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

（這篇文章寫於 2002 年，曾經發表於苦勞網。當時正在寫論文，而想必有此經驗的人都知道，寫論文期間心情煩悶，往往對正事不太認真而老是想著摸東摸西。這篇文章就是如此心境下的產物，並讓我開始接觸到英美左翼民歌的世界。有空再整理出其他典故。）

麵包與玫瑰，這個命題在當代社會的通俗論述中，指的常是單身女性的困境：到底要選擇穩固的生活，還是愛情？這樣的命題有兩個明顯的狹隘性： 1. 它是個人主義式的，一切在於個人的選擇； 2. 它是一個兩難命題，預設著麵包與玫瑰極可能是相互抵觸的。

以下，我們就經由九十年前一場紡織女工的大罷工，看看經由勞工階級的集體行動下，麵包與玫瑰的開闊意義，與它所代表的進步工運傳統。

●勞倫斯： 1912

1912 年 1 月 11 日，美國東北部麻州的勞倫斯（ Lawrence ）這個地方，先前州政府通過一項法案，把週最高工時降低為 54 小時、同時不得減薪，這天是新制實施後第一個發薪日，但是在紡織廠工作的波蘭及義大利移民女工發現薪水減少了，騷動開始發生，不久之後，工人們了解這是全市紡織廠主的聯合減薪行為，紛紛停止工作、走出工廠，到了第三天，約有二萬五工人走上街頭，她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 15 ﹪、週 54 工時、廢除獎金制度（應該是回歸固定工資的意思）、加班費加倍給付、禁止秋後算帳等。

這原先是一場自發性的野貓罷工。本地所有的紡織廠估計共有三萬至三萬五工人， IWW 本地分會會員不過三百， AFL 旗下的紡織工會在本地亦只有會員二千五。不過罷工發生後 IWW 很快調來組織者協助這次抗爭，一開始時是 Joseph Ettor 與 Arturo Giovannitti ，運用的策略包括移動的罷工糾察線（避免違法爭議）及小孩的安置：把小孩暫時送至附近大都市如紐約及費城等，由罷工的同情者照顧，減輕罷工家庭的負擔。因為當地資本家勢力運用警方介入，抗爭期間常常充滿暴力衝突，一個 AFL 旗下的紡織工會幹部看到那些場面後說：「這哪叫罷工，根本是革命！」（ This is a revolution, not a strike! ）這個 AFL 的工會幹部想必是保守的土生男性白人，但也可見衝突激烈的一般。後來有一位女工因警察的攻擊死亡，警方反而把罪名怪到 IWW 頭上， Ettor 與 Giovannitti 被捕，接手的是 Elizabeth Gurley Flynn 及 Big Bill Haywood 。

移民勞工的勞動條件往往是最低下的，一位到現場去觀察的作家說，看過那裡的生活條件以後，實在不難了解為何工人要罷工，但剛開始時大家恐怕也都沒想到罷工能維持下去，因為當地工人的經濟狀況非常糟。 2 月 24 日，一個事件的轉捩點出現，警察在當地火車站攔截要送到其他地方安置的小孩，還毆打婦女及小孩，這件事成了全國性新聞，連國會都要開聽證會調查。資方接到來自各方的壓力， 3 月 12 日，最大的一家紡織廠接受了大部分的訴求；到了 4 月，其影響是整個新英格蘭地區有二十七萬五千紡織工得到加薪。 9 月 27 日，一萬工人上街抗議 IWW 的組織者被捕， 11 月 25 日， Ettor 與 Giovannitti 獲釋。

●麵包與玫瑰，兩者皆要

勞倫斯經驗並非沒有缺點，事件過後，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並沒增加，事實上，當時領導工人的本地領袖後來還上了黑名單，無法繼續在當地找到工作，但是，此次罷工仍然是當時美國進步工運的一次重大勝利。還包括這次事件遺留下來的精神傳承與文化意義：罷工期間，女工們在遊行布條上寫著：“ We want bread and roses too ”。 James Oppenheim 受到啟發，寫了一首詩叫“ Bread and Roses ”，後來 Caroline Kohlsaat 還為它譜了曲，成了美國重要的工運歌曲之一。

As we come marching, marching in the beauty of the day,

A million darkened kitchen, a thousand mill lofts gray,

Are touched with all the radiance that a sudden sun discloses,

For the people hear us singing: “ Bread and roses! Bread and roses! ”

當我們在這美麗的一天中上街遊行的時候，

成千上萬烏黑的廚房與灰暗的廠房，

因為陽光的照耀而顯露出來，

而人們正聽我們唱著：「要麵包也要玫瑰！」

As we come marching, marching, we battle too for men,

For they are women's children, and we mother them again.

Our lives shall not be sweated from birth until life closes;

Hearts starve as well as bodies; give us bread, but give us roses!

當上街遊行的時候，我們也為男人戰鬥，

因為他們是母親的孩子，我們要像母親般照顧他們，

直到生命結束前，我們的生活不該失去生氣，

心靈像身體一樣受飢挨餓，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

As we come marching, marching, unnumbered women dead.

Go crying through our singing their ancient cry for bread.

Small art and love and beauty their drudging spirits knew.

Yes, it is bread we fight for— but we fight for roses, too!

當我們上街遊行的時候，無數的婦女正受著苦，

隨著我們的歌聲迴盪，她們的呼喊是要求基本的溫飽，

她們受苦的身體知道，同樣需要小小的心靈安慰，

是的，我們要麵包也要玫瑰！

As we come marching, marching, we bring the greater days.

The rising of the women means the rising of the race.

No more the drudge and idler— ten that toil where one reposes,

But a sharing of life's glories: Bread and roses! Bread and roses!

當上街遊行的時候，我們為美好的日子戰鬥，

婦女的提升，意味著整體人類的提升，

不再有人必須在閒散富人休息的時候十倍辛勤工作，

而是生命榮耀的分享：我們有麵包，也有玫瑰！

在這首歌詞中，與當代都會女性兩難命題相對的，是勞工階級婦女的古典命題：既有烏黑的廚房、也有灰暗的廠房，雙重勞動的壓迫。而女工們所抗爭的，不只是經濟上麵包的溫飽，還希望在勞動的壓迫減輕之餘，也能有一些精神、文化意義上提升的空間，這樣的意義顯示在跨族群的團結合作上、顯示在勞工階級的集體行動上，也就因為如此，勞倫斯事件後來以「麵包與玫瑰罷工」之名而流傳後世。這也就是肯洛區的電影《麵包與玫瑰》中，那個白人組織者提到的 1912 年罷工事件的典故。

●進步工運的國際主義精神傳承

本世紀初，美國的階級矛盾達到某一階段的白熱化，而當時壟斷工運力量的 AFL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現在美國總工會 AFL-CIO 的前身），基本上是由工匠行會傳統所遺留下來的職業工會型態，組織範圍常只侷限在土生白人男性的技術工，充滿保守排外的沙文氣息；但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下各式新興工業中的去技術化勞力，常常是由黑人、婦女及移民勞工所擔任，而這些人，是 AFL 所排斥的。

1905 年，超過二百個社會主義者與工會人士聚集在芝加哥，成立了 IWW （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這個工會組織的基本綱領，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階級衝突觀、與本土的產業工會主義上：馬克思主義階級衝突觀，表現在 Wobbly （ IWW 會員的自稱）的一些主張，比如不同階級之利益的必然抵觸與不可調和性、工人接管生產、薪資制度的消滅等等；而產業工會主義，就表現在大力招收非技術勞工、移民、少數族裔與婦女勞工等， IWW 的目標是以產業為單位，組織起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大工會，所以他們的著名口號是：“ ONE BIG UNION ”。

IWW 之產業工會主義的另一面，就是國際主義作風，這也反映在組織者的出身背景上： Ettor 與 Giovannitti 是義大利移民、 Gurley 是愛爾蘭移民第二代、 Big Bill Haywood 的媽媽是南非人，以及我們將提到的 Joe Hill 是瑞典移民等，他們每個人都能說好幾種語言，那是組織移民勞工必須的工具之一。也就是這樣的時代背景與組織型態，使得 IWW 會投入勞倫斯的紡織女工罷工抗爭，亦在這次事件中建立了一個工運的國際主義典範。

當時的勞倫斯是個多族裔的移民社區，在紡織廠女工中至少包含 25 個（最多可能到達 40 個）不同語言文化的族群，例如義大利、猶太、日耳曼、說法語的加拿大人、波蘭、立陶宛、說法語的比利時人、敘利亞、希臘、拉脫維亞及土耳其等等，所以，罷工期間你如果聽到女工唱法國大革命時的〈馬賽曲〉，那實在一點都不奇怪。

也就是這樣複雜的族群成分，剛開始時資方認定罷工絕難長久，因為不同族群間連語言溝通都有困難，更別說一致行動，但或許是長期的社區生活，讓不同的族群間有了一些共同的生活連帶，更重要的是 IWW 採取的一項作法，組成一個罷工行動委員會，讓每個不同族群都有兩位代表參加，共同商議抗爭行動的推動，這保障了決策的普遍性與民主參與。

從而，雖然《麵包與玫瑰》的布條在電影中只是驚鴻一瞥、預示著勝利的即將來臨，我們還是可以經由歷史發掘與回溯，猜想一個英國佬為何要跑到洛杉磯，去拍一部關於少數族裔與移民勞工抗爭的故事，他所承接的或意欲致敬的，是一個怎麼樣的工運文化傳統。接著，勞倫斯罷工的另一個特點是一場以女工為主的抗爭，我現在無法找到關於當時基層女工的材料，不過，我可以講一個反叛女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