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3,2008
2008媒體公民會議Session4講綱---蔡崇隆、管中祥
蔡崇隆
紀錄片、另類媒介與公民運動
一、紀錄片工作者的社會位置與現實處境
二、紀錄片工會的誕生、發展與可能走向
三、紀錄片與社區營造的結合－以攝區二三事、紀生在三街計畫為例
四、紀錄片與媒體改革團體的合作－以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為例
五、紀工報－影像的、運動的、評論的：強化紀錄片的論述與社會連結性
活在人間﹐好過高掛雲端/蔡人少
解嚴前的八零年代初期，一個鬱悶的大學生走進一個藝廊，看到一部奇怪的紀錄片＜王船祭典＞，傳統的民俗祭儀搭配西方的電子合成音樂剪接，震撼了他昏沈的想像力：原來真實的影像可以這樣好玩。解嚴後的八零年代末期，一個求知若渴的研究生走進一個茶藝館，那是＜月亮的小孩＞的放映會，他看到了三台電視從未出現的深刻故事，挑動著他探索世界的欲望：原來真實的影像可以這樣動人。
那是關於我的紀錄片啟蒙，可能也是許多人的時代經驗。八零年代之前，台灣的電影電視生產了無數的宣傳片、簡報片，輪番轟炸著人們的腦袋，由於它們貼著紀錄片的標籤，使得紀錄片就是無聊八股的代名詞，成為揮之不去的刻板印象。直到紀錄反對運動的綠色小組戰鬥影像，以及深入民間的全景團隊樸實影像逐一出現，台灣的紀錄片紀元才揭開序幕，慢慢與世界接軌。
其實，在世界影史上，盧米埃的第一部電影＜工人下班＞（1895）就是一部紀錄短片。劇情片與紀錄片（或說非劇情片）本來就是一家人，簡單的真實（一群工人從工廠門口蜂擁而出）經過攝影再現之後，在當時的觀眾眼裡覺得好看的不得了，請問它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被尊稱為英國紀錄片之父的葛里遜，一九二零年代就下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定義：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客觀的真實透過創作者主觀的攝影剪接而成為一部創意作品，預示著紀錄片本來就不應該是刻板的，它應該蘊含著各種改變的能量。
九零年代開始，背景更多元的創作者站上台灣紀錄片的舞台，反共歷史、少數族群、離島探索、同志情欲、司法黑幕...等題材的湧現，開拓了人們認識島國土地的視野。九零年代中期，研習紀錄片的學院機構成立了，官方補助紀錄片人 才的培訓變多了，公共媒體播映紀錄片的管道出現了，一個接一個的紀錄片影展訊息吸引著大眾的目光。這些文化事件都發生在過去十年之間，老三台的制式影像迅速退場，DV攝剪的門檻日益降低，突然之間我們有了一群涵蓋老中青三代的紀錄片導演，全年無休的紀錄片影展與競賽，還有打破近年國片票房的紀錄片作品。
這樣的榮景對照著我成長的八零年代漠土，豈不是分外美好？有人說，紀錄片風潮是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最令人期盼的一股文化力量。偉哉斯言，但一樣汲取過新電影奶水長大的我不會忘記，原本寫實風格強烈的新電影，如何在題材遠離庶民生活之後，逐漸失去觀眾的信心。我也不會忘記，台灣惡質的電影映演制度，如何消磨了這些導演的志氣，終至完全潰散。
我接觸過的紀錄片導演，在戲院上片成功的背後，都帶著沈重的賭博心態與負債陰影，而複雜的片商與戲院生態，更讓他們不會想做第二次嘗試。如何使好作品讓更多觀眾看到？其實紀錄片導演正面臨著與新電影作者一樣的困境。紀錄片導演如何在影展與電視曇花一現的管道之外，獲得足以餬口的收入以維持創作能量？這是熱愛紀錄片的民眾不太會想到的問題。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可以從民間得到充裕的資金支持，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則需仰賴公部門、企業或媒體，它們除了考量自身利益外，對版權多半錙銖必較。除了少數得獎導演有些談判籌碼外，多數人只能賤價打工接案，再各顯神通慢慢拗出理想作品，或者就為了生活惡性循環下去。
這是紀錄片榮景下的極大隱憂，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因此成立工會，希望以組織力量慢慢改善勞動條件與著作權益問題，但他們是不是撐的下去？能不能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都是未知數。
對我來說，紀錄片的力量來自真實的人與土地，認真的紀錄片工作者不會忘記這一點。但他們也只是人，希望維持基本的溫飽與尊嚴，無理的剝削與過度的溢美都非其所願。不知不覺成為台灣當代顯學的紀錄片，似乎被捧上美好的雲端，作者形象與影片功能都被神聖化，但不要忘記，它其實誕生於人間。唯有當紀錄片工作者與觀眾都重返現實世界，紀錄片才可能繼續成為台灣社會的無價資產。
紀錄片、另類媒介與公民運動
一、紀錄片工作者的社會位置與現實處境
二、紀錄片工會的誕生、發展與可能走向
三、紀錄片與社區營造的結合－以攝區二三事、紀生在三街計畫為例
四、紀錄片與媒體改革團體的合作－以公民行動影音工作坊為例
五、紀工報－影像的、運動的、評論的：強化紀錄片的論述與社會連結性
活在人間﹐好過高掛雲端/蔡人少
解嚴前的八零年代初期，一個鬱悶的大學生走進一個藝廊，看到一部奇怪的紀錄片＜王船祭典＞，傳統的民俗祭儀搭配西方的電子合成音樂剪接，震撼了他昏沈的想像力：原來真實的影像可以這樣好玩。解嚴後的八零年代末期，一個求知若渴的研究生走進一個茶藝館，那是＜月亮的小孩＞的放映會，他看到了三台電視從未出現的深刻故事，挑動著他探索世界的欲望：原來真實的影像可以這樣動人。
那是關於我的紀錄片啟蒙，可能也是許多人的時代經驗。八零年代之前，台灣的電影電視生產了無數的宣傳片、簡報片，輪番轟炸著人們的腦袋，由於它們貼著紀錄片的標籤，使得紀錄片就是無聊八股的代名詞，成為揮之不去的刻板印象。直到紀錄反對運動的綠色小組戰鬥影像，以及深入民間的全景團隊樸實影像逐一出現，台灣的紀錄片紀元才揭開序幕，慢慢與世界接軌。
其實，在世界影史上，盧米埃的第一部電影＜工人下班＞（1895）就是一部紀錄短片。劇情片與紀錄片（或說非劇情片）本來就是一家人，簡單的真實（一群工人從工廠門口蜂擁而出）經過攝影再現之後，在當時的觀眾眼裡覺得好看的不得了，請問它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被尊稱為英國紀錄片之父的葛里遜，一九二零年代就下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定義：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客觀的真實透過創作者主觀的攝影剪接而成為一部創意作品，預示著紀錄片本來就不應該是刻板的，它應該蘊含著各種改變的能量。
九零年代開始，背景更多元的創作者站上台灣紀錄片的舞台，反共歷史、少數族群、離島探索、同志情欲、司法黑幕...等題材的湧現，開拓了人們認識島國土地的視野。九零年代中期，研習紀錄片的學院機構成立了，官方補助紀錄片人 才的培訓變多了，公共媒體播映紀錄片的管道出現了，一個接一個的紀錄片影展訊息吸引著大眾的目光。這些文化事件都發生在過去十年之間，老三台的制式影像迅速退場，DV攝剪的門檻日益降低，突然之間我們有了一群涵蓋老中青三代的紀錄片導演，全年無休的紀錄片影展與競賽，還有打破近年國片票房的紀錄片作品。
這樣的榮景對照著我成長的八零年代漠土，豈不是分外美好？有人說，紀錄片風潮是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最令人期盼的一股文化力量。偉哉斯言，但一樣汲取過新電影奶水長大的我不會忘記，原本寫實風格強烈的新電影，如何在題材遠離庶民生活之後，逐漸失去觀眾的信心。我也不會忘記，台灣惡質的電影映演制度，如何消磨了這些導演的志氣，終至完全潰散。
我接觸過的紀錄片導演，在戲院上片成功的背後，都帶著沈重的賭博心態與負債陰影，而複雜的片商與戲院生態，更讓他們不會想做第二次嘗試。如何使好作品讓更多觀眾看到？其實紀錄片導演正面臨著與新電影作者一樣的困境。紀錄片導演如何在影展與電視曇花一現的管道之外，獲得足以餬口的收入以維持創作能量？這是熱愛紀錄片的民眾不太會想到的問題。國外的紀錄片工作者可以從民間得到充裕的資金支持，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則需仰賴公部門、企業或媒體，它們除了考量自身利益外，對版權多半錙銖必較。除了少數得獎導演有些談判籌碼外，多數人只能賤價打工接案，再各顯神通慢慢拗出理想作品，或者就為了生活惡性循環下去。
這是紀錄片榮景下的極大隱憂，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因此成立工會，希望以組織力量慢慢改善勞動條件與著作權益問題，但他們是不是撐的下去？能不能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都是未知數。
對我來說，紀錄片的力量來自真實的人與土地，認真的紀錄片工作者不會忘記這一點。但他們也只是人，希望維持基本的溫飽與尊嚴，無理的剝削與過度的溢美都非其所願。不知不覺成為台灣當代顯學的紀錄片，似乎被捧上美好的雲端，作者形象與影片功能都被神聖化，但不要忘記，它其實誕生於人間。唯有當紀錄片工作者與觀眾都重返現實世界，紀錄片才可能繼續成為台灣社會的無價資產。
管中祥
PeoPo
一、PeoPo的下一步
媒體亂相在許多強調以新自由主義為發展方向，放任市場競爭的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公民社會面對惡質媒體的作法，除了透過行動批判與改造成媒體，發展獨立／另類媒體是另一種常見的方式。此舉不僅讓公民有更多的資訊選擇，對於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族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市民，更是傳達公民意見的重要途徑。
透過網路串連技術及簡便的攝製工具建立獨立媒體，是近年許多國家社運團體及媒體改革者採取的手段，這股力量也在全球串連與擴大中。許多非營利、非商業性的媒體機構遍佈全球，並且規模與影響力並不下「主流媒體」，例如，NowPublic 在成立一年內，NowPublic已經有31,000名記者，分散在130個國家；Indymedia提供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阿拉語、法國、德國、芬蘭等多國語言出版，在全球超過120個以上的據點，而OhmyNews至今超過37,000人註冊，經營版圖擴大到日語及英語地區。
台灣的獨立媒體雖然沒有如此規模，但包括早期的另類錄影帶、地下電台，以至於近年來的南方電子報、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對於台灣的社會與文化運動都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2007年4月30日，公共電視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以「公民新聞」為號召的「公廣集團公民新聞影音網」（PeoPo），也是國內第一個公民自主影音新聞平台。有別於一般部落格服務平台，PeoPo不只提供blog服務，讓使用者可以迅速出版自己的文章與新聞，更提供一連串實體教育訓練給NGO以及對新聞編採有興趣之社會大眾上課。
PeoPo的規模雖然無法和NowPublic、Indymedia、OhmyNews相較，但其定位與經營卻同樣實踐了「傳播公民權」的理念，提供台灣媒體改革的另一種可能，同時也挑戰了傳統新聞專業性的思維，PeoPo的成立，在目前媒體飽受批評的台灣社會別具意義。
嚴格來說，PeoPo並不是真正的「獨立媒體」，但PeoPo的成立是其母體-公廣集團的必要責任，同時如何維護PeoPo公民記者的獨立性，促成更多公共議題的報導與討論，並且擴大公共參與，更是作為全民所托的公共媒體不能忽略的義務。
事實上，「自拍」對許多人而言是件越來越簡單的事，但拍什麼？如何讓議題與社會有更多的連繫？如何對抗無所不在的權力機制，是有心推動公民新聞者必須進一步思考的面向。
PeoPo雖已為台灣公民新聞發展開啟新的可能，但仍有許多需要思辯與調整之處。首先，取消目前身份証登記制，讓未有身份証的新移民、移工能夠透藉此發表意見，參與公共事務；其次，加強與公廣集團新聞合作，分工報導在地議題，透過協力彼此學習；而對於公民記者的培力，除了技術的提升，更需要建立各種機制，促成公共議題的參與討論；最後則是強化不同地區公民記者串連，舉辦跨區／跨界公民記者論壇，深化議題，分享在地經驗，形成更大結集力量。
PeoPo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辛苦度過第一年，雖然已成為許多國家公共媒體參照、仿傚的對象，但作為公廣集團旗下的公民新聞平台，恐怕不能以此為滿足，如何更進一步，讓更多公民發聲，促成公民社會的自主與多元，是公廣集團主事者必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進一步來看，公共媒體不應只將觀眾視為「觀眾」，而是公共媒體的共同建造者，甚至是主體，因此需要釋放更多權力與空間讓公民參與公共媒體的生產，讓公共媒體成為真正的公民媒體。
二、給PeoPo的一點建議
「公民新聞」有別傳統的專業新聞媒體，以及近年來日漸受到重視的「公共新聞」，其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力量。公廣集團成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便是試圖透過網際網路實踐公民的傳播權力，也提供了台灣媒體改革的另一種可能。
PeoPo 為了推廣公民新聞概念與實踐，成立以來舉辦過100場以上的工作坊，並經常協社區大學、NGO組織及一般民眾公民新聞的製作。截至2008年4 月8日為止， PeoPo的公民記者人數有 1,531人，公民新聞總數11,718篇，雖然和OhmyNews等其它國家的公民媒體相較，不論是參與人數及影響範圍仍是十分有限，但PeoPo已逐步受到社區大學、NGO組織的重視。
公民新聞的數量與公民記者人數持續增加，許多公民在成為「記者」之後，與媒體的關係逐漸轉變，過去可能只是個單純的閱聽眾，或者社區參與者，然而，公民的傳播力量展現後，公民記者不再只是讀者、觀眾，而是能夠從公民的立場報導與詮譯新聞，參與公共事務，是個有權力與能力的傳播者。雖然如此，PeoPo仍然遭到公共性不足的批評。
會有這樣的批評主要是因為PeoPo的部分內容偏向個人的生活的紀錄與社區經驗，或者在地風土民情與景點的介紹，即使是社區事務的報導，也未能將其扣連於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的討論，從「公民新聞作為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的目的來看，此類新聞較少促成在地議題的公共討論，或難以進而轉換成社會改革的集體力量。
不過，公民新聞偏向個人的生活的紀錄在所難免，畢竟這對許多人而言是容易上手，並且願意和人分享的題材，同時若能因此了解與反思日常生活與社會的關係，也是公民參與社會的重要過程，事實上，即使是Ohmynews也希望鼓勵一般公民寫出自己的生活故事，除了容易引起共鳴，也能反思自身能動與社會的限制。可惜的是，PeoPo缺乏相關機制促成公民記者將自身經驗再深化。
事實上，雖然PeoPo在各地舉辦工作坊，但內容大多偏向PeoPo公民新聞平台的介紹，以及攝製技巧的教學，同時亦缺乏進一步深化議題，培力公民記者公共意識與公共議題討論，以及如何將在技能培訓之外，使公民記者關切的議題能有多更多公共性的報導與分析面向，將關心之事務公共化的機制。
也因此，如何進一步強化PeoPo公民新聞的公共性，並促成公共討論，是PeoPo能否讓公民新聞成為「民主社會重要基礎」的一項關鍵。進一步來看，對於公民記者的培力，除了技術的提升，更需要建立各種機制，促成公共事務的報導與討論，例如，挑選公民記者報導的在地新聞為主題舉辦公民記者論壇，邀請公民記者及相關人士，針對報導的議題進行深度討論，讓公民記者在報導事件之外，有機會了解該議題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加強與公廣集團各台新聞部門合作，協力報導在地議題，彼此學習，公民記者可從公廣新聞記者身上學習議題分析的方法論，專業記者則向公民記者學習地方知識。此外，公廣集團新聞平台除了目前重製公民記者報導新聞外，亦可針對該議題進行深度報導，讓公民記者報導議題走出網路之外，促成更多的公共討論，以落實「傳播權」強調的公共性與多樣性。
三、為PeoPo再進一言
「傳播公民權」是近年來媒體改革團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極力主張的概念與實踐，其核心價值包括了「自由」、「包容」、「多樣」以及「參與」等四個面向。「自由」強調的是，人民能夠自由獲取、傳佈思想與觀念；「包容」包括了資訊、知識與媒介近用、普及教育、以及對社區文化的保障；而傳播「多樣性」則與民主參與及文化認同、文化權利息息相關，因此涵蓋面向涉及了資訊來源、媒介所有權、近用媒介方式的多樣化等，以確保社會所有部門及群體的觀點都能被聽到；最後「參與」，則是強調，每個人的意見都不應被忽略，特別是少數社群及邊緣團體更應享有平等參與的保障。
公民新聞是實踐「傳播公民權」的一種類型，公視也秉持這樣的理念，在2007年建立PeoPo公民新聞平台。
公民新聞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包括採訪、編輯，甚至新聞順序的安排公民得以參與決定，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力量。不過，在實際的經營上，公民記者能有採訪權，但未必擁有編輯權，即使是南韓的Ohmy News，公民記者所報導的新聞，仍會受到編輯台事先審稿才能刊出。
不過，維基經濟學的作者Williams及Topscott主張將編輯決定權交到使用者手中，使用者讀到喜歡的文章，只要點選推薦按鈕，就能行使編輯控制權。被推最多次的文章就會升上首頁，使用者社群便是透過此種機制展現其編輯的權力，社群因此扮演著編輯者的角色。
PeoPo對於新聞的選擇與編輯，採取管理者及使用者選擇的雙軌系統，利用版面區隔，讓管理者及網友各自決定新聞的重要性。公民新聞會因為網友的「推薦」、「瀏覽」、「討論」的次數越多而決定被放在網頁的位置與時間，不過，PeoPo網頁最顯著的位置（類似報紙的頭條新聞）並非網友的選擇，而是 PeoPo管理團隊的安排。PeoPo之所以這樣作是希望將較社會性的議題置於明顯位置，促成公眾對社會議題的討論，建立PeoPo的公共性格。
如何透過新聞的選取使公民報導的新聞更具公共性，這樣的作法在促成公共討論上有其意義，也是公民新聞的平台經營者必須思考的問題，不過，PeoPo的模式卻也突顯了網站管理者與公民記者、網友的權力差異。公民新聞在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突破了過去新聞專業者的限制，讓公民可以自主報導、決定新聞，直接表意見、面對權力者，但顯然主要新聞的選擇仍由PeoPo的管理者主導。
PeoPo採取「雙軌制」的編輯政策有其階段性的意義，但長期來看，PeoPo仍需考慮如何落實傳播公民權的「參與」精神，將新聞的選擇權利與使用者共享，成立共同討論與編輯機制，共同管理，選出具有公共性的新聞，讓公民記者及一般使用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未來甚至在相關規範的制定及PeoPo經營取向，也可以設計公民參與或諮詢的機制，讓公民新聞平台在編輯權上及管理權更符合公共參與的目的。
PeoPo
一、PeoPo的下一步
媒體亂相在許多強調以新自由主義為發展方向，放任市場競爭的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公民社會面對惡質媒體的作法，除了透過行動批判與改造成媒體，發展獨立／另類媒體是另一種常見的方式。此舉不僅讓公民有更多的資訊選擇，對於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族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市民，更是傳達公民意見的重要途徑。
透過網路串連技術及簡便的攝製工具建立獨立媒體，是近年許多國家社運團體及媒體改革者採取的手段，這股力量也在全球串連與擴大中。許多非營利、非商業性的媒體機構遍佈全球，並且規模與影響力並不下「主流媒體」，例如，NowPublic 在成立一年內，NowPublic已經有31,000名記者，分散在130個國家；Indymedia提供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阿拉語、法國、德國、芬蘭等多國語言出版，在全球超過120個以上的據點，而OhmyNews至今超過37,000人註冊，經營版圖擴大到日語及英語地區。
台灣的獨立媒體雖然沒有如此規模，但包括早期的另類錄影帶、地下電台，以至於近年來的南方電子報、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對於台灣的社會與文化運動都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2007年4月30日，公共電視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以「公民新聞」為號召的「公廣集團公民新聞影音網」（PeoPo），也是國內第一個公民自主影音新聞平台。有別於一般部落格服務平台，PeoPo不只提供blog服務，讓使用者可以迅速出版自己的文章與新聞，更提供一連串實體教育訓練給NGO以及對新聞編採有興趣之社會大眾上課。
PeoPo的規模雖然無法和NowPublic、Indymedia、OhmyNews相較，但其定位與經營卻同樣實踐了「傳播公民權」的理念，提供台灣媒體改革的另一種可能，同時也挑戰了傳統新聞專業性的思維，PeoPo的成立，在目前媒體飽受批評的台灣社會別具意義。
嚴格來說，PeoPo並不是真正的「獨立媒體」，但PeoPo的成立是其母體-公廣集團的必要責任，同時如何維護PeoPo公民記者的獨立性，促成更多公共議題的報導與討論，並且擴大公共參與，更是作為全民所托的公共媒體不能忽略的義務。
事實上，「自拍」對許多人而言是件越來越簡單的事，但拍什麼？如何讓議題與社會有更多的連繫？如何對抗無所不在的權力機制，是有心推動公民新聞者必須進一步思考的面向。
PeoPo雖已為台灣公民新聞發展開啟新的可能，但仍有許多需要思辯與調整之處。首先，取消目前身份証登記制，讓未有身份証的新移民、移工能夠透藉此發表意見，參與公共事務；其次，加強與公廣集團新聞合作，分工報導在地議題，透過協力彼此學習；而對於公民記者的培力，除了技術的提升，更需要建立各種機制，促成公共議題的參與討論；最後則是強化不同地區公民記者串連，舉辦跨區／跨界公民記者論壇，深化議題，分享在地經驗，形成更大結集力量。
PeoPo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辛苦度過第一年，雖然已成為許多國家公共媒體參照、仿傚的對象，但作為公廣集團旗下的公民新聞平台，恐怕不能以此為滿足，如何更進一步，讓更多公民發聲，促成公民社會的自主與多元，是公廣集團主事者必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進一步來看，公共媒體不應只將觀眾視為「觀眾」，而是公共媒體的共同建造者，甚至是主體，因此需要釋放更多權力與空間讓公民參與公共媒體的生產，讓公共媒體成為真正的公民媒體。
二、給PeoPo的一點建議
「公民新聞」有別傳統的專業新聞媒體，以及近年來日漸受到重視的「公共新聞」，其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力量。公廣集團成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便是試圖透過網際網路實踐公民的傳播權力，也提供了台灣媒體改革的另一種可能。
PeoPo 為了推廣公民新聞概念與實踐，成立以來舉辦過100場以上的工作坊，並經常協社區大學、NGO組織及一般民眾公民新聞的製作。截至2008年4 月8日為止， PeoPo的公民記者人數有 1,531人，公民新聞總數11,718篇，雖然和OhmyNews等其它國家的公民媒體相較，不論是參與人數及影響範圍仍是十分有限，但PeoPo已逐步受到社區大學、NGO組織的重視。
公民新聞的數量與公民記者人數持續增加，許多公民在成為「記者」之後，與媒體的關係逐漸轉變，過去可能只是個單純的閱聽眾，或者社區參與者，然而，公民的傳播力量展現後，公民記者不再只是讀者、觀眾，而是能夠從公民的立場報導與詮譯新聞，參與公共事務，是個有權力與能力的傳播者。雖然如此，PeoPo仍然遭到公共性不足的批評。
會有這樣的批評主要是因為PeoPo的部分內容偏向個人的生活的紀錄與社區經驗，或者在地風土民情與景點的介紹，即使是社區事務的報導，也未能將其扣連於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的討論，從「公民新聞作為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的目的來看，此類新聞較少促成在地議題的公共討論，或難以進而轉換成社會改革的集體力量。
不過，公民新聞偏向個人的生活的紀錄在所難免，畢竟這對許多人而言是容易上手，並且願意和人分享的題材，同時若能因此了解與反思日常生活與社會的關係，也是公民參與社會的重要過程，事實上，即使是Ohmynews也希望鼓勵一般公民寫出自己的生活故事，除了容易引起共鳴，也能反思自身能動與社會的限制。可惜的是，PeoPo缺乏相關機制促成公民記者將自身經驗再深化。
事實上，雖然PeoPo在各地舉辦工作坊，但內容大多偏向PeoPo公民新聞平台的介紹，以及攝製技巧的教學，同時亦缺乏進一步深化議題，培力公民記者公共意識與公共議題討論，以及如何將在技能培訓之外，使公民記者關切的議題能有多更多公共性的報導與分析面向，將關心之事務公共化的機制。
也因此，如何進一步強化PeoPo公民新聞的公共性，並促成公共討論，是PeoPo能否讓公民新聞成為「民主社會重要基礎」的一項關鍵。進一步來看，對於公民記者的培力，除了技術的提升，更需要建立各種機制，促成公共事務的報導與討論，例如，挑選公民記者報導的在地新聞為主題舉辦公民記者論壇，邀請公民記者及相關人士，針對報導的議題進行深度討論，讓公民記者在報導事件之外，有機會了解該議題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加強與公廣集團各台新聞部門合作，協力報導在地議題，彼此學習，公民記者可從公廣新聞記者身上學習議題分析的方法論，專業記者則向公民記者學習地方知識。此外，公廣集團新聞平台除了目前重製公民記者報導新聞外，亦可針對該議題進行深度報導，讓公民記者報導議題走出網路之外，促成更多的公共討論，以落實「傳播權」強調的公共性與多樣性。
三、為PeoPo再進一言
「傳播公民權」是近年來媒體改革團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極力主張的概念與實踐，其核心價值包括了「自由」、「包容」、「多樣」以及「參與」等四個面向。「自由」強調的是，人民能夠自由獲取、傳佈思想與觀念；「包容」包括了資訊、知識與媒介近用、普及教育、以及對社區文化的保障；而傳播「多樣性」則與民主參與及文化認同、文化權利息息相關，因此涵蓋面向涉及了資訊來源、媒介所有權、近用媒介方式的多樣化等，以確保社會所有部門及群體的觀點都能被聽到；最後「參與」，則是強調，每個人的意見都不應被忽略，特別是少數社群及邊緣團體更應享有平等參與的保障。
公民新聞是實踐「傳播公民權」的一種類型，公視也秉持這樣的理念，在2007年建立PeoPo公民新聞平台。
公民新聞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包括採訪、編輯，甚至新聞順序的安排公民得以參與決定，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力量。不過，在實際的經營上，公民記者能有採訪權，但未必擁有編輯權，即使是南韓的Ohmy News，公民記者所報導的新聞，仍會受到編輯台事先審稿才能刊出。
不過，維基經濟學的作者Williams及Topscott主張將編輯決定權交到使用者手中，使用者讀到喜歡的文章，只要點選推薦按鈕，就能行使編輯控制權。被推最多次的文章就會升上首頁，使用者社群便是透過此種機制展現其編輯的權力，社群因此扮演著編輯者的角色。
PeoPo對於新聞的選擇與編輯，採取管理者及使用者選擇的雙軌系統，利用版面區隔，讓管理者及網友各自決定新聞的重要性。公民新聞會因為網友的「推薦」、「瀏覽」、「討論」的次數越多而決定被放在網頁的位置與時間，不過，PeoPo網頁最顯著的位置（類似報紙的頭條新聞）並非網友的選擇，而是 PeoPo管理團隊的安排。PeoPo之所以這樣作是希望將較社會性的議題置於明顯位置，促成公眾對社會議題的討論，建立PeoPo的公共性格。
如何透過新聞的選取使公民報導的新聞更具公共性，這樣的作法在促成公共討論上有其意義，也是公民新聞的平台經營者必須思考的問題，不過，PeoPo的模式卻也突顯了網站管理者與公民記者、網友的權力差異。公民新聞在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突破了過去新聞專業者的限制，讓公民可以自主報導、決定新聞，直接表意見、面對權力者，但顯然主要新聞的選擇仍由PeoPo的管理者主導。
PeoPo採取「雙軌制」的編輯政策有其階段性的意義，但長期來看，PeoPo仍需考慮如何落實傳播公民權的「參與」精神，將新聞的選擇權利與使用者共享，成立共同討論與編輯機制，共同管理，選出具有公共性的新聞，讓公民記者及一般使用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未來甚至在相關規範的制定及PeoPo經營取向，也可以設計公民參與或諮詢的機制，讓公民新聞平台在編輯權上及管理權更符合公共參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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