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昨天蘇建和案宣判，居然再判三人死刑，一些報導堆積在這裡，一些細節描述已經很多了，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這個案子和司法改革的關係。

其實蘇建和案真是台灣司法改革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案例。

蘇建和案的資訊可以從司改會做的〈案情簡介〉看到：

1991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汐止鎮吳宅遭人潛入，吳氏夫婦被砍殺身亡，這宗慘絕人寰的命案不僅破碎一個幸福的家庭，更埋下製造三個無辜家庭的不幸。只因為警方不相信兇手王文孝一人可以砍殺七十九刀，在刑求逼迫下，讓王文孝供出包括自己弟弟王文忠在內，共有四人共謀；再以同樣方法令王文忠供出其它三個共謀，即為蘇建和等三人。

八月十六日，三人陸續被捕，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是在警方連續審訊超過二十四小時的法定時間，以及嚴酷的刑求逼供對待下（包括以打火機燒下巴、倒吊灌尿水、辣椒水；以鐵棰隔著電話簿捶打胸部；以電擊棒電擊下體；燒焦之後再為其擦上綠油精；脫光衣服坐在冰塊上，再用大型電風扇吹他脫光衣服綁在椅子上，然後在水溼的地板上以電擊棒導電，讓被告背著椅子在地上跳著，名之曰：耍猴戲等等），三人有的意識不清、有人被迫違背意志的簽下了所謂的「自白書」（警訊筆錄）。

三人離開警方掌握後（其中劉秉郎始終沒有承認），雖然一再澄清之前的自白並非出於自由意志，也都提出了王牌證據?「不在場證明」，但卻都不被檢察官、法官採信，就這樣，本案只憑三人加上王文孝、王文忠的自白，以及非法從莊林勳家中隨意取得的24塊硬幣，法院便將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三人各處以兩個死刑，王文忠以在樓下把風的「結夥竊盜未遂」罪名判刑兩年八個月（已經服刑完畢出獄，並且主動為三人喊冤），王文孝則於次年一月十一日依軍法執行槍決。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從檢察官到三審法官，居然都只相信因為警方刑求逼供而來的「自白書」，以及「非法從莊林勳家中隨意取得的24塊硬幣」，就將三人判處死刑。

從1992年士林地方法院判決三人各兩個死刑開始，在各級法院的來來去去就沒停過，可以說是創了台灣數項司法記錄。在一二審都判決死刑後，最高法院分別在1993年、1994年撤銷高等法院的死刑判決，但在高等法院仍維持原判後，最高法院也於1995年判決確定。但隨後就是檢察總長提出三次非常上訴。然後在民間團體的努力下，最高法院又於1999年撤銷原裁定，發回高等法院，結果高等法院在2003年再審宣判三人無罪，當庭釋放，但隨即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又上訴，最高法院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結果卻等來6月29日的死刑判決。

總共16年過去了，真恐怖，1991年的時候，我也才剛要上大學，耗到現在2007年，三個人的青春與成長，就被警、檢、司法體系耗乾。但這16年中間，因為蘇建和案卻讓台灣的司法體系開始有了成長，你我都是受惠者。

最重要的，就是「刑事訴訟制度」的改變，大家可以看高涌誠這篇〈漫漫司法改革路〉：

十五年前，被告的自白被視為證據之王，偵查機關往往漠視客觀證據，只想取得被告的自白，這種證據法則，根本就是刑求滋長的溫床。十五年後，刑事訴訟法已明文規定，訊問被告要全程錄音錄影，而只要被告主張自白不是出於自願，檢察官又不能舉證時，被告的自白就不能做為證據。

如果不是蘇建和案讓整個社會對於刑求及濫用自白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根本不可能通過，你我都可能因為任何的案子，受到警方相同的對待。

所謂「刑求逼供、屈打成招」，這真是司法在封建時代、科技不彰時的搞法，如果去看三言二拍，裡面三篇裡面就有兩篇就是搞刑求，而所謂的自白，更是在《刑事訴訟法》中不能被視為唯一證據，必須要有「嚴格證明法則」檢驗，法官才能就此形成心證。

結果呢？6月29日的判決中，法官仍以自白作為判刑根據，也難怪判決一出，所有律師氣得將律師袍反穿。因為這根本就代表了因為蘇建和案而來的這十幾年來的司法改革真是回到原點，所有聲援團體都覺得10幾年白搞了，難道《刑事訴訟法》是擺著好看的嗎？就算《刑事訴訟法》是在蘇建和案後才通過的，但「證據法則」難道不是司法從頭就該秉持的理念嗎？否則法官依然隨著警方和檢方炮製的「證據」亂判，這樣的司法還有什麼好期待的？

ps. 雖然有《刑事訴訟法》，但是警方惡劣的行徑還是層出不窮，例如在楊儒門案中，警方還是敢製作假筆錄，而檢方也居然不聞不問。

楊儒門上週被放出來後，社會上有一些討論，什麼暴力抗議該不該營救的問題我就不多說了，這根本牽涉到立場的問題，有些話在〈我還是要說（三）：弱勢者 v.s. 雞蛋暴民〉已經談了很多了。

而昨天自由時報一篇投書實在看了夠膩：關刀客vs.炸彈客，文中直指：

白米炸彈客凸顯農民的困境，關刀客彰顯了台灣價值。受到社會的關注，卻有天差地別。

整個訴訟過程，黃明才獨自上法庭，沒有錢請律師，也沒有任何團體聲援，現在即將入獄，他只希望法官能歸還他向廟裡借的「關刀」。

黃明才交保時，他堅持要求檢察官歸還那件「殺連戰、救台灣、賣國老賊看刀」的背心，他堅持穿著這件背心走出看守所。現在，入獄前，他只希望法官能歸還他向廟裡借的「關刀」。

也許，黃明才太單純了吧！正義的關刀，在泛藍居多的法院、報社電視台，從來就是鎖在櫃子裡！

這不是什麼泛藍法院不法院的問題，舉個例子，和楊儒門差不多時間，有個高寶中為了要反台獨，就在台北火車站停車場放置瓦斯鋼瓶引爆，結果到了二審仍判了無期徒刑。

在那個時候，在聲援楊儒門如火如荼時，也曾經和幾個朋友聊到，覺得統派真遜，為什麼不聲援高寶中？講白一點，高寶中可是至今為了兩岸統一而唯一用這麼激烈手段抗議的人（應該是吧），這些平時在電視上煽動統獨的政客，怎麼有沒有人站出來為高寶中說話？

前面說過，這種事情算是對於底層人暴力抗爭怎麼面對的立場問題，社會上本來就會有反彈的力量，這是要鬥的，畏首畏尾，甚至對於與自己相同政治立場，但最後選擇暴力抗爭的群眾，如果用不理不睬的方式對待，我絕不相信這個「政治立場」是認真的，甚至我看只是拿來累積政治資本的工具。

同樣的，在前年426機場事件的時候，我也認為關刀男本來就無罪，但真是看不起那些帶隊到機場，出了事情後就落跑得比誰都快的政客：〈喋血機場誰該被關？放鞭炮、舞關刀有何錯？〉，也希望知道關刀男的下落：〈協尋關刀男〉，去年底知道關刀男被判無罪，也高興了一陣子〈爽！關刀男被判無罪〉，沒想到二審又被判有罪。

看到這段話：「整個訴訟過程，黃明才獨自上法庭，沒有錢請律師，也沒有任何團體聲援，現在即將入獄，他只希望法官能歸還他向廟裡借的『關刀』。」真覺得自己沒有好好去追這件事情實在罪過，但也覺得盧太城之流實在可恥，和統派不支援高寶中一樣，我搞不懂，為什麼獨派也沒人幫助關刀男，搞到要他獨自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上法庭，然後被判刑後再罵法院是泛藍開的，這簡直就是將關刀男的剩餘價值榨到最乾，真是夠殘酷的。

延伸閱讀

「被背叛的台灣人」─ 抗爭紀實筆記 楊祖珺

端陽節至，不論雷峰塔下壓的是白娘子還是雷鋒，難得在這個事事拉警報的時候，從另一個方向來看事情也不錯的調劑。

其實江南地區的觀光潮不是今日起始，自宋代開始，這個曾在中國史學界吵翻天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地區，以蘇杭為中心的江南，就是著名的觀光景點，人潮帶來錢潮，使得文化商品化經過資本積累的推送不斷深化。同樣的，這裡面早也產生了「雅」、「俗」之間的辯證。

清龔自珍的〈書金伶〉一文算是最精準提到江南文化的雅俗拉鋸。在清乾隆年間，所謂盛世之下，商品經濟發達，崑曲也面臨到轉型的關鍵點，正由古典清曲往近代劇曲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越來越世俗化、大眾化、市場化，當時的崑曲大師葉堂，能雅能俗，「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

葉堂有兩名弟子，一為鈕非石，清曲、劇曲都得葉堂真傳，另一為以大眾化的劇曲紅遍大江南北的集秀班掌櫃金德輝。鈕非石為一貌不驚人的江南書生，終生未參加科舉考試，卻極富藝業，國學、圖籍、古玩都名噪一時，崑曲的功力更是不用說了，金德輝雖為平輩，但鈕非石曾經露過一手，讓金德輝拜服求教。

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刌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為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

簡言之，鈕非石雖身兼雅俗之藝，卻明白告訴金德輝，若不學通俗劇曲，你將來就會和我一樣挨餓受凍。金德輝後大紅大紫，兼之大富大貴，鈕非石仍作他的窮書生，而鈕非石人也有趣，看到金德輝紅了之後恃才傲物，又開始點他：

德輝……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成名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為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為上座。既就夕，主客嘩，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善，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囈，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譎，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暗，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己，忽放吭，作雲際老鸛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

這「哀秘之聲」真是恐怖，金德輝居然失控不能自己。不過這裡面的爭論，不知是否和這幾年金曲獎「主流、非主流」獎項之爭類似，而近日生祥拒領金曲獎產生的一些關於音樂文本的討論，應也可從其中抓到一些討論的線索。

胡曉明的近著《文化江南札記》中在感懷江南地區近期觀光商品化問題的時候也提到鈕金典故。他的總結如下：

江南文化有兩元，即大俗與大雅。這兩元的關係非常錯綜複雜，有時是雅假裝成俗，假裝沒有他自己，而在俗的血肉裡，取得自己的生命；而有時候，又是俗假裝成雅，將雅作為他的裝飾甚而奴僕，然而靈魂裡仍然是俗。雅和俗，你仔細看，無時無地不是在那裡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互欺騙，就像一對沒有真情而又無法真守的無奈夫妻，這或許正是江南文化的一個重要性格。

但說真的，胡曉明的問題在於仍脫不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迷障，他依然繼承著中國傳統士大夫代表精英的「雅」，低眼看大眾平民的「俗」。中國士人卡著知識詮釋權，在朝時就是官，在野時則是縉紳，這是由位置形塑而來的距離，表現在外在，就是一套對人事時地物的處事邏輯，這是清高，也是孤傲，卻不知自己從來就是在芸芸眾生中才有其意義，例如才子常得有才氣縱橫的名妓為伴才顯風流。如《文化江南札記》書分三部，金陵、杭州、蘇州，僅杭州一地，從明末清初秦淮八豔的柳如是起頭，談佳人才子國破家亡時之吟哦事蹟，無柳如是之奇，何來當年明末文人的雅。而中國士人身處於此，卻是其中壓迫婦女甚深之封建禮教的捍衛者。

「雅」有酸氣，但一般平民的「俗」又是什麼？有時也是一種對抗。老實說，雖然杭州西湖四周遍佈各歷朝歷代文學大家的名文秀句，但你吟你的，對於一般平民大眾來說，西湖卻是因為白娘子會許仙、賣油郎獨佔花魁等故事才會在你我心裡靈動。此其一。

其二既然談俗，就免不了談中國歷史上最「俗」的一段日子。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超級以人民作主的時候，滿地遍城四舊的杭州，又是如何。老實說，真的頗詭異的。

在文革時期，所有人大約可以分成三派，鬥人的造反派、被鬥的反革命派、無所事事混時間的逍遙派，那時的杭州當然免不了造反派紅衛兵的打砸燒，岳廟文革一開始就被杭州四中的紅衛兵給砸了，西湖周邊許多景點也難以倖免。不過後來紅衛兵要去砸靈隱寺，居然浙江大學的學生「政治不正確」跑去組人牆護寺，連開好幾天幾夜文鬥場，最後拖到周恩來下條子派軍保護後擋成了。其實咧，比起其它文鬥武鬥得不亦樂乎的城市，杭州詭異的地方就在於，居然在文革這種全面的政治運動時期，是個逍遙派的安樂窩。

文革時期長時間停課停班，身份不正確的臭老九紛紛了下牛棚，再無吟詩作對之機，而對於佔大多數的杭州逍遙派來說，卻變成杭州西湖的「補課遊」，平常上課上班無心無力尋幽訪勝，現在放大假，天天呼朋引伴遊山玩水、風花雪月，還有閒情逸致邊在西湖游泳邊喝啤酒。雖然西湖景區裡因已無人整修，卻只是「少了點濃妝淡抹，卻多了點野性的美」，該跳忠字舞的照跳，該做氣功的也照做，各景區的茶室照開，喝茶便宜，點心隨便，賞心悅目、品茗酌點之餘，香菸呢，居然伸手互擋一下就有。

不僅僅逍遙派，2000年至東北吉林四平與一反國企侵吞的女工訪談，當年她也是紅衛兵四處串聯，她提到遠征杭州時可是眉飛色舞，當年的串聯內容早忘了，卻不斷直嘆好山色不虛此行。其實仔細一查，杭州可是當年造反派紅衛兵排行前幾名的串聯基地，至今仍津津樂道，原因有二，第一，杭州拿熟食免糧票；第二，杭州的景點全部不用門票。搞了半天，這叫做革命時也不忘順便覽西湖，潛意識裡都藏著有西湖的清麗雅致、趕熱鬧循蹤覽勝的俗氣，實在懷疑雷鋒是否從頭到尾就在杭州從沒站起來過。

總而言之，江南文化一直有其社會特質在，現在的情景是否只是接續著過往底蘊的累積持續發展，而解放後至文革30年的曇花一現，也無撼動根本的質素，這值得進一步討論。只是如果連文革這麼全面的運動難免有這種鬼打牆的現象，甚至最後的反彈更是讓整個中國義無反顧的走向改革開放，這等殘酷，任何議題的改革派，皆需警之，否則遲早會落入「取消派」的窠臼。

常常所謂的雅俗之爭，多為在中國傳統文化架構下的辯析，中國古代文人常以透過外在顯影有感而發藉以省身，獨顯滔滔正氣以排俗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是顯例，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進退皆憂之時，表其忠君愛民之心，但這真是因為距離及地位造成的幽嘆悲懷，精英與大眾安分就坐後其實是前者的孤高及輕視。如今身處江湖，就該認為自己就屬於江湖，與人海同屬茫茫，處江湖及人海中，才能談出周遭自身逍遙苦痛雅俗精粗之處，不僅藉之跳脫古人無病呻吟之累，面對現今更是龐然巨物的市場力量，才有動員實力得以從容以對。請注意，生祥與永豐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蹲到底的層次在動員對抗，卻被金曲獎以「族群類型」切割後轉化，無可避免有這一波新的抗議大動作。

在這裡，恐怕就連1949至1979時期的中共領導人，也從未在此看開。

如題，閱某大記blog後多人爆肝，小弟也不行到兼有所感。另，勿對號入座。

最近迷上黃景仁的詩，這傢伙命運多舛，寫起體感詩真是一把罩的，尤其是孤寂類，已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只可惜他老兄35歲就因病掛了，不知隨著年歲增長，他的孤寂是否會如同其它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一般昇華成「孤隱」。

說到孤隱，最有名的莫過於在北宋年間，於杭州西湖孤山隱居的林和靖，在宋真宗裝神弄鬼的「封禪」時期，林和靖不甘於藉著封禪來拍馬屁直上青雲，選擇隱居於西湖孤山，植梅養鶴，所謂「梅妻鶴子」的成語就是這樣來的。

不知道怎麼搞的，這種「風範」始終讓中國知識份子欽羨，舉個最近的例子，金庸的《笑傲江湖》，不僅以「隱」來貫穿，而為了逃避日月神教烏濁之氣的江南四友，選擇在西湖孤山梅莊看押任我行，而最後有隱士性格的令狐沖及任盈盈婚宴曲諧又於此舉行，既有梅、又在西湖孤山，這可是非常技巧地暗自上承林和靖。

但在西湖孤山真能隱？江南四友最後逃不過教內政治的牽扯，那林和靖呢？其實看孤山的位置就知道，離整個西湖東側的杭州市區不過數步之遙，又在白堤這個自古作為西湖遊覽起始點之側，從杭州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景點開始，這裡的墨客騷人、熙攘遊客就從沒停過，林和靖於這種地方在脖子上掛個牌子說自己在隱居，那可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林和靖作為北宋時期的隱居達人，「有名」到什麼程度呢？當時大詩人梅堯臣、大官大文人范仲淹都與之結交，杭州歷任太守中，至少有五位與林和靖交好，最後還讓宋真宗賜其為「和靖處士」，在林和靖過世後，宋仁宗還賜縊「和靖先生」，還贈與栗帛。

孤山北側現在還有林和靖墓及放鶴亭，登上隔著北裡湖的葛嶺，從葛洪的抱朴道院往下走，有一涼亭，剛好可遠望到林和靖墓。涼亭樑柱湊趣地有一幅對聯「孤隱對邀林處士，半閒坐論宋平章」。宋平章就是南宋有名的奸臣賈似道，當時權勢燻天，在葛嶺山腰、抱朴道院下方蓋了他的宅邸，取名為「半閒堂」，典故在於有一無名氏提詞諷刺賈似道：「軒冕儻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佔取，留一半、與公閒。」誰知賈似道聽了大悅，自己佔了神仙一半的閒，那真是人間活神仙，就把剛起的宅邸取名為「半閒堂」，自稱「半閒老人」。

當年賈似道雖貴為宰相，卻閒到上朝寥寥無幾，但入宮還頗有效率的，賈似道從葛嶺的半閒堂，拉了一條大纜繩直通西湖東南岸的南宋皇城，兩端以盤車固定，他一上纜船，就有工人絞動盤車，飛也似地將纜船從葛嶺拉到皇城，湖光山色一瞬而過。這是賈似道為了爭取公餘之際的「閒」，瀏覽逛不盡風花雪月、晴瀲雨奇的西子湖，自號的「閒」比起「隱」，真是誠實多了。更別提自古遊客如織的葛嶺，遠眺孤山，對邀隱士，林和靖生前死後大概都如動物園的動物般讓人指指點點。

所以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西湖的孤隱呢？應該叫做假隱。

而以黃景仁一生顛沛流離，尋一落腳處做一食客翁尚不可得，病死他鄉，這才是社會現實，除非中樂透或長期有金主包養，他沒條件「閒」，當然更沒有條件「隱」了。

西湖之西、左岸之左
關於梅妻鶴子的故事
賈似道
黃景仁

本來想先談「簡訊」問題，但抱歉，還是得延到下一篇了。

樂青528丟雞蛋的事情引發了一些討論，雖然仍把樂生議題侷限在雞蛋該不該丟這件事與否，的確有點像堯所說：「這就好像去看了場電影，卻只記得其中的一場床戲，而荒謬的把所有的劇情全部忘光光一樣。」但我還是覺得裡面有些問題蠻值得每個人自我釐清。

先撇開是不是要丟雞蛋給記者拍，首先一個該談的問題，到底丟雞蛋有什麼大不了的？為什麼有些人覺得這是很基本的抗爭，有些人則覺得這是暴力的展現。

從台灣民主的發展來看，真是感謝阿斌剪了這段片子，從來用雞蛋砸官署，就只是表達對官方不滿的基本動作之一，當年的抗爭，可是一籮筐的公然帶著，曬個兩三天，這樣丟過去又臭又黑，哪像那天偷偷從書包拿出來零零星星的新鮮雞蛋，蛋白還能拿去美容。

不要告訴我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所以不需要丟了，台灣是否進入「轉型」，從去年七一五學者提出「轉型正義」後已經有很多的討論，而樂生案暴露出整個政府機制的顢頇、官僚，與過往國民黨執政時期幾無二致，多少理性的溝通、陳情都像泥牛入海？這些雞蛋砸給捷運局，就像以往的勞委會、經建會、立法院、環保署…等等部會一樣，一點都不冤枉。

唯一的差別是，砸雞蛋這件事情從來就不一定等於違法與暴力。以前砸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部會，還有家父長遺緒，會自己唾面自乾，現在的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反而卻「見笑轉生氣」，動輒祭出污辱公署罪，還抹黑砸雞蛋的抗議者是暴民。只是許多朋友跟著大驚小怪，也跟著認為砸雞蛋等同於暴民、不理性，這又是為何？

其實528當天一名警察看到砸雞蛋後大吼大叫的反應蠻具有代表性的：「你們知道這樣使用暴力，會讓社會不同情你們嗎？」

從2004年樂生保留運動開始從與院方的抗爭，走上街頭開始，社會觀看的角度及運動本身的自我設定，都以「弱勢者」爭權益作為基調，不可避免的，這會有一種期待，就是樂生院民這群弱勢者需要「被同情」，弱勢者需要社會可憐的，這形成一種弱勢者也必須自我形塑「可憐」的形象。

而樂青一直以來所謂的「抗爭」，其實大家別誤會很暴衝，基本上一直也符合上述的期待，就算從3月初開始的「最後關頭」呼籲，去堵蘇貞昌官邸、兩次六步一跪、大遊行，都是一種「弱勢者」希望受抗議者及社會「看到我們」的抗議形式。我舉個例子，在331新莊大遊行後，樂青譴責周錫瑋的文章，仍強調樂生院民的弱勢處境：「煽動人們把目前生活的不順遂，怪罪在一小群弱勢者身上的做法，是法西斯主義的行徑，也就是當年造成漢生病患隔離的原因。我們要求周錫瑋縣長立即向全民道歉，以免讓恐怖的法西斯主義滋生在台灣美麗的土地上。」

好，那麼一旦這些手段和溝通都無效了呢？弱勢者該不該以「攻擊」的方式表達不滿？社會又允不允許弱勢者用「強硬」的手段進行抗爭？

這其實是個嚴肅的問題，丟雞蛋只是跨界的第一步，是樂生運動的跨界，更是社會自己怎麼觀看樂生運動的挑戰。當弱勢者拿起「武器」，這個武器就算是溫和到不行的「雞蛋」，但這已經代表了弱勢者不只需要社會「同情」，因為弱勢者將用自己的力量挑戰整個國家機器時，這個社會必定有人理解，但也許更多人發現弱勢者的「行為」不再弱勢，自己無法再以高姿態同情、呵護的弱勢者，就變成他們口中的暴民。

你可以希望他們永遠該是理性、到處哀哀泣訴的弱勢者，然後告訴他們這樣媒體就會報導、官方就會受壓力或感同身受，權益就就這樣從天上掉下來，我想我不用點名了，這樣想的在很多記者、部落格、黑米留言中很多，我覺得也可以，那就請各位繼續帶領樂生弱勢院民到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衛生署、工程會、文建會、捷運局、北市政府、北縣政府陳情泣訴，證明給我們看，已經這樣做長達三年的事情現在還有用。

樂生的確弱勢，但它可能會有不弱勢的一天，社會運動本來就是要empower，讓他們大聲站出來，某個時期是以「弱勢者」的身份出來對抗，但更重要的則是他們不該永遠是受同情的客體，弱勢者強勢的站出來，不該只是表面看到的「不理性」，因為這種「形象」的顛覆，需要考量多少的事情、下多大的決心，因為這背後有太多社會評價、法律、運動路線的代價。你我或許都不想看到自己同情呵護已久的弱勢者必須選擇強勢地站出來，但總要稍微去理解弱勢者為什麼不再弱勢背後的社會因素，別忘了楊儒門的炸彈，可是到處投書後無人置理後被逼出來的，看到暴力就抓狂的人當然可以對楊儒門譴責，但面對大鯨魚政府及媒體的怠惰是不是也該花更多力氣批評？或許還可以參與對所謂的「暴民」及「恐怖份子」圍剿，把他們進一步逼到牆角，賭他們被消滅或是反彈更大。

最後，一個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當弱勢者無法被自己注以同情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眼中是什麼？

延伸閱讀：

一場「民主」的試煉正降臨在紅軍的身上

台灣人其實並不守法，我們常常在私領域違法，但卻極度缺乏在「公領域」違法、在公共場合「無視」法律存在的勇氣，對法律的「對抗性」違反，顯出對體制的衝撞，有時能產生出極大的力量；違法當然需要付出代價，近年來，我看到最讓人尊敬的行動者就是楊儒門，當他面對審判時，對於他將面臨刑期的無所謂，正充分表現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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