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30,2008
侯孝賢談「巴黎.台北.紅氣球」
引自放映周報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asp?H_No=196&period=159
老靈魂,新面目
侯孝賢談「巴黎.台北.紅氣球」
報導 / 毛雅芬
侯孝賢導演甫於五月下旬獲法國文化部頒發藝術及文學勳章,《紅氣球》是他拍攝的第一部法語電影。最初,侯導受奧塞美術館之邀拍攝短片,其後改為長片拍攝計劃,奧塞美術館不再提供資金,僅安排美術館內空間作為影片拍攝場景,侯導轉在法國製片協助下,邀請法國女星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參與演出。
影片刻劃戲劇教授蘇珊(茱麗葉.畢諾許飾)與小兒子西蒙的共同生活。蘇珊工作忙碌,除卻教課,還在偶戲團從事聲音演出;西蒙的父親是小說家,在加拿大客座、寫作,卻滯留不歸;蘇珊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向在比利時與祖父同住,蘇珊希望她到巴黎與母親、弟弟相聚,於是忙著張羅房事,包括處置原房客的租約,以安排女兒的居住空間;西蒙的日子孤獨但平靜,蘇珊找保姆宋方陪伴他;宋方從北京到巴黎學電影,其安靜、體貼的生活態度為西蒙帶來溫暖。侯導以平實、舒緩的步調,細膩鋪展眾人的生活細節,交代人與人之間,複雜的互動與單純的情感;其中,西蒙與宋方在巴黎市街散步、購物、取攝影機採集生活的悠閒,既是城市生活切片,也約略呈顯侯導自然交織生活與創作的工作態度,成為《紅氣球》最堅實、動人的內涵。
侯導的《紅氣球》,隱隱引用完成於一九五六年、由法國導演Albert Lamorisse執導的《紅氣球》短片為典故,借用短片中小男孩與紅色氣球的互動,在新世紀重檢兒童的生活情境,其純真、孤寂,與世故。
因與完成於半世紀前的短片呼應,侯導的《紅氣球》成為台北光點「關於電影的電影」影展開幕片,並將於六月上旬正式於台上映。五月十七日,侯導以「巴黎.台北.紅氣球」為題,於台北光點講述其創作此片的所思所感;影評人聞天祥先生為該講座引言,於會場幾乎扮演採訪者角色,深入的提問引侯導對該片侃侃而談。本期《放映週報》擇選該講座精彩片段以文字形式刊出,以饗未及參與講座卻對侯導新作殷殷期盼的讀者。
阿薩亞斯最早參觀過奧塞,然後是我。參觀的過程很仔細,包括庫藏部分、館方怎麼修理家具,還有繪畫收藏等等細節,館方連怎麼撤換展示畫作都帶我們看過一遍。最有趣的,是參觀屋頂;冬天冷,我從沒預想會有這個行程。屋頂有樓梯可通,還有維修廣告。我很喜歡奧塞館的屋頂,因為館內空間人人都看過了。奧塞由老車站改建,完工後有人認為很棒,有人覺得不怎麼樣。我覺得奧塞最可貴是印象派畫作收藏,但這批館藏大多展示在閣樓,蠻可惜;因為要把畫作展在大堂很困難,堂裡有座非常大的鐘,從美術館裡外都能看到,很漂亮的鐘。於是我決定運用屋頂空間,從上方拍攝美術館。當時還沒有決定拍攝內容,因為《紅氣球》這部老影片是在稍後準備劇本的階段才發現的。
所以,簡單說奧塞美術館就是在拍片時候提供拍攝場地,館方給予我們的特權,是即使拍片時候有民眾參觀,工作團隊也可以先進場佈置,參觀時間到了,館員再讓觀眾進館,但館方對拍攝器材有一些限制。我的電影裡有幅畫,畫裡有紅氣球。拍攝之前我問館方,館藏的印象派畫作裡有沒有畫到紅氣球的,他們提供給我許多可能性;待我開拍時候,選中的那幅畫已準備打包運到日本,因為日本挑選了部分館藏畫作,準備在東京展出。日本人很喜歡那幅有紅氣球的畫,經過聯絡,館方特地將畫掛上展示廳,讓我們先拍攝。那幅畫上有玻璃保護,不能取下來,我們便拍畫,還有畫框玻璃反射的參觀小孩模樣,有人問我為什麼總喜歡使用反射效果,我只能說,那是沒有辦法的選擇。
我會簡單的日文,普通的問候語說起來很溜,但其他人稍微多講一些什麼我便聽不懂。我去日本很多次,喜歡搭乘JR線,路徑是環狀的;夏天乘JR線我一定坐第一節車廂,因為喜歡看司機。我喜歡火車,火車司機的標準動作,包括手勢、表情我都清清楚楚,有人會檢查儀器,有些老司機甚至把執行的動作喊出來,比方「開動」。這是一種慣性,讓人不會忘卻檢查。天氣熱我坐在車廂裡繞,或者睡覺;因為路徑是圓的,醒來後要去哪裡都可以,就看是多坐幾站後下車離目的地比較近,還是當站下車比較近。
有這個習慣,又喜歡電車,我決定以電車為起點發展劇本。接了這個案子之後我去日本,在那裡有些朋友,也知道他們的故事,將事物片段和朋友的故事結合起來,便開始建立角色。小津的作品常談及嫁女兒,向他致意於是也想到嫁女兒,但我的版本不同,我電影裡的女兒要自己做決定,她懷孕了,要自己生產,甚至不告訴自己的男朋友,孩子也要自己撫養,這對她的父母來說簡直是個災難,因為父母不能不想孩子出生後的種種情況。這個經驗基本上來自我的日本朋友小坂。小坂和我的助導結婚,婚後生了小孩,她的父母幫忙照顧這小孩的時間一長,她母親就會生病。壓力大,日本人總是這樣。後來我知道小坂的媽媽是後母,所以壓力更大。我在東京常住一家小旅館,老闆娘也是後母。拍《珈琲時光》前一年,老闆娘的先生去世,她的壓力很大,因為有小孩要照顧,很擔心外界的眼光。我感覺這些例子很有意思,就設計出一個相應的戲劇狀態。
有了故事片段後,開始找演員。最先找到一青窈,然後找到淺野忠信;淺野很有名,但很緬腆,像一張白紙,假若我不是導演,而是畫家,可以在他身上隨意塗色。小坂以前做雜誌,對尋找資料的流程非常熟悉,對神保町舊書街也熟,常常帶我去。當時我在台北的公司想拍音樂家江文也的故事。江文也生於台灣三芝,但很早就去日本念書,二戰前又轉居大陸,在中國娶妻。他的身份尷尬,故事在台灣無法拍成,《珈琲時光》正好把這角色吸納進來。
找到演員以後,我憑印象找資料,設計出一青窈的角色:她在台灣有男朋友,到台灣教日文。女主角的背景來自我女兒的經歷。我女兒在美國念書的時候,有一群同學來自泰國;他們是台灣人,在泰國念美國學校,家人稍早在台灣投資加工業,之後移居土地、人力成本較低的泰國,現在更移居大陸。這些台灣子弟在泰國讀美國學校、到美國念書,然後回到家裡經營家庭事業。
我在日本的工作方式就像在台灣,不排戲,先找演員,再寫劇本,然後才找其他次要人員來與演員搭配,過程非常清楚。除非是《海上花》這類時代氛圍較強烈的作品,我不用帶戲劇性的精準對白,喜歡生活化的演員。演員的個性弄清楚後,我把對白大概寫在劇本裡,寫得很長,演員可以自己進入狀況後,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劇本裡的故事演出來。拍攝現場,攝影機架在角落,演員入鏡後直接演、直接拍攝下來;一場戲演完,好不好很難說,有時在現場以主觀角度看,似乎感覺不對,但攝影機是客觀的,它會排除主觀情緒把一切記錄下來,有利事後剪接。這樣的工作方式在日本運作特別舒服,因為演員非常專業。飾演一青窈父親的演員小林,有場戲決定不講話,雖然原來的劇本早寫定他該說什麼,但他決定不說;跟他搭配飾演一青窈媽媽的演員也很有名,她見小林不說話便很緊張,禁不住東摸西摸、嘮嘮叨叨;然後拍攝現場的電話響了,她出鏡來接,接完重新入鏡。拍攝結束後我感覺,是呀,爸爸不講話是對的,這是小林的表演方式,他認為父親就是這個樣子,而後母就是會慌亂。
在日本工作看似且戰且走,其實不然,前期的判斷非常重要。有過《珈琲時光》的經驗後,我感覺在國外也可以工作,所以才到法國拍片。海外拍片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時間縱深,在台灣,我連沒出生前的事都能知道,因為看書、因為父母和親戚朋友自然形成時間的縱軸,我拍出任何東西都能知道它是什麼、代表什麼,這在國外便不可能,在異地,我只能用外來的眼光觀看一個時刻,這是不夠的。
不管演什麼,找到角色的住所最重要,而且,他們住的地方還要能拍片哪!我的製片於是帶我到他住的地方,電影裡樓上、樓下兩個樓層都是他家。製片本身是教授,樓上的房子有很多書;我問他樓下為什麼空著,他說近期要整修,因為朋友剛搬走。他跟那朋友認識十幾年了,住在一起很久,後來朋友不繳房租,法庭派人來監督他搬走。然後我還在房子裡遇見製片的女兒,高三,覺得那女孩很有意思。一直以來,電影演員於我也是非演員,合作之前一定要見面,聊過天,我才知道他累積有什麼、究竟可不可用。
西蒙正好跟製片住在同一區,雖然公寓屬十三區,但十三區隔鄰便是第五區,他念第五區的小學,附近有傳統市場。我問他喜歡吃哪家店賣的麵包,附近哪裡有打鑰匙的店舖,我喜歡把所有細節弄清楚。設計故事的靈感從哪來呢?有些來自以前看的書。那時我在咖啡廳看書,有時一看一、兩個月毫無消息;後來看到《從巴黎到月球》這本美國小說,記述作者旅居巴黎的經驗,作者文筆非常好,我非常喜歡。書裡提到紅氣球和繪世機,後者是一種很怪異、笨拙的窗子,鋪上半透明紙,讓景色映照進來,小朋友可以畫畫。作者還提到盧森堡公園的鐵環等,種種巴黎生活細節。慢慢地,我把蘇珊的家世背景建構起來了:爸爸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老戲院,法國新電影都在那裡上映,一九六八年法國學運時候,她媽媽追片子追到比利時。而茱麗葉的爸爸以前做木偶。我把這種種訊息,加上書上看來的細節整合起來。比方蘇珊的男朋友、西蒙的爸爸,是寫小說的,他在加拿大蒙特婁客座,卻滯留不歸,這背景是我從法國小說《我是在媽媽家三天》看來的。就這樣一邊湊一邊看,收集資料花了兩個月,正式書寫差不多花去一個半月。
因為有小孩,她在家裡不可能一直是一個樣子,雖然衣飾搭配有些怪異,卻能體現一種真實。當然,我知道我毀滅了茱麗葉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
我找到一個劇團,用八釐米攝影機記錄年齡很大的團長,他很有名。我去拜訪的那天,恰好碰上有人雕偶像,一聊,便問團長可不可以把他寫入劇本,他說可以。後來我們找他組一個團來參與拍片,希望茱麗葉能參與聲音演出,他們馬上找來聲音老師做訓練。
我拍的的確是劇團rehearsal的過程,正式演出沒能拍到,因為時間不夠。原來安排兩個禮拜時間,但製片基於成本考量,折半了劇團的演出費,所以後來只剩一個禮拜時間拍攝;在那之前,茱麗葉一直練習表演,我則到最後一週才知道時間減半的消息。拍攝條件確定後,劇團開始rehearsal,我也只能開始拍,但茱麗葉的進度很快,一邊rehearsal一邊練習、一邊調整。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提過「張生煮海」,給它改了名字,叫「求妻煮海人」,我覺得改得太棒了;故事的內容說,龍女被龍王囚禁在海底,張生為了求妻,想把海煮乾,就拿大鐵鍋在海邊煮;意涵是象徵的,表示這個人個性執拗、非常固執。我覺得這樣的固執蠻動人,像楚浮電影裡的男女,所以寫了這個故事來形容楚浮的電影。
在《紅氣球》裡,我想茱麗葉的父親做偶,她自己雖沒有接觸過,但把兩種元素link在一起應該還是可以的,於是設計了這個橋段,也提示戲裡的角色非常瞭解東方戲劇。
小孩最怕你不停告訴他該怎麼演、該怎麼做,也怕演完之後馬上糾正他,這樣一來,他便不知演戲是什麼了,會真的想「演戲」。其實小孩是最純粹的,只要說明清楚,讓他知道就行了,然後就該讓他去做。若是需要重拍一次,就調調燈光,跟他說是其他工作人員出問題,不是他,告訴他「你剛剛很棒」,拍攝就會很順利。
宋方在戲裡是旅居巴黎一年的交換學生,她很喜歡紅氣球,發現學校附近的牆上畫了很多氣球,就想找小孩子拍,基本上觀點是隱藏的。她和茱麗葉自然形成對比是因為她的節奏,宋方不是演員,她跟小朋友講話的節奏就是那樣,做可麗餅那場戲,她的對白完全即興,個性很平穩,有種奇特的味道。
在法國則又完全另外一回事。法國人公、私領域分得清清楚楚,只要有衝突,他們的處理非常直接。法國人比我想像的要直接了當許多,但又有他們自己的味道,只要合了他們的味道,他們能跟你很親密,但一牽扯到利益,他們又很嚴肅,這點跟日本很不一樣。我在法國拍片,借捷運的場景,申請非常繁瑣,規定非常嚴格。我原本申請兩條地鐵線,他們只批准一條;時間限定,月台上只能有導演、攝影等幾個人,還有人來監拍。我的工作團隊一起拍片很久,拍起來很快,而且守規矩,監拍人感覺很放心。後來拍片時間超出一些,地鐵司機打電話抗議,她還幫我們說話,讓我們拍完。法條這麼嚴格,但個人處事的時候,又能開放出個人的空間,這是法國人蠻特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