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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君／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世界百大」，美國名校排行的另一個命名

爲收尋資料要進圖書館網頁的同時，意外發現在學校首頁用斗大的版面宣布成大在今年(2008)科研論文排行上，進入五百大，且僅次於台大成為台灣第二。

看著自己學校這麼以排行榜為榮，不僅促發我好奇去點一下所謂百大到底是哪幾百大。點進去2006年的排行榜發現從哈佛、牛津、芝加哥、哥倫比亜、史丹佛到加州大學等大學ㄧ路排下來，中間穿插幾個歐洲以及英澳老大哥的名校，好作為安撫與平衡之外，可以說「世界百大」根本是「美國大學排行榜」的另一個命名。

在這一份名單裡，可憐的亜洲國家的東京、新加坡、北京大學零零星星夾雜在其中作為點綴，而有更多「第三世界」國家根本從來沒有被考慮進名單的選項裡頭。從2006到2008，我想，排行榜上的變動也不會太大。

這一份排行榜號稱是泰晤士報要求全球3703名學者，列出他們專業領域中最好的30所研究大學，加上全球736名畢業生雇主的回應，再考量師生比、大學吸引外國學生與全球知名學者的能力，集結編纂而成。其中英美語系國家加起來超過一半的名額，試問追求的百大排行榜，以及成大一直在追求的國際一流大學的指標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幾乎全是英美語系國家？為什麼雇主回應會成為指標考量之一？

很明顯，「英語」作為學術場域的主要語言時，學術評量就只是以英美國家的標準為標準，卻沒有顧慮到每個國家大學的獨特性。而且其他語系國家的學術成果因為進不了英語場域而輕易地被否決。另外，以雇主的回應作為考量時，只是強調學術成果是否能進入社會功能是否發揮作用，強調的是學校教育是否達到整合進社會體制的功能論而已。難不成越符合社會體制，就代表學術成就越高嗎？只是代表幫社會鞏固現狀的能力很強而已，怎麼可以視為學術指標的評比來源之一呢？

學術新自由主義

我很納悶這一份百大排行榜居然跟「國家現代化」有很強烈的關係。越是標榜「現代性」、越「民主」、「進步」的國家，在百大排行榜裡面就佔據越多名額，比如美國。而相對，「第三世界」國家根本沒有百大的份。原來學術指標跟國家「現代化」有很大的關係。很簡單地說，因為學術體制依照的也是一套「現代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標準，學術指標「向美看齊」也是全球化下的一個產物。

在學者專家評比的世界百大排行榜裡頭，所運用的評鑑指標SCI是以英文世界的學術期刊進行量化評比。首先，以美國學術界作為指標已經造成其他語系國家在學術發展上的不平等。一個學術發展有豐碩成果，但是不以英語系的學術場域作為發表時，這個國家根本是「隱形的」、「看不見的」。第二，量化的學術評量怎麼能突顯學術的特殊性。

眼鏡跟蘋果怎麼放在一起比呢？

如同一位對排行榜不滿的中國學者所言，「眼鏡跟蘋果怎麼能放在一起比呢？」

如果以我自己的系所台灣文學為例，美國要以那一個系來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一起評比？東亞文學嗎？比較文學嗎？英美文學嗎？這完全是性質不一樣的內容。更何況遊戲規則還是要先將台灣文學的學術成果以英語發表，或向美看齊的刊物上發表才有效。

百大排行榜在這幾年一直受到批判，可是各大學依然必須窮追不捨、樂此不疲，因為遊戲還是得玩下去。 ...繼續閱讀

李淑君／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我記得，2000年，剛滿二十歲不久。第一次投票。

在朝馬站的人群中排了三個鐘頭，只為了等候一張返鄉的統聯車票，好讓我可以從大度山返回港都。握著票，返鄉；握著票，期待改變跟轉移。輾轉回到左營小心翼翼又滿心激動地投下當時很少人認同的候選人。

這是二十初頭那年的心情。

這位候選人，之後經歷了無數次的反對聲浪，而前幾天在出庭雷學明誹謗案時，居然遭到愛國同心會的蘇安生踹了一腳。鏡頭抓住了一向在公開場合微笑以對的陳水扁，在遭到攻擊之後，臉色笑容瞬間消失。我想，這一種身體上的攻擊，傷的不僅僅是身體，也是陳水扁的自尊，也踹傷了台灣的民主，還有支持或支持過陳水扁的民眾。

一個卸任總統，為什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攻擊，攻擊過後，蘇安生還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到：「世界上只有我敢打他，怎麼樣」！完全在炫耀自己的勇敢以及合理化自己的暴力。我在想，如果現在是一個威權時代，蘇安生敢不敢踹一個卸任總統？而為什麼一個努力讓總統平民化的卸任總統，可以這麼地不被尊重。台灣歷史上，有哪一任總統是親自在任職期間與卸任之後，親自上法庭應訊？我想陳水扁應該是台灣史上第一人。在暴力事件之後，更扯的是，立委邱毅居然公開言論，阿扁的傷是裝出來的，還說「他身體那麼差怎麼當總統呢！」、「如果真的受傷，那更讓我們了解到我們當時選錯了總統」，邱毅的言行，完全不合乎邏輯地合理化暴力，而且不分是非地譴責受害者的言論。忘了真正需要制止的是任何暴力的行為，不論這個暴力施加在什麼人身上。但是邱毅反而反其道而行，反而是譴責受害者並且合理化暴力行為。完全看出來邱毅未跳脫自己本身的意識型態去看待整件事情，也可以看到邱毅已經陷入精神上的極度仇恨情節，這種仇恨心態讓邱毅失去人人有「免於暴力的自由」的判斷，反而讓仇恨引導自己而瘋狂地去對暴力感到狂喜。因為，今天不管任何人，都有免於受暴力的自由，更何況是一個卸任總統，邱毅沒有這樣的常識，反而語出驚人地說阿扁是自己裝受傷，這些言論看出一個人的冷酷，還有完全出自於仇恨心態的冷酷想像。

馬英九及國民黨在事發三天，未對蘇安生與邱毅的言論發表任何制止與譴責，這一種沈默，是一種對暴力的可怕姑息，也是將暴力合理化的隱形行為。沈默，本來就是共犯，更何況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政府的沈默，完全是讓社會仇恨情節繼續下去。當然，這完全像極了國民黨的所作所為！而社會為什麼可以容忍蘇安生的暴力以及對暴力的理直氣壯？為什麼可以容忍邱毅的仇恨言論？為什麼可以容忍馬英九對這件事的沈默？

這一則社會事件，讓我為台灣有邱毅這種立委，有蘇安生這種極端份子感到丟臉、感到憤怒，也我在忿忿不平之餘，又再度有落淚的衝動。

2008/7/23 (7/24刊登於自由時報）

   上週六(6/7)，台大校長李嗣涔先生因「低學費非正義論」，而引起部分畢業生不滿，他們高舉「校長失言」的牌子，進行無言抗議。事實上，最近包括台大、成大等獲得五年五百億補助的大學校長，紛紛談起類似論調。國立大學校長們認為國立大學學生，大多來自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因此，高收入家庭卻支付較低學費，就違反了正義；只要國立大學學費繼續調漲，再把學費轉化為獎助學金，或是壓低私立大學學費，即是所得重分配，然而，此舉真的捍衛了社會正義？ 
  
  讓我們先來檢視這種說法的根據為何？李嗣涔校長說，去年台大推出「希望助學金」，只有十多名學生提出申請。然而，台大對於申請人的家庭收入規定：「家庭年收入三十萬以下」，甚至沒有達到台灣目前法定基本工資的標準！以現行基本工資17,280元計算，由於雙薪家庭已是台灣社會普遍現象，該家庭年收入為414,720元，遠超過台大所訂之標準達11萬餘元。且台大規定，名下必須無不動產，就連目前台灣低收入戶認定資格，都已承認不動產。台大的「希望助學金」，真的會讓學生看見希望嗎？如此苛刻，難怪合乎標準者只有十多名學生。

   再者，這些抱持「低學費非正義論」的國立大學校長，完全忘記了他們與私校的最大差異，並非在於學生出身，而是他們所管理的大學，是國家拿了納稅人的稅金去成立、補助的。因此，身為國立大學校長卻無法為國家培育更多來自各階層的人才，不是該感到惶恐不安嗎？同時，所得重分配應透過國家稅收制度去達成，而不是在大學教育內部處理，但如此說法卻顛倒為國立大學調漲學費的理由，校長們真覺得此中有正義？

   另一種類似所得同分配的說法，例如成大校長賴明詔先生認為，調漲學雜費後，將會增加獎助學金，使更多學生受惠。這是當初教育部為了平息社會爭議所提出的制宜之計，學雜費收入的3%必須充作獎助學金，如今卻變成各大學合法化調漲學雜費的藉口。所謂獎助學金，不只是獎學金，還包括具有工資性質的助學金，此部分是學生以勞動力去換取的，並非白白獲得，也不是一種「恩給」；就連學校寄出的扣繳憑單，收入性質上都注明是「薪資」。類似這種混淆輿論的說法，對於努力工作以換取薪資的學生助理們來說，豈有公平？

   目前這波國立大學的學費漲價潮，大都是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大學所發起。在這樣一個萬物齊漲的年代裡，一方面，國立大學每年坐領高達三十億的補助款；另一方面，卻還要向學生與家長索取更多費用，如此一來，教育部怎能不准許其他大專院校調漲學費？教育部又怎能坐視大學之道淪喪到將學歷視同一紙勒索憑證？
 
※本文同時刊登在自由時報言論廣場
 ※全文閱讀，請參「反高學費行動聯盟」

我要是中國內部的知識分子，我想我現在會寫一篇文章叫「『錦濤先生』，中國該擔心！」 (這麼叫，希望有一點「那個梗」的味道~~)

近來因為中國在拉薩武裝鎮壓藏人，使得北京奧運聖火在行經倫敦與巴黎時，都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也讓傳說是中國武警的藍衣人(我想應該就是特種部隊之類了)，一時間聲名大噪。

但如果我們讀一讀那些國際媒體的報導，不分是主流，還是所謂獨立媒體，事實上，它們都充分地展現了對於中國的「東方主義式」想像。

對於藍衣人，英國媒體引用採訪現場示威人士的話說：「他們不講英文」、或是「他們只生硬地說run、stop」。此外，對於奧運開幕，西方媒體說：「劃一動作與排演過無數次生硬笑容.....」。靠這些報導，幾乎就能拼湊出一個滿場的、有著細小眼睛黃色臉孔的解放軍，正舞動著一致的動作。

當然最大的問題是，西方媒體根本認為，不尊重人權、不文明的中國政府，無視於奧運的根本精神，僅剩下民族主義激情與商業操作。因而是徹底地汙辱了作為他們西方文明表徵的奧運。更不用說，不少西方人權論，其實是具有很深的恐共情結的。 我要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我想我會很憂心。畢竟，對於西方而言，海珊已經吊死、賓拉登又不知道在哪裡。因而，目前「邪惡軸心」的寶座，不正是虛位以待？ ...繼續閱讀

一時之間還不知道要怎麼去想，當很多人用新政治或二次輪替的意義去看待這個結局時，我真的還不太明白。因為當電視上蕭萬長舉起宋楚瑜的手大聲說「現在起我們宣佈國親合併」，連戰說這樣的結局是「終於還我公道」，這就是所謂新與輪替嗎？當馬陣營用六、七○年代的思維去提出愛台十二大建設，卻無意檢討或彌補大建設的過去台灣付出多少傷害環境的代價，用經濟的數字玩633的遊戲，或在選後讓股市狂漲，這就是所謂的「新」與成長嗎？我無意去反駁這些，我不知道如何言說政論。

在過去，也許我會說我不懂了，並將這七百多萬張選票與我自身區隔，心想這是你們的島嶼，我去當火星人了再見，我承認這其中有種不讓髒東西近身的隱然菁英想法。但是，現在我會覺得，這樣並不對，也許真的該要認真面對的是自己的逃避與懶惰，真的該要不怕纏鬥，不怕即使誠懇以對也會出現烏煙瘴氣落滿一身的時刻了。

記得以前上課讀過Zygmunt Bauman的《被圍困的社會》，書裡講什麼其實我已經忘光光，但是我只記得最後一篇Peter Beilhartz所寫的附錄裡，最後他寫到自己去鮑曼家做客的情形，他說：「作為鮑曼家的客人，有一天早晨，我在下樓時看見鮑曼正在掃地。他會意地看著我說，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情景：我們每天都打掃，灰塵每天都會落下，於是，我們繼續打掃，不過，只有在現在，也就是在後現代時代，我們才有意識地這樣做；我們不再相信，打掃的房間就永遠乾淨。」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