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3月23日
把屬於基層工人的工會要回來！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簡介系列一：故事的開始
按：本系列寫於 2003 年，全產總第二屆改選前夕，全文曾發表於當時的苦勞網，後收錄於《國際經驗：勞工、工會與文化》，台灣勞工運動文選 2 ， 2003 年 12 月，高雄市勞工局出版。本系列部分章節曾發表於當時的《銀行員工會聯合會訊》及高雄市勞工局刊物《高市勞工》。這裡的版本經過小幅度修訂。
1980 年代，美國工運江河日下，代表保守勢力的雷根上台之後，給予工運更沈重的打擊。 1981 年「飛航管制員工會」 PATCO 展開罷工，雷根不顧政府應該在既有協商管道外保持中立的慣例，動用軍方的飛航管制員充當工賊、作為罷工時的替代性勞力，瓦解了工會的罷工；破壞罷工之後，又羅織罪名把工會幹部丟進監牢，一舉消滅了工會。於是，低迷的工運更陷不振。從此之後，主要的工會在團體協約換約時，更容易在勞動條件上妥協，「退讓性的談判」（ consectionary bargain ）成為工運的主流，廣大基層工人的權益不斷被少數工會頭子出賣。
事實上，美國工運的火車頭「美國總工會」（ AFL-CIO ）在戰後幾十年中，其主導權始終被保守勢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勞資合作的「作生意式的工會主義」（ business unionism ），工會勢力不斷弱化。根據統計，從 1953 年到 1986 年，非農業部門的整體工會組織率從 32.5 ﹪降到 17.5 ﹪：其中製造業從 42.4 ﹪降到 24.8 ﹪；運輸業從 79.9 ﹪降到 37.0 ﹪；營造業從 83.8 ﹪降到 22.3 ﹪；礦業從 64.7 ﹪降到 14.6 ﹪。且從 1973 年至 1985 年，工人的實質週薪減少了 14.4 ﹪，實質時薪減少了 10.1 ﹪。
「新聲音」的出現
這種情形一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仍然沒有改善，甚至有些工會頭子都開始不能忍受了。 1995 年是「美國總工會」的改選年，若干工會領導人要求主政了十幾年的理事長苛刻男（ Lane Kirkland ）下台、由其副手唐納胡（ Tom Donahue ）接任，但遭到拒絕，於是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有挑戰者的改選局面出現，代表著改革勢力的史威尼（ John Sweeney ）三人組，展開名為「新聲音」（ New Voice ）的競選活動。
角逐理事長的史威尼，來自近年崛起的「服務業工會」 SEIU 。「服務業工會」是少數有實質會員數成長的美國工會之一（不算靠工會合併造成的會員數增加），其原因跟工會的組織策略有關，比如說在晚間打掃辦公大樓的清潔工，他們的工作是替白領中產階級收拾垃圾，卻往往連健保都沒有，這種低薪又惡劣工作常常是少數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會在以前是不會注意他們的，但史威尼領導下的「服務業工會」發起「為清潔工爭取正義運動」（ Justice for Janitors ），就像電影《麵包與玫瑰》所敘述的，組織這些邊緣勞工爭取權益，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財務長位置的川卡（ Richard Trumka ），來自「礦工工會」 UMWA 。川卡繼承的是「礦工工會」的改革運動傳統， 1989 年在他理事長任內，工會發動了「彼得斯頓煤礦場」（ Pittston Coal ）罷工，這場罷工是非法的，如果失敗工會將面臨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但工會成功號召了數千同情者，從全美國各地開車到維吉尼亞山區罷工現場、加入罷工封鎖線阻擋工賊的行列，導致最後資方的屈服，當然也沒人再追究違法及賠償的問題，於是川卡成為激進派的象徵。
角逐第三號位子執行副理事長的琳達‧查維茲—湯普森（ Linda Chavez-Thompson ），來自「地方政府公務員工會」 AFSCME 。從她的姓氏可以看出來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數族裔的利益。
雖然只有會員工會的代表才有總工會的改選投票權，而這些代表又是會員工會的高層指定的（不是票選出來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自主的投票權），基層會員並無法過問，但「新聲音」競選搭擋成立之後，仍然勤走基層，跑遍當時全美國每一個罷工及勞資爭議現場，替抗爭中的工人加油打氣。
史威尼三人組的氣勢，讓長期低迷的工運狀況為之一振，全國性大媒體早就冷凍起來的勞工線記者開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給唐納胡，但時間已經太晚了，「新聲音」早就發動，而他們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新聲音」勝利的背後
經過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打敗對手代表五百七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其間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個大型工會倒戈，都足以影響結局。而進步的工運圈內普遍認為，之前 1991 年「卡車司機工會」（ Teamsters ）改選由民主派獲勝，是這次總工會改選的關鍵，因為「卡車司機工會」當時有會員一百三十萬，剛好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當時「卡車司機工會」繼續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沒希望在總工會獲勝的。
換句話說，代表改革勢力的「新聲音」獲勝，並不是忽然發生的單一事件，它是美國工運圈內，從 1960 年代開始的一連串改革運動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新聲音」的上台，必須要有許多前輩的工會改革運動作基礎才能成功。而這些工會改革運動的成果，並不只是工會頭人間的替換，它是靠許多紮實的基層參與及動員所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層」（ 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 ）民主動員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確保、而不致淪為頭人間私下利益交換的「密室政治」。
近年來，許多台灣工運人士很關切工會理事長直選的問題，認為直選是促進工會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灣重要的工會改選年，許多扮演台灣工運火車頭角色的工會都要改選，關心工運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選能夠帶來新的氣象。問題在於，直選就算是工會民主的必要條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條件，到底我們需要哪些條件，才能真正達到工會民主的目標呢？一個號稱是自主進步的工會，要與基層會員間產生什麼樣的聯繫，才能夠是名副其實呢？台灣工會的新任領導班子們可以採取哪些方式，來深化工會改革的成果呢？
一個真正進步的工會，其歷史必定有組織性群眾走過的痕跡，而不只是工頭的抗爭史。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筆者在此將一系列引介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的若干實際經驗，包括礦工、鋼鐵及卡車司機等工會的組織歷程，看他們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最後並希望能回到台灣的客觀現狀，看我們能否提出針對台灣現狀的具體改革方案，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勉勵，作為今後本地推動工會再一波民主化運動的參考。
系列一延伸閱讀：
Kim Moody, 1988, An Injury to Al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Unionism, Verso.
1980 年代，美國工運江河日下，代表保守勢力的雷根上台之後，給予工運更沈重的打擊。 1981 年「飛航管制員工會」 PATCO 展開罷工，雷根不顧政府應該在既有協商管道外保持中立的慣例，動用軍方的飛航管制員充當工賊、作為罷工時的替代性勞力，瓦解了工會的罷工；破壞罷工之後，又羅織罪名把工會幹部丟進監牢，一舉消滅了工會。於是，低迷的工運更陷不振。從此之後，主要的工會在團體協約換約時，更容易在勞動條件上妥協，「退讓性的談判」（ consectionary bargain ）成為工運的主流，廣大基層工人的權益不斷被少數工會頭子出賣。
事實上，美國工運的火車頭「美國總工會」（ AFL-CIO ）在戰後幾十年中，其主導權始終被保守勢力所掌握，信奉的是勞資合作的「作生意式的工會主義」（ business unionism ），工會勢力不斷弱化。根據統計，從 1953 年到 1986 年，非農業部門的整體工會組織率從 32.5 ﹪降到 17.5 ﹪：其中製造業從 42.4 ﹪降到 24.8 ﹪；運輸業從 79.9 ﹪降到 37.0 ﹪；營造業從 83.8 ﹪降到 22.3 ﹪；礦業從 64.7 ﹪降到 14.6 ﹪。且從 1973 年至 1985 年，工人的實質週薪減少了 14.4 ﹪，實質時薪減少了 10.1 ﹪。
「新聲音」的出現
這種情形一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仍然沒有改善，甚至有些工會頭子都開始不能忍受了。 1995 年是「美國總工會」的改選年，若干工會領導人要求主政了十幾年的理事長苛刻男（ Lane Kirkland ）下台、由其副手唐納胡（ Tom Donahue ）接任，但遭到拒絕，於是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有挑戰者的改選局面出現，代表著改革勢力的史威尼（ John Sweeney ）三人組，展開名為「新聲音」（ New Voice ）的競選活動。
角逐理事長的史威尼，來自近年崛起的「服務業工會」 SEIU 。「服務業工會」是少數有實質會員數成長的美國工會之一（不算靠工會合併造成的會員數增加），其原因跟工會的組織策略有關，比如說在晚間打掃辦公大樓的清潔工，他們的工作是替白領中產階級收拾垃圾，卻往往連健保都沒有，這種低薪又惡劣工作常常是少數族裔或新移民在做，主流工會在以前是不會注意他們的，但史威尼領導下的「服務業工會」發起「為清潔工爭取正義運動」（ Justice for Janitors ），就像電影《麵包與玫瑰》所敘述的，組織這些邊緣勞工爭取權益，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
角逐第二把交椅財務長位置的川卡（ Richard Trumka ），來自「礦工工會」 UMWA 。川卡繼承的是「礦工工會」的改革運動傳統， 1989 年在他理事長任內，工會發動了「彼得斯頓煤礦場」（ Pittston Coal ）罷工，這場罷工是非法的，如果失敗工會將面臨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但工會成功號召了數千同情者，從全美國各地開車到維吉尼亞山區罷工現場、加入罷工封鎖線阻擋工賊的行列，導致最後資方的屈服，當然也沒人再追究違法及賠償的問題，於是川卡成為激進派的象徵。
角逐第三號位子執行副理事長的琳達‧查維茲—湯普森（ Linda Chavez-Thompson ），來自「地方政府公務員工會」 AFSCME 。從她的姓氏可以看出來其出身是拉丁美洲裔，她代表的是女性及少數族裔的利益。
雖然只有會員工會的代表才有總工會的改選投票權，而這些代表又是會員工會的高層指定的（不是票選出來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自主的投票權），基層會員並無法過問，但「新聲音」競選搭擋成立之後，仍然勤走基層，跑遍當時全美國每一個罷工及勞資爭議現場，替抗爭中的工人加油打氣。
史威尼三人組的氣勢，讓長期低迷的工運狀況為之一振，全國性大媒體早就冷凍起來的勞工線記者開始重出江湖，逼得苛刻男不得不宣布退位欲交棒給唐納胡，但時間已經太晚了，「新聲音」早就發動，而他們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新聲音」勝利的背後
經過代表的投票，史威尼三人組是以代表七百三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打敗對手代表五百七十萬會員支持的票數，其間的差距不大，只要任何一個大型工會倒戈，都足以影響結局。而進步的工運圈內普遍認為，之前 1991 年「卡車司機工會」（ Teamsters ）改選由民主派獲勝，是這次總工會改選的關鍵，因為「卡車司機工會」當時有會員一百三十萬，剛好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當時「卡車司機工會」繼續由黑道把持，改革派是沒希望在總工會獲勝的。
換句話說，代表改革勢力的「新聲音」獲勝，並不是忽然發生的單一事件，它是美國工運圈內，從 1960 年代開始的一連串改革運動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新聲音」的上台，必須要有許多前輩的工會改革運動作基礎才能成功。而這些工會改革運動的成果，並不只是工會頭人間的替換，它是靠許多紮實的基層參與及動員所形成的；也只有在「基層」（ 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 ）民主動員的操作方式下，改革才能確保、而不致淪為頭人間私下利益交換的「密室政治」。
近年來，許多台灣工運人士很關切工會理事長直選的問題，認為直選是促進工會民主的重要手段；今年又是台灣重要的工會改選年，許多扮演台灣工運火車頭角色的工會都要改選，關心工運的人也都很期盼改選能夠帶來新的氣象。問題在於，直選就算是工會民主的必要條件，但它恐怕也不是充分條件，到底我們需要哪些條件，才能真正達到工會民主的目標呢？一個號稱是自主進步的工會，要與基層會員間產生什麼樣的聯繫，才能夠是名副其實呢？台灣工會的新任領導班子們可以採取哪些方式，來深化工會改革的成果呢？
工會改革運動的他山之石
一個真正進步的工會，其歷史必定有組織性群眾走過的痕跡，而不只是工頭的抗爭史。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筆者在此將一系列引介美國工會改革運動的若干實際經驗，包括礦工、鋼鐵及卡車司機等工會的組織歷程，看他們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最後並希望能回到台灣的客觀現狀，看我們能否提出針對台灣現狀的具體改革方案，與實務工作者相互勉勵，作為今後本地推動工會再一波民主化運動的參考。
系列一延伸閱讀：
Kim Moody, 1988, An Injury to Al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Unionism, Verso.
Arthur Shostak, 2006, The Air Controllers' Controversy: Lessons from the PATCO Strike, Authors Choice Press .
引用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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