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語

Saturday, January 10th 2004 | 12:18 PM





結束整個第三期《島語》的編輯前，在這個編後語的篇幅裡，道德的說法是留下一點殘缺又反省的紀錄。今年十月十七日，我們見證了台灣文學研究新階段的來臨，國家台灣文學館終於在府城正式落成營運，包括「台灣文學百年顯影」、「台灣文學與電影」、「文學文物捐贈展」、「文學中的古都」等等相關開館活動與常設展，結合在地文化的傳承意義上，對於台灣文學史料保存和歷史記憶的集體建構，產生莫大的敘事力量。

我們首先喜見台灣文學正式在學院裡正式成為一門專業學科之後，於學院外已開始結合相關研究機構，甚至是整個國家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與保存，有相當肯定的實踐成績。對於剛起步學院中的台灣文學研究生來說，能夠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經驗，無疑在提高對於史料保存和歷史意識的認知基礎上，有推波助瀾的效益。然而，也許國家文學館乃是興新的文化機構，其所具有的功能和彰顯台灣文學與文化的意識不容易被清楚辨識，以致於在預算方面受到了立法委員的多所質疑，其實究其原因除了是對相關立法的詮釋差異外，更重要卻隱而不顯的原因乃是對台灣文學的泛政治化的否定，暴露中國意識形態的刻薄口吻。

台灣文學研究一向主張回歸歷史與主體性的建構，對於台灣人民而言，是具合法性和普遍性的；相對於世界文化與文學而言，這個極待脫離殖民情境而建構的本土史觀，是正在進行式而非現在完成式，所以具有執行的迫切性。無論是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或是國立台灣文學館這樣的文化機構的設置，基本上是要回歸於歷史的基本盤上，去做遲來的「國家」概念的縫補。

只是近年來台灣後現代解構風潮大興，不少學者質疑台灣文學建構出的線性歷史已不符合當前「全球化」的景象，提出企圖遺忘對於屠殺與暴力的記憶，著眼多線性、多元性的撰史策略，提供未來光明和樂的大同世界建議。個人覺得台灣在尚未釐清自己的真實面貌與文化傳承脈絡之前，貿然解構文化或駁雜身分的論述操作，其實有逐漸喪失主體發言的隱憂，亦可能進入更難以自拔的後殖民帝國收編的商品化邏輯，到時候「台灣文學」將不過是資本主義西方的複製品。
最近一部昆丁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執導的電影「追殺比爾」〈Kill Bill〉就是透過駁雜文化的商品邏輯，以帝國之眼操練純熟的東方暴力，表面上看似強烈的邊緣個性，有顛覆與解構美國文化的動機與企圖；然而其實終究不過是藉由視覺旅行和對流行文化複製應用，透過刻意製造的衝突和異文化元素相互交混的意象，招喚了殘暴的美學敘述與主體鮮明的殖民幽靈──文化的屠宰場──血腥暴力是人性最赤裸的征服慾的展現。整個簡單不過的復仇故事裡，像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馬可波羅之旅，東方不過是一個西方白人女性征服旅途的一站；況且，東方人終究是無法擊倒西方人的，即便她們都練就日本沖繩武士劍道的東方功夫。

多元文化和符號商品化的生產與消費確實是當前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流向，然而在和他人推銷自己的文化商品之前，需要思考的可能不是表面光滑的精緻時尚，而是文化沉澱後的樸實面貌。對於後殖民批評來說，不是把第三世界的文物丟到美國國家級博物館就是一種邊緣的反撲，反而應看待的是展示台上是否具有平等的文化位階，而不只是把「台灣」作為一項「民主資本化邏輯」進化論的參考對象而已。因此阿多諾說的好：「出售某種沒有人想買的獨特東西的人，代表了〈儘管有違他的願望〉免受交換的自由。」對於台灣文學主體建構的現在進行式的當下，我們期望它們都是一件件樸實但具有生命活力的手工藝品。

(本期責任編輯王萬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