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有人說，在深不見底的經濟危機中，救命都來不及了，還能管手段及可能帶來的副作用？更何況還要求政府趁機會改造社會？

這也未必，經濟危機，對於每個國家來說，是挑戰，卻也是改變的契機。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面對景況日益深重的社會沈痾，不同的國家，走了不同的解決路徑，較為人熟知的，就是美國的新政，極端一點的，則是德國的納粹。不要提共產化所有制革命這種最衝的，著名的社會福利國家瑞典，也利用經濟危機脫胎換骨，從改良資本主義的分配問題著手，將整個國家改造為舉世稱羨的社會福利國家。

台灣面對這一場百年一遇的經濟大風暴，到底要怎麼走？

不同的解決路徑，代表了對經濟危機的起源有不同解讀。瑞典社會民主黨幾乎在與凱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的同時，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提出了消費不足理論，以創造生產性就業機會為根本，大幅提高政府公共支出，不僅製造有效需求，也拯救失業率，使得瑞典從原本高達30%的失業率，16.4萬人失業，到1937年降為1.8萬人失業。

這樣的手法，看似與現在各國的救市手段沒有兩樣，卻有本質上的差別。以目前台灣馬政府為例，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灑資源，從擴大內需，到消費券，再到近期釋出大量政府短期工作、教育券及10萬名研究助理，從短期刺激來看，的確符合創造有效需求的特質，但從長期的角度觀察，卻一點都不值得期待，這些對於台灣未來社會結構毫無改善的可能。

不過要求馬政府有不同的想像，其實也是難為現在只知道幫著台商到中國求資源的國民黨了，他們外在無壓力，內在呢則真的是誠心這麼認為可以救台灣。

想當年瑞典的社會改革，除了是社會民主黨中若干理論家具有遠見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瑞典強大的工運實力，從經濟危機蔓延到瑞典開始，小從抗爭大到全國性罷工不斷，一點也不和諧，最後逼使資方團體妥協簽署莎堡協議（Saltsjöbaden Agreement），建立集體談判制度，使得資方在動手裁員時，必須勞資政三方談判。當然瑞典工會簽出這樣的東西，也是妥協，對許多左派來說是自綁手腳，但也因為這些抗爭，資方也對政府提出的種種社會改革妥協，同意由提高累進所得稅、遺產繼承稅和財產稅籌措。這些都打下戰後瑞典成為社會福利國家典範的基礎。

將近百年過去，又是一場深不見底的經濟危機，但這次已經沒有共產主義競爭的壓力，工會運動在1980年以來的打壓下力量嬴弱，政府及勞方都在資方全球化生產下沒有喊價實力。目前可以看到各國的經濟危機政策，幾乎都是政治菁英的財稅及貨幣政策，不顧一切的灑資源，卻又從來不正視因為長期小政府理論下的財稅缺口，對於富人稅更是不敢觸及。對於制度改革，僅有些許點綴，完全沒有值得期待的想像，例如美國，至今仍只有毫不具體的全民健保支票，而台灣則提出了老年長期照護保險制度。這種救市方式，最後就算拯救了經濟，仍然會因為國債高築而進一步造成財稅不平等，加上仍擺在一旁的分配不均，這些都將只會為下一次危機累積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