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台灣思‧台灣情

這陣子，心裡面有許多想法不斷的在衝撞著，尤其上次座談會分享的內容，更不斷衝擊著我對「宗教」與「政治」的信仰，我不禁自問自己到底在想是什麼？

在創價學會，和平、人文、教育是不斷被闡述的基調，而池田SGI會長也因為推動「和平」受到國際上的諸多矚目，因為池田先生的「和平」成就，我在想現在的學會員對這次「陳雲林事件」會有什麼看法呢？或許多數的人都將這個「過程」視為「政治」事件，且多數以「冷漠」之心視之吧！我不知道。只是，在我的心中不斷想到如果沒有「人權」，宗教信仰的自由必然也會岌岌可危。創價學會來台成立四十五年的現今，以前因為「戒嚴」時期，前輩們廣宣流布時都必須要「偷偷的」，因為宗教的「集會」在當時是受到箝制的。當台灣有一群人民以「粗暴」的行為衝撞政治體制之後，體制上才得以「解嚴」，而這些創價的前輩們是不是坐享「解嚴」之便呢？讓學會的廣宣志業得以增增日上，想到這裡「妙法」不可思議的力量也正好搭上「巧得妙」列車吧！

在台大校長與創價大學部學生對話中，我持相反的看法，對「街頭運動」者有著深深的敬意，那些為了「人權」衝撞體制的民眾，不管他們來自哪裡，都是因為他們自覺「人權」是「人」的基本權利，這個基本權利一旦被「侵犯」，都遑論「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了。當然宗教「家」不可能叫人走上「街頭」，因此，在喊「追求和平」的時候，追求和平的宗教家真的可以自己的信仰去撼動「當政者」對於社會不公義之事做出最佳的處理嗎？就像我們認為「飛彈」是不公不義之物，但是面對中國的數千顆飛彈，又有哪位台灣的宗教家願意為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權益多說一句話。而參與創價學會之後，我也不斷看到池田先生對中國這個「大國」領導人的讚美與激賞，只是我不斷自問這樣的「共產國家」與池田先生所追求的「民主主義」國家似乎有著不同的方向。

雖然如此，我並不是否定「宗教」的可貴，而我想的是「宗教」與「政治」的力量是相等的，它們都在改變「人」的命運，只是當我們不斷希望透過宗教去砥礪人民突破難關時，政治帶給人民的「幸福」與「安定」也是非常廣泛的，這是不容被忽視的範疇。在台灣最糟糕的還是「國家認同」問題，一群人認同「中國」，一群人認同「台灣」，在中國與台灣的認同衝擊下，沒能真正的得到一個「安定」的基礎，所以就算我們的政治定義在「政策」的討論，這種攸關「萬人之事」的方向，最後還是被政黨所左右，台灣人沒能自己獨立決定命運，更別說要為台灣未來制訂長治久安的「政策」了。

我也曾經想過，把創價學會破門的日顯宗，不過是《法華經》中十界的一部份，如果以此來說創價學會是「破邪顯正」的團體，我倒覺得站在《法華經》上來看，這不過是「善惡不二」的呈現罷了，因為沒有邪惡的一面，如何凸顯良善的一面。再之，《法華經》裡的惡人提婆達多都可以成佛，還有什麼人是不能成佛的呢？日顯宗也是「未來佛」不是嗎？如果我們的生命因為這些「邪惡」之人、事、物而得到磨練與成長，那這些邪惡反而是個人成就「善」的助力。

從野草莓學運中，我看到學生或者民眾，為了當政者對「人權」剝奪的藐視提出行動，或許有違「宗教家」的「和平原則」，但是我認為追求和平如果沒有「人權」做基礎，任何一個宗教都難逃不會在「傳教權」受威脅或打壓。在人權運動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文字，是在1945年，有一位德國的牧師馬丁‧尼莫拉說：「當納粹殺共產黨，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後來他們殺猶太人，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再接下來他們殺天主教徒的時候，我仍然保持沈默，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講話了。」馬丁‧尼莫拉牧師說的這段話，現在還刻碑在美國的波士頓。每每看到這些文字，心中的衝擊就非常強大，因為「人權」、「民主」都不是憑空出來的，這些都是因為一群人民以此為其生命理念或信念，流血、流汗、流淚，甚至付出生命所換得的結果，現在享有這些權利的每一個人早已經忘記了那段「痛苦」的過往，甚至被「消音」了。

因此，當一個宗教家如果都不願意為別人的「人權」說話時，那麼當迫害臨頭時，有誰能為他說話呢？因此，對於這些野草莓的學生以及在立法院靜坐的朋友，我由衷致上最高的敬意，因為他們在為千千萬萬個人民守住最後的「權利」，如果身為一個追求和平的創價學會會員不能理解到有人是這樣的付出行動，我只能說「太可惜了」，因為在我的眼裡這些平凡的民眾跟池田SGI會長做了相同的事情，他們都在為「別人」的幸福、自由而努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