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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經濟學認為專業分工與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Adam Smith（亞當‧史密斯）極為崇尚價格機制，認為各種經濟活動都能透過這隻「看不見的手」加以引導，自動達到社會總體資源配置最佳化的境界。不過，Adam Smith並不是位無政府主義者，他同時認為國防、司法、教育跟基礎建設等項目無法以價格機制處理，必須由政府出面維持運作，否則一切經濟活動都將無以為繼。而一般所謂「經濟政策」者，恐怕很多是既不實用且沒有必要的。從上述四項對政府基本要求的角度來看，如果Adam Smith也能參與台灣２００８三月總統大選的話，他會把手中的選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呢？

接著談司法。謝院長曾任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但該事件距今已將近三十年，舊事重提或許顯得廉頗老矣，更何況Adam Smith要求的是「政府維護司法運作」，而不是「個人勇於爭取人權」，因此不妨檢視兩人維護司法獨立運作的決心。馬市長採控告檢察官的方式，要求特定檢察官退出正在進行中的偵察案件，導致侯寬仁因此退出特偵組。謝院長指稱吳文忠透過關說進入特偵組，並濫用偵訊程序入人於罪時，相關人等與案發時地皆有案可考，儘管指控嚴厲卻不失讓證據說話的原則。比起馬市長釜底抽薪、迴避司法檢驗的作法，究竟哪一方比較尊重司法運作，可說是不證自明。

教育的價值，在於保障莘莘學子多元發展空間，才能走出「分數論高低、文憑定優劣」的迷思；除此之外，現代年輕人也渴望走向國際，親自體驗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從中獲得成長。就後者而言，兩位候選人都有提出相對應的輔導政策，但是就前者而言，馬市長竟以減輕學生壓力為由，不惜走回一綱一本、奉行標準答案的教育政策；謝院長則在高雄市市長任內提供資源協助中華民國調酒協會，除了培養出揚名國際的「台灣甜心」——龔惠君之外，更輔導不少中輟生發展課本上所學不到的一技之長；相較之下，哪一位才是真正體會教育價值的候選人呢？

最後，如要『認真』比較兩位候選人在基礎建設上有若雲泥的政績，那可實在是污辱選民智商。光從這八年來，台北市基隆河、淡水河的整治發展，都遠不如高雄市愛河、前鎮河與後勁溪的表現就能略知一二；從無到有的高雄捷運，不論就施工效率、平均單價或是公共藝術的表現，也都不是台北興建中的各線捷運所能望其項背。最諷刺的當屬台灣高鐵，要不是當初謝院長不計毀譽、力主航發會「資敵」以促成高鐵完工，今日馬市長哪能悠哉享受這項改變台灣空間觀念的重大建設？回想馬市長還曾用「廢鐵」稱呼這項劃時代的成就，叫人如何相信他所提出的「愛台十二項建設」，是經過縝密規劃後才提出的政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