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端陽節至，不論雷峰塔下壓的是白娘子還是雷鋒，難得在這個事事拉警報的時候，從另一個方向來看事情也不錯的調劑。

其實江南地區的觀光潮不是今日起始，自宋代開始，這個曾在中國史學界吵翻天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地區，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就是著名的觀光景點，人潮帶來錢潮，使得文化商品化經過資本積累的推送不斷深化。同樣的，這裡面早也產生了「雅」、「俗」之間的辯證。

清龔自珍的〈書金伶〉一文算是最精準提到江南文化的雅俗拉鋸。在清乾隆年間，所謂盛世之下，商品經濟發達，崑曲也面臨到轉型的關鍵點，正由古典清曲往近代劇曲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越來越世俗化、大眾化、市場化，當時的崑曲大師葉堂，能雅能俗，「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

葉堂有兩名弟子，一為鈕非石，清曲、劇曲都得葉堂真傳，另一為以大眾化的劇曲紅遍大江南北的集秀班掌櫃金德輝。鈕非石為一貌不驚人的江南書生，終生未參加科舉考試，卻極富藝業，國學、圖籍、古玩都名噪一時，崑曲的功力更是不用說了，金德輝雖為平輩，但鈕非石曾經露過一手，讓金德輝拜服求教。

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刌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為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

簡言之，鈕非石雖身兼雅俗之藝，卻明白告訴金德輝，若不學通俗劇曲，你將來就會和我一樣挨餓受凍。金德輝後大紅大紫，兼之大富大貴，鈕非石仍作他的窮書生，而鈕非石人也有趣，看到金德輝紅了之後恃才傲物，又開始點他：

德輝……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成名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為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為上座。既就夕，主客嘩，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善，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囈，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譎，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暗，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己，忽放吭，作雲際老鸛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

這「哀秘之聲」真是恐怖，金德輝居然失控不能自己。不過這裡面的爭論，不知是否和這幾年金曲獎「主流、非主流」獎項之爭類似，而近日生祥拒領金曲獎產生的一些關於音樂文本的討論，應也可從其中抓到一些討論的線索。

胡曉明的近著《文化江南札記》中在感懷江南地區近期觀光商品化問題的時候也提到鈕金典故。他的總結如下：

江南文化有兩元，即大俗與大雅。這兩元的關係非常錯綜複雜，有時是雅假裝成俗，假裝沒有他自己，而在俗的血肉裡，取得自己的生命；而有時候，又是俗假裝成雅，將雅作為他的裝飾甚而奴僕，然而靈魂裡仍然是俗。雅和俗，你仔細看，無時無地不是在那裡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互欺騙，就像一對沒有真情而又無法真守的無奈夫妻，這或許正是江南文化的一個重要性格。

但說真的，胡曉明的問題在於仍脫不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迷障，他依然繼承著中國傳統士大夫代表精英的「雅」，低眼看大眾平民的「俗」。中國士人卡著知識詮釋權，在朝時就是官，在野時則是縉紳，這是由位置形塑而來的距離，表現在外在，就是一套對人事時地物的處事邏輯，這是清高，也是孤傲，卻不知自己從來就是在芸芸眾生中才有其意義，例如才子常得有才氣縱橫的名妓為伴才顯風流。如《文化江南札記》書分三部，金陵、杭州、蘇州，僅杭州一地，從明末清初秦淮八豔的柳如是起頭，談佳人才子國破家亡時之吟哦事蹟，無柳如是之奇，何來當年明末文人的雅。而中國士人身處於此，卻是其中壓迫婦女甚深之封建禮教的捍衛者。

「雅」有酸氣，但一般平民的「俗」又是什麼？有時也是一種對抗。老實說，雖然杭州西湖四周遍佈各歷朝歷代文學大家的名文秀句，但你吟你的，對於一般平民大眾來說，西湖卻是因為白娘子會許仙、賣油郎獨佔花魁等故事才會在你我心裡靈動。此其一。

其二既然談俗，就免不了談中國歷史上最「俗」的一段日子。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超級以人民作主的時候，滿地遍城四舊的杭州，又是如何。老實說，真的頗詭異的。

在文革時期，所有人大約可以分成三派，鬥人的造反派、被鬥的反革命派、無所事事混時間的逍遙派，那時的杭州當然免不了造反派紅衛兵的打砸燒，岳廟文革一開始就被杭州四中的紅衛兵給砸了，西湖周邊許多景點也難以倖免。不過後來紅衛兵要去砸靈隱寺，居然浙江大學的學生「政治不正確」跑去組人牆護寺，連開好幾天幾夜文鬥場，最後拖到周恩來下條子派軍保護後擋成了。其實咧，比起其它文鬥武鬥得不亦樂乎的城市，杭州詭異的地方就在於，居然在文革這種全面的政治運動時期，是個逍遙派的安樂窩。

文革時期長時間停課停班，身份不正確的臭老九紛紛了下牛棚，再無吟詩作對之機，而對於佔大多數的杭州逍遙派來說，卻變成杭州西湖的「補課遊」，平常上課上班無心無力尋幽訪勝，現在放大假，天天呼朋引伴遊山玩水、風花雪月，還有閒情逸致邊在西湖游泳邊喝啤酒。雖然西湖景區裡因已無人整修，卻只是「少了點濃妝淡抹，卻多了點野性的美」，該跳忠字舞的照跳，該做氣功的也照做，各景區的茶室照開，喝茶便宜，點心隨便，賞心悅目、品茗酌點之餘，香菸呢，居然伸手互擋一下就有。

不僅僅逍遙派，2000年至東北吉林四平與一反國企侵吞的女工訪談，當年她也是紅衛兵四處串聯，她提到遠征杭州時可是眉飛色舞，當年的串聯內容早忘了，卻不斷直嘆好山色不虛此行。其實仔細一查，杭州可是當年造反派紅衛兵排行前幾名的串聯基地，至今仍津津樂道，原因有二，第一，杭州拿熟食免糧票；第二，杭州的景點全部不用門票。搞了半天，這叫做革命時也不忘順便覽西湖，潛意識裡都藏著有西湖的清麗雅致、趕熱鬧循蹤覽勝的俗氣，實在懷疑雷鋒是否從頭到尾就在杭州從沒站起來過。

總而言之，江南文化一直有其社會特質在，現在的情景是否只是接續著過往底蘊的累積持續發展，而解放後至文革30年的曇花一現，也無撼動根本的質素，這值得進一步討論。只是如果連文革這麼全面的運動難免有這種鬼打牆的現象，甚至最後的反彈更是讓整個中國義無反顧的走向改革開放，這等殘酷，任何議題的改革派，皆需警之，否則遲早會落入「取消派」的窠臼。

常常所謂的雅俗之爭，多為在中國傳統文化架構下的辯析，中國古代文人常以透過外在顯影有感而發藉以省身，獨顯滔滔正氣以排俗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是顯例，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進退皆憂之時，表其忠君愛民之心，但這真是因為距離及地位造成的幽嘆悲懷，精英與大眾安分就坐後其實是前者的孤高及輕視。如今身處江湖，就該認為自己就屬於江湖，與人海同屬茫茫，處江湖及人海中，才能談出周遭自身逍遙苦痛雅俗精粗之處，不僅藉之跳脫古人無病呻吟之累，面對現今更是龐然巨物的市場力量，才有動員實力得以從容以對。請注意，生祥與永豐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蹲到底的層次在動員對抗，卻被金曲獎以「族群類型」切割後轉化，無可避免有這一波新的抗議大動作。

在這裡，恐怕就連1949至1979時期的中共領導人，也從未在此看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