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

工會決策機制的改革

米勒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把鮑伊爾指派的全國執委會成員解職，並恢復全部執委由分區選舉產生；接著，大幅刪減包括自己在內工會幹部的薪水，刪減之後每天至少替工會減少一千美元的開支。而最重要的一項改革，就是團體協約的談判決策機制。

經過 1973 年代表大會的通過，新的談判決策機制如下：在總會的層次上，由全國執委、地區分部主席與選舉產生的總會領導幹部組成團體協約委員會，商議本次協約應該爭取哪些條件；在地區分部層次上，每個分部組成一個代表會議。團體協約委員會的草案必須經所有分部代表會議討論之後，根據他們的建議修改，然後交付理事長領軍的談判小組，執行實際與資方談判的工作。

談判小組與資方達成的「初步協議」（ tentative agreement ）經團體協約委員會同意之後，必須再由各分部代表會議通過，最後進行所有會員投票的「複決表決」（ ratification vote ）過半數認可，理事長才可以在正式協約上簽字。其中只要只要任何一關通不過，就得從頭再來一遍。這樣的機制看來繁複，不過它的目的是要確認，基層的訴求能在過程中反映出來，最後的結果亦能獲得基層的認同。

跌跌撞撞中前進的工會

另一方面，工會從 1972 年年底起，陸續改選全國執委會成員。在這個過程中，米勒並沒有乘勝追擊、繼續打著「民主派」旗號推出連線的候選人，反而是把「民主派」解散。他認為，既然改革派已經掌權，在工會運作機制內從事改革已經足夠，令立門派會落人話柄。只有少數改革派候選人，在選舉時仍然以「民主派」名義出現，但都是個別行為，且即使是這些人，當選之後也都不再提「民主派」。選舉的總結果，改革派跟舊勢力大概各佔一半名額。

接下來總會內的生態發生戲劇性變化，米勒陸續跟他的左右手，也就是副理事長及財務長鬧翻，等到米勒競選連任時，除了舊勢力的挑戰者之外，連他的財務長都另外成立一組搭擋，形成三強鼎立的狀況。最後，米勒是以很驚險的差距當選連任，但他隨後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即將到來的團體協約換約談判，上一次有經驗的談判幹部都已不在秘書處辦公室中，新團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層自發罷工不斷的風浪中完成換約。

若干檢討

米勒是一個外貌及說話都溫和的人，比起路易士的強勢實在是天差地別，他又一再強調工會的內部民主機制，認為每個會員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力；另一方面，鮑伊爾倒台之後的餘黨仍有勢力，不斷在興風作浪，基層會員亦因為先前的壓抑不見了，而開始大鳴大放起來。於是，米勒主政下的礦工工會，常陷入難以統合意見的場面，比如說，地方分會一遇爭議，本來就有自發罷工的傳統，米勒時期因壓不住陣腳、發生頻率更高，但根據團體協約，自發的野貓罷工是不被允許的，就會造成工會的困擾。再舉一個例子，代表大會時米勒幾乎不控制時間、盡量讓代表暢所欲言，但代表提案很多、又不熟悉議事規則，會議便顯得冗長、甚至是失序。

這裡無意說「民主的副作用是無效率」這種五四三的話，問題在於：民主的意義是什麼。我個人認為，無組織的群眾只是散沙，把權力下放給無組織的群眾，只是無政府或民粹而已；「組織化的群眾」才是民主的根本基礎，有沒有組織性運作、政治集中方向的導引，會是民主或無政府的關鍵。

在這樣的思路上檢討「礦工工會」的經驗，解散「民主派」便是一個值得爭議的焦點。或許有人覺得，成立改革派只是一時權宜，因派系很容易變成既得利益或分贓的工具，不是正面的字眼，所以工會內部不應存在派系。不過就「礦工工會」的例子來說，「民主派」的運作歷史不長、基層基礎不深，加上舊勢力仍有相當殘餘、在工會內掣肘，如果沒有「民主派」的持續運作、用不同管道繼續影響群眾，光憑短時間內工會機器運作機制的改革去深化民主成果，效果有限。更糟糕的是，工會運作很多是例行性、事務性的，如果缺乏集體討論所形成的政治方向思考與辯證，容易惰化為個人權力鬥爭，就像改革派後來發生的內訌。（關於良性的派系運作與工會民主間的關係，我們會在往後的系列中逐漸鋪陳。）

工會後來的演變

米勒第二任只做到一半，就因健康問題交棒給他的第二任副手雀奇（ Sam Church ），雀奇是強勢的人，再加上經過幾年的混亂，基層也不願再見工會運作的空轉，於是在雀奇任內，意見紛雜的狀況減少了，權力似乎又集中至理事長身上，不過那是大家對理事長的作為無太大異議的結果，工會內既有的民主機制大致確立、並沒有改變。

為了去除路易士時代權力集中的壞處，米勒時代的工會決策機制，相當程度又回歸至地區分部，以團體協約談判來說，決策機制是在團體協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分區選舉出的執委及分部主席所組成。這樣雖然確保了地方意見的參與，卻也容易陷入意見紛歧、削弱了統一對外的火力。 1982 年，川卡接任理事長，他取消了這個委員會，另立理事長指派的談判委員會，且理事長擁有直接發動罷工的權力，提升了理事長對外談判的籌碼，但協約內容對內仍必須通過會員複決，不失基層監督的機制，使川卡成功在 1980-1990 年代打了幾次精彩的勝利。

「礦工工會」的民主改革大約是最早發動的，它的精神逐漸傳至其他工會，但可惜的是各工會民主派間並沒有實際的組織聯繫。我們將繼續介紹其他工會的例子。

系列二參考文獻：

Clark, Paul F. (1981) The Miners' Fight for Democracy: Arnold Miller and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Mine Workers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

Smith, Barbara Ellen (1987) Digging Our Own Graves : Coal Min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Black Lung Disease , Philadelphia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Zajicek, Anna M. & Bradley Nash, Jr. (1999) ‘Lessons from the UMW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Unions-- Voice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Grassroots , eds. by Tillman, Ray M. & Michael S. Cumming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