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欣見臺灣史學研究的前輩戚嘉林先生在22日對拙作〈寧勿劉銘傳〉作出斧正，讓我彷彿回到當年上國編本歷史的那段青澀年代，令人回味無窮。不過戚先生的幾點指正，卻有待商榷。

首先，拙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對長期來過度美化劉銘傳之現象（或稱神話），提出反證以再思其功過，而非要對劉銘傳的一生作出總評。且歷史重的是質化研究，並非量化，戚先生所言比例原則，著實讓人費解。

其次，拙文所提開山撫番、重北輕南、財政支絀乃至不得民心等諸點，戚文卻皆未回應。看到的是如流水帳一般，列了一串洋洋灑灑的建設。然則，這些新政的實際成效為何，才更該去檢視。為了推行這些建設，劉銘傳在既有體制外，疊床架屋地新設許多新機構，大膽任用親信從事新政，以期速效，卻因用人不當，或是對於新政有不同的想像，反引起更大的災難，造成民心盡失。拙文所引胡傳、Davidson，抑是淡新檔案內的種種書狀，皆詳實地對自強新政作出第一手的看法。但戚文援引的多是事不關己之後人、外人所評。即便是林獻堂「飄零看大樹，還有鶴來無」之語，也因為1881年生的林獻堂，未必親身體會劉銘傳的新政，加上他之後從事社會運動之背景，其對劉銘傳的想像，是帶有民族情感的，缺乏代表性。

而戚文提及劉銘傳在台南新營庄創設糖廠，以新法製糖，也與事實有所差異。臺灣新式製糖始於1901年設於橋仔頭（今高雄橋頭）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況新營庄也是日本時代才出現的地名，清代何來新營庄？如此張冠李戴，殊為不妥。

不否認，劉銘傳較於清代其他官吏，有更恢弘的視野與勇氣，但是歷史不該只看一面，在劉銘傳為人所傳詠之背後，被忽略的失敗與黑暗那一面，更發人深省。只看一面，與其說是歷史，毋寧是神話。

本文刊於2006.11.24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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