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祭二手書店

    １９７５蔣介石死後，你減刑出獄，不多久我就透過友人與你見面了。記得當年我打電話找你時，你常就近約我在大陸工程公司附近的咖啡館長談。久而久之，接電話的小姐，也認識了我的聲音，而後來你倆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簡單而盈滿喜悅的婚禮。你的老朋友們尉天驄、黃春明、獄友吳耀忠、學生蔣勳......都出席了，與會的人中，我是少數的年輕有人之一（８０年代初期〈婦女雜誌〉的作家專訪，選刊的相片中，我也在鏡頭裡呢），大家都為你高興，有了相愛相伴的人。記得有一年林毓生教授從美國回來台大，為我們史研所的學生開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課，讀了Karl Popper的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歷史命定主義的貧困》）以及"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讓我開了眼界，也稍稍解了一些知識上的困惑。林先生非常關心文學人，他寫給你的信託我轉交與你（當時白色恐怖仍籠罩全島）。因蘇慶黎主編《夏潮》時我是她的幫手之一，對於左派的文化人有了更多的認識。因你是重要的作家，１９７６年《前衛叢刊》創刊號刊了林依潔〈下一件差事─陳映真的再出發〉，訪問者與協訪者都是我的朋友，我們對你是多麼景仰啊！１９８０年我發表了〈越戰後遺症─論陳映真的兩篇小說〉，討論你入獄前最後一篇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與出獄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賀大哥〉，因兩篇都涉及越戰，我如是寫下：

......橫跨了十一年的兩篇作品，同樣是對越戰的反省，顯示其文學魂，足為我們這一代的良心。再可能是無意識的創作之中，陳映真奇蹟地將他的文學生命前後一段地整個銜接上了。我們為他個人慶幸，也為文壇慶幸。

我是多麼熱切的讀你的作品啊！而且從中得到了啟示。

    １９７９年底美麗島事件後，不只政治運動，文壇也能感受到肅殺之氣，然而終究不會甘於斷氣的。１９８２年元月，南部的文友創刊《文學界》，第一期發刊之後舉行紀念會，你與大嫂應邀專程南下高雄，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南派、北派，雖然各有所關心，但「統」、「獨」猶未分化，面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仍有各自努力的空間。

     我是１９７９年服畢兩年兵役，退伍後回故鄉任教於南部的成大。我曾在後來出版的《少尉的兩個世界》自序〈昔日的鏡子〉中提及：

我絕非思想深刻之人，但對於時代思潮的衝擊，向來頗有感受。服役前後這一階段，學歷史的我，反而面臨了慣性從中國的思考，逐漸落實到「我的中國是台灣」。在統獨問題尚未激化之前，與文化界左右統獨各方人馬多少有所接觸。至今猶感謝陳映真、鍾肇政曾經給予我的知心之談，做為一個文壇後輩，這是何等幸運。

    這句話緣於我的朋友梁景峰曾在《中國時報》的一篇短文，大略意思是我們戰後世代有一個三段論：１.我的中國是中國；２.我的中國是台灣；３.我的台灣是台灣。在《中國時報》文化欄中偶然讀到，而印象深刻，從而拿來印證自己的經驗。這樣的論斷，拿來分析，可以長篇大論，然而亦可簡單觸及。

    敬愛的兄長，這裡得回到我的生命經驗來，也須提及我父，正如你文章中常提到令尊對你的影響。我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受教育都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我的兒子的時代也是如此，由此天可憐見，父子兩代小學課本中，都有蔣公小時候看魚逆游而上，體會人生的大道裡這一課）。如果不是因我父潛移默化，可能會忘了從臺灣思考。我父生於１９２４年，正是戰爭受害的世代。小時候，我常看到他勤於閱讀日文的太平洋戰爭之戰史，懷念命喪南洋的朋友；因家居窄小，有時候和我母在我們小孩面前「公開的講悄悄話」就用日文交談；小學時代，老師告訴我們講日語是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我曾當面指責父親：「日本人都已離開那麼久了，還講日本話，奴化教育的影響。」他愕然地看著我，而沒賞我一巴掌，只淡淡地說：「長大了，你就會知道。」

    我長大了，當然知道了，他用小時候學來的「國語」講話，只是我的「國語」跟他不一樣。我是受國民黨黨國教育長大的人，中國深印腦海深處，而且也以泱泱大國民自居（少我一、兩歲的林毅夫不是發揮得淋漓透徹嗎？）我父跟令尊不一樣，他一直教育我：「我們是台灣人。」甚至在重修祖墳時，也將在祖先墓碑上的祖籍，落地生根刻為「台南」。美麗島事件及軍法大審時，他已病重，受困於斗室，每天為我剪輯新聞資料，父子之間關於台灣的命運有了深刻的交談。啊！宿命的島噢，我們生在台灣，一如江文也即使離開，也要以一生反芻島的記憶。

    至於中國，我看到了１９６６年開始時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多少滿足了我憤怒青年的時代；也看到了１９６６年結束時的荒謬；１９７６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死亡時，我也看到了四人幫大審時，社會主義者楊逵在東海花園急切地翻著字典讀 " Time "雜誌，對文化大革命的不解，對共產中國為何會這樣那樣的一些困惑與茫然；我也看到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的鎮壓。別的暫且不提，尊敬的兄長，我是多麼希望有影響力的你，站出來講些話啊，但是沒有看到。

    十年之後，我在《成大歷史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目的與手段之別─事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提及你是思想家，對於跨國企業的「新殖民主義」表達了強烈的控訴。對台灣問題的思考也開始較像社會學家而非小說家。雖然有我的一偏之見，卻是認真的研讀你的作品啊！後來集結的《忠孝公園》以及散文集《父親》我一樣熱切讀了。感慨良多。

    我因推動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術化，因緣際會成為成大台語文學系所成立的推手之一；也因國家台灣文學館設在台南而出任首任館長。這些在民進黨（我可不是黨員）落實下來的事，我可以想像你不以為然。然而在文學館的主題展中，你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2004年週年慶的稍後幾天，你突然單獨一個人出現在文學館參觀展覽，當我從同仁那兒得知你來的消息，是多麼高興啊！趕忙到一樓來陪你參觀展場，並帶你到地下室恆溫恆濕的庫房介紹各種設施，以及不分派別作家們的捐贈手稿、藏書。此時此刻，我以為這是在台灣應該做的事，也不應拖延不做的事，你或許也覺得做得還可以吧。我請你在剛撤展下來的「臺灣文學意象展」你的放大的個人照展板上簽名留念，你沒答應（別的作家都樂意簽名），我也不勉強，但懇請你在我的題名簿上留下勉勵的話，你簡單寫下：

瑞明館長紀念

                 零四年十月廿一日

                 陳映真

即使無言，在我，這是最大的鼓勵了。又一年一年過去了，知道你在北京養病，我心不忍。祝禱你能少受些病魔折磨。其實，這些年我也早已是疾病王國的病囚了，但不輕易倒下，因還要看崛起中的大國是如何對待周遭的小兄弟，還是依然傳統帝國的老大心態？要看世界工廠因代工而富了沿海部分區域，如何與大西北平衡？要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如何的筆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的一切努力向「錢」看，更要看文化界是如何具有反思的能力，還是也大多無非言左行右，攫取個人的蠅頭小利罷了......。

    紙短情長，言不盡意，尊敬的兄長，你創辦的《人間》雜誌，影響後代深遠，你創作50週年留下多面鏡子讓我們反思。不管是你的真實信徒還是懷疑論者，終將一路被你的作品深深烙印，而心血的結晶會比我們軟弱的肉體，存下來更久更久。如是我為你感到不虛此生！

    請硬朗地與疾病共生

    祝

聖靈充滿

瑞明

2009、8、8莫拉克颱風

此文章原刊於《文訊雜誌》2009年9月第287期

（本文已徵得作者林瑞明教授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