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是騙徒以投資標的之高報酬率吸引投資者，但實際上卻是以新進投資者的投入的資金來支付允諾給舊投資者的報酬，與投資獲利與否完全無關，一旦找不到新的投資者，整個遊戲就隨之崩解。龐氏騙局在歷史上可以說是淵遠流長，規模可以小從老鼠會，大到巨型投資公司。在次貸風暴前，許多操作龐氏騙局的投資基金，趁著泡沫經濟追逐高利潤的熱錢源源不絕，極度擴張，隨著這兩年隨著金融風暴越演越烈，民眾手上的餘錢日漸緊縮，這些投資基金被迫紛紛現形，最大規模的就是在2008年12月爆開的馬多夫詐騙案，合計令包括許多大型投資銀行及富豪名流等投資者損失超過500億美元。

但龐氏騙局不僅發生在一個所謂「邪惡」的個體經濟體，馬多夫案爆發後，經濟學家克魯曼不就曾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點出，其實這幾年華爾街金融泡沫，和馬多夫的操作沒有什麼不同。都是靠著不斷自我增值的利多謊言來吸取每個人、每個國家口袋裡的資金，最後是次級房貸這個環節出了問題，資金鏈供應無法再撐起整場金錢遊戲，騙局遂告揭穿。

但一碰上牛市，人們都是健忘的。明明利弊尚待釐清的對岸資本還沒進入台灣，但近日台股已經在兩岸利多消息頻頻叩關下連續飆漲，從去年底最低點的4090，到現在已經逼近7000大關，當每個預計將會拉回整理的關口都輕易突破後，電視上每個股市老師號召買進的衝鋒令讓越來越多人按奈不住，熱錢出籠拉抬出一波又一波的V型飆漲，讓人不興奮也難。

與台股飆漲的同時，一連串難看的經濟基本面數據也陸續公布，2009年第一季跌幅超過10.24%，第一季出口平均跌幅36.6%、外銷訂單仍貧弱，不少飆漲數倍的股票，公司營運根本仍在大虧，浮在海市蜃樓上的股市，還能撐多久？

但電視、報紙上的多頭總司令仍然口沫橫飛，身兼報社主筆的經濟學家甚至都公開喊出，只要兩岸利多消息持續丟出讓熱錢不斷湧入，股票就會一直漲下去，這些不顧基本面、僅強調利多消息面誘使投資者掏錢出來撐起股票市場的言行，簡直就是公開讓台灣的經濟龐氏騙局化。

看來至今這等規模的金融危機，還不足以讓台灣得到任何教訓。

這波經濟危機，目前看起來已經走入了盤整階段，沒有像以往三日一驚，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好消息。而這一陣子，台灣受惠於中國的急單效應、擴大內需及陸資來台，股市輪番飆漲，但要說經濟能就此盤旋向上，實在還差得遠。

不少人將這次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比擬為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不過當年為了解決大蕭條，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進行許多改良性的政策，尤其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均造成的消費不足問題。但面對這波危機，目前資本主義仍停留在縫補的層次，多點金融監管、大灑政府預算，真正結構性的問題卻沒有改變。

從東亞的層次來看，過往加工出口至歐美的生產貿易結構，雖然不斷說要改變，卻仍然碰到瓶頸。中國表面上火熱的內需，仍然非常虛弱，中國正面臨一個兩難困局，明明知道救內需要靠消費，但消費必定得靠穩定的薪資成長及社會福利後盾，但現在擴增工資，就會讓已經脆弱的加工出口廠雪上加霜。很明顯，現在中國政府選擇的是哪條路，中共中央人保部去年底提出指導意見，建議凍漲工資，而仰賴加工出口業為生的地方政府，也針對勞工的維權、抗爭行動進行限縮，造成仍在廠內的民工薪資僅僅些微超過難以為生的最低工資，而失業的農民工除了吃老本，中央政府出台的幾項創業貸款、職業訓練，也傳出落實到地方，完全做不到的情況，這些其實正是中國目前擴大內需的最大隱憂。

日前中國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不約而同提出警語，認為中國的內需市場仍過於偏重投資，弱於消費，也就是說，這波內需熱，如果沒有落實到分配層次，將會是另一波生產過剩的開始。

急單效應，不僅不會解決分配問題，反而會讓問題進一步擴大，過往仍有穩定訂單的日子不再，資方僅會預留核心人力，急單一到就招募廉價的派遣工、契約工。

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台灣的問題。從去年底大規模的無薪假及裁員，再到這一波急單效應的產能恢復，只是證明，台灣的勞動力市場，能做到這般大規模的彈性化。更何況，股市飆漲，沒有泡沫效應就非常了不起了，和所得分配完全無關。

如果現在仍然僅從資本擴大再生產的角度思考未來經濟發展，就算不會在盤整期過後向下沈淪，也只會是累積下一波經濟危機的表面榮景。

G20高峰會後，英國首相布朗和美國總統歐巴瑪不約而同提到了這次峰會的結果，是「華盛頓共識」的終結，一個對金融去管制、免稅天堂、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性反省及再出發。但對與國各國來說，歐巴瑪所說的：「我是來到這裡聆聽。」才讓G20成為一次歷史性的聚會。

也許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從1990年蘇東波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經過將近20年發展，在伊拉克戰爭時達到頂點，旋即受困於戰爭泥淖及經濟危機。在歷史上差堪比擬的是百年前日不落大英帝國的衰落史，1899年至1902年英國因金礦權在南非發動波耳戰爭，最後以慘勝收場，帝國實力大不如前，外交戰略被迫從以往的「光榮孤立」走向結盟，必須與世界其它列強簽訂同盟條約以維持勢力平衡，使英國從此捲入歐洲政治漩渦中。

從歷史上來看，獨強帝國的退縮並不是和平的開始。英國的衰落反而使得1875年就開始的殖民地爭奪戰更為激烈，後起的法、德、俄、美、日等國更趁著權力真空加緊擴張勢力，最後爆發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G20的「倫敦共識」能否達到其所宣示的目標，端看它是華盛頓共識的揚棄抑或舊瓶新裝。發展中國家在1970年代前美金氾濫低利率時代借下的大筆外債，1980年代歐美國家猛然調高利率，致使發展中國家外債危機一發不可收拾。華盛頓共識受人詬病的是已發展國家透過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TO等國際機構，趁著經濟危機下的發展中國家強迫接受嚴苛條件。歐美國家資本順著華盛頓共識資本自由化、國營企業私有化、放鬆政府管制等政策，大舉進入病體奄奄的發展中國家，讓原本負債累累的國家，陷入更深的債務循環。但這造成的經濟全球化泡沫，以往讓歐美國家受益毫不自覺其中之害，這次引火燒身，才猛然驚覺這遊戲沒有國家玩得起。

但經濟危機仍是進行式，各國注資給IMF仍不能迴避金援標準如何訂立的問題，接受IMF金援仍是需要還錢的貸款，以往IMF及世界銀行的貸款、投資、獲利回流的模式是美國獨強主導、歐洲各國打游擊，G20達成的共識，如果只是美國霸權衰落、位子增多，各國的注資當認領投資金，那僅僅是20世紀初英國衰落後列強撕搶殖民地的重演，而靠著自己舉債、繼續借債給發展中國家還債的以債養債方式救出來的經濟，也難以持久。

未來的關鍵，除了IMF在權力分佈大勢底定後的規則訂定之外，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也必須從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量，就像次級房貸的浮動利率最後壓垮債務人也拖累債權人，美國政府早發現受誘借款者難以苛責最後選擇救援，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發展及低利誘惑下所借的外債，卻撐了30年，早已國窮民貧，2005年G8高峰會曾做出第三世界國家債務減免的承諾，也該確實履行了，華盛頓共識沒有解決甚至深化的問題必須解決，全世界不能再讓高調的承諾淪為空話，這代表倫敦G20共識的實踐之路，還很漫長。

「我們本來只希望有1萬人，沒想到最後居然有3萬5千人。」3月28日倫敦反G20遊行效果，讓主辦單位「人民優先聯盟」也嚇了一大跳。

這次G20高峰會，反G20運動的確備受矚目。從1999年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之後，全球媒體都知道所有的重量級國際政經會議，都會有反對群眾要圍場，但由於自由貿易論述如日中天，這一小撮鬧事份子，常常被獵奇的角度扭曲報導。只是2007年後情勢急轉直下，從美國本土爆發的次貸風暴延燒成全球性經濟危機，一小撮鬧事份子10年來不斷重複的警語成為事實，G20會議雖然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最後機會，但眼看各國領袖不斷放話鬥成一團，情勢可能不太樂觀，各大媒體開始將目光擺在場外的抗議團體，幾乎是前所未有、鉅細靡遺地報導各個反全球化團體的背景、訴求。對於反全球化團體來說，這是機遇，也是挑戰。

反全球化團體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能聚在一起當然也不是巧合。1968年後竄起的多元社會運動，曾一定程度挑戰了傳統社會民主黨及工會領導的資本主義修正路線，但新自由主義興起及蘇東坡後，資本主義全球化定於一尊，各種社會運動開始聚合並認真面對共同的敵人，1999年的WTO部長級會議是一次躍升，這次經濟危機，則是另一次契機。

深入來看，3月28日「人民優先聯盟」舉辦的遊行，是由工會、NGO、宗教團體組成，以嘉年華的方式進行和平遊行，自動參與的民眾不計其數。面對4月1日開始由激進環保團體、反戰運動及無政府主義者在各地分頭舉辦的衝突型抗議活動，明顯有運動手段的區隔。可以想見，這幾天無政府主義者在重點區域的破壞，將會搶盡鏡頭及目光。

嘉年華、和平式的遊行，目標當然是要吸引最大可能的參與者，這是反全球化運動一直以來的「彩虹聯盟」，這樣的形式當天也在歐陸各個城市也盛大展開。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巴黎只有小貓兩三隻響應，但這並不是說法國沒有抗議基礎。法國一月、三月分別舉行兩次超大型總罷工，要求法國政府採取社會福利措施因應經濟危機，直接威脅資本主義生產。比較起來，英國工會參與的328活動，則是假日遊行，固然有媒體青睞而頗受重視，但還是軟趴趴。赫特福德大學教授Gregor Gall就撰文指出，英國工會應該拿出「肌肉」來，和歐陸尤其是法國工會學習。

但手段的討論，也不能改變目標是什麼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已經面臨破產，反全球化能否提出一條可行的政治經濟制度，目前看來多要求各國政府採取擴增分配正義的凱恩斯主義救市，在政治上，開始提出拉美的玻利瓦爾路線，不過都還不具體。但還有一個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目前美國及越來越強的中國，這裡已經在G20會議稱為G2的國家，雖然政治社會自由度剛好在光譜兩端，內部的反全球化力量都極薄弱。不同的經濟集團，哪一個能夠率先擺脫危機，也將會是未來制度之爭的重點，所以美中的「缺席」及未來的發展，也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大挑戰。

雖然今年五一勞動節將會有法國第三度大罷工加持，想必熱鬧非凡，但今年的四一愚人節也將是值得好好關注的指標性節日。

今年的G20會議前一天是4月1日愚人節，許多城市的反全球化團體宣布舉辦金融愚人節（Financial Fools Day）活動，尤其倫敦第二天要舉辦G20高峰會，抗議活動更是一連從3月28日到4月2日，今天還爆發了皇家蘇格蘭銀行前執行長古德溫的豪宅與名車遭砸。倫敦警方如臨大敵，宣布將對G20會場ExCeL中心以「鋼鐵之環」（ring of steel，如上圖，除了爛片赤璧看太多了，實在想不出英國警方高層怎麼會取出這麼聳的名字）的陣法阻擋抗議群眾。

愚人節的幽默，在於被騙者上當後能立即知道被騙了，而為自己的短暫愚蠢自嘲一番。選在愚人節辦抗議活動，的確在抗議之外，兼自嘲自己曾經有過的愚昧。千瘡百孔的金融機構從去年開始接受了各國政府天文數字般的援助，沒想到最大黑洞的AIG，居然在日前仍發放高額紅利給高階主管，此舉引發全美民眾憤慨如火延燒，但重點在於，根本就是「法律」允許他們這樣搞衍生性金融商品，再依法領大筆獎金紅利，這就是經歷了將近20多年來市場改造的小成果。這裡面的本質，不論是從所得財富分配的角度或是意識型態的打造來看，這20年，當然是階級之戰，並且取得絕大多數社會共識的勝利。一時的憤慨，其實抵擋不了累積數十年的共識及更多方方面面的政經體系，沒有趁機會將虛假共識剝除，仍會被權錢架構出來的權力體系反噬。

你我及場外的抗議群眾活在20年天天愚人節的日子，那這20年來的各國決策精英及G20達官顯要們呢？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在去年10月在美國國會作證時不是說：「市場競爭的重要支柱倒下，自由市場亦毀了。這對我真的很震撼，我還未搞清事情背後的原因。」葛林斯班，還有搞龐式騙局A了500億美金的麥道夫，以及更多的政經精英，是自愚兼愚人。

這次的G20高峰會，就連主流媒體都不看好，世界銀行上週發佈報告，在去年G20宣言上簽字絕不搞貿易保護政策的國家中，已有17個國家採取了保護主義措施，這種講一套做一套的態度，不是在這次一次吵開來，就是大家摸摸鼻子裝作沒看到，但如果是後者，G20宣言又有何意義？不又是愚人節剛過後的新謊言？

當然，由於中國央行總裁周小川於幾天前提出成立新國際貨幣，並指出將在G20會議中提出討論，這種針對美元霸權的提案，立刻引發國際矚目，不過這不是僅有中國的看法，在3月16日俄國總統就已經提出類似的提案，這讓G20中各國的互動及未來地緣政治發酵上，增添了許多想像空間。

場內高來高去的權謀鬥爭，在這幾年的大大小小的國際經貿會議中上演，要是能信，也不會爆發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仍在自愚愚人的G20，要是能參加前一天的愚人節派對，還對反省世界經濟的發展有所貢獻。

經濟部的DRAM拯救方案出爐，將由政府成立台灣記憶體公司（TMC）。但由於TMC宣布不紓困也不整併現有負債累累的DRAM廠，僅將就各家DRAM公司的技術及廠房進行收購，由於與原本業界期待的抒困方案大不相同，各家DRAM大老闆罵聲連連。

這些大老闆惱羞成怒當然是可以想見的，本來想挾著債多不愁，政府不敢不救，抒困金到位後繼續當他吃香喝辣的大老闆。現在如意算盤打不響，還可能會被榨乾後一腳踹開，當然會當政府是趁火打劫的賊爺爺。但這種產業拯救方式，至少比起這一陣子美國的銀行業及汽車業抒困及過去的金融重建基金，政府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承接爛攤子，但捅摟子的經營階層繼續享盡榮華富貴，要公平得許多。

但裡面卻有更多需要釐清的部分。首先，台灣DRAM產業的問題恰恰也是台灣許多產業的縮影，長期受限於技術、市場，只能專注於製造代工，要是DRAM有TMC解決方案，其它產業早該有同樣的待遇。高科技不是新產業的專利，事實上所有產業都能往高科技鑽研，並藉以掌握技術及市場，DRAM產業如此，傳統的農業、紡織、製鞋等等產業當然也是，只是這些產業政府放棄過快，任其自生自滅，現在在台灣幾乎被連根拔起，如果1980年代時政府即有類似TMC的作法，政府出資整合各種面臨淘汰的加工出口產業資本，不論是公辦公營或是公辦民營，只要能救起一門產業，就相當值得。

此外，TMC的作法除了打算向美日科技研發大廠合作核心關鍵技術之外，也將針對現有DRAM廠的廠房、設備擇要收購。也就是說，這是趁著各個DRAM廠負債累累，需現孔急，逢低收購有價值的資本，進行資本重整。但重點是，資本不僅僅只有廠房設備，人員勞動力更是重點，目前DRAM產業員工約為五萬八千人，有多少人會隨著固定資本轉移及「被」使用？這些DRAM產業的熟手，當然是重要的資本，也是未來DRAM產業藉以浴火重生的關鍵，並且，TMC能承接多少員工，就能解決多少失業問題。但至今，TMC及政府對外的說法，都對員工留用問題毫無提及，不僅造成從業員工人心惶惶，更重要的是，TMC由政府出資，對此關鍵問題恐怕更得說明清楚才對得起納稅人。

當然，TMC模式仍會具有經營階層如何監督的問題，不過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及股份制權力對比中，幾乎無解，但在目前以類國有形式以利監管的世界趨勢而言，算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了。

不管是CECA還是ECFA，政府高層說得再有如台灣經濟靈丹妙藥，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將會和WTO協定或FTA一樣，深刻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

當然，要將產業結構改變完全歸咎於自由貿易協定，也是不公平的，從二次大戰以來跨國性產業變遷和資本流動，一直都在進行。但不容否認，最後在近幾年卻成為許多國家一種不可質疑的經濟成長藥方。從東亞來看，亞洲四小龍開始，再到後進的東亞四虎，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的倍數性經濟成長，外資產業資本投資，配合歐美的龐大消費市場，貿易，成為成長之鑰，成本及關稅越低，就越能達成貨暢其流並藉以經濟大幅成長的目標，最後帶動國民收入增長。

這樣的發展模式的確造成許多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深受其利的台灣，更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但它的負面效應也不小，最顯而易見的，它造成的出口國貿易順差及進口國貿易赤字
所堆積出來的資本積累及相應的金融遊戲，一定程度也是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源。

而對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國家來說，也必須認真去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它造成的產業變遷越來越快。以台灣為例，從成立加工出口區的紡織業開始，到電子產品組裝業，好不容易升級的資訊電子產業，都因為後進國的挑戰，必須面臨每15至20年一輪的產業更替，而且速度越來越快。設備機器等等有形資本還能隨著遷廠移到東南亞、大陸，無形的勞動力，卻因為附著在每一個無法跟著遷移的勞工身上，面臨報廢。

這其實是這20、30年來真正衝擊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參與每一代新興產業的勞工，幾乎都無法做到退休就被市場拋離，而新的產業又只吸納剛從學校畢業的新生代勞工，舊勞工的經驗及價值被拋棄，不是退出勞動力市場，就是僅能進入無技術性服務業，它事實上帶來台灣勞動參與率及薪資收入的降低，但台灣社會又整個被新產業興起的泡沫嘉年華迷惑，而它的確也能帶動資本大量投入、非薪資收入提高及周邊產業的興起。

一個政府要是真的關心人民，對於這次經濟危機有切膚之痛，真正該處理的，應該是這種越走越快的輪迴。這不是什麼不可抗拒的市場力量，事實上，它是自亞洲四小龍這種政府介入市場型國家，每個政府「打造」而成。在這個時候，要是一個區域的跨國性政府，有任何面對團結面對危機的動作，它不就剛好是一個最該討論的議題。一方面讓先進國家維持一定的產業生存，但另一方面，後進國家卻也要有產業發展的契機，既然自由貿易能打造，產業結構及社會議題又為什麼不能？

綜觀當前各個東亞各國政府的性質，真的很難，不過，這的確是全世界的問題。而東亞政府又帶有家父長傳統及公民社會贏弱的狀況，官僚精英們選擇原有的發展老路並抱在一起，並不意外，這其實也是台灣的朝野兩黨僅在有維持主權與否的ECFA還是FTA之間選擇的原因。

幾個重要經濟指數壞到不能看，馬英九上週召開緊急財經會議，提出四項救市方案，其中一項就是與中國恰簽CECA。這剛好遇上民進黨與台聯舉辦的「民間國是會議」，會議結論痛批簽CECA就是賣台，一時之間，台灣又陷入政治口水戰。

基本上，救市就是救急，先不論CECA的優勝劣敗，CECA、FTA或WTO這類自由貿易協定的性質對一國的影響是長期性的，馬政府以救經濟為由提出CECA，的確是偷渡。此外，民進黨智庫提出的CECA將有利於大企業、損害中小企業的批評，也不是無的放矢，幾年前的毛巾案爭議，就是石化、紡織財團為了擔心中國貿易報復，與民進黨政府一起反對運用WTO爭端機制保護台灣毛巾產業。只是有趣的是，換了屁股換了腦袋，淪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現在才知道自貿協定本身在產業結構中將造成不平等的問題，而當時站在第一線援助台灣毛巾業者的前台聯立委賴幸媛，現在則成為執行馬政府簽署CECA的陸委會主委。另外，民進黨是否真的這麼在意中小企業也值得懷疑，綠營強力主張該與中國簽的是國對國的FTA，那問題就在於，難道FTA就不會僅利財團不利中小企業？

不論是FTA或者是CECA，要說裡面沒有政治，那真是騙三歲小孩。首先，自由貿易協定本身就有高度濃厚的意識型態，它起自於政治，更需要政治來服務、打造。第二，近年來FTA及區域經貿協定的簽署，都是各國國際戰略佈局的重要部份，其中東協加三就是最敏感的區域整合之一。第三，CECA裡面就算不含主權條文，但要對台灣經濟有最大利益，勢必有特許准入，對於中南海來說，這裡面絕對有高度的政治談判與戰略考量，並得符合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馬英九固然利用了台灣長期在國際地位邊緣化的焦慮，而提出了CECA，但要注意的是，馬政府的外交戰略，卻始終一致。馬英九在上台後，一直都本著「兩岸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在走，所以政府以CECA作為連結東協加三的踏腳石進行宣傳，並以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的南進政策碰壁為由，合理化CECA的簽署，都是有脈絡可循的。有趣的是，中共在這一點也配合演出，國台辦日前的記者會，也表示CECA將「有利於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

所以話說回來，核心問題仍然是東協加三未來能不能納入台灣。東協加三之所以敏感，主要的原因在於它不僅將會讓大東亞成為一個整合性市場，進而上看亞洲貨幣的成立，逐步淘汰亞洲美元，使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降低。這是中國再度趁勢崛起的絕佳機會，所以才先有東協加一，逼使日本、韓國隨後參與成為東協加三，就連澳洲、紐西蘭都不免焦慮，打算一定程度與美英切斷紐帶，成為亞洲國家。

尤其是現在全球性經濟危機蔓延，在各國紛紛提出各種救市方案毫無效果後，區域自救變成了值得期待的方案，東協加三也成為東亞各國的一塊浮木及台灣看得到吃不到的糖果。

但事實上，就像前面所說，區域協定的影響是長期性，救市仍要靠東協加三在會議中能否提出另外的具體、有效政策，不過近期各國保護主義蔓延，貨幣惡性競貶蠢蠢欲動，東協加三各國都仰賴出口，還是否能同心對抗金融風暴，值得觀察。

此外，靠著CECA當跳板擁抱東亞市場，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的實力的確夠強。沒錯，東協加三之所以能成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同意在2004年大降東協各國的商品關稅，使得東協同意「加一」，近年來，東協各國對中國的出口也確實暴增。但要注意的是，隨著經濟危機深化、中國出口值大幅下降，中國對於東協各國的進口值也呈現暴跌，根據統計，2007年12月，中國從東協各國的進口值下跌了31.4%，其中東協重要國家如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的對中國出口，都下降超過20%。

東協年度高峰會將在今天舉辦，四月也將舉行東協加六對話夥伴國高峰會，區域整合是否是對抗危機的一條道路，一定程度能獲得解答，但這幾年類似的國際會議，台灣就算能參與，關注的都不是這些，看不見會議實質內容只談被中國打壓還是好一點的，等而下之的還僅僅討論與會者的服裝、八卦。

除了統獨之爭，再加上親美情結，台灣所欠缺的，一直都是認真觀察並討論與東亞各國的關係。CECA不是救經濟的立即性藥方，這幾年台灣蹉跎的並不是直接跳進去，而是認真討論，馬政府不該動輒拿時不我與恐嚇，拉弓硬上，民進黨如果認為先兩岸後外交是錯的，也不該便宜行事，僅有選舉動員考量，將CECA議題鎖定在兩岸國族之爭。

延伸閱讀

亞太自由貿易區是台灣契機？

吸油面紙、總統專機、知名領袖代表 APEC只討論台灣外交三寶？

台灣經濟禁不起「東協加一」的重擊：這篇中時的今天社論，可以說是焦慮的代表作，以東協加一即將到來，論證CECA的急迫性。

不只CECA 台灣拒當經濟孤兒：陳宜中說CECA等協定不涉及主權，說東協加N有多重要來間接認定自由貿易協定這種東西就是好的，這種推論下的「邊緣化危機」，其實也是一種民粹動員。

昨天主計處公布2009年經濟預測，台灣今年經濟將萎縮2.97%，創下歷年最大衰退幅度，而2008年第四季的-8.36%經濟成長率，更是從1961年編制國民所得資料以來來單季最大衰退幅度。主計處的數據一點都不讓人意外，從這波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規模來看，已經不是衰退，而是蕭條，對於台灣來說，現在不是怎麼救經濟，僅在於怎麼撐過去，不至於爆發經濟大危機、社會大動盪而已。

要能咬牙硬撐，不外乎出口市場恢復、內需市場壯大。目前歐美國家內需市場萎縮、訂單下滑，短期間難以恢復，而中國的內需市場仍在「養成」中，並無法改變原有台灣將中間商品出口至大陸在加工生產至歐美的格局。既然出口已經不能期待，那台灣的內需呢？如果民間消費不振，得靠政府的各種擴大內需方案支撐，所以重點在於，台灣政府有多少子彈，就能夠撐多久。

所謂的「子彈」，說穿了就是銀彈，也就是錢。但從日前健保局提出的1.5代健保中，打算抽取健保稅，引發罵聲一片就讓政策收手來看，台灣經濟恐怕真的撐不久。

平心而論，這次健保局事前毫無預兆就丟出抽稅的方案，雖然有蠻橫的嫌疑，但全民健康保險，從保險制要是能轉為稅收制，卻是符合公平正義的政策。

如果全民醫療制度在概念上，是認為作為一個國民都能享有基本的醫療制度的話，不可避免的就是要有高所得者必須為低所得者分攤支出的重分配效果。保險制，因為有最高投保金額，有「高所得低保費，沒所得還是有保費」的現象，不論收入再高，都以最高的投保薪資投保，不論收入再低，都得繳納最低投保薪資，也因為如此，才會出現自有全民健保以來，總有人繳不起保費的問題。而稅收制，則能規定最低繳稅金額，一定程度能杜絕根本毫無所得者，還得繳費的問題。

全民健康保險在規劃之初，即有保險制抑或是稅收制的爭議，最後卻是由保險制勝出，除了是當年國民黨政府便宜行事，只打算從舊有的軍公教勞保險中的醫療保險整合之外，稅收制將會直接影響到高所得者的利益。

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雖然內部不斷有呼聲要將二代健保改成更糟糕的個人帳戶制，但從最後版本的二代健保來看，是打算以家戶為單位的總所得制進行改革，算是正確的方向。這次國民黨的1.5代健保方案不是又想便宜行事，就是想要先拋風向球，結果踢到鐵板。

這次健保局打算保留原有的保險制，又疊床架屋，將外快收入超過18萬元的國民，包括股市大戶、影星、名嘴、作家等一律課徵健保稅，其實不過是沿用所得稅法第4條規定，想藉此慢慢偷渡至稅收制。結果引發影視大哥、大姊反彈，名嘴在電視裡口水狂噴痛批，加上媒體不明就裡跟著狂轟猛炸。健保就算沒有經濟危機，也該往稅收制改革，目前健保的虧損已經是600億，更何況現在是能夠減少多少政府負擔的健保債務，就能夠多出多少資源往擴大內需上投入，不從這些人身上搾出來，就是提高保費從一般小民身上擠，但這些輿論掌握者的力量之強，已經有民粹的程度，行政院眉頭一皺，健保局只好縮手。

這10幾年來政府債臺高築，而馬政府之前又祭出證交稅減免政策，現在要增收又如此之難，這樣的財務狀況，要說能靠政府投入撐過經濟危機，還真是阿婆生子，真拼。

雖然到現在，還是有人在期待中國內需市場能夠拯救全球經濟，但從近幾個月來亞洲各國經濟指標越來越難看的情況下，曾經甚囂塵上的亞洲國家「脫勾論」，並藉之帶動世界經濟邁向復甦的論述，已經越來越被視為笑話。現在來看，對於中國內需市場的期待，應該僅能放在能否拯救中國自己的經濟而已。

其實從去年好幾次針對危機的各國領袖高峰會淪為打屁、閒聊後，跨國性的危機解決方案越來越不受期待，所以當各國經濟持續探底，以國家為單位的救市方案漸漸以保護主義的面貌提出，這讓中國內需市場更牽涉到敏感的貿易問題。尤其日前美國新任財長Geithner就任前在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中，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民幣匯率問題又浮上檯面，這裡面牽涉到被指責的中國政府，是藉著壓低人民幣擴增出口，毫無誠意提高匯率增加進口值以帶動內需市場起飛。

人民幣匯率可以說是老問題了，但美國再度提出指控並非無因，這其實是美國面對經濟困境時，將問題外部化的一貫作法，1971年的石油危機，美國就曾威脅要增加進口附加稅，迫使德國馬克和日幣升值。1980年代末日本崛起，美國也祭出貿易報復，再次逼迫日幣升值。這樣的手法對拯救美國經濟當然有效，它不僅擴大美國商品的出口而已，更使得龐大游資因美元資產相對便宜而大舉進入美國，滾起另一波經濟泡沫，帶動美國經濟成長。

這一次的經濟危機雖然是在歐美本土爆發，但由於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資金必須回流填補歐美母公司的漏洞，加上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情勢更為不穩，使得分散在世界各國的資金反而大量向歐美國家回籠。但漏洞實在太大，例如美國的救市方案，去年的7000美元億已經不夠，歐巴馬一上任又提出8000億美元，其實美國國會預算處計算，未來三年，至少還得投入2.9兆美元來填無底洞，這些都是美國政府舉債，需要世界各國來買單，當然會希望擁有最多外匯存底及貿易順差的中國勇於認領。

但要說讓人民幣匯率升值能「一兼二顧」，順便擴增中國內需市場，恐怕沒這麼簡單。其實按照《經濟學人》的計算，綜合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 parity；PPP）後，人民幣匯率僅僅低估不到5%，況且中國內需市場的問題，不僅匯率一項，儲蓄率過高、人民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安全網不足，都是主因，這些又和整個國際金融貿易問題連動。例如東亞國家的儲蓄率過高，除了是文化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亞洲各出口導向國家，都需要龐大的外匯存底，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IMF的救援方案不被信任，各國更是為了未雨綢繆，自力救濟走火入魔拼出口賺美金，壓低國民消費，根據統計，1980年亞洲發展中國家消費佔GDP為65%，現在僅剩下47%。

此外，內需市場除了短期性的擴大政府支出之外，消費市場也必須提升，但這就不能避免增加工資。不過這20多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是全球性的薪資收入降低、非薪資收入提高，而出口導向國家為了全球競爭，除了在幣值上比低外，工資更是錙銖必較。這在中國更是明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也使消費支出佔GDP也從1990年代中期的45%降到35%，雖然在近年來透過國家政策不斷上調基本工資，但這種結構性問題，絕非短期能夠扭轉。

總而言之，目前的經濟危機剛好處在一個難以解決的死結，它起源於長期以來歐美舉債消費、新興工業國家拼命生產下的貿易失衡及生產過剩，目前沒有一個解決方案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加上當貨幣和財政手段已經毫無作用，而在新自由主義概念下建立的各個跨國經貿組織，毫無面對危機的能力，各國反而越來越有藉著救全球經濟為名，片面性的提出僅僅利己的政策，情況一旦惡化下去，將會是實力越強的國家，在全球市場上按照叢林法則，救自己的經濟而已。

延伸閱讀：

次貸風暴下仍挺進的東亞經濟

以因為11.3%的高成長，被世界銀行稱作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擴張火車頭的中國為例，內需消費的成長，雖然在總體經濟成長下實質金額有增加，但比例依舊偏低，除了因為中國因為經濟成長造成的嚴重貧富差距之外，過高的儲蓄率也是原因之一。根據統計，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從1990年代早期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47%下降到2006年的36%，而儲蓄率卻攀升到50%，這除了造成中國投資及出口過熱之外，對於內需市場的擴大，也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及內需擴大，是「浮」在出口投資型經濟上的，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東亞各國及南亞經濟火車頭印度的身上，除了有越來越嚴峻的泡沫危機之外，歐美國家經濟表現等外在因素仍對這些國家憂戚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