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際

書名：新世代資本家─公民經濟崛起的新力量（ The New Capitalists: How Citizen Investors Are Reshaping the Corporate Agenda ）

作者： Stephen Davis, Jon Lukomnik & David Pitt-Watson

譯者：張淑芳

出版：臉譜出版

出版日期： 2008 年 3 月

ISBN ： 9866739415

書名： SRI 社會責任投資（ The SRI Advantage: Why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Has Outperformed Financially ）

作者： Peter Camejo 等

譯者：蔡淵輝、黃伊莉

出版：寰宇出版

出版日期： 2008 年 4 月

ISBN ： 9570477771

按：本文曾於2008年8月間發表於 苦勞網 。

過去，台灣的勞工及環保團體多少有這樣的經驗，那就是，在目標企業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時，收集員工手上的股票或散戶的委託書，以進入會場利用發言或癱瘓議事等方式來對企業施加壓力。時至今日，若干工會還發展出利用官股或集中會員手上公司股票等方式，在公司董事會中產生所謂的「勞工董事」。

先不管利用股東大會這個特定時機的施壓動作能產生多久的效果（畢竟股東大會一年只有一次），以及「勞工董事」這個詞本身是否就是一個矛盾、或「勞工董事」實際上受不受工會節制等問題，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既然企業宣稱它是由投資人的資金所組成、必須對股東負責，那麼，利用股東的身分便得以名正言順介入企業運作。擴大來看，整個企業的融資面向，不只是股市集資，還包括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等，都可以是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時的施壓點。

事實上，如果企業覺得只需對股東負責，這也是一個即將過時的觀念，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開始抬頭，「利害相關人」（ stakeholders ）的概念往往要取代了股東（ shareholders ）這個傳統的辭彙。任何人，只要會因企業的運作而受到影響，包括勞工工會、社區居民、消費者等等，甚至非政府組織 NGO ，都是「利害相關人」的一份子，都有權利對企業提出關乎自己權益的主張。

而另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現象在於，投入股市的人都知道，法人資金對於投資市場來說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以台灣來說，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膨脹，各式各樣政府管理的公基金快速積累，而這些基金又會投入資本市場以尋求孳息或獲利，所以，只要任何一位公民加入這些社會保險制度、付保費，而此社會保險基金又投資於某企業的時候，理論上，這些公民也就成為了這家企業的股東；或是，只要你購買了任何一家金融機構所經營的投資基金，這筆基金又投資於某企業，你也自動進入了這家企業的股東行列。

這就是《新世代資本家》這個標題的來由：在法人投資興起的時代，如果可以團結個別公民或投資者的力量，使得基金操作加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法人機構從事投資時能夠影響被投資企業遵守社會責任，那麼，這些集資的大眾便成為某種「新世代資本家」，這種非僅追求利潤的集體性社會責任股東行動，就形塑了某種型態的「公民經濟」（ civil economy ）。《新世代資本家》這本書，便是在介紹目前「公民經濟」的發展現況。

而「社會責任型投資」（ SRI ，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指的大約就是不僅以獲利考量、並以社會責任基準作為參考依據的投資取向。《 SRI 社會責任投資》這本書則在介紹 SRI 目前的發展狀況。

回過頭來。在這個法人投資興起的時代，融資面向的操作，到底可以在一般性的企業社會責任倡議中、或具體的爭議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我們舉兩個本地企業的例子。

根據 96 年度的公司年報，鴻海的前十大股東中，除了第一名為郭台銘本人之外，其餘九個包括：香港商花旗財務公司、摩根大通、中國信託、渣打、香港上海銀行及美商花旗銀行等的信託專戶或託管基金；寶成的前十大股東中，則包括了匯豐銀行託管的五個投資專戶或公司。鴻海與寶成這兩家企業，同時還可能向銀行借貸，或透過金融機構發行公司債等等。

換句話說，假使這兩家企業的旗下工廠發生勞資爭議或破壞環境生態的行為，除了傳統的抗爭行動，或向其代工的品牌施加壓力要求改善之外，從他們融資的面向下手，也成為目前在西方國家中興起的社會責任倡議手段，例如向這些金融機構遊說或施加壓力，要求他們不要再持續投資或契約到期就終止合作關係等。另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公民經濟」或「社會責任型投資」的操作，例如由教會或 NGO 團體等帶頭長期擁有這些企業的股票，或以基金投資人的身分要求被投資企業應該遵守社會責任。

散戶的聲音必然微弱，這些股東或利害相關人行動想要有成，當然必須透過集體的力量，例如透過教會或 NGO 團體的中介等。就好像所謂的「公民社會」，其體現往往得表現在 NGO 等公民的集會結社與各種社會團體身上。

例如，勞保、勞退等政府管理的公部門基金，大量投資在股市或資本市場，我們這些公民身為利害相關人，透過工會、勞工團體及 NGO 組織的中介，應該可以要求能夠參與經營管理，或以「公民經濟」及「社會責任型投資」的精神，要求基金只能投資符合勞動及環保基準的企業，或是要求被投資的企業應該改善其有缺失的營運行為。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都在於，我們要有一個夠成熟發展的公民社會，也就是工會、勞工團體及各議題的 NGO 組織都能民主而穩定的運作，基層的公民才得以透過這些集會結社的中介來參與。否則，再多的社會責任倡議手段，傳到台灣都只會是形式上的虛晃一招而已。

這下篇其實已經跟平和市場沒有直接關係了，不過話題是延續的。

我在首爾的時候，借住在一位韓國朋友弼家裡。有天晚上，弼、另一位韓國朋友玉以及我一起聊天喝酒，弼跟玉都在勞工團體工作，不知如何開始的，弼和玉談起學生時代參與學運的經驗。

玉提到她成為學姊之後，某年開學不久旋即有次大運動，學生們計畫串連起來遊行，但預計會有鎮暴警察阻攔，而按照當時的社會氣氛與慣例，就會徵求敢死隊在前排丟汽油彈、試圖破壞鎮暴警察的封鎖以使隊伍前進。此時有兩個剛進學校的新鮮人自告奮勇，當時玉是反對的，因為這兩人尚缺乏訓練與經驗，但這兩人很堅持，所以後來社團還是讓他們上陣。結果其中一人被抓，而更糟的是，因為此人的老爸是個高官，大家以為他家裡會想辦法弄他出來，想不到他老爸竟然不理他，大家亦因為他家的背景而忽略了對他的救援。這個人最終被拘留了三個月，後來有段時間精神崩潰，隔了幾年之後重新回到校園時，他成為了非常虔誠的教徒。

玉說有段時間她非常自責，因為當時沒能阻止這個悲傷故事的發生。但隨著時間的流轉，她理解到她無法為其他人的人生負責，每個人有其各自的人生。而類似這樣的故事，其實在當時的韓國大學校園裡所在多有，這並不會是最讓人感到悲傷的一則。

弼接著說道，因為他是就讀一個學運較不發達的學校，當校際串聯要通報敢死隊人數時，那些學運名校總是趾高氣昂地報上十個、八個，而像他的學校只能較小聲地說三個、四個，可能還會招來不太看得起的眼光，所以參加校際會議時的壓力是很大的，一方面要響應串聯行動的任務，一方面又要顧及自己社團中學弟妹的安危（總不能亂把菜鳥推上火線吧）。

這兩人似在回憶過往，但另一方面也在感嘆客觀時勢變化下運動對抗性的衰落：現在已經沒有丟汽油彈這回事了。這兩人幽幽地說。

另一天晚上，弼跟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韓進重工的勞資爭議終於達成協議，在釜山港碼頭 85 號起重機上待了 309 天的金鎮淑，終於可以結束抗爭下到地面。再過幾天就是全泰壹殉難紀念日的勞工大集結，弼跟我說，往年這個時候，李小仙母親都會在紀念日當天頒發工運貢獻獎給當年最激勵人心、最有成就的抗爭者。而今年，金鎮淑當然是最有資格領獎的人，可是、可是，（我那熱情、充滿人道情懷的朋友弼以另人動容的聲調說著）今年，我們已經看不到李小仙母親在台上頒獎的身影了……

接著，我問起民主勞動黨的分裂，弼說出走的左翼組成進步新黨之後，遭遇選舉的挫折，新黨再度分裂，有些人想回到民主勞動黨的懷抱以方便取得在議會政治中的席次。言談中弼透露出對於目前民主勞總與民主勞動黨當權派的不滿，他們在議會政治的遊戲中傾向於與自由派的民主黨合作，而捨棄了建立階級政治的方向。他跟我說，他不一定會去紀念日的勞工集結，因為現在的這類場合已然失去其對抗性的色彩，它比較像是制式的活動而已。

紀念日前一晚的文化夜祭在汝矣島公園舉行，在會場中間，有一個佈置地像是靈堂的地方，我想布幕上的群像大約都是因為工運而犧牲的烈士們。也許有人會問說，韓國工運為什麼可以非常地激烈而具有戰鬥性，是否是因為有了全泰壹的啟發？但從這個靈堂看來，或許我們該說，原因是在於他們不只有一位全泰壹，而是有接連不斷的全泰壹。

但不一定是要從容殉難才是全泰壹。我想到我的朋友玉與弼，他們在生活上有各自的困擾，他們都對運動的對抗性衰敗感到失落，但卻也仍然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平實做好自己的角色，他們就算不是全泰壹，但至少絕對是全泰壹最好的「大學生朋友」。

我要離開韓國的前一晚，弼和他也從事勞工運動的太太妮，送給我聲援韓進重工金鎮淑抗爭的「希望巴士」（ Hope Bus ）頭巾。在此我就借花獻佛，與大家一起分享這希望頭巾。本次到平和市場的探訪全泰壹之旅就在這裡暫告一段落，而你下次如有機會去首爾，別忘了可以再去探訪全泰壹。

延伸閱讀：關於韓進重工金鎮淑在起重機上的抗爭，以及希望巴士的聲援行動

中文報導：〈撤消解僱的抗爭︰韓國釜山韓進重工公司工人的抗爭〉

相關的英文部落格文章可見這裡

以樂高積木及人偶為動畫形式而製作的聲援短片： HOPE BUS AND CraneN85 in LE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