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5,2009
《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製片陳芯宜專訪
|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asp?H_No=265&period=226 人生的執著與反叛 |
| 《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製片陳芯宜專訪 |
報導 / 王玉燕
年少時代立志成為一個搖滾樂手的樓一安,多年後轉而以導演之姿,將壯盛的反叛精神傾注於電影之中。《一席之地》是樓一安的首部劇情長片,將搖滾樂、愛欲與生死的元素轉化為既輕盈又深邃的命題。片中,桀驁不馴的搖滾樂手莫子始終以狂躁的態度面對群眾及市場,逐漸和同為創作歌手的女友凱西走上歧異的路。另一頭,林師傅、阿月嬸、小剛一家,佔據一塊風水寶地,各自為了往生後的奢華房厝以及現世的金錢壓力而賣力、而焦灼,同時得應付覬覦該風水寶地的孫家兄弟。
樓一安從事編導和製片相關工作多年,2005年拍攝公視人生劇展《快樂的出航》,獲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並獲最佳迷你劇集、編劇等四項入圍。2007年擔任短片《水岸麗景》編導,藉由一樁銀行搶案,改寫了一群市井小民的人生際遇。本片以荒謬的黑色喜劇風格,隱晦地勾勒樓一安對於當代消費社會的敗物情節之反動。同年,樓一安參與由陳芯宜執導的《流浪神狗人》之製片、編劇工作。樓一安、陳芯宜這對工作拍檔自大學時期合作拍片迄今,慣常以多線敘事提出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深切關注與反思。
從《水岸麗景》、《流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皆匯入鮮明的宗教色彩,或從神的目光窺視人內在的慾望和祈求,或從鬼的立場反映人世間的種種惦記與牽絆,本質上都是在探究人類生存的價值。《一席之地》同樣是將視角回歸到人本身,透過並置不同位階、不同族群之個人的生命處遇,照見人類共通的慾念及困挫。影片中可見不少角色的狀態或社會地位皆歷經翻轉,一方面肯認隱匿在生命角落裡的契機,另一方面或許也提示了人世的無常。
導演樓一安聲稱,在故事發想的過程中,相較於其他創作者,他和陳芯宜常是「概念先行」,會先設定想講述的主題,再去發展故事。《一席之地》的核心概念便是「地」,無論是安身立命之處所或名聲、實際的地域或虛構的他方;循此概念出發,同時描摹多位人物的執著及其盲點。本期【放映頭條】專訪本片導演樓一安、製片陳芯宜,談論他們的創作構想與社會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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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以我自己看好萊塢片的經驗來說,因為好萊塢電影的結構都還滿雷同的,我經常會特別留意小配角,比如英雄撞倒了一個攤販,我就會去想那個攤販之後怎麼辦,這算是我們一種看待世界和架構故事的面向。樓一安剛剛講的比較是劇本形成的過程,我們沒有辦法只單一關照到特定人物,因為他周遭一定還會有其他角色,不管重要不重要。無論是《流浪神狗人》或《一席之地》,我們想要談的都不只是一個故事,會希望觸及故事背後所表徵的體制面,或是這個社會可能隱藏的某些問題。像《流浪神狗人》透過運用在這些人物之間流轉的很多物件,才可以看到同一個物件在不同人物的價值觀中是如此不同,也才能凸顯體制的不合理。人生存在世界上狀似很自由,但其實每個人背後都有隱形的線,會去操控我們對於飲食和衣著的選擇、言行舉止等等,我覺得必須藉由多線敘事才能被彰顯。
從我的第一部作品《我叫阿銘啦》就開始採用多線敘事的結構,我覺得冥冥之中人都會互相影響,我很喜歡「緣分」和「相遇」的感覺,所以才會設定片中人物無形之中彼此影響,卻不知情。這樣的呈現方式或許會讓看電影的人意識到,其實你每一個當下都在影響別人,或是別人每一個當下也都在影響你。因為我覺得一旦人沒有這樣的思維,做任何事都會很自我,不會關注到他人,如果人能夠時時想著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會因而影響別人,當下的抉擇就會比較慎重一點,不會這麼草率。另外,我們兩人都是念廣告出身,沒有受過正式的編劇訓練,可能也因此沒有受到侷限,我們受到小說、文學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在型塑一個角色的時候會去想他的前因後果、所處的社會體系等等。
樓:我個人受到黃春明、魯迅小說的影響還滿大的,可能是很久以前看到某本小說給我的印象,我就會藉此去呈現一部電影主要的氛圍。創作《水岸麗景》這部短片時,我會一直回想黃春明的小說。最近我在幫陳芯宜寫另外一個劇本,就會想到馬奎斯的小說。拍攝《一席之地》時,小人物那種帶點愚昧、瘋狂的狀態,某部分會讓我聯想到魯迅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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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謂的搖滾精神可能是一種反抗的態度、辯證的態度,不會沒有反思地全然順從外界丟給你的價值。我一開始寫的是有關「地」這件事情,這是最基本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必須有其一席之地,不僅是名氣上的,也包含生前和死後所佔有的那一塊地。然而,為什麼有些人可以自由買賣土地,有些人卻連一塊屬於自己的地都沒有?我想透過這部片去探討為何有人能夠無限度地擴張他們的版圖和慾望,卻壓縮到其他周邊更微弱的人。另一方面,在不斷膨脹的體制之下,每個人在名氣上所追求的一席之地,常常也變得愈來愈荒謬,像片中的主角莫子,他在死後才突然暴紅,這一切都只不過被媒體吹捧、塑造、炒作出來的一席之地,本質上的東西卻不一定有人看到。
陳:樓一安比較愛嘲諷,我個性比較溫暖一點。《一席之地》裡面呈現了樓一安對他自身背景或階級的嘲諷。黃春明、魯迅這兩位作家筆下的人物也多少有這種特質,傳達出小人物在某種體制下顯得卑微,沒有辦法跳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既無奈又束手無策,在這種情境下黑色喜劇的色彩好像就會流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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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我本來就是一個悶葫蘆,不太會說話,我覺得我或許也是藉由創作來說話。一開始寫了一篇沒有發表過的小說,算是一個治療或昇華的過程,把自己的想法、慾望放在文字中。後來寫了劇本,開始和陳芯宜合作,慢慢也抓到一些自己要講的東西,之後才開始拍電影。透過創作,在不斷整理自我的過程中,或許可以更瞭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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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表呈現出來的形象可能是莫子,其實內在有點像小剛,我其實滿蠢的,也滿木訥,但因為我會演戲,也很愛演戲,所以在不同人面前會不斷演出不一樣的角色。這份被隱藏起來的性情在家中才會不禁流露出來,阿月嬸有點像我媽,常常虧我只會「啊、咦、嗚、ㄟ、喔」。
陳:其實小剛這個角色還滿有趣的,仔細觀察一群人不難發現這樣的現象。像我剛出社會的時候也不太適應,假如去上班總是得和一群人相處,大家講著有某種共識才能講的冷笑話或好玩的事,我比較會反應,但樓一安就會呈現「喔」或完全沒反應的狀態。我覺得每個人多少都有這種落差,只是在於你要不要去調適自己,融入人群,或是不反應、不學習,維持純粹的自我。在片中可以看到小剛從只會「喔喔喔」慢慢學到某一種社會規範。
樓:我很喜歡唐振剛這個演員,他的眼睛像天使般,非常純真、非常潔淨,我會希望觀眾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不自覺愛上小剛這個角色,到最後才慢慢發現他或許有惡魔的那一面。或者像陳芯宜剛剛所說的,小剛在體制中打滾之後,就會慢慢瞭解、學習到面對這個世界可能會抱持的態度,譬如對他人的處境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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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席之地》,我想如果是一個對宗教有很深信仰的人可能不會寫出這樣的劇本。我沒有禁忌,去墳場也不會有任何感覺或恐懼,電影中,一位記者問紙紮師傅:「你真的相信人死後會住進去嗎?」這個問題其實是我自己的困惑。我沒有要質疑他們的信仰,只是基於他們都相信這件事的前提,我覺得會出現更多有趣的事,我選擇從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切,而不會去涉入。多多少少,不可否認地,有時我會流露出一個無神論者對於宗教的質疑。
陳:我對宗教的看法和樓一安比較不一樣。我在看待宗教的時候已經跳脫「神」這個概念,當你還認為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神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反動、批判或觀察,就像《水岸麗景》、《一席之地》裡頭所呈現的。然而一旦不要將宗教等同於神,其實宗教對我來說應該是要真正落實在生活裡的哲學、看待事情的方式或思考的邏輯。不再將神視為神的時候,就有辦法將神人性化,像在《流浪神狗人》裡頭,神同樣在等待人類去搭救。另外,當阿雄在做大禮拜的時候,有幾個鏡頭是神像的特寫,包括神的眼睛,在此想要提出的問題是:神真的看到人類的痛苦了嗎?人類真的能夠藉由禮拜獲得救贖嗎?
在《一席之地》出現的鬼我覺得又更人性化了,因為鬼是由人幻化而成的。在寫劇本的時候,會想像鬼應該還是有很多牽掛。事實上,究竟要如何定義「鬼」我們兩人溝通了很多次,甚至為此吵架,不斷辯論鬼到底是如何存在,是影像的存在還是聲音的存在、會出沒在什麼空間等等。這件事必須釐清在寫劇本的時候才能有一套邏輯,最後我們設定鬼是有牽掛的,所以需要像阿月嬸這種有特殊體質的有緣人去協助達成鬼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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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們在寫作劇本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中心思想,《一席之地》當中的「地」就很關鍵,編劇過程中就會盡可能將相關的思考納入,當初想到現在也滿多人將生命寄託在虛擬的網路世界,就把這個現象放到劇本中,藉此讓虛實之間有個呼應。此外,莫子死後我們在地上畫了一個人形,也可以象徵他的一席之地,我很喜歡最後鋪滿了玫瑰花的景象,意味他從沒沒無名一夕之間得到這麼多人的擁戴,事實上是滿諷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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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子的心態其實也有一部份是在指涉我自己,像我的前作《水岸麗景》風格比較晦澀一點,可能觀眾不是那麼瞭解我在講什麼,後來我換一個角度去想,反問自己:為什麼不試著把故事講得更明白,讓觀眾可以接收到我想要傳達的訊息?《一席之地》算是一個小小的嘗試,我希望這部片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表達背後深沈的意涵,讓更多觀眾看得懂、也會喜歡。
陳:我覺得社會化比較算是體制的一環,社會化就是慢慢融入體制的規範,是一種體制將個人收編的過程。對我們來說,應該一半算是被收編吧,否則拍完電影後也不用上戲院、跑宣傳。我們當然還是希望作品完成後能夠有對話,就像片中莫子提到:「沒有掌聲,也沒有噓聲,那到底是怎樣?」要在這個世界上傳播個人的理念好像還是得尋求一些體制上的宣傳方式,不過也不能採取好萊塢那種操作手法,那就太悖離我們的初衷,所以還是希望尋求一個平衡的可能。
樓:我們一定是已經社會化了,不可能完全抗拒這個東西,要不然就不做宣傳、不買廣告、也不應該去追求公部門的資源等等,既然我拍了一部電影,就是希望有更多觀眾來看。我們拍電影原初的立意就是有話想講,儘管我們在這部片中排斥某種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但我們還是必須透過這樣的模式去宣傳我們的電影,這是滿弔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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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我覺得我們合作最大的好處是兩個人彼此很熟,我們從大學就開始合作,也會互相辯論,因為劇本就是要愈縝密愈好,愈沒有盲點愈好,尤其我們的劇本特別需要顧及各個面向的思慮是否周到。例如一旦決定將三鶯部落放到劇本,劇情要怎麼編排才不會流於剝削,以及社運圈、一般觀眾怎麼看待都要考慮到,因此必須不斷質疑自己、質疑對方,這樣非常有助於拓展故事和思考的深度。
我們從大學一起合作拍短片到現在,包括攝影沈可尚、美術黃美清都是同一個團隊。我的第一部劇情片《我叫阿銘啦》,樓一安當副導,那時候大家都剛畢業,拍片方式就像獨立製片,每個人雖然各司其職但還是會互相支援。對於導演來說,副導和製片是最核心的角色,我拍攝《終身大事》和《流浪神狗人》時,很需要樓一安擔任副導,因為副導必須全盤瞭解導演的想法才有辦法處理執行上的工作,而且好的副導可以給導演很大的安全感。在《一席之地》這部片中我擔任製片,必須掌管更多事,不管帳務、行政或是後續上片的很多事都要經手,當製片很累,因為我不是專門做製片的人員,但也是希望看看能否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模式。如果製片和導演的合作是長遠的,比較能夠有通盤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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