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這是我在2004年初所作的訪談。臺灣二二八平反運動，除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外，長老教會才是最大又最堅定的一股力量。

訪談、紀錄：曾韋禎
訪談人：盧俊義牧師（臺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2004年1月1日21-23時）
　　　　林培松牧師（臺南文賢基督長老教會，2004年1月19日10-12時）
　　　　黃智鴻牧師（嘉義民雄基督長老教會，2004年2月2日9-10時）
　　　　康文祥牧師（嘉義大林基督長老教會，2004年2月2日13-15時）

前言

長期以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除了是臺灣最大的基督教團體，但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教會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尤其是追求臺灣人自決，關懷本土，更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一貫的堅持。近年來關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會、政治參與的著作不少，其中大多是社會學研究所的學位論文。 相關人士的回憶錄則有則有黃武東、 高俊明 的回憶錄。

我個人較有興趣是剛解嚴後發生背景在嘉義的幾件社會運動：五二０農民運動、拉倒吳鳳銅像事件、二二八紀念碑設立運動。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於這三件事的參與極深，嘉義中會的許多牧師都投身於其中。這三件事彼此也有些微妙的互動關係。本篇訪談紀錄，主要訪問幾會當時參與牧師的看法與感想，作一簡單的整理，希望可以獲得報章雜誌以外，較為直接的史料。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按出生年代排序）：

林培松牧師：1937年生，雲林元長人，1979年8月1日至1987年7月31日擔任臺灣教會公報社總編輯。在這三事件發生時，他擔任嘉義中會鹽水教會牧師。目前擔任臺南中會文賢教會牧師。

盧俊義牧師，1946年生，高雄市人。1987年9月1日至1993年8月31日擔任臺灣教會公報社總編輯，並之前與之後在嘉義中會西門教會擔任牧師。目前擔任七星中會臺北東門教會牧師。

黃智鴻牧師，1953年生，高雄縣岡山人。長期擔任嘉義中會社會關懷部部長，自1987年2月至今，皆擔任嘉義中會民雄教會牧師。

康文祥牧師，1957年生，高雄縣梓官人。1985年11月至1989年7月底擔任嘉義中會義竹教會牧師，之後擔任嘉義中會頂六教會牧師。目前擔任嘉義中會大林教會牧師。

訪談內容

一、關於臺灣教會公報社

（林培松，以下簡稱林）：當時我在臺灣教會公報社當任總編輯，當時教會公報就是主張臺灣人自決，堅持公義。1981年，時事綜合週刊有期的封面在醜化教會公報，它畫說教會公報是被三個小鬼養育的，一是WCC，一是國際共產黨，一是中共。當時這雜誌是滿街在賣，當時也是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的時候，他們用這種惡劣手段打壓我們教會。當時只要公報出版，就會被禁。

之後教會公報為了二二八的事，當年教會很多優秀青年遇害，像是林茂生，首位臺灣的博士，戰後還任台灣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又任民報總編輯，就遇害了。往後四十多年，大家都噤若寒蟬，他兒子林宗義，因為是林茂生的兒子，只得去國外發展，並且在WHO任職。四十多年之後，回來時他跑來找我，他說他要在那年過年大年初二要在濟南教會舉行他父親失蹤四十年的追思禮拜，我還有高俊明牧師、翁修恭牧師等，都是幾個教會重要的牧師，我們就把這次聚會的內容，作成專刊，在1887年2月28日那週的教會公報刊出。這是我們教會的人，死了四十年，沒人敢追思，我們教會來追思，結果就被沒收。我們教會的人是不受壓制的，所以打算發起抗議遊行。當時在戒嚴時期，抗議遊行雖然可以，但是警方不用報備就可以逮捕、毆打你。那時就是黃昭凱去策動，要準備抗議時，是4月5日週日，禮拜結束後中午，在臺南市分作七個據點，七條街道，同時進行，走到臺南市政府前的民生綠園集結。當時市長林文雄出面接受我們的抗議書，我們表示，臺灣教會公報百餘年的歷史，沒有人敢沒收，警總居然沒收了，簡直是土匪行為。後來政府重新印製歸還我們，之前沒收的就不知去向。我擔任公報的總編輯，覺得很榮幸，因為我們抵抗了威權的政府。7月底我就卸任總編輯。

（盧俊義，以下簡稱盧）：1987我剛入公報社，原總編輯林培松牧師任滿，公報要找總編輯，就有人推薦我，當時我在嘉義西門任期未滿，他們不知要怎麼找我去，就找高俊明牧師、當時的立法委員張俊雄，當時他擔任理事會的理事長，以及東吳大學的教授黃昭弘長老，三個人就去跟嘉義西門教會的長老說，讓我去公報社。長老們說，任期未滿，那要如何。但既然總會要人，就讓總會優先。而他們為何要找我，這我就不知，有可能看我的週報知道我有些sense，在二十年前，嘉義西門的我的手中可以說非常出名，當時就很多頁了。現在臺北東門教會週報的模式，就是我嘉義西門教會週報拿來用的。就十幾頁了，都是文字版，我每個禮拜都會寫一篇文章，較少用講道稿，因為我認為週報是給教會信徒看的，這是要做一個教育的工作。所以我看週報的角度跟一般牧師看週報的角度可能不同，就像報紙一樣，是個教育的工具，週報屬於小眾媒體，我是用這個角度去看週報的。當時就很多人在看我們的週報，就像今天很多人要看臺北東門的週報一樣。或許他們看了週報，又加上有人提名盧俊義牧師，那就找我來談談看。後來西門教會也同意我去，但是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任期，所以剛開始時是兼職，週一到週五我去公報社，週六、日在嘉義西門教會，所以我上班五日，晚上回來帶家庭禮拜。1988年4月，我跟教會說我不行了，我就辭職，請教會去找牧師，我就專任總編輯直到1993年。起初在東部牧會，我開始是有寫了一些文字，鼓勵我的是陳南州牧師，寫過一些祈禱文，有些廣播節目像是中廣忘憂谷曾經用過，覺得很刺激，之後就開始寫文字。我一直有個感受，認為文字才是長長久久的，所以我就文字就很有興趣。

蔡有全、許曹德臺獨案事件是我接公報社總編輯之前發生的，但也是快解嚴的那段時間，當時就我了解，應該是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他們不過是抒發一個很簡單的理念，臺灣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連說這樣也不行，那實在很諷刺。教會公報剛好在那段文字與思想很封閉，很受控制的時代，扮演社會良心，別人不敢說的，教會公報就陳述一些事實給大眾。就是因為別人不敢說的，他說了，就因此而突顯。或者是去作一些被禁止的行為，像是關懷政治受難者的家庭，一般人視為禁忌，對基督徒來說，他們才是需要關懷的。唯一一次教會公報被政府沒收的是1997年2月28日那期，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那次公報有刊出關於二二八消息的報導，那次就從印刷廠被沒收。但也真有趣，沒收了那期教會公報，反而讓大家更愛讀教會公報。所以臺南中會會友與牧師出來準備示威遊行，國民黨有出來阻止，我們的條件是歸還教會公報，這也是有史以來首次沒收的東西被歸還，而且是國民黨政府重新印製歸還。條件是要我們去拿，但是我們要他們送回來，最後是從臺北印刷後，搭飛機到臺南機場，再用專車送回公報社，同時叫我們不要遊行。這是唯一一次收後有歸還的，像之前1975年沒收白話字聖經，沒收後也未歸還，世界聖經公會總幹事後來來臺灣找嚴家淦總統。他表示你們要在國外印我管不著，但不能在臺灣印。所以就在香港印，但運進臺灣則有困難。之後教會公報社繼續印白話字聖經，印給政府沒收，但那次沒收完，政府也不敢再沒收。自從那次，本來都不讀白話字聖經的教會青年，也都開始讀白話字聖經，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白話字聖經是供不應求。所以愈是禁止，就愈是興盛，那就是阿西的政府。

二、五二０農民運

（盧）：五二０農民運動，首次是1987年，農民北上，把豬隻帶到總統府廣場放，讓憲警們都抓不到，但過程還算是平和。1988年，農民就準備駛農機北上，那次就封鎖許多交通要道。那次就衝突地十分嚴重，不管招牌、公用電話……都打的支離破碎。那次逮捕了九十九位，警察還去欺騙一位來自二崙的卡車司機，說要宣稱石頭是從墓地運來，墓地哪會有鵝卵石呀？為了證明，還特別在三更半夜載了一車鵝卵石放在墓地，可是半夜誰敢去墓地呀？所以又在墓地設了盞水銀燈。也因此中研院的許木柱教授特別為了這件事作了專欄研究，才發現這些都是謊言。

而此次被逮捕的，多是雲林縣的農民，這讓嘉義中會的牧師感到不舒服，過了兩、三日嘉義中會的牧師就集合，開了五輛車，早上五點就從嘉義出發北上，也拜託一些基督徒立委設法連絡，總會也幫忙連絡土城看守所，讓我們能特別接見。我們就準備了九十九包的肉鬆、肉絨，一人送一份，我們也都彼此不相識，是看報紙看誰被逮捕。看守所規定一人只能探訪一人，我們中會總共來十三位牧師，加上總會也來幾個人，我們就一起過去探視。也得到看守所善意的接待，給我們開了一間特別室，在一個大廳內，讓我們可以面對面交談，而非透過電話。因為規定一人只能探訪一人，所以我們得先決定要看哪幾個人，我現在印象比較深刻的只有林國華。也因如此，雲、嘉的農民非常歡喜，所以隔年1989年他們還要北上請願，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牧師一起去，他們的籌備會也都有採納牧師的意見。當天在龍山國小集合，帶著那些農民，有的還帶小孩。有些小孩的父親尚身陷牢獄，這謝小孩就身穿白衣，上書：「還我爸爸。」

我還記得當時參與的牧師還有民雄教會的黃智鴻牧師、新營教會的蔡紹雄牧師當時還當中會議長。當時我尚在教會公報社，全程紀錄都有刊登在教會公報。當時有憲兵在景福門上放了三個汽油桶，打算火燒景福門，而嫁禍給農民，結果被抓下來毆打，狼狽而逃。他們的衣物還是我收拾，拿到中正一分局交還。1989年5月19日，剛好是鄭南榕出殯，而詹益樺在總統府前自焚。隔日就有二十幾位農民帶著汽油，準備慷慨赴義。當時姚嘉文與周清玉去勸阻，結果無效，農民決意要拚。後來周清玉來告訴我，我就找黃智鴻牧師，一起去勸阻農民。我們請他們放下汽油，我把自己的名片遞給農民，說：「我們挺你們到底，有任何事，我一定陪你們走到最後，已經有人犧牲了，不用再多了。」於是農民就拿下汽油，我們就用一輛小貨車把那些汽油收起來。我看那幾位農民，個個都有像敢死隊的決心，這都是受到詹益樺的影響。

最後18點結束時，因為車子都停在杭州南路，我們要回家前在中正紀念堂盥洗後，出來一看，外面圍了三、四百人。他們指著我們說：「他們都是牧師，這些牧師真好，他們拜的耶穌跟我們素不相識，卻會跟我們一起行動還會替我們說話，我們拜的偶像既不會走，也不會說，要走還要我們去扛。」我們本來都很累了，聽到這些話語，就覺得非常欣慰。這些農民，有的後來有跑來教會了。之後雲林地區組成農民調解委員會，就請牧師去當調解委員，像當時在雲林東勢教會的黃旭正，就被聘認為調解委員。他說農民若有紛爭，牧師出來當公證人最受信服。那段時期可以說，嘉義中會的牧師在雲嘉地區農民眼中，是相當有份量的。

（黃智鴻，以下簡稱黃）：關於五二０農民運動，1988年那時候是有很多社會運動的年代，會選五二０那天是總統就職日，因為李登輝是農業總統。當時是為了突顯農業總統下面的農村是有多麼的困難，因此他們選五二０作為遊行日。其實那時代，週週都有人抗議。就教會而言，教會算是很靜態的環境，且是資本主義的，首要考量是生活，來教會就要衣著整齊，這是中上階級的人。鄉下耕作的人，穿短褲，打赤腳，要他們穿整齊的服裝，如何耕作？我們一般人所要求的好的生活方式，不是基督福音的生活，而是資本主義的生活。要說認同農民，大家是有認同，可是要怎麼作也不知。嘉義中會會主動去關心，是因為嘉義中會所轄的範圍是大片的農業地帶，有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感受會深刻點。農民的部分是當時開始進口國外農產品，這對農民影響極大。實際陳情的是農權會，各縣市皆有成立農權會，站在第一線的是農權會而非教會。教會沒那麼神勇，不要將其神化。在當時農權會努力時，只有少數知識份子關心。就像鄉下子弟去臺北讀書，轉頭看鄉下人來臺北抗議，可能會覺得不耐煩，也或許是去麥當勞吃的是進口雞肉，而沒想到本地農產品的處境，這是當時教育忽略掉讓大家自省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下，長老教會在臺灣屬於外來宗教，對一般人而言是較新式的宗教，教會在參與、支援農民運動時，可以讓農民體會，他們不是孤單的，有教會陪伴他們。要說教會帶領他們去陳情，應該不算是。教會內的會友會期待牧師去探訪家裡隔壁那個因為農權會被逮捕的叛亂份子？農權會的人在教會人是看來，抽煙、喝酒、嚼檳榔、穿拖鞋還會說髒話，似乎不太好，但是這些人是我們的兄弟，教會對他們的關懷，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肯定。

帶汽油抗議我是有遇過，人對現有環境不滿，會有悲劇英雄造成，會用強烈的方式突顯其訴求，當時遊行團體就有人帶汽油了。我跟他們說，你愛臺灣心我們肯定，但若你犧牲了，明天的報紙都報導你，今天遊行的訴求就模糊了。如果他冷靜一會，就會交出汽油了。當時都是用薄薄的嘻皮袋，把汽油放進去，現在就沒人作這種事了。

（康文祥，以下簡稱康）：關於農民運動，我們牧師參與不多，比較多是關懷。1988年農民運動我們牧師沒有參與，之後我們持續對農民進行關懷，所以就知道他們會有哪些行動。1989年會一起走上街頭，之前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89年520運動，我們歸途盥洗完畢後，聽到參與群眾的一席話，那讓我們深深反省到，我們教會過去很忽略社會事務，僅認真傳福音，受苦的百姓在那，而你不在那，就是你的失職。這也在民眾的心中就起了很大的轉變：「觀音、媽祖沒與我們同行，耶穌今天與我們同行。」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三、拉倒吳鳳銅像事件

（盧）：吳鳳銅像事件，是1988年12月31日發生的。當時是嘉義城隍廟建醮，嘉義市非常熱鬧，也來了不少進香客，所以警方派了不少警力在火車站前面維持交通秩序。剛好那時URM、林宗正牧師他們在作城鄉訓練，和鄭國忠牧師，他們在訓練一些基層的人，剛好訓練到第九期，第九期主要是針對原住民。所以有玉山神學院的學生，到了口埤教會接受訪問。要結束前，他們有討論，要作些什麼來成為訓練的成果。結果決定從最簡單的開始，把讓原住民感覺到羞愧的吳鳳神話破除，先將吳鳳銅像拆毀，還原住民尊嚴。就跟臺南市民進黨市黨部借了兩輛小貨車，加上民進黨的人，共八、九個，從臺南上來。早上來到嘉義尚未10點，一來就要動手，沒經驗，拆不下來，用鐵鍊要拉，也拉不下，還拉斷鐵鍊。有趣的是，當時現場維持交通的警察看到，立刻來阻止，加上第一分局就在附近，那裡的警察也立刻出來，而將他們給驅散。當時有個省議員黃昭凱，他們沒拆成垂頭喪氣，加上有的人也被警察持警棍毆打，心情也不是很好。11點多嘉義市黨部找這批人來休息、吃午餐，當時的市黨部在體育館附近。就在那時，有人提議，利用警察午休的時間，再去嘗試，且有人跑去中正路的電器工具行買了一把柴油電鋸。原住民有些是在山區伐木的，所以對使用電鋸相當內行。接著就分配工作，13時再回到吳鳳銅像現場，到了現場，電鋸從三隻馬腳一鋸，一下就鋸斷了。警察見狀，就拿警棍毆打，要原住民下來。他們一看，就拿鐵鍊套上馬首，另端綁在小貨車上，當時與警方發生拉扯，並告訴警察，若不退後，就會讓車子他自己連帶拉下摔落。警察看了也只得退後，一見警察退後，原住民就立刻躍下，讓小貨車拉倒銅像，銅像也就四分五裂。現場警察怒不可抑，就拿起警棍毆打在場原住民，小貨車玻璃被打碎，司機被強行脫出毆打。最後有四個人被抓進第一分局，黃昭凱為了把人要回來，多次交涉卻沒回應。最後的條件是群眾解散，才釋放這四人，談妥時也17點多了。卡瓦斯（余進仁）是玉山神學院學生，他肋骨就斷了二支，下體也受傷。

沒多久地檢署就來訊問，特地選了一個周六（1989年2月11日），傳訊了四人，問完隨即收押。讓我們措手不及，後來才知道，政治犯的提訊通常是選周六，而且都是問11點的，意思就是說結束時12點，就可順便收押，若要要人，常常會來不及準備，這樣就多了一個周六下午、周日全天可以問訊，也可以處理很多事情了，外界就不得而知了。在收押禁見中，只有律師可以去探視，任何民意代表也不得探視。而我們都不知道，他們臺南就有一群前往抗議，檢察官陳忠鎣將四人收押。我那天下午電話就接不完，周清玉、高俊明牧師娘高李麗珍、總會都有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找人。我就跑去找，聽說被收押了，我就找了幾個牧師，當時是舊曆過年前，我們就帶著剛炊好的甜粿、內衣褲，拿到監獄要叫人送進去給他們。結果無法探視，僅能把東西轉進去。我們中會牧師就在醞釀要如何去探訪這四人，我們就特地找了一天，嘉義中會決定要去關心這四人，臺南中會也來了幾個，共三十人。我們每個人都穿牧師袍，聚集在地檢署門口。地檢署的人就開始緊張了，怎會有一群全身穿得黑漆漆的人聚集在門口。而我們就進入地檢署了，見到了檢察官，他表示已經收押禁見，無法探視。我們就說林宗正牧師有氣喘，如果他被你們關死了如何如何，我們不打算做什麼，只要把林宗正牧師找出來一起祈禱，只是祈禱不說話，也讓我們回去好向會友交代。檢方表示要請示首席檢察官，檢方最後同意，但是必須在首席檢察官室。被帶過來與我們會面的，僅有林宗正牧師一人，我們三十幾人就在辦公室裡面，手牽手祈禱。我們這些牧師就開始惡作劇了，雖說是祈禱，其實是交談。首席檢察官還不放心說：「盧牧師你們就禱告喔。」我們也回應：「我們就只禱告，其他事不說。」我們就開始接力禱告，就像在說歷史一樣，一直說下去，祈禱了非常久。首席檢察官在旁催說：「盧牧師，你跟他們說好了啦。」另一位牧師就正色駁斥首席檢察官：「禱告中請不要亂說話。」我個人是認為不太妥當，因為祈禱是很嚴肅的事，不應該拿來開玩笑。到最後禱告完，林宗正牧師表示他也要禱告，首席檢察官也無可奈何。結束出來後，外面包圍了許多記者，圍上來問我們有何意思。我們就回答，規定禁見我們也見到了，規定不能討論案情，我們也在祈禱中把案情告訴上帝。記者反問，你們又沒使他們釋放。我們回答：「我們的目的又不是讓檢方把他們釋放，只是要打破禁忌。都已經規定收押禁見，我們三十幾位牧師就眼睜睜看到了，你們禁見就失去意義了。」隔天報紙就刊了好大一篇，不久後他們也獲得釋放。釋放時檢方要求交保，我們拒絕，雙方你來我往，最後也不了了之。

但是拆除吳鳳銅像意義就非常重大，吳鳳銅像一拆除，鄒族的原住民就發出了吶喊，象徵著鄒族恥辱吳鳳銅像，臺灣唯一的吳鳳銅像被拆除了。那個基座要怎麼處理？民進黨黨部就提議在那個地方蓋二二八紀念碑。國民黨就十分緊張，在二二八之前的農曆正月十六還是廿一，鄒族原住民就發動大遊行。

當時的省主席是邱創煥，更之前吳鳳廟、墓園都是他任內整修，那時落成時，就有幾個鄒族青年就有人下山示威，那時就宣稱要逮捕，有三、四個鄒族區會的牧師被收押，他為了安撫鄒族原住民，之後也趕緊釋放。政府得到的情報是整個鄒族都要下山抗議。再加上當時中研院的胡台麗、翁佳音都曾撰文指明吳鳳的故事是虛構， 日治時代虛構，國民黨沿用，這故事對原住民來說就是種恥辱。當學術文獻愈來愈多時，正好遇上吳鳳銅像拆除的抗爭，國民黨中央認清這個事實，為了能安撫原住民，再加上面對國際社會的形象。這些考量下，邱創煥宣布1989年3月1日起，吳鳳鄉更名為阿里山鄉，以期削弱抗爭的著力點。然後在2月28日遊行的前一天，27日邱創煥第二次宣布1989年7月1日起，教科書不再有關於吳鳳的內容，已經有個故事不能再講授。換句話說，從拆吳鳳銅像延伸出來的意義就是臺灣的歷史改變，吳鳳鄉失落，阿里山鄉出現，吳鳳的故事已經從教科書刪除，所以年輕一代也都不知吳鳳的故事了。在拆除不久後，也發生吳鳳廟被縱火的事件。我們可以發現，這是URM作出來的一個運動，成為改變臺灣歷史的記號。

吳鳳銅像拆毀後，檢察官起訴林宗正牧師有四個理由：首先是毀損公物，其次是製造公共危險，再來是聚眾演說，最後是妨礙公務。最後為何都宣判無罪？法官宣判無罪的理由很有趣，他問警方：「他們拆銅像時，是否有交通管制？」的確當時為了避免危險，就有進行交通管制，警方答覆有。看錄影帶也是警方把現場管制很好，沒有人可以擅入。法官就說這樣就沒危險了，這樣就沒有公共危險的問題了。至於防礙公務毆打警察，也沒有驗傷單，反而民眾有驗傷單。更有趣的是毀損公物，那毀損公物是毀損什麼？得先證明吳鳳銅像是公物，就問嘉義市政府財產課課長，問吳鳳銅像是公物否？並且要他提出財產證明，可是他提不出來，宣稱那是在嘉義縣、市分治時，留在縣政府那，沒辦移交。結果法官就叫嘉義縣政府財產課課長來問，他表示當時早已移交清楚。法官要嘉義市政府財產課課長提證明，無法提出，最後他居然在法官前跪求，表示這是上面指示他這樣回答。所以最後判無罪。財產目錄總共有六個單位保管，即使這裡沒有，其他單位也會有。一開始開庭時，卡瓦斯用母語應訊，有臺南的民進黨員鬧場，之後周清玉打電話告訴我，跟我說法官是我們教會青年，我就趕快從辦公室趕去鼓勵法官。他是相當優秀的青年，他表示會從律師轉當法官，是想按部就班地去審判，我認為這是非常美的信仰見證。

（林）：我們當時沒人敢去動蔣介石的銅像，那是一種偶像，對於全臺灣的政治壓力真嚴重，到處設立蔣介石的銅像，如果有刻意毀損，可能就是死刑了。那當時就有人想說，如能用紅漆去潑蔣介石銅像，那就很爽了。當時就風聞有人想暗中破壞蔣介石銅像，所以情治單位也緊張，都有在巡視。吳鳳銅像，政治性較小，而且這算統治者來污衊被統治者的一種手段，他算是族群衝突下的一個焦點，漢人來臺灣，對原住民的欺壓，強勢者用這種故事去把原住民污名化，這對於原住民精神上是很大的傷害。但是原住民無法平反，他們本身沒有紀錄下來的歷史可以拿來反駁。日治時代，原住民就被封鎖起來了，戰後國民黨政府破壞他們的傳統，其政治組織全被國民黨掌控。國民黨開放山區，等於侵犯了原住民的自治權。在長老教會中，儘量保護原住民的自治權，這是非常強烈的對比。這期間有些臺神學院的學生，受到較正確的教育，反思：你們用這吳鳳神話，我們原住民被欺壓反而還要感謝漢人，非常難以接受。林宗正牧師有從事URM訓練，URM是種城鄉運動，我本身是URM第一屆學生，當時是偷偷找機會從美國到加拿大。當時加拿大有林哲夫，他是加拿大非常優秀的教授，他找一些有信仰的臺灣基督徒，找了一位Edward。這屬於一種社會運動，讓人民可以表達出其感受，而尊重其主張的運動。例如墮胎，這很不得已的選擇，很多女性墮胎，是環境造成，如何去了解他們的痛苦，而提出一種合乎人性的方式讓此問題突顯，來幫他們處理問題。這就是URM的精神。又如環境污染的問題如何解決，以人民的感受為出發點，集合專業人士來提出方針。URM的訓練就是希望民眾能自我覺醒，當然國民黨很害怕這種東西呀。

臺灣的URM就是透過林宗正牧師，偷偷帶回臺灣，進行此種訓練，當時是在臺南口埤教會進行。鄭國忠牧師，目前擔任立法委員，也是URM的成員。當時林宗正牧師訓練完畢後，找了幾位原住民牧師，找了曾俊仁、潘建二、余進仁，他們就從臺南出發到嘉義。原先是打算拉下來，結果失敗。原住民他們行事很俐落，他們就弄來一個電鋸，警方都沒想到他們會再來拆毀。原住民就很難忍受有這種東西存在，這種偶像的存在是對他們的侮辱，吳鳳鄉應該改名為阿里山鄉，這都屬於自我意識的覺醒，這就是民主最根本的精神。精神的訓練是林宗正牧師訓練的，實際的行動則是潘建二、余進仁他們進行的。警方就蜂擁而上，當時多有趣，我是有錄影帶，但是暫時找不到，而且都發霉。在銅像拉倒時，現場民眾欣喜若狂。

我的角色是這樣的，我當時是常常從事社會運動，在這四人被收押後。我們幾個牧師先去探視，但只有林宗正牧師可以與我們見面，我們就圍著他，檢察官吩咐不能交談，就只是祈禱。我們就用禱告跟上帝說話，也是跟林宗正牧師說話，這就是我們巧妙的應變方式。之後我們幾位牧師輪流去探監，我是在2月16日去探監，我與另一個同工一起去，好像是叫做王進財，還煮了一尾鮮魚。去到監獄時，結果沒找到人，我問獄方，原來是秘密偵查。所以我們就趕到法院偵查庭，檢察官叫做陳忠鎣，聽說是跟溪湖一個基督徒是親戚，他叔叔知道他要辦這案，就曾告訴他長老教會不是簡單的，是非常有氣節，有能力的。進去法院後，我打聽林宗正牧師他們的下落，得知在開庭，探聽到是在那間開庭，我就直趨而去。一看，門窗都關上了，當時就有個聲音告訴我，把那窗戶打開，我就真的把窗戶打開了。窗戶一開，發現檢察官陳忠鎣座位與我對面相視，他問我做什麼。我答：「我是想看你們今天開這偵查庭，是否有尊重人權。」後來檢方也叫法警來，並問我是誰。我一時答不出來，林宗正牧師反應較快，說那是我堂哥。檢方就要看我身分證，我就拿給檢方看。不過平時林宗正牧師都稱呼我乾哥，所以乾脆跟檢方說我是他堂兄。我向檢方表示：「今天開庭，有通知律師嗎？有通知家屬嗎？若無，怎可偷偷開庭？」檢方一聽啞口無言，我仍緊追不捨，問檢方還要繼續開庭嗎？結果檢方說：「既然你是他堂哥，你代表家屬來這裡旁聽好嗎？」我就坐下來聽了，檢方表示交保要三十萬圓，可是我也沒帶錢呀，只得找嘉義的牧師才有辦法籌錢。這隔天報紙也刊出了，標題是〈牧師開窗戶 責問不尊重人權 檢方不見怪 請他進法庭旁聽 偵查毀損吳鳳銅像案 出現了「戲劇性」場面〉。

承辦法官林勤綱是我們教會的青年，非常優秀，曾擔任過李勝雄律師的助理。他說會很公正地審理這個案子，所以他要先弄清楚吳鳳銅像到底是政府財產還是私人財產。若是損毀公物就屬於刑事案件，私人財物就算是民事案件。偵查過程比較有趣的是，原住民他堅持用母語應訊，不用國語，因此就需要通譯，這也是前所未見的情況。這就顯示當時臺灣民眾自我意識就非常強烈，用母語應訊，就是一種權利，也受到法官尊重。

（黃）：吳鳳銅像是1988年12月31日拆除的，這是因為政府長期用教育神話突顯吳鳳的偉大，像嘉義市還有吳鳳路，民雄還有吳鳳技術學院。用來侮辱雲住民，侮辱他們是野蠻的民族，原住民用拉倒吳鳳銅像來突顯他們的冤屈，這是URM的訓練之一。嘉義中會的特色是扮演地方守護與關懷的角色，這是其他中會比較難感受到的。吳鳳銅像拆毀事件發生在嘉義市，所以嘉義中會認為有責任去關懷，當林宗正牧師等四人被收押時，嘉義中會不斷去抗議、陳情、探監，要求首席檢察官將他們釋放，他們總共被關了七天。過程中盧俊義牧師發揮很大的作用，當時他任教會公報社的總編輯，跟嘉義地地區的媒體有很好的互動，喚起媒體的重視。最重要的是，抗議是否叛亂，現在是原住民先遭到侮辱，先把吳鳳銅像的真相呈現出來，對此事的判斷就不同了。盧牧師提供很重要的真相，讓媒體可以採用。

四、設立二二八紀念碑

（盧）：另一方面，為了吳鳳銅像的基座，要改建成二二八紀念碑。其實民進黨是玩票性質，這是地方人士的玩票，並非真的想建紀念碑。他們用薄木板依照基座大小釘了一個模型，要在2月28日當天的遊行拿出去。二二八日和平促進會，陳永興、鄭南榕他們有作一決策，決定1989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兵分二路，一在基隆，一在嘉義。之後就呼籲中南部民眾來嘉義，北部民眾去基隆。所以那次的228遊行，加上吳鳳銅像的基座適成為一著力點，結果南北各路人馬齊聚嘉義。遊行是13點在體育場集合，剛好民進黨是黨部在那，我們牧師也去那裡了。13點半就開始遊街，開始前，就有警察來抄摩托車車牌號碼，結果民眾發現而予毆打。中國時報記者跑來告訴我說出事了，我就跑去看，後來我把那位警察送到嘉義基督教醫院就醫。在赴醫院的計程車途中，我問警察怎麼跑來抄車牌？他無奈表示，這是主管要求的，要求他們穿便衣抄車牌。1989年已經解嚴了，政府還在作這種事情。我跟他說：「在這節骨眼，你也明知會被毆打，還要來作這種事。」他答：「沒辦法，這是上面交代的。」接著我又搭車回到現場，他們就要我上車拿麥克風演講，大家就覺得我說的最好，結果整路都由我來演說。如果你來我書房，就可以看到一張我握拳，手持麥克風，站在車上的照片。那天在嘉義參與遊行的大約四萬人，為了避免滋生事端，進出嘉義的要道都有臨檢。還有鎮暴部隊駐在當時的嘉義酒廠、臺汽二樓、火車站、第一分局，共約四千警力，預防意外。更有趣的是，在遊行時，噴水車就駛到火車站停放，吳鳳銅像的基座已經被三百餘警力層層包圍，各持警棍、盾牌，圍了三層。大家都很好奇，結果幾乎都湧進火車站附近，任何車輛也都進不來了。那時民進黨一直想把那個模型套上吳鳳銅像基座，為了避免被套上去，事前還叫吳鳳獅子會作一個獅子會標誌，吳鳳銅像放在基座上。當時民眾質疑，既可放獅子會標誌，為何不能放二二八紀念碑模型，雙方對峙氣氛逐漸緊張。特別是雲林農權會的人，因農民事件怒氣未消，帶了很許多棍、鋸，打算與警方衝突。我一直勸阻說：「一流的臺灣人是不打架的。」極力安撫，但群眾情緒愈來愈高昂，就有人去叫張博雅出面。張博雅見狀，就作了一個很技巧性的決定，他說：「我們別在這裡爭執，我送你們一塊土地來蓋二二八紀念碑。」當時群眾歡欣鼓舞，所以那年年末張博雅競選市長連任，拿了非常高的票數，其實很多來自那時的印象。

那塊土地就在彌陀寺附近，當時彌陀路晚上是黑漆漆一片，沒有路燈，附近又有公墓。大家跑去看，才發現是在這麼不理想的地方，怨聲四起。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向中央黨部報告張博雅捐贈一塊土地要蓋二二八紀念碑，當時的黨主席黃信介也跑下來看，一看到那塊土地，也罵：「要這塊？來我家蓋就好了，至少也比這裡大。」其實打從開始，民進黨就無心蓋二二八紀念碑，僅止玩票。但我們這群牧師是決定要蓋。後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臺北開一個檢討會，檢討這次的二二八遊行，我起來報告二二八紀念碑事宜，陳永興覺得很有意義遂擔任召集人。他也接著來嘉義商集民進黨嘉義市黨部、長老教會、地方人士，作成一決議。決定將紀念碑興建分成三股力量：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所以這座紀念碑是要嘉義地方人士來興建。而我們堅持要興建的原因是，無論土地大小，先把它蓋起來再說，即使很簡陋也甘願。

我們就著手進行，開始籌備，我們還決定每個人、團體奉獻不能超過一萬圓，就是要讓參與興建的民眾更普遍，民進黨不想蓋這是事實，我今天也都敢拿出來公該表示，這都可以對證的。他們一開始宣稱要蓋很大的紀念碑，但基地那麼小要如何蓋大？從開始如何興建，民進黨意見不斷。我們要找人設計，也沒人敢接，我們就找位鐵路局退休的張先生，但是我們都沒讓他曝光。設計圖出來後，民進黨要發包施工，但是一直發包不出去，沒人要作。所以我們教會就扛下來自己作，我們請嘉義西門教會一位從事營造的張克平執事來興建，他需要一個木匠與他配合，而那位木匠也是西門教會的會友盧佳榮。因為我們要作的是清水模，張執事說這需要木匠的木工，而非一般版模工。就這樣教會負責興建工程，奉獻也源源不斷，我們要求不記名奉獻，所以多是小額奉獻，每人幾千圓以內。當時嘉義地區的記者跟我們關係不錯，我們長一起吃飯，交換資訊，他們常問工程進度。之後有個記者不小心把設計的張先生姓名曝光，結果嘉義市建築師公會立刻收到國民黨省黨部壓力，以後張先生送去的件都不能蓋章核可。因此張先生就沒工作了，他住民族路，北榮教會湯牧師有去關懷他，出力甚多，給他鼓勵，帶他祈禱，他本身並不是基督徒。我覺得這很殘酷，非常惡劣，可是我們也不能幫他說話，因為他的孩子當時剛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要考建築師執照。紀念碑基地剛好是三叉路口，我們就設計三個面，分別作三面碑文，第一面寫二二八事件的簡史，第二面寫紀念碑的興建過程，第三面就是要寫世界名言。世界名言我就去找聖經的話語，我找了兩段，一段是馬太福音書5章9節：「促進和平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要稱他們為兒女！」另外一段是彌迦書4章3-4節：「他要解決民族間的糾紛，排解列強的爭端。他們要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國際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園中，在無花果樹下，享受太平；沒有人會使他們恐懼。上主─萬軍的統帥這樣應許了。」

碑文有依照聖經原文稍作更改，是我改的，也曾在教會公報說明過，臺灣本來就沒有無花果樹，大家都對無花果很陌生，葡萄也非臺灣主要水果。我本來是想把無花果樹改成芒果樹，葡萄園改成香蕉園，比較有臺灣鄉土味，比較有熟悉感。但是又覺得這樣會侷限在某個地區，最後就改成園和樹，這樣怎樣解釋當可通。後來翁修恭牧師有跟我說很好。而且5月9日破土那天，黃智鴻牧師叫找了我們幾個牧師，一起去吟詩、禱告，破土後，再把一本聖經放進一個鐵信箱內，埋在紀念碑的基座下。這代表社會的公義和平是建造在上帝的話語上面。

當時各界當相當矚目，李登輝、張博雅都很關切。為了讓紀念碑成為市政府財產，張博雅幫了很多忙，他告訴我們要趕快填申請書蓋紀念碑，讓他核准，這樣才不會變成違章建築。而民進黨說要蓋卻未見任何動作，張博雅告訴我們要快寫公文，我就趕快帶印鑑是市政府看如何寫公文，填完張博雅就叫秘書拿去收公文，他也立刻批准，都沒按照繁複的程序慢慢來。從興建到完成剛好一百天，5月9日到8月19日。落成那天，黃信介他們都趕到了，在嘉義西門教會舉行感恩禮拜，再從嘉義西門教會遊行到二二八紀念碑，當晚就在溪邊舉辦演講晚會。

1989年總會也對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教會沒去關懷受難者家屬，而正式公開表達歉意，也肯定嘉義中會興建二二八紀念碑的付出。嘉義二二八紀念碑的意義特別重大，首先那是權臺灣第一座的二二八紀念碑，再者，土地是政府提供，但建碑的人力、物力都是民間的力量，甚至有國小學童的捐款。我覺得最不好的是，民進黨無心設立二二八紀念碑，還好有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陳永興，他當時跑去美國，我電話也追去美國。當時碑文用聖經，民進黨也欲阻撓，張博雅說：「盧牧師不要理會他們，看何時碑文完成，我親自去監工，如果有人破壞就是毀損公物。」所以在8月19日舉行落成儀式時，18日張博雅就提醒我要有把二二八紀念碑捐贈給市政府的儀式，市政府才能將其列為公產。為何如此，這是得自吳鳳銅像的啟示。

（黃）：1989年的二二八遊行，預料會與警發爆發衝突，當時民進黨不敢走第一線，讓牧師來走第一線，這樣就算衝突警方或許不敢對牧師動手。詹三原是畫家，本身也會釘板模，他作了一個上面是隻和平鴿的二二八紀念碑模型，想放在火車站前面，因為當年處決的地點是火車站與中央噴水池二處，那時就是想突顯議題。不過那在當時是禁忌，政府不給你在那裡設立。就作了政治妥協，說要放入忠烈祠，結果外省人反對：他們是叛亂份子，怎可放入忠烈祠。二二八受難家屬也反對：是你們害我們的，我們還和你放一起。最後的妥協地點就是彌陀路尾，那裡當時非常偏僻，道路單線通車，但在興建過程的同時，彌陀路也在拓寬。本來的設計圖是比較雄偉，本欲對外募款五、六百萬圓來興建，當時股市狂飆，可是民進黨忽略投入股市的多是投機者，投機者不敢投資犧牲生命，最後募不到款。因此民進黨有意放棄，我們教會就接過來興建。當時有三個面，一是二二八日和平促進會，一是嘉義中會，一是民進黨嘉義市黨部，來自民進黨嘉義市黨部的募款不多，或許是因為地方黨部的著力點較小，而教會較能對外募款。當時民進黨嘉義市黨部有點想放棄，一來是比較理想性，寧願建壯觀點的紀念碑，不然就不做；再來可能是受到政客愚弄，有人就說既然火車站前面不能建，就不要建了，所以有點灰心。我是告訴他們，要建紀念碑是非常難得，有機會就要把握。最後施工的部分由嘉義中會負責。

張瑞峰是設計師，畫設計圖，當時建築師不一定自己畫圖，同常是設計師畫完圖，送給建築師蓋章。那時建築師公會可說不自主，是國民黨控制，要求公會不給張瑞峰蓋章，就沒人會幫他蓋章了。這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傷害，我曾經問他：「你明知道這張圖不好賺，才一萬五千圓，而且會遭遇困難，怎麼還要畫？」他說陳澄波是他老師，當年親眼看他老師身上插著一塊三角標，押到車站前面槍決，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是心中永遠無法抹滅的影像。他認為要為他老師做點事，就是來畫設計圖。詹三原是畫藝術圖、草圖，細節的設計圖是張瑞峰畫的。詹三原本來是希望能蓋高一點，但那需要更大的基地，我們可用的地就那麼小，所以就蓋小點，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禁忌，本來也不是選在嘉義，而是臺北縣、宜蘭縣，會在嘉義蓋二二八紀念碑，也是上帝的引領。

總會有設一個小組討論二二八的事宜，討論國民黨應該為二二八受難家屬道歉，我是提議若要道歉，教會要先道歉。我們身為牧者，卻不像，當牧者的對於二二八受難家屬視而不見，就像好的撒瑪利亞人故事中，一個人被強盜打傷，祭司經過雖未將加害，但你視若無睹，對於一個牧者來說，應該道歉。此項提議沒在議程中，所以在臨時動議中提出。

我會參與二二八有幾個原因，我是岡山出身的，岡山當時有蕭朝金牧師遇難，對我們來是說是長期以來的一個虧欠。我畢業後去東部牧會，曾經與張七郎的家屬義起住過八個月，因緣際會體會到他們的困難與冤屈。1989年這些作為算是突破禁忌後的一個里程碑，以後再繼續地往前進行，我們不算什麼。後來的紀念碑都是政府建造，只有嘉義這座完全是民間的力量所建成。這座紀念碑有幾個特點，它是由下而上，而且是居民共同參與，可算是種社區總體營造，是匯集所有人力量來作。

（康）：228還沒開始受到重視前，我們有去探視蕭朝金牧師的遺族，這是讓我們很震撼的事，他女兒竟然會認為蕭朝金牧師的死是因為沒認真牧會而被上帝責罰，他們自我封閉，不敢面對現實。這讓我們體認到二二八還沒過去，需要我們繼續關懷、關心，才從這裡思考臺灣人心靈的問題。陳永興醫師寫過《拯救臺灣人的心靈》，曾經在嘉義中會牧者的讀書會中一起分享。

五、牧師感想

（康）：其實教會內部反對的力量也很大，許多會友是官員、公務人員，他們認為教會從事這些活動就是不盡忠，忠黨觀念仍很堅固。有人反對，認為牧師不該穿牧師服在街頭到處活動。所以當時有人寫文章說耶穌在街頭到處活動， 耶穌都能在街頭到處活動了，為什麼我們牧者不行？當時開中會也會為了參與社會運動而有爭辯。在經歷過這些事情後，一切的轉變就很快，驚慌的心愈少，勇敢愈增。

傳教師會辦演很重要的角色。傳教師會就是凝聚共識，這種運作是非常重要，讓整個中會的牧師能夠了解中會的看法，許多共識、想法就是在其中討論出來的。參與社會運動不是屬於個人的事，而是嘉義中會或者是說全體傳教師來關懷社會。

我認為很大的轉變是從「他們政府，我們老百姓。」政府的事務不是我們能改變，我們是只納稅，政府怎麼作，我們都沒辦法，那是很大的無力感。到後來，我們參與一件事，就改變一件事，這國家是我們能影響的，這改變是很正面的。當時國民黨政府常說宗教不要干涉政治，但是宗教的關懷是全面的，沒有畫地自限，畫地自限只能成為御用，只有贊成沒有反對，那就沒有宗教良心了。

我的角色是配合，我認為這件事有意義，就一起跟著去關心。當時每次要去臺北時，都想說是否能平安歸反，也是會有緊張與煩惱。但對我而言，這是上帝給的使命，不能因為和怕而退縮。我們也面對很多壓力，也會有牧會上的壓力。但這既然是給你呼召，耶穌都上十字架了，我們豈能退縮。總是一、二個人是很困難的，多點人我們就能互相鼓勵，這是很要緊的因素。發起人也很會招呼，樂於分享，我們之間的討論很多。環境也會造成一種機會，總是認為政府很蠻橫，起初也沒人敢站出來，但看到有人率先挺身，就會影響其他人了。當時常參與的牧師有黃智鴻牧師、盧俊義牧師、郭寬城牧師、陳明賢牧師、戴乃宣牧師、蔡紹雄牧師、林上村牧師、王進財牧師、李芳雄牧師、張顯爵牧師、黃旭正牧師、李惟信牧師，幾位長老像是周毅長老、廖弘基、王逸石長老也是參與極深。在那時代，我們就回應了呼召。

我常常聽人說長老教會是關懷臺灣、臺灣民主的先鋒、帶領社會的方向，我認為未必要把人領入教會成為信徒才有效果，我們對社會的影響是各層面。若只注重誰誰成為信徒來作為目標，我認為這就偏頗了，要以整體社會作為考量。我們之後作社區工作，這也成為一種認同，推動起來也容易多，靠著是長期互動所奠定的基礎。像我們教會辦品格營，小孩愈喜歡來，有的家長愈煩惱，怕小孩去信仰上帝，但是家長也都很肯定我們品格營，時常爆滿。人願意出入教會到願意信仰耶穌，這是個過程，要他成為信徒不是我們最終目的，我們服務社區，對社區有好的影響。我們教小孩好品格，其實就是教聖經，在家長眼中教的就是品格，都很願意讓小孩來。我認為信仰就是讓社會一起進步，若只為了傳教而來關懷，那是很狹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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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善雄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