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衛‧生

破報，台灣一份有相當歷史的反/次文化刊物。破窗，Naomi Klein記錄跨世紀這十年的反全球化/另類全球化運動。破水而出，一家好像已經倒了的開心陽光出版社在1997年所出版的Greg Louganis(奧運跳水金牌得主，也是男同志)自傳中文版。

而中正廟要改名了。牆，也要破了。

最近教育部將西方童話納入成語典中，成為媒體的笑話。在我眼中，這些不成才的媒體，才更是笑話之源。 

全國罷工是個聰明的點子，在天候不良的情勢下，在運動場合僅限台北市之下，如何能展現反貪的「全國」以及「不分黨派」局勢呢？范可欽建議大家掛紅布條是個好點子，但是更直接有力的，則是罷工罷課。不過一般所謂的罷工罷課，是需要組織的，例如某企業工會通過罷工後，就決定全體不上工；或是學生會決定罷課，就全系/院/校同學不上學。在目前這個「民主」時代，可能不容易達成，因為一旦鼓吹罷工/課被貼上政黨色彩，終成各機關中藍綠對決，然後無疾而終；如此一來，最後可能只能以個人身分來進行「罷工/課」，但這種無組織回歸個人的反抗動作，有被體制視為「怠惰(曠職/課)」而被遣散或退學的風險。當然，可以說「驚死就別反貪」，但這樣說又太嚴重，若搞到難以凝聚認同，便不容易罷(免/工/課)成功了。

國民黨當然不樂見罷工，跟財團根系綿延的政黨，怎可能禁得起好朋友錢少賺的風險呢？這些錢可是下次競選時的重要子彈呢！不過，換個角度看，或許罷工竟然會演變成國民黨加速倒扁的推手，因為國民黨不期待罷工發生。只是這樣一來，反貪就又彷彿跟國民黨有所瓜葛了，不僅如此，更可能成為政商關係更為鞏固的基石。多麼諷刺啊！或許反貪運動的中心，應及早婉謝政黨試圖再從體制內罷免，讓運動回歸純粹運動。

我記得是某個禮拜六中午新聞，看到大陸選手與教練搶奪中華民國國旗的消息。那時，還沒有相關畫面回到台灣，而比賽團也是在隔天才返回國門；過了一個禮拜之後，我才知道週間某日，電視新聞有播出相關畫面。拜Youtube之賜，我找到了當天的事發錄影。

首次聽到新聞時，我的心中是憤怒的。那是一種自由被壓抑的不平感受，也就是不論到底領獎人想披上什麼旗幟，即便是納粹黨旗也好，披旗者有其行為的自由權。沒有任何人有權力去阻礙他；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如果當時，大陸代表作的不是上前直接對人身自由的控制，而是在另一端以燒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來表示抗議，那麼，或許問題就會小一些：也就是利用不違反當代基本人權的方法來完整表達出兩岸政治的矛盾。 

不過當畫面清清楚楚映入眼簾的當下，我的情緒卻不再是憤怒，反而是一種交雜著難過、不解、甚至是好笑的感受。 

難過與不解的是，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一個人，願意為一個虛幻的國家意識服務，並自然而然地以那個虛幻意識作為是非判準，進以壓制其他人無惡意的行為或言論？還有，幾乎是油然而生且想當然爾的用人身控制的方法來表達政治立場，這樣的行為反映出不人道政權自然教化出的不人道的政治打手。 

當然，這些問題也不僅適用於這次搶國旗者，尚包括之前趙薇披日本軍旗所受到的嚴重攻擊事件；也適用於我自己日常生活中判定正義或道德與否，以及隨之而來所進行的評論或反應之上。甚至是法哲學的許多議題上。 

抽了點時間到網路上看看對於這件事的相關討論，除了台灣方面許多部落客第一時間的譴責大陸之外，還有台灣內部趁機互相修理的狗咬狗評論。一方批評另一方平常不尊敬國旗國號，現在人家撒潑，也不出來捍衛之類；這一方則翻舊帳，諷刺那一方的投降主義，才讓國家尊嚴被人踐踏之類。言詞之犀利精采，一如以往。 

不過讓人欣喜的是，也發現一段兩岸間蠻理性的討論。我想，兩岸找共識是目前解決兩岸問題的最優先目標，但是在不同的政治結構下所教育出來的兩群人，找共識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在思考與想像幾乎完全不同的狀況下，或許先聆聽、然後等一下、先咀嚼一下欣賞對方論點中的哪些部分、然後再討論雙方所欣賞對方的部分可以如何處理雙方意見不同之處。或許如此，共識比較可以找得到吧。

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想站在正義的那一邊，但是很少費心思及什麼是正義，而只知道順我則正義、逆我則不正義。而當媒體本身具有為人進行化妝的能力時，凡能操控媒體者，就可決定今天誰要補上正義的妝，誰要貼上邪惡的標籤。而往往在這過程中，真正該被譴責者，就低調地輕舟已過萬重山。當法警拿人民繳稅來的薪水，而奉命為了秩序要堵住社會上為人民找真像第四權時，就出現了這個時代中必然具有的荒謬情節：兩造背後都有其正義論述。法警為了司法人權，不能讓嫌犯或被告(至少在法院範圍內)受到法律外的侵犯，即便法警本身對該嫌犯或被告的罪名並無認同。而新聞媒體為了調查犯了不公不法情事的真相，就會盡量地想突破封鎖線，取得最新消息。 

這樣看來，雙方之間若出現衝突，誰該負責？誰是錯誤的一方？ 

新聞台的技術人員在拉扯過程中受到法警的不當處置，因此提出訴訟，除聲請國賠之外，亦欲以刑法控告法警。 

只是，這過程中，新聞媒體完全沒有責任？媒體主管以收視取向，要求記者們衝鋒陷陣，甚至不惜踏入爛泥仗似的競爭之中。惡性競爭下，記者跟一般人一樣為了換取版面或工作機會，而盡其最大力氣與冒著風險以獵得畫面。 

在這個事件中，最後結果，媒體竟不但不受批判，相對地還利用其資源把它所加害的內部的工作人員捧成正義的受難者。一方面規避了自己的責任，也為自己塗上了冠冕堂皇的道德色彩。 

換言之，就勞動的角度而言，有沒有人關心，到底媒體內部是如何來解決這位技術人員所受到的職業傷害，以及思考如何避免讓類似的職災再度上演。 

近來在民生官邸駐紮的媒體，經常性地將攝影機抬高拍攝宅院內的狀態，這可以說不是侵犯人權嗎？如果說，只因為犯罪者是名人，或是有勢力/權力者，就應該不受人權保障，那麼只能讓人感嘆地認為，這個時代將混亂至極。正義(包括人權)，已經不再是理性的產物，相反地是一種可以被有心人操作情緒之後，隨時修正的準則。 

好吧，價值，若從多元主義觀來看，本來就是多個系統同時存在的。甚至可能每一個人都可能帶有不同的價值體系。只是，多元時代中，那種不同體系之間的對話，若在權力的集中之後，而無法進行，造成某種價值觀的獨大，或是某幾種價值觀因各自擇「善」固執或「理直」氣壯而發生衝突，這時的價值，或所謂正義或道德，就都只是被消費掉的高調。 

若閱聽者不多花精力來思辨時代價值，或是培養欣賞或同理或與不同價值之間對話，而任由資訊掌握者(包括政府與媒體)操控，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瘋狂年代，亦不遠矣。

水價調整議題被國民黨民代否決。

這些民代，根本是挾民意以利財團。問題是，自利習慣了的台灣人，可能還更加歡迎這些暗地裡跟財團眉來眼去，表面上還號稱以民為主的政客。這些政客，不談遠景，只看眼前政治利益，而台灣島民，卻又滿意於這種政策買票，而吃人嘴軟。這樣的台灣社會，能培養出什麼樣有遠景、可以帶領國家的領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