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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張大春在廣播節目裡，稱呼駙馬爺趙建銘的媽媽，第一親家母簡水棉為「撿金塊」，直覺比「股神」的封號更戲謔。我跟姊姊轉述，她立即說，也可叫做「撿鈔票」或「撿股票」。她說，「凡是買股票、賠過錢的，都覺得憤恨難平。」

鮮少有人會嫌錢太多，所以如果有賺錢機會，當然會抱著何樂而不為、多多益善的心情。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們已經很有錢了，怎麼還想更有錢。」

朋友說，「如果是我，說不定也很難抗拒。」話是這樣說沒錯，但如果人人都在有機會圖利的誘惑下，就罔顧手段的正當與否，對於旁人的質疑，懷抱著「嫉妒」「酸葡萄」「等而下之的人更多」的心態，或是採取「反控」「狡辯」「硬拗」「模糊焦點」的作法，真不知是非曲直在哪裡了。

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價值觀，一切都得等到面臨、掌握了權力與財富的試煉才能知曉自己能否通過考驗，這未免也太「人性化」了。

真理，就是沒有真理。

讀傳播理論的時候，我總是心存一個疑惑，覺得所有理論，就只是在探討大眾媒介對於閱聽人究竟有沒有影響的兩端遊走。影響極大的端點，主張閱聽人在從事收視行為時，只會被動地接收與接納；沒有影響的端點，則認為閱聽人有主觀判斷的能力，能決定自己想要什麼與不要什麼；至於在這兩端來來回回跑的說法，則會讓人覺得，「一切就不用說了嘛！」有人會受影響，有人不會；有人能夠主觀判斷，有人不能。

閱讀管理學上關於領導力是天生還是後天養成的問題，我又陷入了相同的困境與困惑，或許也稱不上是困惑，而是有太多的觀念和說法，都存在著一個也言之成理的對立面。就是這種全都成立與看似言之成理的現象，讓我陷入了不斷為自己辯護又推翻自己的循環。先占固然可以先贏，但是後來也可以居上；諸葛亮神機妙算，但三個臭皮匠也能夠勝過一個諸葛亮；人究竟是受到社會建構的產物，還是天性決定一切？

其實，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狀況，我倒也不是困惑，而是覺得自己反倒變得失去好奇心與研究精神了，以一種未經思索即老成世故的嘴臉與心態，放棄去堅持什麼，去感受什麼，去發掘、探索什麼的動力了。

We Do What We're Told（milgram's 37）

談音樂，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仔細回想，對樂理和樂器一竅不通的我，喜歡音樂，無非就是喜歡曲和詞，更嚴格地說，其實是喜歡詞曲所呈現、勾勒出來的場景和意境，或是該場景和意境所牽動的情緒和感覺。

談音樂，本身就是一件詭異、矛盾的事。音樂，怎麼是用談的？不是要用聽的嗎？如果硬要談，大概很少人用樂理去談、去聽、去探究旋律本身的走勢，多半談的曲子給聽者的主觀感受、歌詞本身的意義或意境、談歌手、談歌手的故事、談歌曲背後的故事等等。嚴肅一點，談文化工業、談社會意義、談文化、談品味、談階級、談種族等等。

關於這首歌，我要談什麼？談歌詞，還有歌曲背後的故事。

Artist: Peter Gabriel

Song: We Do What We're Told（milgram's 37）

Lyrics:

we do what we're told

we do what we're told

we do what we're told

told to do

we do what we're told

we do what we're told

we do what we're told

told to do

one doubt

one voice

one war

one truth

one dream

由上可知，歌詞其實沒什麼好談的，從頭到尾，不過就是一句話，最後加上了五個名詞。試想，如果有首中文歌，從頭到尾都是聽命行事、聽命行事、聽命行事…就這麼哼上三、五分鐘，大概會被說成是念經吧！然而，好事如我，喜愛穿鑿附會，關於「一種懷疑」、「一種聲音」、「一種戰爭」、「一種真相」、「一種夢想」，倒是挺有感覺的。

在喜好批判的多元化社會中，我們當然不會再天真到去相信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面向，我們學會去懷疑，尊重多種聲音，深信真相只是冰山一角，當然更被鼓勵勇於作夢。然而，人的主體性真的有這麼高嗎？當美英等國堅持攻打伊拉克時，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我們只聽到一種聲音，只知道伊拉克藏有駭人的生化武器，相信獨裁者必亡，不加質疑地認為這是一場正義對抗邪惡的戰爭，而非強權鎮壓弱小。沒人知道伊拉克人在想些什麼？他們喜不喜歡最後灰頭土臉被捕的海珊？他們都是歡天喜地地迎接所謂的民主制度嗎？他們只有這一種選擇嗎？伊拉克人的政權不是該國人民自己起義推翻的，而是被他國領導者、先進武器和士兵所決定的。這當然都是老生常談，但是在情歌氾濫的時代，偶爾來首能讓人不那麼風花雪月和小情小愛的歌，也算是另一種選擇吧！

其實，這首歌本來或許不會令我好奇到想說些什麼。之所以提筆，為的是搞清楚歌名的「副檔名」：milgram's 37。查字典，沒有Milgram這個字。請出我的好朋友Google，原來Milgram是個姓氏，指的是Stanley Milgram這個傢伙：1933年生於紐約，1984年因心臟病發死於紐約，是美國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他的一生極具爭議性，主要是因為他在1961到1962年間在耶魯大學進行了一系列有關人類服從權威的實驗，進而完成了《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這本書。

這些實驗很有趣，名義上說是要測驗懲罰所帶來的學習成效如何，實際上是想測試人類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服從於權威，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反抗權威。實驗者找來了兩個受試者，其中一個擔任「教師」，即施加電擊者，另一個則是「扮演」學習者，即被電擊的苦主。教師的任務就是聽從權威的命令，如果「苦主」答錯了問題，就對他施加電擊。其實苦主一點也不苦，因為他並沒有真正被電，只是演技高超的演員，不過電擊者並不知情，他只是聽命行事，權威者要他加高電壓，他們就照辦。

類似的實驗在美國許多大學校園內接續進行著。結果，在這一場又一場看似學習與懲罰的實驗中，在這群看似正常人的電擊者當中，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的比例，竟「乖巧順從」到一種程度，無論被電擊者露出多麼痛苦的表情，他們就是不斷地以每次增加十五伏特的電壓，一路電到有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的四百五十伏特為止。

電擊者似乎忘了，被電擊者只是來參加實驗，即使再怎麼樣「笨」，一直答錯，也不該承受過度的生理上的痛苦，但儘管如此，他們卻依舊盲目地聽從權威指示。在實驗過程當中，當然有人會電不下去，但可怕的是，電壓竟然是一路升高到三百伏特時，才開始有人良心發現，不忍繼續。

這個實驗很震撼人心，赤裸裸地呈現出人類服從權威的本性，而且這些電擊者並非生性兇殘者，他們只是前來參與實驗的一般人。儘管有些學者針對研究倫理提出質疑，畢竟部分受試者受到了欺瞞，但這一連串實驗在心理學上的地位不可動搖。

說完了Milgram，再來談談37這個數字。

稍做修正，Milgram又進行了另一項實驗。這次找來了四十個受試者擔任教師的角色，他們並不實際去按電壓鈕，只是提問問題，至於電擊鈕則是交由另一人負責。更有趣的發現是，在這四十個人當中，似乎覺得反正他們並沒有實際從事電擊，所有其中有三十七個人貫徹了這項實驗，直到電壓升高到四百五十伏特為止。彷彿，如果責任不在自己身上，「人不是我殺的」，人們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服從權威，從事一些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的行徑。

雖然生活世界不比實驗室，後者其實控制、也限制了很多條件，而在學校環境下，也不會有人命令老師拿電擊棒去懲罰學生，但這種潛藏的服從傾向，道盡了不可掌握的人性陰暗面。

關於青春期這件事，我總是有很多話說。

前幾天，我又說了個朋友「青春期」沒過完。該怎麼說呢？就是喜歡用複雜的、學理的、抽象的、模糊的言詞，來解釋發生在身邊稀鬆平常的事。這種人，很怕講話很白、沒學問，或是說不出個道理來，於是凡事一定要回應，彷彿沒回應代表聽不懂，而聽不懂，簡直是奇恥大辱。但其實，有時候沒回應，不就是根本覺得很無聊、沒在聽嗎？就像手機無回應一樣嘛！沒接到！關機！不爽接！

至於硬要說出個道理來，那也就大可不必了。太陽底下能有什麼新鮮事！批判性思考也請不要用在日常生活裡，那只會讓人覺得很累、很挑釁；說穿了，其實是很無聊。誰要一天到晚浪費那麼多心思在揣測、辯論和回憶？！但就會有人樂在其中，而且如果你沒能進入那個「艱澀」的脈絡裡，那可就是你膚淺囉！

如果是一副青春無敵的理直氣壯，那倒還好。偏偏，隨著年歲的增長，不青春了，還在用一種自以為哲人式的思考方式，搞得大家像猜燈謎似的，猜不中，還落得水平很差的下場，唉！生活幹嘛那麼累呢！

前陣子看到一個藥酒廣告，反正就是那種很本土的提神壯陽飲料，將當年引起一陣撻伐的廣告台詞「只要是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改成了「只要還可以，什麼都喜歡」，我覺得簡直是妙透了！

老愛打高空的抽象鬼，墜落凡塵很可恥嗎？！

Diary_300504 
1
窗外的雲，驟然吸引目光，心頭略為歡喜，因為團狀的白雲，此刻看來竟像隻威嚴的「獅王」。然而，愈是想讓眼前的景致停格，愈是出神地凝視，獅王的臉，便開始變形。起初像猴子，忽而又像山羊了。雲本是雲，是看的人發揮想像力，硬是將之幻化成某種人事物。小時候，家裡天花板油漆剝落，也常覺得裸露出來的水泥，像極了小狗、小貓或人臉，還曾經因為在睡覺時對著天花板的「圖案」聯想過多，而嚇得不敢張開眼。雲不住地隨風飄移，多變的是雲，而不是我的心。我是因為雲的形狀不住地飄散聚集，而隨之起舞。

2
霍布斯邦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寫道，「我的一位聰明的美國學生問道，既然有所謂『二次大戰』，是否表示從前還有過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先生並非要嘲笑學生無知，而是要說明：很多我們自以為常識的東西，再不能視為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了。時間不住地向前走，人類不斷再寫歷史，卻也不斷地遺忘過去。 

Diary_010604 
1
我的人生，像踩在一顆顆的雞蛋上，每邁開一步，腳下便是滿目瘡痍。來時路，不堪回首。

2
逛唱片行，看見店員在擺放我所喜愛的樂團CD架上，寫了些推薦語，大抵是「歌功頌德」以凸顯樂團的地位與重要性。附帶說明此樂團公認最棒的兩張專輯為何，以及新推出的那張其實也不錯，不容輕忽。再怎麼具影響力的樂團，對某些人而言，其實聽都沒聽過。因此，如何斷定其影響力呢？或許只在某個小圈圈或大圈圈裡。賣得不好，說是小眾音樂；賣得好，貼上大眾音樂的標籤，會不會被懷疑跟商業靠攏？失去理想？品質低俗？還是生存有道？雅俗共賞？

喜歡某個樂團或歌手時，我每張專輯都買，按照推出順序，心中對每張專輯自會有所評價。碰到聽都沒聽過，或是在我出生前後已登峰造極的樂團或歌手，只能靠評鑑與推薦。這時，最好聽、最經典的一張或一、兩張、兩、三張專輯便出現了。像在菜市場買蘋果一樣，一定先把看似最漂亮的揀入袋中，之後為湊足斤兩，只得收容些差強人意的傢伙。如果「最好」已經得知，在這個制高點兩旁的斜坡，往前看、往後看，值得買嗎？尤其是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當然，一旦迷戀上了，或是資金充裕，管他前前後後、品質良窳，先通通搜刮回家再說。

3
「小報」為什麼叫「小報」？顧名思義，就是大小的小。當然，一般的了解是，不說些大道理的報紙，叫小報。翻開英文字典，Tabloid的第一層含意，就是指版型格式較小的報紙，內容精簡。第二層意思，才是煽情、色情、血腥。所以，不是喚作Tabloid的，就一定充滿圖片、內容低俗。

比方說，根據《Economist》雜誌（0529-0406 2004, p.67）的報導，英國的《Independent》改成小報格式後，2003年度的總發行量提升了15％，成為各國平面媒體爭相朝聖的報社，而德國的《世界日報》（Die Welt）也試推《世界日報》的「小報版」：《Welt Kompakt》；至於《蘋果日報》，內容走煽色腥路線，卻是大版式的Broadsheet，尺寸和《中國時報》、《聯合報》相同。

在國外，Broadsheet這種大開本報紙，銷量逐日萎縮，箇中原因很多，主要是看報人口日益凋零，而年輕人的消息和娛樂管道不限於報紙。所以，Tabloid有兩種，其中有一種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線，而這種便於攜帶、內容精簡的小報，同時也是平面媒體的未來趨勢與出路。 

江霞來了  
江霞出任華視總經理，惹來諸多爭議。很少人知道藝人出身的她，演過哪些戲，做過哪些事，最鮮明的就是身上的那塊綠色標籤。因為挺綠，所以有官做，這樣的因果，很難取信於人。江霞不平，自視資歷夠，對影視生態了解深入，「專業」不容質疑。的確，在都還沒開始做事之前，就懷疑人家能力不及，確實有欠公允。照這個邏輯推論，那就姑且讓她「試試看」吧！「說不定」，到頭來她真的能做得有聲有色！然而，一家無線電視公司的總經理職務，可以讓人隨便坐上去試試看嗎？演技精湛的人，黨派立場鮮明的人，對於政治有熱中的人，並不等同於這個人具備管理能力。更何況電視公司具有「公司」與「媒體」這兩個性質。

華視是綜合電視台，有新聞、節目等各部門。在新聞這一塊，華視的角色，就是第四權，具有公正客觀地監督政府、體現民意的職責。在節目這一塊，則可發揮娛樂、教育、提供資訊等功能。華視也是一家公司，因而必須有盈虧觀念與商業考量，簡單地說，就是要賺錢。由此可見，媒體公司的主事者必須具備新聞專業、熟諳娛樂產業與經營管理多重特質。江霞的引人詬病，就是因為從過往的事例，很難在她身上看到這些特質，頂多就是資深演員。在「讓她試試看」的邏輯下，基於不要亂批評人的禮貌，我們先來看看江霞的政見與理念，再決定要不要澆熄她的滿腔熱情與自信滿滿。我們聽到她不歡迎總統選戰時表態挺藍的孫翠鳳與羅大佑到華視，對李四端有意見，姑且將這些視為風言風語，真假有待查證，但拒購大陸劇，為本土演員創造演出機會，則應該算是江霞較為具體的政見吧！

透過收視率、市場研究與民意調查，電視台的採購政策基本上是跟著觀眾的需求走，如果觀眾愛看，電視台沒理由不買。因此，拒買對岸的戲劇，聽起來似乎在商業行為與表演藝術之上，添加了莫須有的政治味。至於為本土演員創造就業機會，則似乎交由演藝工會去爭取與遊說較為合適。畢竟，部分演員或多數資深演員沒飯吃，是台灣影視文化當中盤根錯節的問題（問題往往不在於演員演技不好，而是觀眾對於戲劇內容的接受程度），沒理由讓特定一家公司在這件事情上違背市場趨勢與物競天擇的法則，去從事愛心事業。依照政府的規劃，華視與台視均將公共化，而在此前提之下，電視台的新聞與節目走向勢必異於商業考量，試問江霞對於公共媒體有何概念？從她的個人言論與「施政理念」，聽不出也看不出她即將有何作為！

這個人人反對的新官，到底怎麼上任的？答案自是「政治酬庸」。台灣人當真是被訓練得愈來愈見怪不怪，聽到這四個字，相信一點也不會意外，淡漠地發出一聲「喔！」激動一點的，大概會說，「怎麼可以這樣！」但也僅此而已。至於媒體與學者，有的厲聲譴責，有的苦口婆心，但終歸是發揮不了什麼作用，政府人照派，江霞官照做，觀眾遙控器照轉，媒體照例過陣子就不追這件事了。

蠻幹的政府，沒影響力的媒體，冷漠的人民，三者環環相扣，惡性循環。媒體罵得再凶，人民要嘛不看報紙，要嘛自有一套用顏色區分是非的判斷準則，而一旦輿論發揮不了效用，政府就更無懼於媒體的監督，終至媒體的聲音愈來愈微弱，小到政府聽不到也不在意。當一個社會對於光怪陸離或不公不義失去感覺或習以為常時，荒謬的劇碼只會愈演愈烈。 

搶救新聞台   
2000年9月6日，我在「已故的《明日報》」個人新聞台開了個台，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寫了四十篇左右的文章與雜記。由於工作繁忙、文思枯涸、懶散怠惰等種種原因（或說是藉口），便任其荒蕪，終至乏人問津，淹沒在成千上萬個新聞台之中。2004年，在垃圾郵件裡，我看到了跟「PC Home個人新聞台」有關的信，以為又是廣告信，就未加留意。但因為另外還新開了一個台的緣故，所以類似信件一再出現，終於讓我點進去看，赫然發現是一封封提醒台長別忘了回新聞台養花澆水的善意提醒。但無奈還是錯過了期限，最早開的台，就此消失。

一直以來，PO上新聞台的文章，我都是開個word檔打字，便直接剪貼、上傳至新聞台，根本未留備份，因此早期的文章，以為就此消失。其實這也要怪自己「怪」，這年頭誰不備份？何況當年《明日報》結束，新聞台去留未定時，那個台長不是趕緊存檔備份？我躲過了一劫，終究沒有第二次幸運。我的新聞台，因為我的疏忽，就倒掉了，一切的一切，船過水無痕，誰來證明我曾經寫過那些文章呢？又有誰會記得？

或許是覺得那些文章也不是什麼寶，幾聲哀鳴、連連可惜之後，也就淡忘了。但自己不以為意的事情，好友倒是幫我在意了，記得我曾舞文弄墨一陣。我直說那東西早不見了，空口無憑，但對方倒是提醒我，雖然PC Home的伺服器上沒了，說不定在網路上還找得到。

於是憑著記憶，想起一篇過去所寫文章的標題，在Google鍵入關鍵字，沒想到果真出現了全文網頁。儘管新聞台已不復在，但Google的「庫存網頁」卻幫了大忙。趕忙再拼拼湊湊各式各樣的關鍵字，竟連當時所寫的四十篇文章標題，都「躍然網頁」。相信，只要憑著那些標題，配上「個人新聞台」或「新聞台名稱」等關鍵字，那些陳年記憶，都能尋回。在此要再次感謝我生活上、工作上的好朋友：Google，因為在這段期間，它成了為我儲存過往的虛擬硬碟。

待我依序找回那些文章之後，當然得學乖點，存在Notebook的硬碟裡，或燒成光碟做備份。但問題是，這些方法就肯定萬無一失嗎？《紐約時報》在2004年11月10日刊登了一篇名為〈Even Digital Memories Can Fade〉的文章，便是在討論這個議題。

現代人的電腦硬碟裡，儲存著各式各樣的檔案，包括音樂、照片、公文、報告、電子書、電子郵件等。由於硬碟空間與價格成反比，但生活空間則與價格成正比，因此凡是沒必要列印成紙本的東西，便都隱藏在硬碟裡，甚至在硬碟空間不夠時，還會將檔案存到磁片或光碟片上。

然而前述文章指出，由於科技日新月異，致使明日的軟硬體，未必能解讀今日的檔案格式，加上現今儲存工具的保存期限甚至遠不及紙本，因此數位記憶的保存工作，逐漸備受關切。試想，當舊電腦裡存著無數照片、作業、日記等檔案，但卻與新電腦格式不相容時，一般念舊之人所能做的選擇，便是留著大而不當的舊電腦，並且繼續在新電腦中繼續留下有一天會再變舊的記憶。

有什麼解決之道嗎？列印出來當然是方法之一。以照片為例，一般底片所沖印出來的照片，可保存長達75年，而新的照片紙，更是可保存長達200年。但麻煩在於，紙很重，又佔空間，而且有些照片或檔案乃是介於「不值得列印」卻又「不忍丟棄」之間，因此，就只能躺在硬碟或光碟片裡。

我擅自將個人新聞台的網站伺服器，當成了我的虛擬硬碟，結果新聞台會被關，說不定哪天公司也會倒，屬於個人的記憶，終究還是要自己來珍藏。但換個角度想，留著那麼多的記憶要做什麼？那麼害怕記憶消逝又是為什麼？小至個人的生命始、家族史，大至民族史、世界史，在展望未來的同時，我們都不忘向過去考古。記憶是一種樂趣，也可能是包袱。所幸，在我私人的記憶裡，除了覺得自己過往曾經很幼稚之外，並沒有太沈痛的部分。

行走在倫敦，無論是地鐵站內的地下道，或是觀光區的某個角落，經常可見形形色色的表演者。最常見的當然就是拿著一把吉他自彈自唱者，偶爾則會看見彈奏或吹奏知名或不知名樂器的人。無論是獨行或身旁有伴，人在異鄉，一旦周圍響起熟悉或陌生的旋律與歌聲，總能令人卸下緊繃的情緒，甚至油然生起一陣莫名的感動。

在「London Eye」那個碩大摩天輪附近新建的一座橋上，我曾遇見過吹奏薩克斯風的街頭藝人，由於時值夜晚，人煙稀少，燈光昏黃，悠揚的爵士樂聽來既蒼涼悲傷，卻也心曠神怡。同樣的場景，再度造訪時，薩克斯風樂手不復在，換成了一個自彈（吉他）自唱者，對於那人還有他唱的歌，我毫無印象，只記得自己當時講過的話：「會有人丟錢給他嗎？」

初秋某日，在科芬園（Covent Garden）閒晃，這個熱鬧景點的表演永遠不嫌少。有全身塗成金色或銀色或豹皮花紋的「怪人」，有時立在原地靜止不動，像座靜止的雕像；時而則在路上行走，跟遊人攀談搭訕。偶爾也會見到特技表演者，然而外國人搞起後空翻、空中拋擲水果與球，總令人覺得不過癮，「雕蟲小技」而已，畢竟台灣、尤其是大陸在這方面的表演，早已到了超越人體極限、神乎其技的境地。

總的來說，吸引我駐足的，往往還是音樂。有個略胖的男子，「常駐」在某角落，唱的歌頗具民謠風味，歌聲也帶有磁性，而且大概聽眾（觀光客）反應不錯，現場還備有自製的CD販售。邊唱邊推銷的還不只外國人，有次我還看到兩個來自中國的中年男子，一個敲揚琴，一個拉二胡，而當時演奏的歌曲，正是黃鶯鶯的「哭砂」。來自台灣的熟悉旋律，對我不足為奇，但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而言，新奇的樂器加上異國風味的旋律，當真吸引不少人掏錢買CD呢！

表演者站在街頭演唱或演奏，自娛娛人之餘，無非也是要賺點盤纏或小費。唯一一次讓我心甘情願掏出錢來的，是一位自彈自唱的年輕男子。他的裝備很簡單，一個中型行李箱，一個小音箱，一把吉他。我還無聊地猜想，他一身的行當，大概都在那個行李箱裡。在陽光明媚、卻又略帶涼意的夏日裡，突然聽見U2的「With or Without You」和「One」這兩首歌，加上歌者聲音磁性與感情兼具，因而令我忍不住坐在地板上認真地聆聽起來。緊接著，竟然還有個中年男子跑上前去「賞錢」兼「點歌」，點了首Bob Dylan的歌，退回原位後，還跟著對嘴唱和，看來應該是個老迪倫迷，很是有趣。

走出Tate Modern美術館，夏夜晚風輕拂，正在笑稱自己被一大堆摸不著頭緒的現代藝術品搞得「氣呼呼」時——從認真閱讀解說、欣賞藝術品的附庸風雅，再到選擇性地左顧右盼的走馬看花，乃至於最終自暴自棄，改採轉而頭也不回一徑地直衝前行，只圖走完全館的態度——突然傳來立在泰晤世河畔的歌者哼唱著Sting的「Roxanne」，心中不免想道：「哼！在這時候來首自己說得出所以然來的歌曲，真是令人覺得舒服多了！」

某日心情低蕩，忽而在地鐵站內轉換月台的地下道一隅，傳來Duran Duran的「Ordinary World」，雖然女歌者唱的不怎樣，軟趴趴的沒什麼力道，但光聽到「…But I won't cry for yesterday, there’s an ordinary world, Somehow I have to find. And as I try to make my way, to the ordinary world...I will learn to survive…」這幾句歌詞，竟也令我在泫然欲泣之間，興起一股振奮的意念。

行走時，除了看人、看風景、聽音樂、思考之外，能做的事情不多。最常發生在我身上的，就是無意識地遊走。這時，突然來首歌，熟悉的歌，在陌生的國度裡，就像遇到老友一樣，溫暖而香醇。

人總是渴望真相，即使真相殘酷且傷人。在未知的帷幕下，人可以率性地構築過往的記憶，待簾幕掀開，事實與記憶相違背，結果不如預期——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怎麼說也會因為落差過大而亂了方寸。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個類似紀錄片的報導，探討年幼即被領養的「棄兒」，在成長的過程中努力地尋根，找出生身父母，了解當初遭「遺棄」的原因。有些人找到了，卻沒有欣喜之情，徒有血緣關係的兩人，毫無感情基礎，簡單寒暄過後，即使相約再見，雙方心知肚明，此後一別，再見無期。

旁觀者總會建議執意挖掘真相的人說：知道了又如何，而且也未必見得好。聽在後者耳裡，這話如何能有說服力？無論如何也想知道：「為什麼？」或「到底怎麼一回事？」親情也好，友情也好，愛情也好，少有人願意安於現狀，接受模糊地帶。大抵就是一股「要知道自己怎麼死的」或是「再怎麼樣也要查個水落石出」的偏執。

片瀨涼無端地出現，如同他自己戲稱：他來自月球，像仙女下凡一樣。冷漠無情、桀敖不遜、遊戲人間，他總是輕易博得他人好感，尤其是女人。然而，就像癡戀他的19歲少女所言，誰也走不進他的心。愈是這樣的人，愈惹人憐惜，愈是讓人不由自主地付出更多，換取對方一個溫柔的眼神或一抹溫暖的微笑。少女走不進阿涼的心，卻也容不下其他女人的存在。阿涼一句「如果她不見了，我就能跟妳一直在一起」，說者看似「無心」，然而聽者真的就去殺了人。「女大學生命案」，就是這齣連續劇的開端。由於命案現場經過整理，因此儘管警方明知兇手故佈疑陣，誤導警方朝自殺辦理，但卻也苦無證據，案情陷入膠著。

堂島完三是個看似混水摸魚的刑警，他怎樣也想不通，既然命案現場有過一番打鬥，為何錄影帶架上的影帶排列順序會跟事發前一模一樣？是巧合還是兇手具備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力？

完三的妹妹優子是富家千金西原美羽的家教老師，在美羽盛大的25歲生日宴會上，在25年前有過一段淵源的優子、阿涼、完三首度相遇。負責送貨的實習廚師阿涼，令聽多了恭維奉承的美羽一見傾心，不惜拋棄一切。當愛得痴狂的美羽「提議」：如果父親屬意的企業小開就此消失，她就能跟阿涼永遠廝守時，阿涼不勸阻也不鼓勵的態度，強化了美羽的決心。美羽殺了人，阿涼自願頂罪，然而美羽自然不樂見阿涼「受冤」，於是自殺，一為殺人償命，一為救阿涼性命。這樣的結局，在不在阿涼算計中？美羽若不自殺，不認罪，因此而被判的阿涼，大概也還是一逕地漠然吧！刑生命的消逝，在阿涼臉上看不出遺憾或悲傷。雖然人都不是他殺的，卻都因他而起。但只要他沒實際犯罪，又有什麼好愧疚？

美羽有一條手鍊，是完三相贈，在生日宴會上因故散落，阿涼依原順序串回。聽在完三耳裡，更落實阿涼與大學生命案的關連。他認為阿涼天使般的笑容底下，藏著一個惡魔，一顆腐化的心。然而，完三苦心呵護的妹妹，卻也愛上阿涼。面對優子，阿涼逐漸打開心扉，坦承自己的恐懼與孤寂。然而這份相知相惜之情，卻是一段亂倫之戀。完三其實是阿涼、同時也是優子的的「殺父仇人」，只是殺人的是25年前的年輕警察完三，死者則是阿涼和優子的「殺人犯」父親。

阿涼所編織的童年記憶，一家三口和樂融融。怎知這一家三口不是父親、母親與5歲的幼子，而是失業父親與一對兄妹。阿涼一意要追討曾經屬於他的美好童年，怎耐童年一點也不美好，愛上自己的妹妹，更增添這個悲劇人物心上的負擔。

故事結尾，「真相大白」，但其荒謬與嘲弄人生的程度，卻無人承擔得起。自認為感情遭戲弄的妹妹，親手槍殺了哥哥，再舉槍自盡，終結了長達25年的迷陣，交代了完三的贖罪之旅與委靡不振的人生的原委。

以「八點檔」連續劇或偶像劇（相信有許多人是衝著木村來哉而收看的）的規格來看，這齣戲很難雅俗共賞，脫離了戲劇生活化的軌道。簡單的故事卻用了略嫌冗長沈悶且步調緩慢的情節來鋪陳。對於「訓練有素」的觀眾來說，懸疑性不夠，因而挑戰度偏低。有些劇情，例如那段富家千金愛上小人物的安排，甚至可以完全刪除，而無損於故事的完整性。簡單說，這樣的劇情，張力不足以支撐到十餘集，很容易令觀眾失去耐性，不過到蠻適合拍成電影的。所幸我看的是套裝VCD，可以一口氣看完，不用像看電視一樣，一週又一週的等待。

說也奇怪，這部日劇雖然收視欠佳（與木村拓哉之前的成績相較），罵聲連連，但我想，罵的人，跟我一樣，也都看完了吧！一邊看，一邊罵，成了很多連續劇觀眾的寫照。說劇情沈悶，大不了不看嘛！說懸疑度不夠，早就可以預見結果，那就換台嘛！然而大多數人都不會這麼做，往往還是守著電視（或電腦），看著所謂「意料中」的結局上演。這是怎樣矛盾的心情呀！

以編劇的角度來看，許多觀眾或許是衝著北川悅吏子來的，期待再看到一齣輕鬆感人的愛情悲喜劇。然而這次的題材，明顯地脫離一般人、多數人的生活常軌，敘述一個怪得有點過頭的孤兒的追尋真相之旅。連續劇可以煽情荒謬，搞得人又哭又笑，但一旦命題沈重，或脫離生活常軌，評價往往就見仁見智了。畢竟許多人看戲只求個輕鬆，誰喜歡那麼悲傷呢？

我的人生，還有許多觀眾的人生，都不像戲劇所演的那麼戲劇化。少了生活化這個元素，看待這齣戲就得靠想像力和感受力，去揣想劇中人的心境，我想，這也是戲劇的功能之一，拓展了個人的生活體驗。

「年紀輕，哪裡都能去，隨時可以再重頭，」這是完三鼓勵19少女常說的話。然而當他21歲，以官兵身份殺死強盜後，他的人生，卻就此走入死巷。阿涼對於自己虛構的真實的追尋，劃開了早已結痂的疤痕。但是，有誰可以說，傷口結痂了，人生就會有新的開始呢？ 

曾遇過一位年過半百、在業界已頗具身份地位的長輩，他在自我介紹時，約略描述了自己的「學歷」。一般人不外就是簡單說明自己畢業於某某高中、大學、研究所等，但這位仁兄卻硬是加上了一段註解：當年其實是可以上「台大」的，但出於種種原因，所以到了另一所學校。聽到這裡，我當場就關起耳朵，因為我覺得對外界說明當初自己可以上台大，真的很無聊，畢竟出社會已經那麼久了，我想看的是「經歷」，而非學歷或學力。

台灣社會對於明星學校、第一志願的迷思一直很難打破，所以常會聽到一些很奇特的言論。比方說，某位看上去至少也四十上下的記者，在電視政論節目高談闊論時，同樣也要說明自己當年是可以上台大的，只是因為選系的關係，所以選了別校。主持人大概也覺得他很無聊，所以調侃了他說：「這話聽起來酸酸的。」身邊有些朋友也都有類似經驗，一定要聲明自己當年是因為不想到台大當牛尾，所以選擇到政大當雞首。言談間，沒有選系不選校的堅定與自信，只嗅到了一股莫名的酸臭氣。

另外還有一種毛病，就連我自己也是用了很長的時間才改掉，應該說，是終於坦然面對，而且悟出了一番道理。中學時，正值叛逆期，為了跟導師逞兇鬥狠，乾脆不讀書，考試答題時，連猜都懶得猜，不是先跟隔壁班已經考過相同考卷的同學拿答案，就是拿全班最後一名的同學的考卷來抄。當時的我，有種阿Q心態：「我只是不用功而已，其實我是很聰明的」、「只要我哪天發憤圖強，一定名列前茅」。

然而事實是，我並沒有辦法證明成績比我好的人，其實比我笨；也沒辦法證明自己發憤圖強後，是否就能出類拔萃，因為我從沒用功過。這其實是一種很糟糕的惡性循環，而很多家長、老師、學生自己，也都抱持這樣的態度，認為「某某人其實很聰明，但就是不用功」。這樣的話，我覺得還是少說為妙，因為認真可以抵過聰明，而真正的聰明人，其實是很認真的。

任誰都知道，名校不見得出品高材生。漂亮學歷的保鮮期大概就是短短幾年而已。出了社會，大家各憑本事。當然，出身名校確實有光環罩頂，就像拿了一張快車票，很容易在一大疊履歷表中被挑選出來，但職場是現實的，學歷漂亮、能力不及格，很快就會慘遭淘汰。

青春歲月的課業表現，真的不用緬懷，也不用追悔。一切看現在，一切往前看。

何謂「很可怕」的「譯者」和「譯文」？譯出可怕譯文的譯者，叫做可怕的譯者；然而，譯出不可怕譯文的譯者，其實也很可怕。

何謂「很可怕」？首先，英文理解有問題，簡言之，就是外文（英語或其他外國語）不好。其次，外文還不錯，但專業知識和常識均不足（當然，專業知識足，但常識不足，也是很常見的現象；相較之下，常識足，專業知識有限的譯者或編輯，反而更加重要）。第三，外文還不錯，但中文不好，因而往往被英文語法牽著走，翻出不合中文語法的文字。第四，外文還可以，但中文「太好」，編輯若未能細查，很容易就被流暢的中文蒙蔽，渾然不知譯文其實有誤，甚至錯得離譜。

身為編輯，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找上外文不好的譯者，否則根本就是自討苦吃。守門人的首要任務，除了找好書，再來就是挑對人。識人不明的編輯，其實怨不了人。問題是，怎麼識人？發給專業或熟悉的譯者，固然品質有保障，但開發新譯者，也很重要。新譯者，自然要通過試譯，問題是，編輯真的有能力斷定譯者的外文能力嗎？萬一編輯自己的外語能力平平，只是中文（或說改稿）能力還不錯，自然就更難判斷（新）譯者的能力優劣了。

更何況，一般人大多只懂英文或第二外國語，一個不懂法語的編輯，如何判定法翻中譯文的好壞？用結果論斷嗎？行雲流水的法翻中譯文，當中難道不會潛藏很多地雷嗎？面對一本出現了五個錯誤的書和一本出現了五十個錯誤的書，我們可以用數量去斷定前者品質優於後者嗎？萬一那五個錯誤其實是通篇文章或整本書籍最關鍵或最值得爭議的概念呢？到底要經過多少把關，才能確保一本書完全沒有、或大致上沒有問題與疑義？譯者是第一道關卡，編輯是第二關，最後一關是誰？讀者。但是，花錢的人要的是閱讀的享受，要的是正確的資訊或知識，所以，一本書一旦淪落到要讓這些人扮演起譯者與編輯的角色，就算是徹底失敗了。

語言這種東西，詮釋空間很大，但基本上至少還可以用文法做為判斷準則。根據個人曾身為譯者、編輯與發譯者的經驗，試譯者只要出現文法錯誤，便不予採用。若文法完全正確，但文字不甚洗鍊，則還可接受。至於中文太好，運用生花妙筆掩蓋了艱深文法、甚至詮釋錯誤的譯者，則是敬謝不敏。比較理想的狀況，則是鼓勵譯者不要「逞強」，有疑問的句子，甚至看不懂的句子，坦然大方地承認且標示出來，如此一來，編與譯便有討論商榷的空間，而屆時編輯也不用在浩瀚字海當中進行debug的動作。

上述只是從語言能力這個角度來檢視譯者與編輯的角色，簡單說，就是譯者的外文要好，編輯則是中文要好之餘，還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外文能力。然而，譯者與編輯所需具備的能力，絕非僅止於語言而已，當中還涉及專業能力的問題。編輯固然有各自負責的領域，但或許稱不上「專精」於某個領域（這麼說當然有點以偏蓋全或小看了某些編輯）。如果碰到自己都不懂的東西，編輯該如何自處？我的經驗是：查證（網路或書籍）或請教專家（指點迷津甚或專業審查）。面對自己不懂的領域，如果中文能力還可以，當然可以修改得很通順，但這樣出來的東西，讀者懂嗎？

另外還有常識的問題。即使是商業類著作，也總難免涉及其他專業領域，例如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或哲學等，而各個領域又都有各自專用的術語或慣用語。編輯無須百藝精通，但至少要見多識廣，知道可以去請教誰、上哪兒去找資料。

接著要談的是「邏輯」。專業且經驗豐富的譯者，其實只要看到譯文，便大概猜得出原文的文法與用字，甚至可以從中文斷定出譯者是否譯錯。這並不是因為那些人很神，而是用邏輯去判斷。說得更明白一點，無論是譯者或編輯，都要做到能夠在「不疑處起疑」，而且一旦起疑，便要勤於查證與就教。

我曾碰過在一篇商業類文章裡，把主張三權分立的「孟德斯鳩」譯成「蒙特梭立」的譯者，也曾在一本談論著作權的書上看過把Quintet（五重奏）音譯成「昆特」的譯者（譯者固然譯得離譜，但編輯在幹嘛呢？）。我們該如何判定這樣的譯者與編輯？能說這些人英文不好嗎？說這些人不查字典嗎？說這些人缺乏專業知識嗎？這樣大概有失公允與厚道，畢竟，上述兩種情況，分別是在商業類文章中出現政治領域的人物與術語，而在法律叢書所出現的則是音樂術語。用我自己的判準來看，這類編輯與譯者除了疏忽之外，還欠缺了常識與邏輯。看到蒙特梭立四個字，我立即想到的是幼稚園，即使不知道或遺忘了孟德斯鳩何許人也，也該動動腦筋，真正進入文章的脈絡裡。當譯者翻出「麥爾斯‧戴維斯『昆特』」的句子，而且還附上原文時，譯者與編輯難道不會稍微動點腦筋去想小喇叭手Miles Davis與「昆特」是怎麼扯上關係的嗎？無關語言能力，無關專業能力，全憑常識與邏輯，心細與合理的懷疑，還有譯者與編輯之間的溝通。

翻譯很難。我自己就曾碰過以下這樣的經驗：在翻譯一本學術著作時，針對一句原文推敲了老半天，查證了老半天，也跟編輯討論了老半天，還請了有份量的學者寫書評，結果書出了之後，被某教授一眼認定「錯得離譜」。碰到這種譯者與編輯能力不足的情形，我們兩人該就此退出江湖嗎？當然沒有，我們都還混跡江湖，不是厚顏無恥，而是在虛心受教之後，往後更謹慎。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說，一本徹頭徹尾正確無誤、兼顧信達雅的翻譯著作，當真得來不易。然而，既是翻譯著作，我個人認為，在顧及「可讀性」的範圍內，儘量做到不扭曲原意，乃至於精準地傳遞原意，乃是最重要的事。

編輯很辛苦。有時間壓力，還有選對書、賺（大）錢的壓力。碰上可怕譯者，改稿改到發瘋，根本就是在幫譯者擦屁股兼賺稿費。然而，編輯在討厭「可怕譯者」的同時，要不要同時也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這樣做的功用有二：其一，找出適合、有能力的譯者；其二，「有空時」，「譯文出現疑義時」，可以對照一下原文。找對譯者固然是成功的一半或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把外文的正確率全然交給譯者，風險實在太高。不是譯者不負責（真的也有不負責的譯者就是了），而是翻譯真的很難，文法難，詮釋多，而且百密難免一疏。編輯不是改稿機器，但也不能舒舒服服的當讀者，身為挑選譯者的守門人以及譯文的第二道把關者，編輯在高喊享有免於改稿的自由之際，或許也該想想，目前翻譯書的品質（正確性與順暢度）參差不齊，難道都只跟譯者有關嗎？

反而
詞／曲：阿信   編曲：五月天
想要執著 反而蹉跎 越是等候 反而越是錯過
找到成就 反而墜落 越是溫暖 反而越是折磨
寂寞 太多寂寞 反而喧嘩 擁擠著我
自由 太多自由 反而想作籠裡的野獸
而你 是否看穿了我 看穿了我 假裝的冷漠
而你 是否害怕著我 反而帶走屬於我的溫柔
看的清楚 反而朦朧 越是了解 反而越是惶恐
保持沉默 反而脆弱 越是忍耐 反而越是洶湧
自由 太多自由 反而想做籠裡的野獸

Everyone’s stories are different, yet 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 (Bootleg!)

音樂一出，便成永恆，留待每個懷著不同故事的聽眾去聯想、去感動。從這首歌，我看到自己的困窘。

生命難免事與願違，想執著認真，想擁有摧折不斷的意志力，卻總任由時間不斷蹉跎流去，事後後悔傷逝，焦慮挫折。我想抑制我的意志，讓它不再焦慮；我想醫治我的焦慮，尋回堅強的意志。然而我的意志卻一直焦慮，薄弱不堪。我沒有成就，卻一直墮落，以致一顆心不住地下墜。時間任我支配，我竟任它空白。當色彩繽紛，留白或有其必要，然而當生活是由一個個慘白色塊堆砌而成時，我渴望不空虛，但到底做了什麼？沒有。

地球的運行，自成規律，黑夜白天，交迭出現。年、月、日、時、分、秒，都是人類為自然所雕鑿的刻度，於是我們自知蹉跎了分分秒秒。到底在這分分秒秒間，人該做些什麼，才不會後悔？一時一刻的空白，日積月累，堆堆疊疊，會不會便成一生一世的空白？日升月落，潮來潮往。有人會說，太陽明天依舊從東方升起，更有人說，潮落之後，一定有潮起，這樣勵志的話，意在讓我們在日落潮去之際，趕緊立志，甩開過去，重新開始。我得趕在潮起潮落的縫隙間，做點什麼，好迎接下一波的潮起，是這樣嗎？萬一潮又落了呢？很可笑的焦慮吧？很荒唐的想法吧？我就是這樣，盯著撐開的雙手，我竟伸手不見十指，只有透明空氣的味道，握不住的時間與一無所有的恐懼。

我突然看清了自己骨子裡所潛藏的奴性，我的生命，得由一個又一個的作業、一個又一個的工作，抽著鞭子催促著我向前。

Laws of nature are human inventions, like ghosts. Laws of logic, of mathematics are also human inventions, like ghosts. The whole blessed thing is a human invention, including the idea that it isn't a human invention. The world has no existence whatsoever outside the human imagination. It's all a ghost, and in antiquity was so recognized as a ghost, the whole blessed world we live in. It's run by ghosts. We see what we see because these ghosts show it to us, ghosts of Moses and Christ and the Buddha, and Plato, and Descartes, and Rousseau and Jefferson and Lincoln, on and on and on. Isaac Newton is a very good ghost. One of the best. Your common sens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voices of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se ghosts from the past. Ghosts and more ghosts. Ghosts trying to find their place among the living. (Zen and Motorcycle Maintenance)

雖然萬物盡是人類的想像，然而，我卻真實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與時間的流動。疼痛著、焦慮著、害怕著，當然也快樂著（真是詭異，我竟想不出其餘積極正向的字眼！）。音樂一首接一首地播放，街道一會兒擾攘一會兒淨空。如果先知先覺們有如鬼魅一般，試圖在生者之間找尋自己的定位，甚至在無垠的宇宙間找尋人類的定位，我是不是也得在慌亂的步調中，不需要羅盤，就能站定方位，無論東西南北，上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