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這位當院士資歷跟我年紀一樣大的許倬雲先生，他在2000年寫了這篇奇文，連續四天刊載於聯合報副刊，觀點真的很奇特。在這邊嚴正警告本板對於臺灣史不熟的板友，這篇文章問題非常非常多，請勿參考，我有時間的話會一一解析給大家看。從這邊可以看出，所謂「非獨派」的學者都是如何在作臺灣史。中研院那個很搞笑的二二八什麼小組的是如此，王曉波又更明顯了，其他例子多如繁星，不一一列舉了。有耐心的請好好欣賞此一奇文，但是切記，不要當真。

世界老了，我們仍年輕 二十世紀回眸專輯
台灣近百年來的變化 　

世紀思索以社會經濟為切入點，從清朝開始，歷經日治時代到光復這三階段的台灣百年歷史，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社會上層菁英亦不斷變化，究竟哪些人在領導著台灣社會的發展？
許倬雲

我所指的近百年，是從清朝開始，歷經日治時代到光復這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裡，台灣所走的路迂迴曲折，發展方向並不全由台灣自己作主。因此台灣的命運發展到今天，一路有悲有喜，有起有落，正如人生的悲歡離合。

我觀察歷史，通常不以政治為焦點，而是以社會經濟為主。但在討論社會經濟時，難免談到社會上層菁英的變化，哪些人在領導著這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最後還是會牽扯到政治層面。

讓我們從上述三個層次來看這段歷史。

壹 清領時代的社會與產業結構

清朝康熙年間，鄭成功的兒子（鄭克塽）兵敗，台灣成為中國的一個「府」，然後漸漸擴大。到清朝末年，沈葆禎、劉銘傳領台的時候，台灣已是個行省。此處，以十九世紀的最後十五年，做為台灣百年歷史的第一個斷代。

漢人在台灣的早期歷史以開拓為主；清朝嘉慶年間，基本的開拓工程都已經大致完成。而其在台的拓殖，主要路線有兩條：

（一）以台南為基礎，慢慢向北邊推進；先是嘉義，接著是彰化和台北，最後才到宜蘭，這條是屬於從南往北推移的路線。

（二）以直接過海的方式；凡是有哪個地方已被漢人開發得差不多了，這時候便會有從廣東、福建等地直接渡海到台灣來的新開拓者。新來移民開拓的路線，不是由台南逐步北移，而是上岸後直接往內陸推進。為什麼鹿港在當時會成為重要的地點？主要就是因為推進路線到達彰化之後沒多久，就被開拓者佔據了台灣北部，所以鹿港便成為最後一批新移民移入的重要岸口。鹿港並不是港口，因為台灣的西海岸是淺海的沙岸；河川既不長也不平緩，所以河港只有淡水可以用。

由於台灣其餘的港口都不是河港，所以當時從對岸遷徙到台灣的新移民，他們的前進路線並不是「進港」，而是跨越沙洲上岸；因此挑選港口並不是以其條件來挑選，而是考量最短航程直線渡海。安平會成為當時渡海來台的第一個港口，並不是因為鹿耳門是一個港，而是因為從澎湖直接過來時距離它最近；而鹿港之所以被選作港口，則是因為從泉州的月港渡過來最近。

清朝政府的移民政策時鬆時緊，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許大陸移民來台灣。因此許多新移民，其實都是以偷渡的方式；即使在政府許可移民的階段，仍有很多貧窮的移民是付不起船費的；有些沒良心的船夫，以破船載人或者是超載；這些船往往碰到沙洲後便擱淺在西海岸邊；移民被騙到了岸，不少的人，便因此莫名其妙地喪生在沙洲上。渡海移民，在當時可謂是九死一生！

總之，當時開拓台灣者計有直接上岸以及從南往北兩條路線，因移民路線的不同，也直接牽涉到生產的型態與社會的組織。

有力量者被稱為墾首，可向清政府領取開墾執照

到嘉慶時代為止，台灣已經發展出一種墾首的制度。當時那些有力量的人被稱為墾首，墾首可向清朝政府領取開墾的執照。這些墾首往往對地方上的情形，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墾首制發展為兩種可能性：第一，有些墾首本身在台南已有相當的基礎，身邊也有點錢，因此可直接到福建、廣東召募一批貧窮的羅漢腳（單身漢），雇船載來台，有點類似今天的外勞引進。這些有財力的人以為在台南發展，空間已不多，因此糾集勞力，尋求新的發展。

第二種可能，是與平埔番做買賣的人；藉由做買賣，熟悉了地理環境，以及原居族群的特性。這種藉由通商進而瞭解番情的人，往往也能成為墾首，因為他們最熟悉新移民地的環境。

其實，最常見的墾首，往往是前述兩種人的聯合體：既有資金又瞭解狀況，於是大量雇用新來的羅漢腳，或直接從福建、廣東召募運送回來，大家共同開拓。

這些墾首大量的開墾，人多勢大。一個大墾首往往擁有幾千甲的土地和數百個墾丁。有些墾丁是為了和番人作戰之用，不是為自衛，而是為侵略。有時候這些墾首會向清朝政府誣告番人侵害，或指控番人毀約。更常見的是先打後報，甚至屠殺番人且奪取番人的土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墾丁就是武裝力量。因此若是手下擁有上千個墾丁的大墾戶，便可能編制兩三百個左右的墾丁作為其常備兵。他們築堡壘、建村莊（宜蘭一帶用土圍；因此有頭城、民壯圍的名稱，西岸則用竹子，因此新竹、竹圍的地名由此而來）、還有望台，望台上並裝備有槍、砲，這是武力開拓的情形。平埔番基本上就這樣被一步步趕上山、一步步被驅趕到北部。

漢人最後墾拓到宜蘭，當時墾拓者是廣東的客家人吳沙，我們去看宜蘭的地名有頭圍、二圍、頭城、民壯圍（圍指的就是基地），這些都是當時一波波開拓出的基地。等到宜蘭平原被開拓得差不多了，那些從中部被趕到北部、從北部又被趕到東部的平埔番，便順著花東沿海山谷，往後山花東一帶遷移，有些進入花蓮山區，也有些到了台東。

台灣土地的三階級經營者：墾戶、業戶及佃戶

台灣是一個開拓的社會，整個開拓的工作其實從未中止過，墾戶的制度從清朝延續到台灣割讓之時，彼時的台灣事實上是一個階級性的社會。

而當時官府只派遣班兵輪流駐防，官家的武裝力量薄弱，就算是兵力最強的時候，也只有數千兵員。而墾戶手上的武裝力量不小，從南到北數得出來的十幾二十家的大墾戶，算一算也有好幾萬的兵力，其戰力遠超過於官兵。官方的力量小，墾戶的力量大，墾戶就等於是一個當地的封建王國。以板橋林家為例，他們在板橋落戶，但其墾拓的範圍沿著新店溪而上，一直到大坪林、文山、新店等地都是。現在台北的公館，其實就是當時林家收租的辦公地方。公館的公，並不是王公、也非政府，所指的就是林家之「公」——因此可以想見其在當地的力量。

由於墾地太大，墾戶管理不了如此大的面積，於是有了第二層的管理者，稱為業戶。墾戶是官方許可有開墾權利的人，而他自己管理不來時，通常就由他的老部屬，領取他所給的執照稱為業戶，相當於二級主管的地位。

墾戶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組織也很龐大：有收租的公廳、統帶墾丁的隊長、有糧倉、也有負責貿易的部門，相當於一個小型政府；業戶是直接領有田地的地主，通常領有一百、五十甲的土地。這些在台灣的「二等地主」，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比起中國南方的大地主還來得大。這些人理論上並沒有地主權，但他們擁有分包的權力，在他們手下的墾戶則是佃戶及佃農。

因此，台灣土地的經營者分為三階級就是墾戶、業戶及佃戶。

當時土地權相當繁複，台灣類似個封建制度的階級社會

中國農業是精耕佃作的農業耕作方式。田地耕種了兩年依然肥沃；不像美國粗放農業耕種兩年，土地就貧瘠了。中國人種田總會保持土壤肥沃，而採用輪耕的制度，讓不同的作物輪流種植；水田更不斷以加肥、犁田，改進土壤肥沃力。中國的佃農不捨得輕易將田地捨去，因為當初台灣的農人從番人手中剛奪下這些田地的時候，這些田地其實並不怎麼肥沃，要經過好幾代的經營整治，田土才能如此肥沃。台灣農戶對水利、挖井、通渠道等方面都很重視，例如彰化八寶圳，就是當時的墾戶——施家所開鑿，也灌溉了大片的田地。

精耕佃作的佃農，也在領佃的田地上投入不少心力，因此佃戶捨不得離開土地；如果佃戶最後因為勞力不足，或是因年歲已高，往往又得分包、分佃，讓別人耕作，但並不會放棄其對田地的耕作權。所以中國的土地一向有「一田二主」的情形，分為地面權與地底權；地底權是所有權，而地面權則是使用權。台灣則是一地有三至四主，從墾戶、業戶到大佃戶與小佃戶，可分有四級。「佃」權本身可以轉讓、典押，但所有者往往只肯「典」而不出賣，因此土地權變得相當繁複。同時這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地位其實很複雜。因為每一級對其上一級而言都是依靠者，上一級掌握了最後的決定權。這樣的社會是一個階級化的社會。假如用廣義的封建來解釋，是統治權和經濟的控制權合一的階級性社會，類似封建制度。日本的學者東嘉生（第一位寫台灣經濟史的學者）就以封建制度來描述台灣的情形。

當時台灣銷往大陸的農產品以米和糖為大宗

台灣當時的經濟並不只為了滿足自給，而是以農產品銷售大陸，其中又以米和糖為最大宗，其次則是藤及木材。當時福建、廣東的藤料幾乎都是從台灣運過去的。如今福建和台灣都沒有了藤，反要從菲律賓與印度尼西亞運過來。「抽藤」是當時剛來到台灣的羅漢腳的生計，他們只須一把斧頭、一包鹽，便往山上去抽藤；取來的藤料交給藤戶運售大陸。當然，果糖的貿易為數大，獲利也多，是台灣當時經濟的主要來源。

台米運回唐山，不往福建，而直接運送到上海、天津等缺糧之地。當時的墾戶也幾乎都是大糖商兼大米商。糖，主要由糖廠生產。當時傳統用牛來推磨子、推椎或榨床等。糖廠產量有限，因此台灣的糖，難以和廣東糖廠在華南競爭，所以也都往北銷售，直接對渡到廈門，或運往華中、華北；台灣的重要港口也就慢慢移轉到基隆，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基隆港是朝北往上海、山東、天津運輸，於是，基隆在清末成為重要港口。同時因為有了汽輪，基隆附近開始開採煤礦，以供給船隻燃料。後來，基隆煤礦造就了顏家的財富。北部台灣也有金礦，出產少量黃金。

清領時代台灣的經濟產業並不怎麼現代；主要的經濟結構是靠外銷大地主手上的米、糖，以及一些黃金和煤；並從福建、上海進口一般日用品。這些進口出口的事業也是由大墾戶包辦的，當時最大的墾戶有兩家，一是板橋林家，一是霧峰林家。

科舉不發達的台灣其權力結構不同於中國省分

板橋林家是靠賣米到天津起家後，進而再捐官。當時捐官有兩種方式：一是捐助餉銀或賑濟災荒，因此政府賞給官銜；另外一種則是花錢去買官，花多少錢就買多大的官。清朝在太平天國之後因為收入不夠，捐納是政府的大筆收入。板橋林家便是以財力換取官銜，得到特殊地位。

而霧峰林家則是以武力揚名，他們曾率領當時稱為台勇的民兵參加太平天國之役。林家的官職相當高，有總兵與提督頭銜，就是相當於現在的師長、旅長的地位。更早，還有嘉義王家，只是後來沒落了。嘉義王家是以平海盜封官；水軍將領王得祿、太子少保封子爺，可以說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官了。此外，高雄的陳家（即今日的陳啟川、陳田錨的祖上），則是以經商致富，從雜貨店到當鋪都有，陳中和為人和善，在高雄是有名望的人家。

前述幾家在當時的台灣皆是居於領導地位，但沒有一家是以科舉功名著稱。台灣的科舉一向不發達，在清朝的題名錄上，台灣雖然有進士、有舉人，但在清朝滿朝文武中，台灣出身的進士為數極少，而且多半只是冒籍。由於當時的進士有配給，很多人於是冒籍應考，其實根本就不是住在台灣。台灣科舉並不興盛，因此其領導權力的結構，也就大大不同於中國南方省分。換句話說，台灣是以財力稱雄，地方勢力為主的權力結構，其階級層次相當明顯，卻也不能隨便逾越。佃戶階級的人根本沒什麼機會能輕易往上爬。

清末，劉銘傳主持台灣建省，也進行了多項現代化的建設。他興建了台灣第一條鐵路（台北到新竹），這是用當時大陸建好又拆除的鐵軌興建而成；他規劃了台灣第一個有都市計畫的城市（台北）。劉銘傳在今天萬華一帶規劃的都市計畫，有馬路、下水道、路燈以及店鋪的格式（即今日商家的形式，前店後住家），還規定市民掃街，清潔市容。台北也成立了第一個由政府組成的消防隊、義勇警察。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步，就是由清朝時代的劉銘傳推動的，後來的很多都市就是仿照這個模式推動的。雖然當時台灣已有初步的現代化，但規模仍舊不夠，也沒有普及全台。至於台灣的社會結構，也沒有顯著的現代化。

貳 日治時代的社會與產業結構

日本人來了以後，台胞激烈抵抗十年之久，日本鎮壓反抗的手段相當殘忍，估計有五、六十萬人犧牲。台灣當初割讓給日本時，人口也不過三百萬，那些犧牲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戰場上喪生的，有的是因整村被圍剿而滅亡的，例如當時高雄大橋「橋頭」的客家村就是全村被滅口。這一類的事件在當時並不算少，而客家人又可以說是損失最慘重的。日本以武力統治十年之後才改採文治。

但日本的文治階段，對台灣的建設，頗有足以稱頌之處。當時台灣總督府都是由武官（海軍或是陸軍）出任；後藤新平自願來台服務，擔任總督府的文官長（秘書長），負責推動現代化以及台灣的文治。後來他也成為台灣第一個文人總督。他當時推動的一些建設，非常值得我們佩服。他的動機是要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最有成績的模範殖民者，他的工作是幫助台灣發展為相當現代化的地方，後藤在台灣史上，因此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日人對台灣的衛生、教育、法律、農業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樹

首先，日本政府建立了台灣的衛生制度。因為台灣屬於熱帶氣候；台北更是一個湖底平原，氣候相當潮濕，還有許多蚊蠅傳播疾疫。日本政府設立了衛生警察制度，負責追蹤傳染病，監督地方生活的衛生程度，清除污水、垃圾，不許買賣腐爛食物；同時還設有衛生站，負責幫人民打預防針，以及照顧一些普通的病患。這樣的公共衛生制度，甚至於日本本國都還沒有如此徹底。

其次是建立國民教育，使人人有機會受教育；但是日本人的學校總比台胞學校多出一年之教育。

第三，則是嚴明的法律制度，且執法嚴酷；偷人東西者就砍了左手，普通罪犯便處罰服勞役。不過這套管理，最重要的便是不貪污。嚴格的司法制度則是靠著警察來維持與實施。當時在台灣當警察的必是日本人，台灣人至多只能當上警察的助手。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當時就是警察的助手。警察往往成為地方上的最高統治者，所說的話有極大權威。

第四個功勞是農田水利的部分；台灣早就有了農田水利，但後藤新平藉助政府的力量，建設更多的農田水利系統。當台灣墾戶掌握地方權力時，是由墾戶負責興建水利，政府的建設並不多。現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塯公圳是清朝政府所興建的；日本政府則大力興建大規模的水利系統，例如烏山頭、白河水庫等等。清朝時，客家人在水利方面貢獻也很多，築了很多池塘。日本時代的水利則是在河的上游興建水壩，以更多渠道來引水入田。

在農業改革方面，日本人也很有貢獻；日本人在台灣進行了亞洲第一次的農業革命，用現代的化肥與殺蟲劑，並利用現代化的方式選種，使得農產收成大幅增加。

上述這些建設，先不論其動機為何，卻是功德用於民，成績相當了不起。因此，事實上今天仍有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相當懷念日治時代，主要就是這些功勞所致。

日人以「紳章制度」來培養新的階級

在社會制度方面，也有一些重大的改變。一九０三年，台灣的土地重新登記，這一登記，就取消了原有的墾戶制度；因為業戶才是登記在案的使用者，而墾戶則是負責組織開墾的人，理論上並不是土地所有者。所以日本人剝奪了墾戶原有的權益，而業戶則理所當然的升等為正式的土地所有者。

這項轉變有兩大功能：一是落實土地的管理；二是落實對台的統治。而日本對台統治的落實，也進而造成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是：總督府政令直接下達基層，這與清朝只管到墾戶有相當大的差別，讓政治力藉由保甲、警察而直接達於人民。警察的權力比當地的保甲、街庄要大，且所有的行政官員都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的行政人員可以透過警察直接管理地方，毋須透過保甲或街庄。

因為政治力量直接管理人民，等於剷除了台灣階級化的現象。但是階級仍是存在的。日本人用「紳章制度」來培養新的階級。他們選拔地方上有財力、有地位、有聲望的人，承認其在地方上的特殊地位。這套制度抄襲自英國人管理香港時所設立的「太平紳士」制度。（「太平紳士」原指的是英國本土地方上的小頭頭，太平乃是Just of piece，是排難解紛的調解員。）日本創設紳章制度，由此承認了台灣地方菁英的地位，相當於官派的地方領袖。這些地方菁英，大半是清朝的秀才，當過舉人，有得過功名，或是有頭有臉的業戶、大商家等。使這些人擁有紳章的待遇，這也是第一次由官方建立起來的地方領袖，他們也幫助日本人鞏固了對台灣的統治。

教育機會不均等，醫生是當時的新菁英

第二個改變是教育方面：台灣的學校教育當時分成兩軌：日本人念的叫小學校；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公學校需讀四年半，後來延長為五年；小學校則要讀六年，這是有差別的。而日本人在台灣有自己的中學，到最後更有了台北帝大。現在（光復以後）每個地方都有一中、二中，就是因為一個給日本人讀的、另一個才給台灣人念的。今天的台南二中在當年就是日本人的學校，而台南一中是台灣人念的。台南二中的設備、房子都很好，甚至還有游泳池。日治時代的台灣教育機會並不均等；日本人在台灣受過教育便可出任公務員，台灣人則只能被訓練來擔任工廠的員工。

而台灣人可以到日本求學，李登輝會去日本念書就是因為如此。這些留日的台胞回國後，最多也是當醫生；相對的，醫生是最好的職業了。當時的行政區域分為州與郡；州比現在的縣還大，而郡則比縣來得小。台灣本地人要當文官，就只能當到郡守。因此從政這條路根本不是台胞可走的。當醫生還比較有出路，少數人可以當律師，擔任工程師的人數也相當少，因為日本在台灣所設的廠，幾乎完全不用台灣技工與管理人員。醫生便是地方上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好、日語也講得最流利的新菁英。這類的菁英分布得相當廣，從城鎮到鄉村都需要醫生，台灣的醫生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所培育出來的非政治地方領袖。等到紳章制度普遍，醫生階級出現以後，很多地方小鎮的醫生也便成為「紳士」了。

階級是存在的，因為新的工業引進後，財富造就了階級，特權也造就了社會地位的差異。日本人在台灣設立的公司，稱之為株式會社。當時最多的株式會社都是糖廠。糖廠廠區分為工人與職員兩種房舍，兩者差別很大；工人頂多只有十個榻榻米大的空間，沒有自用浴室。而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也有階級之分，廠長與副廠長住的地方相當考究，好像豪宅，甚且有自己的花園；而課長階級的房子就小一點，管理人員的再小一點，階級相當分明。

當時的五大台灣家族享有相當特權

除了糖廠，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差不多。以大學為例，台北帝大的教授與一般小職員的待遇，相差就很大。官方人員的官舍也與一般人住的房子相去極遠。因此，當時台灣的社會階級，從種族方面來看，又分為日本人與台灣人，而台灣人之間，也就出現了新的階級區分。

在產業方面，由於墾戶失去大片土地，但多半都還擁有大量錢財，足以與日本人合資設立株式會社。先前在清領時代所提到的幾個大戶，再加上後來的辜家，（辜家當時有相當大的特權，可以任意圈選彰化方面的土地以及全台樟腦的專賣權，成為日本時代的台灣大家族）板橋林家以及霧峰林家，高雄陳家和基隆顏家，都成為當時第一等的五大家族。（顏家出頭的原因，是因為要管理當時清朝並不太想管的採煤人，而由日本人所挑出來的；顏家成為警察的助手身分，進而成為最大的煤礦主。）

這幾個大家族，與日本三菱、三井等合資開設公司，當時台灣的公司幾乎都有他們的股份。但他們並不是出錢最多的，日本人出的資本仍然是最多的。這些公司後來也到大陸去投資，而這些大家族成員，由於語文上的方便，可以做到該公司在大陸分公司的經理人員階層。所以在商業方面，頭等大戶的家族及其副手，仍是既得利益者。

當時台灣的經濟結構已與日本結合在一起

當時台灣的經濟結構也有所轉變：米、糖不運到中國而運往日本。台灣培育出來的蓬萊米，在日本稱為國寶米。當時糖的價格相當高，台糖因為有了新的機器設備，因此在十年之內擊敗了廣東糖，除了佔有中國市場，供應日本全國所需，並且還能外銷以賺取大量外匯。此外，樟腦代替了藤業，成為很重要的外銷品。台灣的經濟結構基本上已與日本結合在一起：日本的機器、日本的管理，加上台灣的土地與人力，支撐起台灣的經濟。日本國內耕地面積、農業人口因此相對減少，資金與人力都轉移到工業，日本重工業的起飛，就是靠庚子與甲午的賠款，建設了重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台灣的米糖輸入，又使得日本經濟結構提升不少。茶也是台灣重要的外銷品，不同於清朝時代的是：這些茶主要是外銷到歐美與日本。

在社會階層的最下層指的是街庄以下的層次，這是第二級的地方領袖。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在兩個領域：一為產業合作，相當於現在的信用合作社；另外一種是運銷合作，日本人稱為興業，是發展企業的工作。這些人既進不了政治圈，手上的資金也不夠格進入株式會社，因而轉移到地方上的小企業。此外，這些人當中有的是負責水利的工作，分配水資源的使用權；或是在農會裡工作，推廣農業知識，以及經手農業貸款。這一階層的人往往由地主或富農構成，他們無法經由政治或教育提升，便只能從當地的經濟發展。於是這些人就成了第二階層的企業家；成立汽車公司、倉庫、軋米廠、碾粉廠、修理廠及經銷商等——凡此都是這一階層人士的主要產業。這樣的制度，竟也培養了一群在紳士以下，屬於地方的草根性領袖。

光復以後的社會與產業結構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以後，遣送大批的日本技術與管理人員回國，使得台灣的產業結構留下了大斷層。台灣人所受的訓練並不在於管理及高級技術層次，因此日本人走了之後的空缺逕由大陸人接手。然而填補這些職缺的大陸人卻未必是最優秀的人才，大多數都是從福建跟隨陳儀來台的人佔據了這些空缺。這一轉變造成負面印象。同時，陳儀的軍隊都是地方團隊拼湊而成的雜牌軍，不僅紀律不好、訓練不佳、作戰能力也相當差。當初接收台灣的軍隊及管理人，在能力、紀律、外觀上，都令台灣人相當瞧不起，但偏偏卻由這批人來填補日本人留下來的空缺！

光復後，「半山」與原先紳士階級發生利益衝突

而日治時代社會的第一級紳士，不是下了牢，就是逃到日本去，接替這批人位置的，是被稱為「半山」的台胞。這些人往往是日治時代或是為了反抗日本人統治，或是為了其他原因而滯留在大陸上。以板橋林家為例，林家當時有兩個部分：一在板橋、一在廈門，林家人來往於兩岸之間；住在廈門的雖然幾乎沒機會回台灣，畢竟與台灣的林家還是一家人。連橫的兒子連震東就是被派到大陸念書；黃朝琴是認為在台灣沒有出路，便跑到大陸去發展，後來在外交部當上總領事的階級。這些人當中也有軍人，例如在新竹擔任警備司令的蘇姓中將。這些「半山」在台灣光復以後，又大量回到了台灣。他們的回台就與原先紳士階級的人發生利益衝突，「半山」要佔領原先紳士的位置，這樣的衝突於是造成二二八事件之後清算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以後，政府清算各地的維持會或治安委員會成員。治安委員會是由當地地方上的一級領袖擔任，當時這些委員會的成立並不是要搞獨立，甚至連提出自治要求的人也不多。他們頂多只是維持地方治安的工作；可是這些人幾乎全被剷除，看看後來銀行、工廠、公司被誰拿走，不難猜測出是由誰提供的名單。

當時皇民是特權階層信奉神道教或基督教

由這個轉折而失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是許多地方上的第一層領袖，及醫生出身或者日化相當深的皇民——皇民大多指的是曾到日本留學的人；皇民的階級出現在一九三○年代，當時日本要將台灣內地化，所以從台灣人裡面選出一些說日本話（「當時稱為國語）、並且改採日式姓名、改信日本神道教的人作為皇民。到了太平洋戰爭的時候，皇民佔了全台灣人口的百分之四，這就是所謂皇民化運動。

因為太平洋戰爭需要台灣的軍力，最初台灣人當兵只夠格當扛東西的軍伕，等到軍力不夠時才可以當上軍人。為了讓台灣快速地內地化，於一九四四年皇民化程度最高的時候，台灣已有百分之七的人口是皇民。皇民家庭基本上並不太會說台灣話，他們的日本話反而說得比較好，子弟也可以在日本學校受教育；李遠哲先生自己也曾親口說過：光復以後，他們李家三兄弟從日本學校轉到當地小學時，就曾被全班台胞一起追趕攻擊。當時皇民在台灣是特權階層；皇民不是信仰神道教，就是基督教，而本地人則是信仰傳統的宗教。所以，日本人雖同化台灣，到最後台胞仍保存了宗教信仰而不為日本所同化。

光復之後皇民大大吃虧。日治時代的上層階級，在經過二二八那次慘烈的「大地震」後，原來上層的人幾乎全都被震倒；這些人不少是今日具有強烈台獨意識者的祖先。而那些「半山」，可以現在的連戰為例，其立場截然不同。光復以後，台灣斷掉了與日本的經濟聯絡，還來不及與大陸的經濟聯繫上，一九四九年又斷了與大陸的聯繫。台灣於是轉化成以外銷世界各處為主的經濟型態。

土地改革造成社會階級結構的重整

重建台灣的經濟建設，主要的轉捩點是土地改革。先是「三七五減租」、再來是「耕者有其田」，徹底地改變了台灣經濟結構。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後，讓當時的業戶，即大地主的本錢轉入工業生產或是企業投資；政府為了賠償業戶的土地損失，於是以日人株式會社的股票作為補償。這些第二階級的富戶，也將財富從土地中解放出來，轉而投資到工商業，因而引起台灣經濟結構上的大轉變，同時也造成社會階級結構的重整。第二層的領袖離開了土地、離開了農村、離開了街庄，而投進工商企業裡，這些人有的成功了，也有人失敗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又造成另一場階級地震，有人因而出頭，有的人卻因經營不善而沒落了。

在地方領袖階級呢？國民黨用日治時代那些街庄與市鎮合作社，農田水利會的一批人，出任當時的鄉鎮代表及鄉鎮長。台灣的選舉始自一九五四年，當時選的是鄉鎮代表。日治時代有州郡的參議會，也有總督府的參議會。總督府的參議會是屬一級富戶參加的，而州郡的參議會則是二級富戶才進得去的。然這些全都屬空頭銜。國民黨於一九五四年開始實施的鄉鎮代表，與鄉鎮長選舉，也由前述所提及的農會、水利會及合作社等人為主要成員。因為牽涉到地方權利，地方上於是產生了派系；這些派系又往往由國民黨暗中操控。

一般而言，國民黨在每個地方培植兩個派系，為的是由兩派的人馬輪流出任，並且讓彼此能互相制衡。這種派系的糾紛在日治時代也一樣存在，只不過當時日人操控的是第二等富戶，而國民黨操控的是草根領袖，讓第三層的人士能慢慢提升。如今所謂各地的地方勢力，皆是源自於此。這些地方上的勢力，如今已升到立委、縣市長階層，或甚至當上中央大老。近十年來，這些地方派系又有一些變化：原本那些自光復後所出現的老派系，因為選舉而重新洗牌之故，許多老舊派遭到瓦解，而不少新派系漸漸出頭。當地方上的某個人正處在有利的位置上時，他就可能形成派系。桃園前縣長劉邦友原是沒沒無名之流，只不過是派系裡的小頭頭，後來竟也成為某個大派之靈魂人物。因此，若想將台灣的派系糾葛排出一個譜系，也只能排到十年前。最近十年來變化太大，比較不容易理清頭緒。

下一波經濟結構的轉變在哪裡？

台灣光復以後，經濟結構一直以外銷為主：「耕者有其田」政策成功之後，經濟結構出現大的轉機，造就了龐大的內銷市場。使得原本沒錢的佃戶也開始有了消費的能力。但是光靠內銷維持市場是不夠的，台灣必須開發外銷市場。早期外銷是以糖、水果等農產品為第一階段的商品。糖及水果外銷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便開始發展第二階段紡織業的外銷，這是有計畫培植出來的產業。當紡織業也到某個水平之後，接下來就是石化業。王永慶就是靠政府培植起家的，其中技術的轉移、資金的融資也經過完整的規劃。等石化工業也到了一定的水平，便開始發展資訊工業。

這一波波的產業變遷，是有計畫的工業升等。資訊工業的最後一波，也就是今日大發外銷財的積體電路。資訊工業在孫運璿病倒的時候就已經進行了，到今天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危機也隨此出現了，接下來的下一波會在哪裡？是什麼呢？由於沒有計畫，經濟結構不會自動調節，台灣經濟將會出現大問題。

話又說回來，台灣新結構中的領導階級是靠技術起家的，原先的社會結構並沒有這群人的空間。這批技術人員靠著本事、靠著技術打出天下。等台灣工商業發展到經濟起飛這個地步，同時也出現城市化現象，造成土地的價格暴漲，於是又造就了另一階段的大地震。那些原本尚到不了街庄階層、農會水利會的地主，也因此發了土地財。現在台灣到處都是暴發戶，連本來那些街庄領導階級的人，可能都比不上這些人富有；而靠著本事辛苦打天下的技術人員們更是望塵莫及。

我們交代了台灣百年來錢與權的關係，現在兩者的結合，又在選戰中呈現出新的面貌來。


（許倬雲新著《從歷史看時代轉移》將由洪建全基金會出版）

【2000-11-17/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2000-11-18/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2000-11-19/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2000-11-20/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