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魔島主與七小福

一八六七年三月九日，美羅妹號(the Rover)從廣東汕頭港出發，途中遭暴風雨吹襲到福爾摩沙島南端水母岩(今恆春鎮七星岩)觸礁沉沒，船長及其夫人、船員在龜仔角社登陸，旋遭殺害，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向清廷尋求援助與解決之道，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吳大廷說了一句讓人錯愕不已，以致於成為留傳後世的警語：「查台地生番，穴處猱居，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中下旬，台灣島東的宮古群島所屬山原號漁、貨兩用船在牡丹社佔領的海岸觸礁失事，上岸的水手中計五十四名被殺、十二名倖存者(此乃宮古島赴琉球中山國朝貢的頭人及官員)逃生後輾轉回到琉球，一八七三年春日遣外務卿兼特命全權大使副島種臣詰問對日山原號事件的處理方式，清方大臣毛昶熙、董恂的回應仍舊讓後世的人們扼腕：「殺人者皆生番，顧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

直到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決定「攻伐台灣」以「嚴懲生番」時，台灣道夏綸獻仍舊用力於筆墨書寫著：「牡丹社係番社，彼自尋釁，在我勢難禁止。」惹得其時患有梅毒的清同治帝也要忍著驅體之痛楚以朱砂手批：「台灣道視為番界尋釁，是難禁止，實屬不知緩急！」是年六月四日，日軍已凱旋回營，達成了「嚴懲濫殺漂民的牡丹社與其他共犯部落」的目的。

《征臺紀事》一書就是紀錄一八七四年日本大肆進行的「征蕃事件」，此後，昏睡的清國終於打了一記甦醒的呵欠，派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灣、福建海防事務，監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也克盡職責，在「開山、撫番」、「理諭、設防、開禁」的開台政策下，打開了「鎖島」一百九十年之久的台灣，也開啟了台灣邁向近代化的腳步，卻也間接的導致台灣原住民族在日後被迫走向大崩潰的被殖民全球化歷史。作為台灣歷史的分水嶺，「牡丹社事件」(日稱「征番事件」、「台灣出兵事件」)，起到了劃開歷史線軸的作用。

《征臺紀事》是一位美國紐約前鋒報記者所撰寫的通信稿，作者愛德華•豪士(Edward H.House)當時是滯留日本前廈門領事李仙得的秘書，而李仙得可以說是當時幾位「台灣通」中最熟捻台灣風土民情的外國人之一，由於他不見容當時美駐清公使鏤裴迪(F.F.Low)而被調回國內，路經日本與日本外務卿(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兩度會晤，道出了自己對台灣的觀點，兩人一拍即合大有相見恨晚的態勢，遂主動向日本政府獻上六件備忘錄（「覺書」），並對日本佔領台灣提出三個讓日本拇指大動的合理化理由，間接的將當時日本國內征韓論主戰派失利所引發內政動亂的力量因勢利導到征台議事。這說明了歷史事件的發生不僅僅是某種巧合的集合使然(如果李仙得沒有被調回美國、如果李仙得沒有滯留日本沒有會晤外務卿、如果征韓論主戰派鬥爭成功……就不會發生……)，歷史其實更表現為一個事件的發生是由許多的小事件接續催動的結果。正如莫提默•艾德勒＆查理•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裡為歷史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命題：

「歷史」就跟「詩」一樣，含有多重的意義。

愛德華•豪士作為一位駐外記者，又擔任李仙得秘書，使他的通信稿逼近歷史事件的權力核心，為我們在中、日文件上打開另一面充滿實地踏查與國際衝折的繁複風景，在譯述陳政三先生用心的編排上，本書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部份「征臺前的準備」：敘述日本征臺前的準備，而「台灣事件」是因為內部因素(1)日本政治鬥爭下，轉移主戰派在國內的不滿情緒往征臺移動。(2)經明治維新，國力逐漸穩定盛大，遂有外拓的慾望。加以外部因素(1)1867年羅妹號事件。(2)1871年琉球漂民遇難。集其或巧合或意欲的相結合，乃有日本主戰派實踐「台灣事件」的初試啼音之舉。

第二部分「浴血戰場」：敘述日人「征臺」之舉，對清國的漠視台灣、初步了解台灣番地狀況以及清國所謂對台統治權利的張弛，加深並膽大了日本採用李仙得「六件備忘錄」的可行性。

第三部份「外交衝折與落幕」：闡明「台灣事件」國際間的衝折辭令，外交作前鋒，內政為後盾，並因此確立了日本競逐國際勢力的資格。

至於讓本書原來僅只是寫給報社的通訊稿一變而為具備史料價值的歷史資料，則不能不歸功於譯述陳政三先生巨細靡遺的搜羅史料與縝密註解的功力，特別是穿插在各段落的人物小欄，讓讀者更快的進入到歷史人物的世界，惟一美中不足的可能是對「琅嶠下十八社」的譯註；52頁稱「屏東平原之平埔族屬於西拉雅族亞系馬卡道系平埔族，原住台南、高雄平原，於十七世紀初受海盜劫掠，受到一六三四年十一月初及十二月聖誕節之役兩次荷蘭的討伐，逐漸向屏東遷移……」，91頁則依據李仙得觀察、鳥居龍藏記載以及被漢人、日人稱「大耳人」為由，又逕稱「琅嶠下十八社」為排灣族，以下各處則以排灣族為本解釋「琅嶠下十八社」的各社風俗習慣，因此也就無法回答第十八章所謂的琅嶠下十八社「聯盟」為什麼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與其他聯盟各社不睦？第二十四章作者來到射寮社幸運的參觀到族人的結婚儀式時，對於新娘為何「穿著白衣」就僅能推論可能是因為「平民限用白色、淺黑或淺藍，頭目才能用大紅、深黑或深藍。」

事實上，「琅嶠下十八社」聯盟本就不具備堅實政治功能的區域聯盟(本書內容與譯注均說明過)，聯盟不全是依賴血緣、文化、民族性的共通性組成，僅只是初步形式的利益結合的組織，雖或有通婚的現象，也還起不到準政治文化的自治實體組織，大膽的說，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民族、文化的「原質」就是排灣族，而其他各社在民族、文化的「原質」應該就是遷移的平埔族（馬卡道、斯卡羅、恆春阿美、漢族互為間染的民族鎔爐），這樣就可以解釋上文疑義。

撰寫歷史《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修斯狄底斯說過，他寫歷史的原因是：希望經由他所觀察到的錯誤，以及他個人受到的災難與國家所受到的苦楚，將來的人們不會重蹈覆轍。我們也可以說，閱讀歷史書，是為了想要了解目前發生的事。閱讀《征臺紀事》，讓我們看到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鍛鍊，經此一觸發國際關心的「征番事件」後，似乎建立了日本的信心與向外擴展的野心，並演變至朝向世界主流的「殖民帝國」邁進，並且前進到一個毀滅的道路――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百三十年之後，台灣也已經不是所謂的「王化所不及」之處，但是在汲汲營營於全球化的浪頭上，台灣刻正進行的本土現代化似乎再次的轉向日本風，拾起經濟殖民的全球化殘渣低度對待外籍勞工（對人，國別化/對勞動力分而治之，遂行剝削）；強調西方跨國資本主義風吹草掩的威力，卻昧於本土產業的紮根與提昇；特別是臣服、蒙昧於大財閥的勢力，李登輝之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酒會、連戰之總統大選訪日、陳水扁總統之訪日行程等，均在以大發戰爭財（「征番事件」被任命為「五百人長」，率五百名各行各業工匠、苦力參與遠征）、一躍而為日本財閥的大倉喜八郎所建立的「大倉飯店」舉行，讓我們看到了全球經濟力貫穿國界、種族與歷史。

一八七四年日本「征番事件」發生了什麼事？在我看來，那行動歷時彌新，閱聽著資訊媒體，它們不正是排山倒海席捲我們的日常生活嗎？歷史永遠不嫌舊，因為歷史的產造是人們行動的結果，正確或者錯誤的時空軌道依然奔馳在一點一滴驟逝的時光裡，奔向難以捉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