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的讀書小札，聊到了阮慶岳的《煙花不堪剪》這本書，裡面一篇名為《無相莫非有相》的文章，用駱以軍的生和邱妙津的死來對比建築界的無相（與環境共存）和單一相（堅持自我）的概念。論建築，我一介窮酸癡漢是不懂的，不過因為所對照描述的作家，一個我很喜歡一個始終無法進入，便被吸引著自不量力跟著參想起來。
死亡很迷人，具體如佳人之死抽象如思想的道德崩解皆是，但旁觀他人的死亡卻又極其曖昧，容易陷入人性兩難，其尷尬譬如臨場正要獵取戰爭摧殘人命瞬間的攝影師，或各種文學上超越時間空間的生死對話，必然會產生的那種「獵」與「戀」的不對等狀態。
然若要等到自己死去，那隱密的分隔線終於無涉他者臨到眼前，通常也就來不及談論（死亡的本質是安靜的）或必定只能下一種無法翻盤的結論。是以，無相（生）通常多於單一相（死），因只要活著就可以不斷「無相」下去，這兩者大抵類比成各種藝術家（包括建築師）一生中可能存在的風格轉變機會，而死掉的川端康成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樣，不會更好或 更壞。
但這兩者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差別。死亡始終只是一種形式，不論你選擇進入它或離開它。於是談論他人死亡的高貴或存活的懦弱，皆是假議題，我們關心的重點永遠是（也應該是）支撐那道死亡旋轉門的核心支柱－－也就是阮慶岳所說的「信仰與熱情」。
若少了這「信仰與熱情」的核心，不論是生或死，無相或單一相，皆不值一談。
不過，也不全然是這樣僵固的二分法。
生與死本身即是相當複雜綿密的交纏概念，例如我們不會覺得川端康成已然「死盡」，他的作品還是不斷被生者重新解讀，又譬如John Francis這位印度裔美國人，為了環保遂立志不論到哪兒都採取步行的方式，並且因苦於和人爭辯走路到底環不環保的緣故，從此只在胸掛塊小白板，不發聲與人交談從此一過十七年，諸如此類，皆是在死亡中蘊含著生，在生中不斷以死亡（慾望與語言的禁絕）來傳達自己的「信仰與熱情」。
這也就是阮慶岳所說，「無相莫非有相」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