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這是杜部長在2007年1月10日於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演講的講稿。刊於老杜部落格。

臺灣的教育改革與臺灣的未來

臺灣圖像

在亞洲的東沿，太平洋的西邊，有一個島嶼，大約位於東經120至122度、北緯22至25度之間。450年前西方航海家經過這個島嶼時，不禁讚嘆而喊出：這是美麗之島（Beautiful island；Ilha Formosa。）這是西方人最先知道的臺灣。

臺灣的陸地面積，有3萬6千平方公里，而其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約有3倍。當今世界國家中，臺灣的陸地面積排名第141名，比世界上其它41%的國家還大；人口將近2千3百萬，世界排名第48名，比世界80%的國家的人口還多。

根據最新的GDP資料，臺灣世界第23名，95年11月的外匯存底超過2千5百億美元，為世界第三。臺灣電子產業世界聞名，其中如TFT-LCD及半導體產業皆名列世界前矛，各位所用3C產品中的零件，絕對都有來自臺灣：Made In Taiwan。


這樣的國家，在當今國際社會中，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缺乏合法身份，也連帶使生活在這島嶼的2千3百萬人，未能得到應有的地位與對待，聯合國所標榜的維護人權再添一件被質疑的事例。這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也是歷史問題。

不論是歷史問題或是現實政治問題，其實也都是教育內容會涉及的問題。今天，我做為臺灣教育部長的公務角色，針對還在轉型中的臺灣，將以教育的觀點來討論臺灣的過去與未來。因為我是專業歷史學者，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會放在歷史長期演變的架構下來分析。

歷史的臺灣

根據考古資料，臺灣存有數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而聚落至少早在6、7千年前就出現在這塊島嶼上了。這些人群屬於南島語族，他們可能最早來自亞洲東南部，落腳臺灣後再向東、南方擴散，學術界一般認為臺灣是今日廣大南島民族的起源地之一。直到今天，臺灣都還存在著南島民族，被稱為「原住民」。按照官方的分類，至少有13個不同的族群。這些民族，幾千年來，分批往太平洋的島嶼遷徙，相對於亞洲大陸，特別是文明起源很早且有豐富歷史紀錄的中國來說，卻是陌生的。

中國人對於臺灣島上原住民的了解，要晚到近代以後，幾乎不會比歐洲的航海家還早。不論是臺灣出土的考古資料或是中國的文獻證據，都顯示近代以前最窄處僅僅88 英哩（144公里）海峽之隔的臺灣，從未被中國的政權所統治過。

臺灣被外人，不論是東方或是西方所認識，要晚到16世紀。第一個進入臺灣的統治者，卻是遠從西歐到東方殖民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也因為重商主義的荷蘭人在東亞的殖民，臺灣變成了東亞貿易的轉口站。文明世界幾千年來所不了解的臺灣，因此很快地進入了世界體系。她沒有經過國家的階段，從原始部落社會，快速地被拉入世界貿易網絡中。

荷蘭人在1624年進入臺灣，直到1662年被中國一個沒落王朝（明帝國）的將軍，國姓爺，所驅離。國姓爺及他的兒子、孫子，在臺灣建立第一個中國漢人政權。他們與荷蘭人一樣是個海上王國，貿易範圍從東南亞一直到東北亞的日本，對整個的東亞海面，擁有絕對的主控權。不過，在21年後，1683年，這個政權就被清帝國所消滅，臺灣成為清帝國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區，位於帝國的邊陲。正確地說，中國政權直到此時才統治臺灣。

至於中國人開始大量移民臺灣，最早可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聯合東印度公司引進中國人從事開墾，也有不少中國人來台貿易。國姓爺則帶來大批的中國軍隊與眷屬。而在清帝國統治時期，特別是18世紀，有更多的中國人進入臺灣開發，因此，臺灣的人口結構轉變，改以漢人為主體，原來的南島民族逐漸變成少數族群，加上政治、經濟的因素，中國的漢文化遂成為臺灣文化的主體。

經過212年之後，1894年，清帝國在一場重要的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當時談和的條件之一，是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時間長達半世紀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宣布放棄臺灣，日本所有的軍政力量從島上撤出，由當時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直到今天，「中華民國」是臺灣這個國家的正式名稱，雖然，在多數的世界組織及聯合國之中看不到這樣的國號，但她還與當今世界24個國家建立邦交，互派大使或領事。

多次外來統治下身不由己的人民

從以上長期鳥瞰的說明，你們一定可以體會到臺灣歷史的複雜性。她被不同的統治者統治，人民喪失自主性，隨著統治者改變生活與文化。荷蘭人統治臺灣，不少原住民放棄傳統的泛靈信仰改信奉基督教。原住民沒有文字，荷蘭人教他們羅馬拚音書寫自己的語言，這種拚音文字在中國政權進入臺灣以後也逐漸消失了。

國姓爺的部下都是明朝的遺民 ，他們因為不願接受滿清統治才遷到臺灣。但這批誓死不剃髮、不留「豬尾巴」的明帝國子民在清國軍隊征服臺灣以後，他們的「國家認同」便不能不倒轉了。

清帝國改造臺灣成為一個以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為主體的社會。不過，這個社會卻因為200多年後日本的殖民，臺灣人又被迫接受另外一種的國家認同、另外一種語言和另外一種文化。

日本統治臺灣50年，當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後，當了50年「日本人」的臺灣人，已經某種程度的日本化。不但不同於祖父那一輩的清國人，也與當代的中國人的思想、文化或認同截然有別。他們以日語交談、書寫，也透過日文書刊了解世界文化吸取新知識。但面對國民黨政權，從國家認同和語言文化的學習上，卻被迫做出極大的改變與調整。

如此的歷史經驗，一方面給臺灣社會留下異質的文化遺存，使臺灣文化的內涵豐富化和複雜化。但另一方面，在臺灣的居住民每隔一段時間，因為政權的更迭，都會面臨國家認同、自我定位以及語言、文化的衝擊。這些衝擊即是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對臺灣人進行的教育（廣義的），透過教育塑造國民的性格。

國民黨統治臺灣超過50年，重複著上述的歷史軌跡。當今臺灣的教育問題，特別是人文教育，或許該問：「臺灣的自我是什麼？」。國民黨教育臺灣人說：「只有中國文化，沒有臺灣文化」，「臺灣人即是中國人」，是符合歷史真實嗎？這些問題都成為臺灣人文教育中基本的課題。

威權的統治、威權的教育

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很快展開「去日本化」的運動；特別是教育，全面推行「中國化」教育，學校及公家機關禁止使用日語，代之以北京話的「國語」。這項政策，一開始，臺灣人並沒有反對。不過，不到2年，1947年2月28日爆發了「二二八事件」，臺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專權進行全面的反抗。蔣介石派遣軍隊鎮壓，至今乃無法確定屠殺的人數。這是影響臺灣近代史發展的巨大事件，臺灣人原先把中國當作「祖國」的態度，經此之後，完全逆轉，臺灣人對所謂「亞細亞孤兒」的角色才有普遍深刻的反省。臺灣人民對於政府，除了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之外，又夾雜著「在地臺灣人與外來的統治者中國人」間的族群對立。

在國民黨進行的全面中國化教育中，中國文明被塑造成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明，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地理等與人格成長有關的知識，都以中國為主體，官方嚴格控制；而有關臺灣的部分，則被限制在最小的篇幅內，甚至被全面禁止。在養成國家公民的中小學，臺灣人讀不到有系統的臺灣史，也不知道自己有文學、藝術，臺灣人甚至被教育去鄙視自己的信仰文化。他們了解中國甚至比中國人還深入，但對臺灣卻無所知；臺灣人喪失其歷史記憶，也喪失自我認同。

為鞏固既得利益，國民黨在臺灣實施長達38年（1949-1988）的戒嚴。教育的戒嚴無所不在，檢查對國民黨的忠誠度，控制自由的思想。高中到大學實施軍訓教育，派遣軍人進駐校園，至今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是這樣做的。在此時期，國民黨所推動的法西斯教育與中國化教育結為一體，同時並進。

臺灣主體意識的覺醒

不過，當1988年，戒嚴令解除，蔣介石的兒子兼繼承人蔣經國去世，政權轉移到臺灣人李登輝手中。過去40年臺灣人一連串追求政治民主與社會自由的解放運動，滙成一股潮流，執政國民黨的改革派和在野的民進黨結合，進行了一場所謂的「寧靜革命」，西方式的民主逐漸成為臺灣人的生活方式。這個巨大的改變，完成於20世紀的最後10年，但是，在這10年當中，臺灣不只是走向了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社會，更顯著的是，臺灣開始尋找自我的認同。

這是一股從社會引發出來力量，臺灣人開始問：「我是誰？」「我們的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一類具有哲學性思考的問題，逐漸在社會各階層普及化、通俗化，也對國民黨推行4、50年的全面中國化教育政策，產生致命的衝擊。

我們觀察到歷年來關於「你是臺灣人或中國人」的問卷調查，認為「我是臺灣人」的，從90年代初期約佔兩成左右，公元2000年的三成六，到最近超過了六成。認為「我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兩者兼具」的，則是從90年代六至七成，降到現在的三成多。當然，這種問題，在戒嚴時期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時只可以教「我是中國人」，有趣的是，隨著政治自由化之後，這個數據卻是愈來愈低，到現在，只維持不到5%。換句話說，臺灣主體意識已成為臺灣的主流思潮，民調資料清楚的顯示，不分政黨傾向，也不分自己或父親、祖父的省籍，大多數人都放棄「大中國」（不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考架構，而直接選擇「臺灣」。

這個轉變是社會觀念變化造成的，長期中國化的學校教育，面對新情勢，豈能不加反省而有所調整？但是，正如臺灣的政黨結構還存在著傾向於臺灣獨立和傾向於與中國統一的兩股分歧力量，當今臺灣的教育也無法擺脫兩難的困境，其中包含相當複雜的因素，有既定思維方式不易驟然改變，也有對臺灣安全的考慮。然而世界任何國家，不論自由民主或專制威權，教導孩子了解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文化，是沒有爭議的。惟獨轉型中的臺灣，這個非正常國家的國家，教育孩子認識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卻會遭到挑戰。這種奇特現象只有放在臺灣政治情境中，才可以得到解釋。

當然，經過長期中國化教育的臺灣人，意識或下意識中對「中國文化」仍然難以割捨。不過我們也知道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是兩回事。同一國家可以有不同文化，同一文化也可以有不同的國家，過去歷史與當今世界皆可証明，臺灣即屬於這樣的例證。她雖以中國（漢）文化為主體，但包含有其他文化，即使是中國（漢）文化，她與中國政治上是異國，文化上也有不少非中國的成分。何況所謂「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概念，內容非常複雜，這個學術課題尚未研究清楚之前，已被高度政治化了。

其實歷史不是一切，過去的歷史也不能完全約束現代人非照過去軌道行進不可。臺灣主體意識本來就植基於臺灣住民的自決，臺灣人自己決定前途的意願受到的尊重，才符合文明社會普遍的法則。

自我認識的啟蒙

誠如我剛剛提過的，在臺灣正規教育的過程中，國民黨是要把臺灣人塑造成中國人。客觀而論，這個政策相當成功！但是，在臺灣人覺醒的過程中，關於臺灣的教材也在學校正規教育裡逐漸出現。

最具體的例證是1990年代上半所推動的「認識臺灣」課程，7年級（13歲）的學生首次有系統性、完整的臺灣課程。新課程在1997年付諸實施，包含歷史、地理和社會三本書；透過這套課程，一個中學生基本上可以學到有關臺灣歷史、社會和地理的完整的知識。不過，因為90年代下半臺灣的教育界推動另一波的課程改革，1-9年級課程一貫，取消過去通行學科分別，改以較大範圍的領域，地理、歷史與社會乃綜合成為一門課，稱作「社會領域」，具體的內容，臺灣及臺灣以外的摻雜在一起，「認識臺灣」的課程就在2001年終結。

不過，此時的高中教育，亦即10到12年級，歷史課程有了新的規劃。從原來只以中國歷史為主，再加上世界歷史所構成的教材內容，變成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三分。此一改革可能受到90年代我提出同心圓史觀的影响，即歷史教育要先認識臺灣，由近及遠，擴及到中國、亞洲和世界。不過政策早在我出任教育部長之前就決定，而我的理論形成之時，我是一位學者，從未參與政治。

高中歷史的新課程提供臺灣青年一套完整的臺灣史知識，加重世界史的份量，中國歷史，比過去較簡略。對臺灣青年的歷史教育來說，了解他所成長的環境並對當今世界歷史文化有所認識，應該是要大於，至少要等於對中國的了解。此次課程的調整與實施，自然也會影响臺灣年輕一代的自我認識與國家認同。因此臺灣有一部分主張與中國統一的政治人物遂極力抵制、反抗這套新的歷史課程。

然而，從教育的觀點，我們更著重的是教育學的原理：由近及遠，也就是學生要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也要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

臺灣是世界的貿易強國之一，今天的發展係植基於強勁的國際貿易力。所以臺灣青年不能不知道世界的文化和歷史。臺灣受到中國強大的壓力，中國每年都進行攻台的軍事演習，超過800顆飛彈瞄準臺灣，也從未放棄以武力征服臺灣的可能性。更甚者，中國處處阻撓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無論是政治性的加入聯合國問題，或非政治性的體育競賽，甚至包括與人民健康生命有關的WHO組織，或是其它純屬人道關懷的救災事務。正因為如此，臺灣人不可不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特質與思考模式，才是臺灣求生存之道。所以，在民主化、自由化的過程中，臺灣雖然一方面要走出以中國化為主體教育的陰影，尋求自我的角色，另一方面則更須要客觀地研究，深入地了解中國。

90年代中期所推動的「認識臺灣」課程和2006年高中階段開始教授的臺灣史，研議制訂的過程遭遇到很大的阻礙，但最後都能實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社會的臺灣主體意識壯大。教育上的改革與調整不過是回應人民的需求，以及實現社會普遍的期待而已。「認同臺灣」是時代潮流，由下而上社會力量的集結，不是政府可以由上而下單方向主導的。這股力量，已成為一種動力，塑造出臺灣人民的新人格，也凝聚了臺灣的集體意識。

教育自由化

1990年代臺灣集體意識凝聚的過程中，教育改革另一個核心課題是教育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自由是形式，多元則是內涵。

臺灣的教育自由化是指對個人﹙包括老師、學生﹚以及威權時期遺留之制度的解放運動。這項運動的發生是繼政治民主化之後所形成的另一股社會運動，力量來自於民間。

1994年4月10日，臺灣中產市民階級發動了一場教育改革大遊行，被稱「410教改」。這是臺灣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基本精神是揚棄威權時代的種種束縛，回歸到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從制度上「去中央化」，以達到「個別化」。因此，個別的教師和學校成為推動教育的重心，以取代過去由中央到地方，由政府到學校的一條鞭式的管理。

其中最重要的改變之一，是將教科書的編纂從原來的中央政府主導、編輯，開放給民間出版社自由撰寫，只要審查通過就可以採用。而教科書的選用權則歸於由學校教師所組成的委員會，教師也可以依教學的個別情況，自行編寫教材。於是，威權時代藉教科書的內容以控制或塑造學生思想的機制乃完全瓦解。

過去師範學校所壟斷的師資培育也產生類似的變化。國民黨知道教師的影響深遠，故嚴格控制師範學校，遂使培育小學教師的專校或是培育中學教師的大學，雖然學校型態不同，其校風都相當封閉、保守與單一；師範體系的教育也被批評為最配合專制政府政策的教育方式，因此，其所培育的師資很容易成為統治者的工具。

在90年代教育自由化的運動中，師資培育的管道開放了，一般大學都可以申請開設培育師資課程，因此，教師的來源多元化。他們各具專業，再選修教育學分，投身教職後，基本上使整個教學活動更活潑，更多樣。

至於學生的升學管道也是多元的。數十年來從國中進高中或高中升大學都以一次考試決定成敗，經過90年代以來的改革，現在已經不存在，建立了多元的管道供學生入學時選擇。現在的學生可以依著自己的基本能力測驗成績，加上個人其它的才能表現申請入學，當然，也可以循統一考試的成績選擇學校或科系。

教育環境整體的開放與多元，使得現在接受教育改革洗禮的青少年，比過去的世代更有自己的看法、更具創造力，並且敢於嚐試新奇事物，敢於表現，也懂得如何表現。

教育自由化的影響很快就呈現出來，譬如臺灣學生參加的各種國際性比賽，包括學術方面的數學、物理、化學等奧林匹亞競賽，著重技術的國際技能競賽，或是著重創意的國際創意IF大賽、國際動畫競賽等等，臺灣的學生都得到相當優異的成績。一般都認為這是因為教育環境的自由化與多元化，學生的潛力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之故。

然而，教育的改革不單只是校園的改革，更是一種社會改革，甚至是對文化傳統的改革。在制度、課程與教學方式等方面的改變都將衝擊到一般人的習慣、既定的思考模式，或是傳統的價值觀。

臺灣教育自由化的改革，例如開放民編教科書，建立多元升學管道，都和過去單一教科書、單一評量的方式存有很大的差異。臺灣社會深受中國考試文化的影響，大家知道中國有很悠久的考試傳統，因為能夠公平地提供社會不同階級人士發展的機會而獲得肯定。但此一公平性的維持，國家或民族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譬如缺乏創造力和價值單一化。當教育自由化之後，多元的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自然會出現一些不能銜接的所謂「亂象」（chaos），這是社會尚未調適的結果。但這種不調適的現象，卻也往往會變成政治議題，被人操弄。像最近有人主張要恢復單一課本、單一教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臺灣猶在朝向自由的路上邁進，尚未抵達目的地，這個目標涉及國人的心態、人生觀及文化傳統，比臺灣主體意識的追求還更遙遠。

不過，教育的自由化和政治上的主體化，這兩件事，無論在理論或是實務上都是併行的，兩者也面臨相同的挑戰。這個議題，其實是觸及到臺灣另一個更深沉、更基礎性的課題。但我相信，一旦臺灣社會能夠建立起對個人價值選擇的完全尊重，那時，教育自由化就能得到充份的保障，而國家選擇的問題也自然迎刃而解。

大學自主

根據臺灣的教育體制，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所的業務，都與教育部有關。在過去專制威權時代，大學尤其是專制統治者掌控的重點。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早期曾經發生過幾次警察進入校園逮補學生的事件，但民國初年五四運動的傳統在臺灣的大學校園也沒有完全斷絕，所以偶爾發生的學生運動往往使學校當局及政府頭痛。

18歲以上的青年，人格與思想已一定成熟了，對於威權專制的統治，難免有所質疑。為了確保政權的穩定，國民黨到臺灣不久，就在高中職、專科與大學建立軍訓教官制度。軍官進駐學校以監督學生與教師的政治思想與行為，進行思想控制。

90年代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發生多起學生運動，要求政府加速民主改革，終結1947年從中國各地選出的國會議員以及廢除《刑法》第100條言論死刑罪等。同時，社會上也出現軍人退出校園的呼聲，順應時代趨勢，徹底清除法西斯主義在教育界的殘餘。

雖然隨著臺灣政治的民主化，駐校軍人的角色功能也從過去的思想監督者轉變成學校安全與學生輔導的工作者，但是，一個以研究軍事學與戰爭技能、以保衛國家不受外力入侵的軍人，卻要替代校園安全人員與心理輔導人員，顯然學非所用，並且專業性也難免不足。更何況，學校內設有軍人，在當今世界，即使是軍事獨裁的專制政府也是聞所未聞的。所以，教育部最近積極推動駐校軍人退出校園的改革運動，採用最溫和的方式，屆齡退休、出缺不補，期待在2010年大致完成，讓大學校園能夠不再看到軍人。

過去統治者對於大學進行不同程度的干預，90年代，大學自主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教授們紛紛投入各種社會運動，除了疾呼自由民主，也要求大學自主載入《大學法》，並且修訂相關法令。其中，最具指標性意義的改變就是大學校長的選舉。

在威權時代，大學校長由教育部指派；但自1994年以來，大學校長改採兩階段的選舉。學校先選出2-3位候選人，報呈教育部決定一位。這階段的改革雖比官派的進步，大學擁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但最後的決定權仍然在教育部，顯示改革並不徹底。就在2005年，再度進行了修法，將校長的選擇權完全交由學校所組成的委員會決定。

透過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大學各級行政主管紛紛由校內各級教師自行選舉產生，課程規劃不受干預，經費使用高度自主，教師之錄用與升遷也都由校內各種委員會決定。總之，政府在大學的影响力已降到極小的程度，不過仍負擔公立學絕大部分的經費。

教育普及化與務實致用

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持平而論，對於臺灣的教育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貢獻。其中最大的兩項就是教育普及化及對技術人才的培育。

關於教育普及化，國民黨政府在1968年將6-12歲的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即到15歲。當時，臺灣經濟尚未起飛，財政不充裕，教學的人才與設備皆有所不足，因蔣介石總統的決定而成為政策，長遠來看，是正確的，普遍地提升了臺灣人力的素質。

1960年代也開放民間設立專科學校，培育不少技術人才。日本統治臺灣雖也注重技職教育制度，不過只限於中學階段。國民黨則將技術人才的培育提升到專科層次，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臺灣60年代的經濟發展，從民生工業起家，以勞力密集產業、加工出口為導向，開展國際貿易。此時的教育是工商類科五年制（16-20歲）專科學校紛紛成立；學生20歲畢業後，就具備足夠的就業能力。較高素質的教育人才正好可以供應工商業的發展需求，於是，締造了70年代開始的臺灣經濟奇蹟，臺灣從農業社會快速地轉型為工商業社會，與韓國、香港、新加坡，合稱為「亞洲四小龍」。

到了80年代後期，臺灣的經濟進一步地轉型。高科技產業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此時對人才的需求亦有所不同，需要更高級的技術人才，也就是說，高等教育需要擴大。上述曾經提到的「410教改大遊行」，其中一個訴求就是廣設大學。透過新設立大學、四年制學院及專科學校的改制升格，到2005年，臺灣的公私立大學及技術學院已經超過160所。此時的大學生約為20年前（1985）的3倍，35年前（1970）的6倍多。以一個2千3百萬人口的國家來說，大學生人口占相當高的比例，大學已從菁英教育變成普及教育。

然而，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雖然滿足一部分高科技產業對人力素質的需求，卻也產生一些不協調的現象。大學既然已經轉為多數人就學的普及教育，學校難以再維持過去菁英教育的學術水準，然而大學校風卻仍然以追求與現實保持適度距離的純學術研究為尚，學生從學校所學得的知識和產業界的需求乃出現較大的落差，於是出現大學畢業等於失業的批評。

這種不協調現象有制度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臺灣的高等教育分為兩個系統，各有不同的招生與入學管道。普通高中畢業後進入綜合大學，而高職畢業生則進入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兩個系統間嚴格區分，沒有交流。臺灣人對於知識的態度，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教導「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就是說，追求理論或思想是上層階級的事，而重視實務技能則是屬於下層階級的工作。因此，中學生在升學選擇時，成績優秀者都進入一般高中，以便將來進入綜合大學；而從高職到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的技職學校便只能收到學科成績比較差的學生。

一個國家需要有高級學術人才從事尖端理論研究，但總是少數；事實上具有原創力，能追求知識突破的人，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極少數的。當臺灣的大學生稀少的時代，上述輕視實務的傳統觀念自然只限於人數人，一旦大學增加，傳統觀念便如大水出閘，波及深廣。父母不考慮子女的興趣、資質和才能，都要求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修習高等學位，以博取虛名，而不重視實際技能的培養。這樣的大學畢業生自然難以就業，正應了中國傳統說的「百無一用是書生」。

社會風氣如此，過去綜合大學從政府獲得的經費又高於科技大學，於是，導致本來以技術為主的科技大學也傾向於追求理論，朝綜合大學看齊。在臺灣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後，如果傳統的觀念沒有改變，教育經費分配的比率沒有調整，一定會形成大多數的青年，學術尖端研究難見成績，實際技能也缺乏，這不但造成國家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也是國家發展的危機。

當高等教育無法將孩子培植成具有競爭力的人，也沒有辦法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時候，高等教育的策略就必須調整。

所以，臺灣高等教育當前的重要任務，一方面是投注更多的資源在少數具有研究潛力的大學，譬如2005年推動的5年500億新台幣的額外教育經費，只用在10-12所研究型大學。另一重大的政策則是加強大學和產業的合作，拉近大學與產業間的落差。高等教育攸關國家的競爭力，不論綜合大學或科技大學，都應該在尖端研究、基礎學術和實用產業間，分配適度的比例，尋找自己的定位，而共同原則是務實致用。重視實用的高等教育，在21世紀扮演的角色將如同1960到80年代的專科，未來產生的效益是可以樂觀期待的。

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臺灣的競爭力除了要繼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外，另一個更值得開發且產值比重將逐漸加重的，就是文化創意產業。過去臺灣產業發展的路徑是從出口加工、代工到科技產業，賺得不少利潤，但皆缺少自己的品牌。新品牌的開發與文化創意息息相關，這是一場科技與人文結合的競爭，也是臺灣未來能不能繼續保持優勢的關鍵。

因此，在高中階段，教育部推動延後分流，希望學生能多了解自己的興趣，改變現在高二（11年級）就決定學習方向的模式，延到高三（12年級）才選擇人文、社會科學或是生命、自然科學。大學則推動大一分院不分系，加強通識教育與跨領域的學習，逐漸以學程取代學系。這些都要對現行的高等教育觀念與制度進行改造。

臺灣核心價值的建立

創意教育的基礎在於對個人價值的尊重，這是東方傳統社會比較缺乏的文化。臺灣教育改革從約束走向開放，就是要追求個人的價值，因為只有個人受到尊重，整個社會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才可能存在與發展。

從個人尊嚴到人權民主，從歷史文化的認識到國家正常化的追求，正是解嚴以後臺灣人奮鬥的目標，亦是臺灣的核心價值—可以歸結為臺灣主體意識的形成。同時，教育也離不開文化的反省與重建，臺灣人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對未來的走向才可能產生共識，這不只關係歷史的解釋，也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臺灣人走過的路，有幾個里程碑。第一個是70年代的經濟起飛，臺灣於是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第二個是9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臺灣從集權統治變成民主自由的國度。民主自由對當今臺灣人而言，已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非政治的宣傳口號，當然也遠遠超越20世紀初期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只停留在思想層次的觀念而已。接踵而來的第三個里程碑則是政治與文化的集體認同。2004年，我接掌教育部，提出教育政策的四大方向，第一培育現代國民，就是要從人權、法治的教育落實民主化；第二建立臺灣主體意識，將過去被埋在「中國」瓦礫中的臺灣扶起來；第三全球視野，把臺灣的教育放在世界體系中從事比較，以縮短與先進國家的落差。最後，則強調教育應該要發揮社會正義，增撥教育資源以照顧弱勢的族群、團體與個人。

我今天的演講，在歷史的長景中分析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文化和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希望能給各位女士、先生一個概略而清晰的圖像。這幅圖像有歷史的真實，也有奮鬥的目標。即使現實的國際政治對臺灣極其艱困，我們並不喪志。臺灣不但對內追求更成熟的民主，發展更進步的經濟，維護更徹底的人權；對外，我們也努力要善盡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樂於將人才培育、經濟成長、政治民主和社會轉型的經驗貢獻給世界上有需要的人民和國家，尤其是那些生活貧窮、公共衛生不良、教育不發達的地方。

臺灣人熱情好客，臺灣人和平善良，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我們不曾攻擊或侵略別人，願意與天下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做朋友。但臺灣人堅持有選擇自己所喜歡的生活方式的權利，我們衷心期待國際社會能正視並回應臺灣人民的善意！

在臺灣追求民主過程中，近代民主政治的典範──英國自然成為臺灣人的榜樣。我們兩個國家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以及民族性雖然不同，但英國人對人權的尊重，對自己的信念和政黨競爭的風範多給臺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年來我所追求的理念，個人的尊嚴與群體的幸福，顯然和30多年前我來英國留學，在這棟大樓接受教育有密切的關係。今日返回母校追憶年輕往事，又有這個榮幸在Old Theatre述說個人的淺見，希望在座各位女士、先生不吝指教。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