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韋禎的部落格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直指蔣介石該負最大責任，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重大發現，只是這份報告把加害者的責任清楚地呈現在歷史之前。

然而，即使鐵證如山，仍有黃彰建、朱浤源這些非臺灣史本行，卻急欲為國民黨開脫的「學者」出來反駁這份報告，也不想想他們以往對二二八發表過僅六七三人死亡的謬論；之後還接受彭孟緝的兒子彭蔭剛之託，積極為彭孟緝平反，有趣的是，他們提出的報告居然推翻了當事人彭孟緝的親筆回憶。更有甚者，蔣孝嚴還對此份報告提出告訴，求償五十億，這種行為無非是在二二八的傷口上灑鹽，深化對立。

以蔣渭川在二二八前後的遭遇為例，更可看國民黨政權的邪惡之處。蔣渭川受到早逝兄長蔣渭水的影響，對中國充滿神往，在戰後立即學習國語、加入國民黨。但隨即遭「半山」打擊而短暫入獄。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蔣渭川的基層實力為陳儀所注意，希望利用蔣渭川來平穩島內局勢，爭取時間，並藉此分化臺灣人。在蔣渭川多次的廣播下，臺北市騷動已漸趨平靜的同時，陳儀卻一面核准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來安撫人心，一面向蔣介石要求派軍來臺平亂。蔣渭川在這期間也屢向張慕陶、陳儀質疑中央是否有派兵之舉，兩人皆謊稱絕無此事。可是當陳儀知悉軍隊抵臺時間後，即向蔣介石指控二二八事件為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殆盡，一場大屠殺焉是展開。

在三月十日，武裝警察闖入已經失去利用價值的蔣渭川家中，朝蔣渭川連開三槍，蔣渭川幸運逃過一劫，但他女兒蔣巧雲卻中彈身亡。蔣渭川在二二八為國民黨政權所利用，使他被臺灣同志所不齒。諷刺的是，不管在憲兵司令部、中統局、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中央社各單位的檔案中，蔣渭川都被形容成奸匪、流氓。

事變後的蔣渭川不斷逃亡，經丘念台的具保而獲得平反，擔任過省參議員，並在省主席吳國楨任內出任民政廳長，引起「半山」派的不滿，讓蔣渭川這個民政廳長只當了四十天隨即辭職。

國民黨近兩、三年把二二八的基調定義為「官逼民反」，實則過度簡化且推卸責任的做法。更別說馬英九不斷想把國民黨從陳儀政權抽離，再三強調「官逼民反」不等於「黨逼民反」。這讓人難以相信國民黨有誠意面對這一段歷史。

從蔣渭川的故事來看，蔣渭川自始至終都在為陳儀政權奔走，他「反」了什麼？不但被利用，被醜化，甚至差點送命，最後還成為國民黨派系傾軋下的犧牲品。更多在國民黨軍隊登陸後的槍下亡魂，不管是被無差別掃射的無辜群眾，還是被有計劃捕殺的臺籍菁英，他們又「反」了國民黨什麼？

「官逼民反」之說，證明了國民黨仍停留在傳統中國的政治思維之中，把臺灣民眾視為在政權下，僅能選擇「順從」或「反叛」的附屬品，忽略掉戰後臺灣社會的主體性。傾向把責任歸咎於陳儀政權，這樣的作法跟戒嚴時期的軍教文宣把二二八責任歸於「共匪煽動」有何二異？只不過是冤大頭換人當罷了！

面對二二八的反省，與其把焦點放在蔣介石、陳儀等人的身上，不如徹底檢討當年來臺中國人的「心態」為何。當年的國民黨完全不尊重臺灣社會在日治時代所經歷的一切，將自己的仇日意識強加在臺灣社會，視臺灣人為日本奴化下的次等國民。這種缺乏「同情的理解」之心態，才是造成二二八慘劇的最根本原因。

今天我們面對二二八，需要更多的謙卑與反省，從中學習到如何去尊重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記憶，這才是紀念二二八的正面意義。可悲的是，姑且不論其誠意為何，在國民黨尋求二二八和解的同時；淡水河的另一端，周錫瑋卻仍將個人的歷史記憶強加在原住民身上，強行要求拆除高砂義勇軍紀念碑。這樣的國民黨，何麼時候才會敞開心胸，尊重臺灣人的歷史記憶，真正走入臺灣社會？

本文刊於2006.2.28臺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