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文化副刊

　　中國大陸，高樓飛速拔地而起，汽車來不來就堵塞街道和立交橋。這裡的發展被許多中外專家學者和官員看作一個發展的新道路，是新中國的創新經驗和成功的飛速發展模式。在我看來，我們的高樓是架在農民工肩膀上的，我們飛速奔跑時，在近兩億農民工頭上踩了一腳，現在還踩著。

　　在中國大陸，農民工這檔子事不是藝術創作，也不是新聞事件，而是每一個人的生活。任你是高官巨賈，家裡總會用個保姆、小時工吧；就算你是獨處的宅男、宅女，進出小區總要見到門口的保安和物業管理人員吧，他們都是農民工。還有那些個桑拿按摩、夜總會KTV裡的職業陪伴人員和性工作者，她們也總有大約一半是來自農村。

　　在中國大陸拍攝農民工的影像時常被認為不是很「正面」的。根據我直觀、片面的觀察，獨立紀錄片的這方面影像要大大多於主流媒體。要論拍攝者的老實態度和思考深度，那更是主流媒體所比不上的。在主流媒體中，對農民工的影像呈現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省市電視台的鏡頭還時常對著農民工群體，越是權威的中央電視台，越是少見農民工的身影。

獨立影像：
觸目的場景與無選擇的生存境遇
　　我最早看到的表現農民工的紀錄片是周浩的《厚街》，2001年開始拍攝，是周浩的處女作。現在周浩算是有些名氣的紀錄片導演，2008年給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當評委。《厚街》拍得很有現實的質感，周浩善於在紀錄片裡講故事，他抓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些趣味。但是，透過鏡頭，我還是看到那些農民工的生存境遇，看到周浩的思考和關注底層的沉靜目光。厚街是個地名，又名後街，是珠江口的一個小鎮，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來自臺灣、香港的資本和來自大陸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在這裡聚集。它現在成為一個所謂「工業城鎮」，但它的特徵就是勞動密集型，基礎是有這些低價、低權利、低生活的農民工人。這個片子裡的許多人和事看起來真是不舒服。有一心想掙錢的女工，有感染了念珠菌的職業性工作者，也有被裁減的員工和在出租屋裡吵架、打架又抱頭和好的夫妻。這個片子獲得2003年「雲之南」人類學影像展黑陶獎（最佳新人獎），入選瑞士Fribourg國際電影節、2004年上海雙年展和2005年的廣州三年展。

　　杜海濱的鏡頭幾乎一直對準從農村到城市來流浪、來打工的人群。他的處女作是《鐵路沿線》。他過年回家，碰到一群在鐵路邊流浪的小孩，很偶然地就跟著他們拍了下去。這些小孩有農村來的，有城市來的，每天在鐵路邊架起石頭燒飯，幾個人形成了一個小社群。他的《高樓下面》描寫在北京一家物業公司打工的兩個農村人。他們住在一座豪華大樓的地下四層，他們的生活單調乏味，沒有故事。除夕夜，物業公司給農民工開聯歡會，夜裡下起雪來，值夜班的保安用對講機互相拜年。2007年，杜海濱又拍出了《傘》，鏡頭對準那些從農村出來的青年、老人和孩子。他們有的在廣東中山為中國和全世界做雨傘。《傘》還寫了在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做著批發雨傘生意的農村人。還有的農村青年想法設法進入部隊，家裡不用再為他們支付任何費用，他們可以得到士兵津貼。農村來的孩子比城市兵更能吃苦，更聽話。所有這些農村出來的人都只有一個願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張智佗拍攝的《新疆、新疆》把鏡頭對準了那些各地來到新疆給人摘棉花的女人。我們看到有幾個四川重慶女人善於表達，對鏡頭傾訴不絕，且不厭其煩。那時，鏡頭對準了她就沒有移開，任她們說下去。我把另一位原來自甘肅貧困地區會甯的婦女叫做沈默，她幾乎沒說什麼話，生了病是自己在忍著。摘完了棉花，她們領到了錢！明天就可以回家，她們在宿舍裡開的告別會。這是一個很長的段落，導演完整地記錄下了她們唱流行歌、跳扭擺舞等等，在一個幽暗的環境裡。

　　我總是堅決地直面中國獨立紀錄片，總是過分地肯定它的力量。這些導演有一種衝動和自覺去關注中國的現實。而大陸故事片和電視劇的成活經驗之一就是儘量遠離現實，所以我總看到些古裝片、歷史劇。《排骨》是高鳴的紀錄片處女作。這片名又是影片主人公的外號，他是在深圳華強北路賣盜版光碟的青年，來自江西農村。一個偶然的機會，排骨走上了販賣盜版光碟的生涯，並且有了些許精神慰藉和金錢收入，然而，非法營生的壓力和時有發生的同行出事又將他們心中的陰影塗抹得越來越重。我們也看到排骨的愛情的失落、生存的壓力以及前途的迷失。電影結尾時，失去經營場地的排骨抱著一個裝著盜版光碟的紙箱在夜色的天橋寒風中徘徊著……。對這個片子有一句評語是一個叫Han Zhanning網友說的：「好極了，非常罪，非常美。」這個網友說他是導演的朋友，對於沒看過這個片子的人，這句廣告語就要打些折扣。

　　還有些獨立紀錄片將鏡頭直接對準農村來到城裡的職業性工作者，這就是主流媒體絕對不會出現的人群了。徐童的《麥收》拍攝的是在北京工作的女孩牛洪苗，她和她的姐妹們在城裡接受大哥或大姐的領導，去接待客人。這個牛洪苗很有性格，有時在電話裡就跟領導或者客人罵起來。六月，麥尖泛黃，牛洪苗回到河北農村，父親趴在醫院裡打點滴，她把錢都給了家裡，錢包裡留了一百塊錢。結尾時，牛洪苗在割完的麥地裡播種秋玉米，撒兩三顆種子，澆一碗水，再用腳踩一下，她的腳上穿著拖鞋。

　　在北京的「影弟」電影工作室放映時，對導演徐童這個片子是否會傷害牛洪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覺得導演在拍攝時徵得了牛洪苗的同意就講究了紀錄片工作的倫理，如果考慮到中國大陸的複雜現實，導演覺得怕傷害小牛，可以把剪完的片子再給她看一下。可是有的人士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不管這女孩同意與否，她都沒有意識到這個片子會給她帶來傷害。這話也許有些道理，理論上說，警察是可以拿這個片子當作追查賣淫的線索甚至自我的供詞的。但是，我跟有些女子權益保護人士吵架時就問：牛洪苗不是成年人嗎，她做什麼工作，讓不讓別人拍攝都是她自己的決定啊，她沒有這個能力嗎？

　　在這個片子裡，通過導演的鏡頭和他的結構安排，我看到徐童對這些人有一種平視的眼光，對牛洪苗們有些憐憫之情。

　　聽說網路上在傳看著一部日本NHK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是《激流中國》系列裡的一集，叫做《富人與農民工》。網路上的評論說拍得比較一般，但是依然很感人。
 
有限關注與抒情態度
　　與這些獨立紀錄片相比較，國家的主導電視台表現這個題材是少了一些。即使偶爾觸及，在選材、解釋上會注意挖掘「積極向上」的意思，選取一些帶有光明色彩的走向。就作者的態度和紀錄片語言、闡釋語言來看，國家電視台的農民工紀錄片都讓我覺得有些抒情態度。在大陸，這類片子一般被稱為專題片，因為它要求有明確的、宣傳性的主題。這是前蘇聯從維爾托夫《電影真理報》傳承而來的偽紀錄片傳統。

　　貴州衛視以「倪萍再出山主持『中國農民工』大秀家鄉話」，為預報廣告，播出過一期《立白溫暖：中國農民工》。這個專題片選取的採訪物件是農村婦女熊德明，她在2003年請溫家寶幫她討薪成為新聞人物。倪萍是原來是中央電視台的著名主持人。她訪談這位婦女時問題是這樣的：你怎麼膽子這麼大啊，找總理給你要賬？你跟溫家寶總理說這些事先打算好沒有啊？

　　遼寧省的大連電視台拍攝一個片長27分35秒的紀錄片《工地》，拍攝內容為城市建築工地，拍攝物件為農民工。主創人員在《南方電視學刊》2005年第3期上寫文章介紹經驗，根據作者的介紹，此片很有些創新，有些抒情：「此片以音樂紀錄片形式」。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用紀錄片向農民工致敬──《工地》創作理念及感悟過程〉。「致敬」、「感悟」，打死我也寫不出這樣的詞來評說農民工題材的紀錄片，我很不喜歡這些語詞裡的那種抒情態度。我怎麼也看不出他們會成為「致敬」的物件，不管他們如何在艱辛的情況下為國家社會發展做出了什麼貢獻，都不是他們自己想做的。他們的境遇是我們造成的，我們還他媽的在這向他們「致敬」！

　　陝西電視台國際部也製作過紀錄片《我是誰──中國農民工子女報告》。這個片子在陝西電視台《影像》欄目播出後, 欄目組收到來自新疆、蘭州、上海、深圳、東莞等全國各地大量觀眾來電。觀眾紛紛表示被農民工及他們的孩子自強自立的精神所感動，並表示願意資助片中農民工子弟，有的想和他們交流，有的給他們出主意，有的觀眾甚至願意給他們找工作。這個片子後來在鳳凰衛視播出，同樣引起強烈凡響，在鳳凰網站留言近千條。有網友留言道：「《我是誰》策畫得非常好！真實到讓人心痛！關心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媒體惟有你們！向你們致敬！看到那些老百姓就要流淚。很多年不流淚了。再一次你們致敬並表示感謝！」還有觀眾留言：「我不是大陸人，但是看到父母與小孩五年後再會面的情景，不自覺的……眼睛也流淚了，這樣的兒童，在中國竟有2000多萬個……」

　　主流媒體和官方機構現在還在拍攝關於農民工的紀錄片。《四川工人日報》報導：「2009年7月7日，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拍攝的大型電視紀錄片《話說農民工》入川拍攝。四川總工會副主席紀小玲要求各級工會積極支援、配合攝製組工作。同時對省委宣傳部、省勞動廳、共青團、婦聯及省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等單位給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謝。」報導還說：「這部以豐富的內容、生動的實例和獨特的視角在全國範圍內拍攝的一部電視紀錄片《話說農民工》，是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策畫組織拍攝的一部10集電視紀錄片，是我國首部全景式記錄農民工的電視紀錄片，將於今年建國60周年期間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播出。」

　　國慶前後，我會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中仔細尋找這部大型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