是全體台灣人不斷努力所爭取，絕非「開明專制」蔣經國所施捨。蔣經國當然可以選擇繼續戒嚴，以武力掃蕩「非法」的民進黨。然而，以當時的社會氛圍，政府要再以暴力、非法的手段鎮壓民主運動，已經達不到蔣介石時代的效果。要說是蔣經國主動解嚴，不如說他已體察時代的轉變，即使他不解嚴，繼任的李登輝總統也必然會解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