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106行政院前的抗議，到今天儼然已具組織的『野草莓學運』。這幾天看來，我雖非否定他們的主張，只是有點感慨『政黨輪替』後的物換星移，與價值混亂。又另一方面，如同廖元豪老師《廢除集遊法以外》文章開宗明義所擔憂：依當前輿論，這實在不是個訴求主張的『政治正確』時間點。然而－或許有人質疑，並羅列了『陳雲林來訪』期間，台灣警方的種種『濫權』作為佐證，義憤填膺地反駁：『此刻不為，何時為？』但若我們將時序拉長，《集會遊行法》對人權的侵害、打壓，何嘗僅止於這次事件；更言之，就抗議的手段和目的而言，似非必要選擇在『藍綠衝突』的火線上進行；況且，與要求總統、閣揆道歉和官員下台的訴求掛鉤，也某一程度侷限了學生運動的『單純理想』與由此『擴大認同』的可能性。
很遺憾的，靜坐抗爭的『畫面』，與政治沾邊的『八卦』還是較吸引主流媒體關注。尤其在特定政論節目的蓄意拉抬，或惡意攻訐下，『修改集會遊行法』原本單純的人權議題，似乎也隨該成員們的『身分揭曉』，沾染上敏感的黨派色彩，致使淪為延續江陳會談『統獨對立』的新闢戰場；又1106當晚在北美館前的流血事件，更是讓人心有餘悸。暫且無論暴力的發生，是否同蔡英文主席所指稱的『黑道』介入。但預告『街頭路線』的再起，則不免觸動、撩起普羅大眾渴求『和平』與『安定』的冀望。故於此氛圍裡，要凝聚社會的共識，確實加倍困難，更別說是用這般『強勢』態度（要求執政者道歉，與全盤接納活動訴求），而屏除與『意見相左』一方的理性對話。
直言之，我認同『野草莓』對現行《集會遊行法》不當規定的修法主張。卻強烈反對其欲以『自願報備制』取代『申請許可制』的訴求。簡單說，憲法所賦予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利，不單單僅為保障積極的言論自由，亦同時維護『不參加者或反對者的消極自由』。故基於『法益衡量』的目的（集會遊行難免產生對他人一般性的反射損失，例如：商家生意清淡，用路人交通不便…等）與大法官釋字第445號對『言論價值預斷』之禁止，足可認為『申請許可制』乃是較符合台灣『地狹人稠』特性而為適當且必要的『行政管理』（並非行政裁量）措施，又其職權範圍僅限於形式（規範）要件的審查（例如：該集會遊行路段是否已被他人預定，申請地點是否適當安全，或有無違反《集遊法》載明的強制禁止之規定…等。）不涉及個案的具體內容。
惟應放寬申請程序之限制，允許一般活動在舉辦前72小時，以文書透過網路、傳真、郵遞或親自送達…等方式提出即可，而主管單位在接獲申請的24小時內須為答覆，否則視為同意。除此，為保障『集會遊行』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尚可透過專屬法（見後述）－《集會遊行法》的制定，另設緊急救濟程序，使受不利益處分之當事人，能訴請公正的第三者（法院）為及時裁決，亦有效防止行政單位的恣意專斷。
承上所述，制度的規範乃權利行使的保障。故我認為：《集會遊行法》乃為落實憲法第14條意旨所設，堪稱係有『準憲法位階』之優越性質，非能因現行被抨擊為『惡法』的不當條文而輕易廢除。又該法內容茲關人民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為避免政府擅行擴張解釋法律的權力濫用，『集會遊行』應當排除其他實體法規（例如：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等）之援引，而須以具有『排他性』的『專屬法』詳列包括：申請人（團體）的權利義務、示威活動的禁止事項、違反規定的專屬罰則、救濟程序，與明定公權力介入行使的界線和方式…等，如此才能符合規範對基本權設限的『謙抑性』，和維繫民眾對法的『確信力』（法律安定性）。
總結來說，我還是肯定『野草莓』對人權議題投注的熱情與關懷；只不過，這次學運的著眼點過於狹隘－就只侷限在『陳雲林訪台』期間的政府行為，而忽略《集遊法》長久累積的侵害事實。（例如：樂生、反高學費聯盟，與紅杉軍南下抗爭…等。）又畢竟台灣民主已趨成熟穩定，時空環境也不像當年『野百合』只得藉由（街頭）學生運動改變現狀。況且，修法程序更須兼顧社會大眾的共同期待，絕非單一團體『說了就算！』至於，道歉與下台的呼籲，因涉及個人價值判斷（警方是否濫權）的『主觀感受』，若與『修法訴求』並列主張，恐讓『各說各話』的爭執模糊了整場靜坐的焦點，亦可能落入『顧此失彼』進退維谷的兩難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