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5月8日
把屬於基層工人的工會要回來！ 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簡介系列五：史威尼三人組的侷限
「一個團結有力的總工會！」（ One Big Union! ）
如果你是五六年級生，可能記得那部描寫美國左翼記者 John Reed 的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Reds，1981年出品），時代背景大約是一百年前，勞動鬥爭現場到處可見「世界產業工會」（ IWW ）的這句口號，當時的進步工運認為，勞工應當按照產業別組織起來，才能夠壟斷勞動力供應以產生與資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這些力量在一國範圍內，應當聚攏在同一個總工會作為集中，然後不同國家的中心集合起來，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產業工會」。超過半個世紀之後，在對抗種族隔離制度鬥爭中、扮演重要動員力量的南非左翼總工會 COSATU ，繼承了這個精神，他們響徹雲霄的呼聲是：「一個產業，一個工會！」（ One Industry, One Union! ）
「組織一切還沒有組織化的工人！」（ Organize the unorganized! ）則是「產聯」（ CIO ）於 1930 年代成立當初喊出的口號。在以土生白人為中心的「勞聯」（ AFL ）獨霸美國工運的時代，就像電影《鋼鐵的正義》（10,000 Black Men Named George，2002年出品）中的黑人一樣，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會所排斥的，這樣的作法只是減弱勞工整體的力量而已；於是「產聯」另闢蹊徑，組織新的群眾以對抗越來越趨壟斷的資本集團。但是，二戰後恐共氣氛的籠罩下，這種開闊性的組織策略卻越來越罕見。
組織策略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中心國，隨著製造業外移到第三世界，失業的問題惡化，就業機會變少了。如此，會員數減少、會費收入降低，工會所能運用的資源也減少了，為了要增加會費收入，發展新會員當然成為工會重要任務。但是，大部分工會卻不集中資源於該產業尚未組織到的工人，只是偷懶去合併一些小工會，藉以維持會員數在一定規模；更糟糕的是，工會的合併沒有組織策略可言、甚至違反「產業別」的原則。比如說：礦業中明明還有很多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礦工工會」卻跑去組織大學的行政職員；「作家協會」竟然合併到「汽車工人工會」之下。結果，由於多數工會是靠相互合併、而非擴展新會員，來維持工會規模，於是就整體工運而言，組織率還是不斷下降。
以汽車業為例， 1970 年代美國三大汽車集團（福特、通用與克萊斯勒）以外的汽車零件廠工人中，大約三分之二有加入工會，時至今日只剩五分之一。「汽車工人工會」（ UAW ）可不是不了解這個情形，但工會頭人們默許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他們認為，讓零件廠維持相對低的勞動保障、壓低勞動成本支出，那麼，資方就較可能會把組裝廠繼續留在美國本土、不移往墨西哥，藉以保住組裝廠會員的就業機會。所以，不去組織零件廠，乃是為了保住組裝廠。（這是典型「保護主義」的工運策略，關於「國際主義」 VS 「保護主義」的問題，我們將在系列六中詳論。）
美國總工會的理事長史威尼，在領導「服務業工會」時有靈活的組織策略，把廣大無組織的清潔工及看護工納入工會，不但提升了自身工會的實力，也為整體工運注入生力軍。但史威尼成為總工會理事長之後，也能夠影響會員工會形成更有效的組織策略嗎？這是美國進步工運份子對史威尼三人組提出的第一個疑問。
總工會或許不能直接指揮旗下會員工會，但假設史威尼公開對「汽車工人工會」嗆聲：「你們如果要組織零件廠工人，我會撥經費支援；如果你們沒意願，那我會提議成立一個新的汽車工人工會跟你們競爭，或把經費撥給更進步的相關工會，讓他們去組織零件廠工人。」肯定會對「汽車工人工會」產生相當大輿論壓力。只是，史威尼會勇於這麼做嗎？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假設在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勞資對抗時的態度
在史威尼當選總工會理事長後的代表大會上，一個來自史達利（ Staley ）鎖廠案的工人請求總工會協助，因為這件爭議已經延續了兩年半，當場史威尼也承諾將此案列入總工會的優先議題。但是該廠直屬工會的理事長已經打算放棄抗爭，工會謝絕了總工會的介入，在如此情況下，史威尼也沒有再說什麼。
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們各自出身的工會理事長任內，都曾經以較戰鬥性的態度面對勞資鬥爭並取得勝利，當他們主政總工會之後，能夠把這種戰鬥態度引導至其他工會嗎？這是進步工運人士對總工會新領導班子的第二個質疑。事實上，新領導班子上台後，也是注重工會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大於重視整體工運的氣勢提升，所以對會員工會的爭議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而平白喪失了不少提振工運情勢的機會。
最早的一個例子，就是 1995 年 7 月在底特律同時發生的兩家大報社罷工案。當時還是總工會改選競選期間，史威尼及川卡親至罷工線上為工人加油打氣，川卡並提出具體建議，勞方應該準備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因為這兩家報社分屬美國最大的兩家報業集團，只要罷工工人能夠結合其他在地工會的勢力，炒熱這件爭議到達一定的政治熱度，資方就會有很大壓力。但當時地方分會領導人只想發起較靜態的杯葛活動，靜待「勞動關係委員會」 NLRB 的裁決（很像數年前世界日報爭議案中工會的態度）。
等到勞方發現情勢不妙，要求已經當選的新領導班子帶領大規模遊行時，這時反而是總工會那邊退卻了。因為 1996 年是總統大選年，頭人們不想讓正爭取連任的民主黨政府太過難堪，撐到 1997 年才發動了一個遲來的小規模遊行，對勞方根本沒有實際幫助。
總工會的官僚化與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組當初競選時，代表改革派的勢力，背負不少人的期待，當選之後，也的確作了一些事情。比如說：加強基層組織工作、強調直接行動等，還包括把以前執行冷戰恐共戰略的駐外機構，改組成現在的「勞工團結中心」（ Solidarity Center ），引進若干進步份子，來協助美國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運。台灣的勞工團體，前幾年便是經由這一個「勞工團結中心」簽線，與中美洲的工會進行國際串連，共同對抗台商的血汗工廠。
不過這些進步有不少侷限。新領導班子就如同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在競選時擺出改革清新形象，攻擊對手的保守反動，等到當選之後，就宣稱一切都要回到平常的正軌，並與所有工會內組織化的基層「民主派」都保持距離，彷彿當初只是競選時的宣傳手法而已。這段時期，進步工運人士亦一直在觀察總工會的變化，他們希望能督促總工會的改朝換代不致淪為新瓶裝舊酒而已。
除了前面提到，在組織策略及勞資對抗時的態度這兩個面向上，總工會缺乏有效方式引導會員工會集中資源提升局勢之外，進步工運人士對新領導班子尚有若干疑問：
1. 政治集中方向的問題：雖然工會對民主黨政策已越來越無約束力，新領導班子仍不改幾乎無條件支持的態度，而缺乏關於支持或成立兩大黨外的勞工政黨的討論；
2. 基層組織的問題：雖然總工會花了不少時間與資源進行基層組織工作，但根據統計，在「勞動關係委員會」 NLRB 那裡獲得認可成立工會的比例並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賴外部進入的專職組織者、而忽略從基層找出在地組織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順法鬥爭、缺乏更戰鬥性的組織方式；
3. 直接行動的問題：直接行動是好的，但直接行動到底意味著對抗資本時的戰鬥性，還是只是官署議會前的「立法請願運動」？
4. 如何看待勞資關係：有一個德國工人看過史威尼的著作《美國需要提昇》（ America Needs a Raise ）之後，他感慨史威尼弟兄的想法充滿了美國中心主義。的確，新領導班子對勞資關係的看法，其實仍不脫主流所謂的「伙伴關係」。如果他們認為勞工福利是依賴於強大國家經濟力量之上的話，那他們會如何看待美式的帝國主義經濟與對外戰爭，便是非常可疑的。
工運人士總結新領導班子的侷限，歸結其原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勢力尚未完全滲透至基層：大部分的工會仍然是由總會少數頭人專權，更別說總工會這個上級組織，其人事與決策操乎在少數工會官僚身上，依循的義理多是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基層群眾完全沒有參與的餘地。
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
如果沒有堅實群眾力量的基礎，工會高層領導的更換，可能只是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已，其根本上的進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進基層的組織化群眾，方能確保工會民主與勞工權益的日益進步。工會領導人間的更迭，如果無法透過訴諸群眾來凸顯路線上的差異，其理念亦無法被廣大基層所得知。
在這樣的想法下，早在 1969 年，美國若干工運人士便成立了「工會民主協會」（ 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 ， AUD ），倡導工會民主與基層會員的權益，他們認為，有戰鬥力的進步工會，必然是基層會員能夠充分民主參與的工會。例如前面提到史達利與底特律報社的爭議，其實基層會員是願意堅持抗爭的，只是工會領導的遲疑與退卻、不願投入力量與資源，造成抵抗的失敗。
其後，有些工會內部也開始成立常設的改革派組織，其中較著名且目前仍持續運作的，除了系列四介紹過的「卡車司機民主派」之外，還有「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 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 ）。伴隨著這些工會改革運動，也產生了新興的工運團體，他們關注工會民主改革的進程，引介進步的工運思潮與策略給組織者與基層會員，其中之佼佼者便是製作過不少勞教手冊、並有定期刊物發行的「勞動筆記」（ Labor Notes ）。如果各位有興趣，在這些團體的網站上，擁有不少豐富的勞教材料，經由網站上的連結，可以找到更多的工會改革組織。經由這些團體的努力，我們可望在 21 世紀發現更多進步工運的傳承出現。
系列五參考文獻：
如果你是五六年級生，可能記得那部描寫美國左翼記者 John Reed 的電影《烽火赤焰萬里情》（Reds，1981年出品），時代背景大約是一百年前，勞動鬥爭現場到處可見「世界產業工會」（ IWW ）的這句口號，當時的進步工運認為，勞工應當按照產業別組織起來，才能夠壟斷勞動力供應以產生與資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這些力量在一國範圍內，應當聚攏在同一個總工會作為集中，然後不同國家的中心集合起來，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界產業工會」。超過半個世紀之後，在對抗種族隔離制度鬥爭中、扮演重要動員力量的南非左翼總工會 COSATU ，繼承了這個精神，他們響徹雲霄的呼聲是：「一個產業，一個工會！」（ One Industry, One Union! ）
「組織一切還沒有組織化的工人！」（ Organize the unorganized! ）則是「產聯」（ CIO ）於 1930 年代成立當初喊出的口號。在以土生白人為中心的「勞聯」（ AFL ）獨霸美國工運的時代，就像電影《鋼鐵的正義》（10,000 Black Men Named George，2002年出品）中的黑人一樣，女性、少數族裔、新移民是被主流工會所排斥的，這樣的作法只是減弱勞工整體的力量而已；於是「產聯」另闢蹊徑，組織新的群眾以對抗越來越趨壟斷的資本集團。但是，二戰後恐共氣氛的籠罩下，這種開闊性的組織策略卻越來越罕見。
組織策略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中心國，隨著製造業外移到第三世界，失業的問題惡化，就業機會變少了。如此，會員數減少、會費收入降低，工會所能運用的資源也減少了，為了要增加會費收入，發展新會員當然成為工會重要任務。但是，大部分工會卻不集中資源於該產業尚未組織到的工人，只是偷懶去合併一些小工會，藉以維持會員數在一定規模；更糟糕的是，工會的合併沒有組織策略可言、甚至違反「產業別」的原則。比如說：礦業中明明還有很多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礦工工會」卻跑去組織大學的行政職員；「作家協會」竟然合併到「汽車工人工會」之下。結果，由於多數工會是靠相互合併、而非擴展新會員，來維持工會規模，於是就整體工運而言，組織率還是不斷下降。
以汽車業為例， 1970 年代美國三大汽車集團（福特、通用與克萊斯勒）以外的汽車零件廠工人中，大約三分之二有加入工會，時至今日只剩五分之一。「汽車工人工會」（ UAW ）可不是不了解這個情形，但工會頭人們默許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他們認為，讓零件廠維持相對低的勞動保障、壓低勞動成本支出，那麼，資方就較可能會把組裝廠繼續留在美國本土、不移往墨西哥，藉以保住組裝廠會員的就業機會。所以，不去組織零件廠，乃是為了保住組裝廠。（這是典型「保護主義」的工運策略，關於「國際主義」 VS 「保護主義」的問題，我們將在系列六中詳論。）
美國總工會的理事長史威尼，在領導「服務業工會」時有靈活的組織策略，把廣大無組織的清潔工及看護工納入工會，不但提升了自身工會的實力，也為整體工運注入生力軍。但史威尼成為總工會理事長之後，也能夠影響會員工會形成更有效的組織策略嗎？這是美國進步工運份子對史威尼三人組提出的第一個疑問。
總工會或許不能直接指揮旗下會員工會，但假設史威尼公開對「汽車工人工會」嗆聲：「你們如果要組織零件廠工人，我會撥經費支援；如果你們沒意願，那我會提議成立一個新的汽車工人工會跟你們競爭，或把經費撥給更進步的相關工會，讓他們去組織零件廠工人。」肯定會對「汽車工人工會」產生相當大輿論壓力。只是，史威尼會勇於這麼做嗎？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假設在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勞資對抗時的態度
在史威尼當選總工會理事長後的代表大會上，一個來自史達利（ Staley ）鎖廠案的工人請求總工會協助，因為這件爭議已經延續了兩年半，當場史威尼也承諾將此案列入總工會的優先議題。但是該廠直屬工會的理事長已經打算放棄抗爭，工會謝絕了總工會的介入，在如此情況下，史威尼也沒有再說什麼。
史威尼及他的副手川卡，在他們各自出身的工會理事長任內，都曾經以較戰鬥性的態度面對勞資鬥爭並取得勝利，當他們主政總工會之後，能夠把這種戰鬥態度引導至其他工會嗎？這是進步工運人士對總工會新領導班子的第二個質疑。事實上，新領導班子上台後，也是注重工會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大於重視整體工運的氣勢提升，所以對會員工會的爭議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而平白喪失了不少提振工運情勢的機會。
最早的一個例子，就是 1995 年 7 月在底特律同時發生的兩家大報社罷工案。當時還是總工會改選競選期間，史威尼及川卡親至罷工線上為工人加油打氣，川卡並提出具體建議，勞方應該準備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因為這兩家報社分屬美國最大的兩家報業集團，只要罷工工人能夠結合其他在地工會的勢力，炒熱這件爭議到達一定的政治熱度，資方就會有很大壓力。但當時地方分會領導人只想發起較靜態的杯葛活動，靜待「勞動關係委員會」 NLRB 的裁決（很像數年前世界日報爭議案中工會的態度）。
等到勞方發現情勢不妙，要求已經當選的新領導班子帶領大規模遊行時，這時反而是總工會那邊退卻了。因為 1996 年是總統大選年，頭人們不想讓正爭取連任的民主黨政府太過難堪，撐到 1997 年才發動了一個遲來的小規模遊行，對勞方根本沒有實際幫助。
總工會的官僚化與世故政治
史威尼三人組當初競選時，代表改革派的勢力，背負不少人的期待，當選之後，也的確作了一些事情。比如說：加強基層組織工作、強調直接行動等，還包括把以前執行冷戰恐共戰略的駐外機構，改組成現在的「勞工團結中心」（ Solidarity Center ），引進若干進步份子，來協助美國以外的各地工人推展工運。台灣的勞工團體，前幾年便是經由這一個「勞工團結中心」簽線，與中美洲的工會進行國際串連，共同對抗台商的血汗工廠。
不過這些進步有不少侷限。新領導班子就如同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在競選時擺出改革清新形象，攻擊對手的保守反動，等到當選之後，就宣稱一切都要回到平常的正軌，並與所有工會內組織化的基層「民主派」都保持距離，彷彿當初只是競選時的宣傳手法而已。這段時期，進步工運人士亦一直在觀察總工會的變化，他們希望能督促總工會的改朝換代不致淪為新瓶裝舊酒而已。
除了前面提到，在組織策略及勞資對抗時的態度這兩個面向上，總工會缺乏有效方式引導會員工會集中資源提升局勢之外，進步工運人士對新領導班子尚有若干疑問：
1. 政治集中方向的問題：雖然工會對民主黨政策已越來越無約束力，新領導班子仍不改幾乎無條件支持的態度，而缺乏關於支持或成立兩大黨外的勞工政黨的討論；
2. 基層組織的問題：雖然總工會花了不少時間與資源進行基層組織工作，但根據統計，在「勞動關係委員會」 NLRB 那裡獲得認可成立工會的比例並不高，一方面是太依賴外部進入的專職組織者、而忽略從基層找出在地組織者，一方面是太陷入順法鬥爭、缺乏更戰鬥性的組織方式；
3. 直接行動的問題：直接行動是好的，但直接行動到底意味著對抗資本時的戰鬥性，還是只是官署議會前的「立法請願運動」？
4. 如何看待勞資關係：有一個德國工人看過史威尼的著作《美國需要提昇》（ America Needs a Raise ）之後，他感慨史威尼弟兄的想法充滿了美國中心主義。的確，新領導班子對勞資關係的看法，其實仍不脫主流所謂的「伙伴關係」。如果他們認為勞工福利是依賴於強大國家經濟力量之上的話，那他們會如何看待美式的帝國主義經濟與對外戰爭，便是非常可疑的。
工運人士總結新領導班子的侷限，歸結其原因，不外是民主改革勢力尚未完全滲透至基層：大部分的工會仍然是由總會少數頭人專權，更別說總工會這個上級組織，其人事與決策操乎在少數工會官僚身上，依循的義理多是頭人間的人情世故，基層群眾完全沒有參與的餘地。
宮廷政變或群眾起義？
如果沒有堅實群眾力量的基礎，工會高層領導的更換，可能只是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已，其根本上的進步性恐怕有限，唯有引進基層的組織化群眾，方能確保工會民主與勞工權益的日益進步。工會領導人間的更迭，如果無法透過訴諸群眾來凸顯路線上的差異，其理念亦無法被廣大基層所得知。
在這樣的想法下，早在 1969 年，美國若干工運人士便成立了「工會民主協會」（ 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 ， AUD ），倡導工會民主與基層會員的權益，他們認為，有戰鬥力的進步工會，必然是基層會員能夠充分民主參與的工會。例如前面提到史達利與底特律報社的爭議，其實基層會員是願意堅持抗爭的，只是工會領導的遲疑與退卻、不願投入力量與資源，造成抵抗的失敗。
其後，有些工會內部也開始成立常設的改革派組織，其中較著名且目前仍持續運作的，除了系列四介紹過的「卡車司機民主派」之外，還有「汽車工人工會新方向運動」（ UAW New Directions Movement ）。伴隨著這些工會改革運動，也產生了新興的工運團體，他們關注工會民主改革的進程，引介進步的工運思潮與策略給組織者與基層會員，其中之佼佼者便是製作過不少勞教手冊、並有定期刊物發行的「勞動筆記」（ Labor Notes ）。如果各位有興趣，在這些團體的網站上，擁有不少豐富的勞教材料，經由網站上的連結，可以找到更多的工會改革組織。經由這些團體的努力，我們可望在 21 世紀發現更多進步工運的傳承出現。
系列五參考文獻：
Tillman, Ray M. & Cummings, Michael S. eds.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Boulder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引用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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