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報文化副刊

　　2007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播晚會上，一位農民工的子女搖頭晃腦的在台上吟誦詩歌，他在舞台上說著：「打工子弟和城裡小朋友一樣，都是中國的娃，都是祖國的花！」2008年夏天，中國準備盛大迎接奧運，北京政府著手整頓市容，取締外來農民工。

　　這些都只是在京城上演的劇碼。在廣東、在沿海，在上海，在東北早已湧入了2.1億以上的農民工，他們的故事跟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一起前進。如今，「農民工」的字眼在理解中國的視角中出現的越來越頻繁，然而農民工究竟是「農民」還是「工人」？
糾結的戶籍制度
　　事實上，農民工這個包含雙重身分的稱謂，背負了中國過往社會主義遺緒與當代資本發展的力量。要理解農民工，一切都必須回到中國特有的制度基礎上──戶籍制度。

　　「城市戶口」、「農村戶口」是中國戶籍制度的兩大分類。在1950年代時期，戶籍僅被用以維持社會秩序，但隨著一五計畫的到來，政府為了有效的管控資源，從農業部門榨取剩餘投入工業生產，從而嚴加控制人口遷徙，禁止戶籍更動。為了詳盡「計畫」資源，附加於戶籍制度之上的是各項的資源保障，就業、醫療、教育與養老無一不受到戶籍影響。與此，中國在計畫時期一步鞏固了城鄉界線，並打造出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

　　1978年以後，中國敞開大門，迎接世界資本，為了填補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大批農民開始走出農地，進入生產線。但此時，無論是為了壓低生產成本，或是基於城市財政負荷的理由，戶籍制度並沒有獲得解放，因此身處異地的他們，在戶籍劃分仍舊歸屬「農村」，在職業上，他們卻早已走入沿海成為工人。一個身分與職業錯落的稱謂──「農民工」就此出現。

　　故事尚未結束，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挾帶著矛盾稱號，面臨各項不平待遇。由於戶籍無法改變，進入城市的他們，應得的福利遠落於遙遠的家鄉，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有如「次等公民」，他們在住房、醫療上所享受的資源無法與當地居民比擬，在子女教育問題中面臨重重阻礙。

　　無法擁有城中戶籍的他們，彷彿從國家的庇蔭裡消失，自絕在政府的照顧體系之外。

孫志剛事件的轉折
　　2003年對中國農民工來說是重要的一年。

　　一位來自湖北黃崗的大學生孫志剛來到廣州工作，在路上遭到盤查，由於未攜帶相關證件，孫志剛遭到逮捕拘留，並在收容站中遭到毆打致死。然而這一連串的真相始終遭到隱瞞，直到《南方都市報》披露後，才引發大眾關注。隨後有三位律師以公民身分上書人大常委會，要求廢除「收容遣送辦法」。經過兩個月，中國國務院通過相關法令，總理溫家寶簽署廢除《收容遣送辦法》。

　　《收容遣送法》僅是加諸在農民工身上的不平待遇之一，而孫志剛的死亡，道出諸多「打工仔（妹）」在外地所遭受的歧視壓迫，也點出中國政府在農民工身上所設下的諸多制度限制。在中國現代發展的繁榮道路下，這無疑是一處無人知曉的幽暗角落。

　　2002年，新上台的胡溫政權，無論在意識型態或是治理手段上皆有別於之前江朱的方向，追求社會穩定成為最大的目標，但是過去20餘年所累積的社會矛盾卻在此時不斷迸發，包括農民工逐漸高漲的不平之聲。

　　孫志剛事件推進了胡溫政府在農民工問題上的處理速度。自2003年後，中國政府從過往曖昧不清的態度轉而公開承認「農民工」，這包括在政策上出現「農民工」字眼，在公開慶祝場合中讚揚農民工的貢獻。直到中國開放20年後，農民工才逐漸從早期「流動人口」的狀態被政府承認。

反映時代的創作
　　不論在電影、音樂圈，或是文學界都紛紛出現以農民工為主軸的作品。賈樟柯的《三峽好人》、《世界》，趙本山的《落葉歸根》、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或是賈平凹講述拾荒民工的小說《高興》，都是著名的創作。

　　有些創作者，自己就是離開家鄉來到城市的「打工仔」，他們曾經親見政府對待農民工所採取的不平待遇與歧視，因此他們的故事、創作道出城市裡不為人知的一面，也夾藏著自己的身影。這些作品將逐一紀錄下這個時代發生的故事，寫下當代中國的記憶。

　　改革開放歷經30個年頭，農民工，彷彿是中國走向繁榮歷程中一手打造的角色，在他們身上有著資本力量鑿刻的痕跡，也有政府忽視所遺留的矛盾。如今，農民工的稱謂從過往帶有歧視意味轉而被政府承認，這意味著農民工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日益重要。

　　確實，人們眼裡的農民工可能越來越多元，他們或許仍然日復一日端坐生產線，身處惡劣環境、或許在城裡點點打造出自己的夢想，不再懷著愁苦茫然，城裡有越來越多農民工二代漸漸長大。

　　然而，只要中國政府無法給予農民工相應福利保障，戶籍制度的枷鎖無法逐一卸除，這些綻放在城中的「祖國花朵」終將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