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促進和平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要稱他們為兒女！（太5：9）

他要解決民族間的糾紛，排解列強的爭端。他們要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國際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園中，在無花果樹下，享受太平；沒有人會使他們恐懼。上主─萬軍的統帥這樣應許了。（彌4：3-4）

這是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嘉義市二二八紀念碑上面的碑文，不過為了降低宗教氣息，刻在上面的文字有稍作改變。二二八事件至今滿六十週年，二二八平反運動進行至今也二十餘年了。但是，二二八真的過去了嗎？

二二八的傷痕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的〈波茨坦宣言〉已經揭示了日本敗戰後的處置方式。於是，透過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蔣介石政權得以代表中、美、英、蘇等盟邦，接收台灣。歷經日本五十年統治的台灣民眾，無不歡欣鼓舞地迎接祖國軍隊，然而，這樣的期待轉眼成絕望。

國民黨政權動輒將台灣所經歷的一切視為奴化，予以歧視，毫不尊重台灣人的語言、文化與教育。在經濟上，無法將台灣與惡化的中國經濟作出有效切割，讓惡性通貨膨脹蔓延至台灣。政治上，吏治、軍紀嚴重敗壞，俗諺「食銅，食鐵，食到alumi（鋁aluminum）。有毛的食到剩棕蓑，無毛的食到剩秤錘。」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廣為流傳。就社會地位而言，來台中國人填補了日本人的角色，但其專業表現與態度又遠比不上之前的日本人。環境衛生方面，日本時代所建立的防疫、公衛體系，在戰後瞬間被破壞殆盡，讓傳染病趁勢「光復」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讓台灣人開始懷疑，所謂的「祖國」不如日本這個事實，因而有了「狗去豬來」這一說法。

早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台灣社會已爆發多起官民衝突，其中較劇烈的有「新營事件」、「布袋事件」、「員林事件」等三大事件，皆曾出現員警直接向民眾開槍的惡劣行徑，所幸事後控制得宜，事發地點又較為偏遠，才未進一步擴散。類似事件，在二二八前的台灣社會更是層出不窮。因此，1947年2月27日大稻埕的一起緝菸事件，立刻席捲全台。

在歷經一陣混亂後，台灣各地陸續由民意代表、地方碩彥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與官方交涉，要求政府改革。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一面曲諉應付，又派特務滲入台灣人團體，進行分化與破壞，另方面急電蔣介石派軍來台鎮壓。蔣介石派了整編廿一師來台屠殺與鎮壓，同時進行「綏靖」和「清鄉」，並有計劃地補殺台籍精英。

二二八事件造成約二萬人的死亡，但是後續的影響更為深遠。一是台灣人就此對政治以及公共議題的冷漠。日本時代與戰後初期，台灣人熱衷參與公共事務的那份熱情，已不復見，而是鼓勵子女朝醫、商發展。再者，因二二八被大量搜捕的台籍精英，其所遺之空缺，立刻被半山、無經驗、學養的政治新貴所補上，劣幣逐良幣，影響日後的台灣地方政治至今。政府並於兩年後的1949年5月19日頒佈「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5月24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台灣社會正式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陰影加上白色恐怖的鉗制，使國民黨政權有效在台威權統治四十餘年。台灣族群間的對立、仇視與隔閡，也因此更為加劇，至今仍無解。

平反與復合

在長期抹滅事實的黨國教育體制下，加上老一輩的無不將二二八視為禁忌，沒經歷過二二八的台灣民眾，對二二八是一無所悉，許多台灣學子是出國留學後，才透過George H. Kerr的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灣》）接觸到二二八。直到黨外運動興起時，台灣才開始有人公開談論二二八，但執政當局卻企圖把二二八扭曲為共黨之煽動，以此遮掩真相。

當台灣的社會運動開始試圖去衝撞體制的年代，二二八的平反也是一大訴求。在尚未解嚴前，陳永興和鄭南榕就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投入二二八平反運動，長老教會也利用《台灣教會公報》大幅報導二二八相關資訊。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就在「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長老教會與民主進步黨的合作下，1989年落成於嘉義市八掌溪畔。

隨著台灣社會日益地自由化、民主化，二二八早不是禁忌，也廣為國人所認識。1990年代，在社會的壓力下，政府也開始面對二二八的問題。1995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立法通過，但是當時佔國會優勢的國民黨，堅拒使用「賠償」字眼，也反對「追查元凶」、政府公開道歉等條文，讓政府的美意大打折扣。不過這也是暨行政長官公署在1947年3月21日訂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恤救濟辦法」，對受害公務員進行調查與周濟，但是對於一般民眾的損害賠償，是在近半世紀後才有相關法源。該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李登輝總統也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為國家元首首度就二二八表示歉意。1996年，台北新公園改稱二二八和平公園。1997 年，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館成立，該年的二二八紀念日也開始放假。

反省與檢討

如今的台灣社會已經自由到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二二八，但二二八真的過去了嗎？

首先，就二二八的真相以及責任歸屬，至今尚未能完全釐清。每當有人想探討這段歷史時，往往會被戴上操弄族群、消費仇恨等等大帽子。然而，相關的史料，國民黨的部分仍不願完全開放，軍方也一度抗拒將相關史料移交給國史館。2006年的二二八紀念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將蔣介石界定為「最大責任者」，居然引起極大的紛爭，蔣孝嚴竟為此控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求償五十億。黃彰健、朱浤源等幾位中研院幾位學者所組成的讀書會「中研院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幾年來不斷昧於學術良知，扭曲二二八歷史，除了發表過「二二八僅673人死亡」之謬論，尚極力為「高雄屠夫」彭孟緝翻案，偏離史實甚多。即便二二八過了六十年，可是連探求真相還要面對重重的阻力，沒有真相，何來正義？又要談什麼和解與寬容？

其次，二二八當時所面對兩個不同文化間的矛盾與對立，在今天的台灣社會仍是相當嚴重。在特定產業的就業結構中，省籍仍是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涇渭分明。本土化、台灣化在特定具有強烈文化優劣感的媒體、輿論界操弄下，常成為被挖苦、鄙夷之對象。例如2005年喧騰一時的「台客」現象，背後就隱含了數十年來，傳播界將文化差異轉化為階級差異之企圖。2004年的「全民大悶鍋」節目中，在紅底上將黑色注音符號「ㄞˋ」順時針轉45度，宛如納粹德國的倒卍標誌一般，用以諷刺汪笨湖高喊的「愛台灣」訴諸民粹。同樣皆有操弄民粹之流，代表本土的聲音就要被如此惡意醜化扭曲；但是只要符於特定族群利益的聲音，即使更為偏激，在媒體的包裝下，仍可以很布爾喬亞地呈現在觀眾面前。更別說在電視裡面，說台語的往往是穿拖鞋、嚼檳榔的負面形象，說華語的就比較「高級」。用種種的方法去貶抑、敵視本土文化，這樣的現象，又與二二八前的台灣社會差異多少？

最為重要的是，台灣社會皆熱衷於消費歷史事件以為己用，鮮具有反省歷史的能力。所以不只是閩南族群愛談二二八，甚至連當年的兇手國民黨也愛談二二八，目的無非都是為了選票考量。然而，若未能從二二八當中學習到多元尊重的精神，面對愈多元化的台灣，不同族群間的對立反而會愈加隔閡，二二八也永遠無法走出悲情。

二二八不該成為政治的附庸，也絕非族群動員的圖騰。透過對二二八的反思，讓我們去理解與體會多元尊重的意義何在，並從中產生對社會、文化議題的高度意識，尊重彼此的差異，並非粗暴地（或是自以為是的好意）「同化」他人，讓台灣的社會能真正能為一個「豺狼和綿羊將和平相處；豹子跟小羊一起躺臥。小牛和幼獅一起吃奶；小孩子將看管牠們。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小牛和小熊一起躺臥。獅子要像牛一樣吃草。」（賽11:6-7）的非暴力社會。

參考資料：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2006.07）。
莊天賜，〈長老教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1987～1990）──以《台灣教會公報》為中心之研究〉，《臺灣史料研究》12期（1998年11月）。
黃秀政，〈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真相〉，《台灣日報》2006年2月22日～2006年3月1日
戴寶村、王峙萍，《從台灣諺語看台灣歷史》，台北：玉山社，2004。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硏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4。

本文刊於《新使者》98期（2007.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