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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到現在，還是有人在期待中國內需市場能夠拯救全球經濟，但從近幾個月來亞洲各國經濟指標越來越難看的情況下，曾經甚囂塵上的亞洲國家「脫勾論」，並藉之帶動世界經濟邁向復甦的論述，已經越來越被視為笑話。現在來看，對於中國內需市場的期待，應該僅能放在能否拯救中國自己的經濟而已。

其實從去年好幾次針對危機的各國領袖高峰會淪為打屁、閒聊後，跨國性的危機解決方案越來越不受期待，所以當各國經濟持續探底，以國家為單位的救市方案漸漸以保護主義的面貌提出，這讓中國內需市場更牽涉到敏感的貿易問題。尤其日前美國新任財長Geithner就任前在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中，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民幣匯率問題又浮上檯面，這裡面牽涉到被指責的中國政府，是藉著壓低人民幣擴增出口，毫無誠意提高匯率增加進口值以帶動內需市場起飛。

人民幣匯率可以說是老問題了，但美國再度提出指控並非無因，這其實是美國面對經濟困境時，將問題外部化的一貫作法，1971年的石油危機，美國就曾威脅要增加進口附加稅，迫使德國馬克和日幣升值。1980年代末日本崛起，美國也祭出貿易報復，再次逼迫日幣升值。這樣的手法對拯救美國經濟當然有效，它不僅擴大美國商品的出口而已，更使得龐大游資因美元資產相對便宜而大舉進入美國，滾起另一波經濟泡沫，帶動美國經濟成長。

這一次的經濟危機雖然是在歐美本土爆發，但由於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資金必須回流填補歐美母公司的漏洞，加上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情勢更為不穩，使得分散在世界各國的資金反而大量向歐美國家回籠。但漏洞實在太大，例如美國的救市方案，去年的7000美元億已經不夠，歐巴馬一上任又提出8000億美元，其實美國國會預算處計算，未來三年，至少還得投入2.9兆美元來填無底洞，這些都是美國政府舉債，需要世界各國來買單，當然會希望擁有最多外匯存底及貿易順差的中國勇於認領。

但要說讓人民幣匯率升值能「一兼二顧」，順便擴增中國內需市場，恐怕沒這麼簡單。其實按照《經濟學人》的計算，綜合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 parity；PPP）後，人民幣匯率僅僅低估不到5%，況且中國內需市場的問題，不僅匯率一項，儲蓄率過高、人民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安全網不足，都是主因，這些又和整個國際金融貿易問題連動。例如東亞國家的儲蓄率過高，除了是文化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亞洲各出口導向國家，都需要龐大的外匯存底，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IMF的救援方案不被信任，各國更是為了未雨綢繆，自力救濟走火入魔拼出口賺美金，壓低國民消費，根據統計，1980年亞洲發展中國家消費佔GDP為65%，現在僅剩下47%。

此外，內需市場除了短期性的擴大政府支出之外，消費市場也必須提升，但這就不能避免增加工資。不過這20多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是全球性的薪資收入降低、非薪資收入提高，而出口導向國家為了全球競爭，除了在幣值上比低外，工資更是錙銖必較。這在中國更是明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也使消費支出佔GDP也從1990年代中期的45%降到35%，雖然在近年來透過國家政策不斷上調基本工資，但這種結構性問題，絕非短期能夠扭轉。

總而言之，目前的經濟危機剛好處在一個難以解決的死結，它起源於長期以來歐美舉債消費、新興工業國家拼命生產下的貿易失衡及生產過剩，目前沒有一個解決方案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加上當貨幣和財政手段已經毫無作用，而在新自由主義概念下建立的各個跨國經貿組織，毫無面對危機的能力，各國反而越來越有藉著救全球經濟為名，片面性的提出僅僅利己的政策，情況一旦惡化下去，將會是實力越強的國家，在全球市場上按照叢林法則，救自己的經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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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貸風暴下仍挺進的東亞經濟

以因為11.3%的高成長，被世界銀行稱作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擴張火車頭的中國為例，內需消費的成長，雖然在總體經濟成長下實質金額有增加，但比例依舊偏低，除了因為中國因為經濟成長造成的嚴重貧富差距之外，過高的儲蓄率也是原因之一。根據統計，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從1990年代早期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47%下降到2006年的36%，而儲蓄率卻攀升到50%，這除了造成中國投資及出口過熱之外，對於內需市場的擴大，也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經濟成長及內需擴大，是「浮」在出口投資型經濟上的，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東亞各國及南亞經濟火車頭印度的身上，除了有越來越嚴峻的泡沫危機之外，歐美國家經濟表現等外在因素仍對這些國家憂戚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