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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綠惡鬥，中國時報繼之前「來場學生運動吧！」的呼喚，今天又在小社論提出了學運困境說。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靜坐，從頭到尾不到10個，對反扁學生運動期待過高，現在底牌掀開，當然令人怵目驚心。

但現在的學生真的對政治冷漠、對社會失去熱情？就在同一時間，頂著大熱天遠征貢寮參加裸體反核的學生，隨便湊就有20多個；6月初的保存樂生院大遊行，超過500名的社會人士及學生參加；5月中的教育公共化大遊行也是200、300名學生參與，這些例子，難道也叫「對於公共事務冷漠」？

學生並不是失去熱情，只是更準確地知道自己要什麼。

遠的來看，野百合時代學運領袖，紛紛登上廟堂，將學生運動當成政治資本，露臉卡位、製造爭議比實踐理想在行。近的則是2004年學生運動，領導者陳政峰被簇擁不說，之後成為國民黨國大代表，表面的年少純真不過也是政治算計的一部份。

現在呢，在貪腐動搖到陳水扁政權的合法性時，呼喊的學運，想像的必定是風起雲湧的集結與激情，從中正廟發出的吶喊，與立院的泛藍優勢互為犄角，無邪純真搭配政治法權，將總統府代表的權威摧枯拉朽。

這讓政治緊繃下產出的學生運動，要有高層次、抽象的政綱與訴求，由於學生沒有自己的政治社會基礎，只能用自己或社會營造的純潔身份振臂高呼，但各方政治情勢的盤算，卻不容學生控制這場遊戲。學生運動成為藍綠的短兵相接、肉搏廝殺的一部份，藍綠唯一共識是，將原本就不是政治真空室產生的學運，視為理應純潔，然後，都將純潔往己方學運身上套，不純潔的帽子送給對方。

所以從野百合以降，類似的集結已有多次，邊際效應逐次下滑，規模與影響日趨薄弱。加上激情的活動過後，學生只要肯往下紮根，就可以發現，台灣的現實是，藍綠都是同一個德行。

現在蹲下去參與各種社會議題的學生都知道，樂生院為了地方派系利益，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頭人到現在都還在踢皮球；反核更不用說了，國民黨長期擁核，民進黨執政後還把反核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完全賣掉。更何況笨笨的跑出來，藍綠政治人物，會大發善心減免高學費？還不如打工、網拍賺錢來得實在。

何榮幸在《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一書中，認為1980野百合學運世代的運動風潮，包含了四個層面的參與，各校發起的「學運領袖」、活躍參與的「學運份子」、間接參與的「學運群眾」、被學運改革波及而影響與改變的「學運氣氛感染者」。

現在來看，那種翻雲覆雨，只會製造政治投機的學運領袖的學生運動時代已經暫時過去了，有些人，透過學運彈簧床，蹲下是為了跳得更高，漫步在雲端，上去就不想下來，以受眾人朝拜。現在的學生不想見惡思齊、送佛上西天，難道有錯？只看到這些人創造的案例，當然覺得現在的學運氣氛低迷。

別忘了還有更多的人，是從野百合前開始，就是「次要」的參與者，一波波的學生，經過了一場場運動及社會底層洗禮，至今仍在台灣勞工、環保、社區等等領域為社會公平、弱勢正義努力不懈，細水長流，誰才是真正不讓台灣向下沈淪的力量？

看到glenngould對於地下電台的看法，我想，我和他之間應該少有議題會有同樣的看法，雖然在論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說，現在有申請成為電台的合法管道，但老實說，對於這種堅持邊緣戰鬥的朋友，我不認為說他們不肯合法化，有什麼不對。

至於刺馬的言論，我可以說是舉雙手支持的，這不是什麼泛藍泛綠的問題，基本上，對於民眾對於政治人物喊打喊殺，得看的是背景因素和源由，泛藍群眾說要宰了陳水扁，我也蠻能體諒的。

最該被譴責的，則是像王幸男之流，先前對著媒體，說陳義雄家屬「人人得而誅之」，利用自己的權位及免責權，對於一般民眾進行這種政治判決。所以要有地下電台或其群眾說要斃了王幸男，逞逞口舌之能，我當然支持，如果還是泛綠的電台，能如此辨明是非，那只能說佩服而已了。

只是宰了政治人物，在台灣甚或世界的現實是，這些政治頭人已經變成族群的象徵，真的掛了他們，造成的將是泛藍泛綠之間群眾的衝突。

一個慘痛的例子是盧安達種族大屠殺，大家可以看程宗明這篇〈激盪中的族群衝突與電視改革之國際性省思〉。中間媒體與族群衝突間的關係，和地下不地下關係不大，問題在於，要怎麼避免類似的情況。

程宗明的文中提到一個問題：

當時聯合國駐團該地的加拿大使官Romeo Dallaire曾公開呼籲對RTLM給予干擾禁聲，然而來自美國勢力觀點卻反對此舉，認為有違冷戰時代國際法中的訊息自由流通原則。以後事之師而論，盧安達事件彰顯了過去西方自由與社會主義競爭下的傳播與人權價值觀之不足。

第一代的人權與傳播價值體系為自由主義傳統，強調不經審檢的言論發表與言責自負的理性觀，在RTLM催化種族屠殺的醜陋行徑中，看出其過度樂觀的問題

看起來，glenngould仍然以自由多元競爭為原則，不論如何不應進行任何的管制。

目前台灣的管制手法，有點走之前澄社的那本《解構廣電媒體》的想法，從原來國民黨時代的對內容審核，漸漸地走向針對結構進行間接控管，概念大概是，威權獨裁有問題是不用說的了，過於自由放任，也只是讓媒體內容日趨商業化，反而內容日趨單一，有礙多元。

自由放任或結構管制兩條路線，經歷了台灣自1990年代之後的發展，媒體的表現，自由放任說，恐怕還得有更多的論述及實例支撐，一個台北愛樂電台，不足以證明整個媒體環境在自由放任下，有自動向上提升的空間。

但看待「管制」，不該一聽到「管制」就抓狂，也不應該看到媒體亂象就將「管制」無限上綱，要對一些不同之處進行辨析。比如說，glenngould舉出衛星電視換照審查的例子：

外界質疑聲浪不斷, 新聞局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八月底終於公開換照審查的報告書, 對這些電視台「不予換照」的理由包括「財務狀況欠佳」「經營能力薄弱或不足」「播出清涼秀」「 節目廣告化」「節目非自製」「節目報明牌」「節目廣告化」「清涼秀節目過多」等等充滿個人主觀價值判斷、自以為高尚的理由。

這裡的個人價值判斷如果值得被批評，那之前的「分級制度」，更應該被探討，這個部分，苦勞網之前罵的多了，這裡不贅述，我只是要說，在分級制度裡，的確有個將媒體內容或亂象「妖魔化」的過程，形塑某種道德觀的社會意識型態政治正確。

現在的媒體政治亂象及地下電台，的確有探討的空間，但如果藍綠也搞貼標籤的妖魔化手法，架著NCC去玩，我覺得就值得檢討了。就算如此，但這不等於TVBS、地下電台、甚或什麼聯合報、自由時報的媒體內容不該被質疑，只是質疑的該是誰，政府的角色該怎麼被放置。

程宗明的文章也提到荷蘭的例子，荷蘭在某個極右派被槍殺後，公共電視做出了一些努力。與這個例子的觀點類似，我一直覺得台灣的公共電視長期以來失職，比如說不論是公共電視要有影響力，或是要讓社會將公視看做是一個重要的角色，怎麼能自我放棄這種議題，比如說，如果我們認為從高捷案以來的媒體爆料都是有問題的，那好，公視有這麼多資源，幾個月已經過去了，做不出擲地有聲的深度報導與追蹤，SOGO案、台開案、罷免案，公視又端出過什麼不同於爆料及挺扁的新聞？2100與大話新聞隔空交戰，公視又做出過什麼不一樣的政論節目？台灣的公視，和盧安達任由大屠殺爆發的公視有都什麼不同？公視怕髒而迴避政治，其實只是讓自己在社會弱化，不成一個重要角色。

當然，去掉公視這個脈絡，也有談的方式，比如說，我就不認為在批評政府管制媒體過多的同時，可以迴避掉對於目前媒體內容自己的看法，只需要像念經一樣，說政府不該管制就可以打混過去。因為不論贊成管制或否定管制，都會造成有利於或不利於某種言論的出現，打著去政治的旗幟，也會有其政治效果。

但目前的間接管制，的確會有許多荒謬性跑出來，例如明明就是對於其言論不滿，但卻用一些程序問題來否定，姚文智搞TVBS、現在泛藍立委搞地下電台都是如此，我倒覺得，這部分媒體該被譴責的是在內容上沒有任何可討論空間，每次議題弄到最後都是互相取暖，淪為政治共謀，這部分，如何建立起一個民間的監督及介入機制，是值得談論的部分。

管制的層次這個部分應該還有更多的討論空間。舉一個例子，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張翠蓉的〈非法旅程〉，當然，我們可以說反正都是市場機制，地下巴士透過壓低價格，有其競爭力，另外，強力取締這類巴士後，反而讓一些低收入的人失去移動的權利。只是除了這麼簡單的邏輯之外，沒有更值得細緻探討的事情在裡面了嗎？

一個朋友這麼說：

「散亂、壓抑而憤怒的群眾，簡單一句話就可以把他們組織起來，還不用負責任」

罷免案我有這種感覺，這是在政爭層次上，其衝擊，將表現在台灣的族群、藍綠上面。

治水預算也有這種感覺，簡單一句妨礙治水預算通過就是不顧民生，許多人都像鸚鵡一樣跟著說，現在的臨時會，已經沒有反治水預算的空間了。

連今年一月反對治水預算的台聯立委尹伶瑛，這一次也跳出來站在第一線，要求通過治水預算。



其實罷免案不會過，泛綠現在強力支持治水預算，泛藍立委大概想到做夢都會笑。而泛綠也能透過反罷免，讓分一杯羹合理化，真是罷免、反罷免藍綠政客都爽歪歪。

僅以數文紀念政爭下的民生議題。

是治水還是勒索？ 劉惠敏（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藍綠惡鬥下　環保團體力擋治水預算

跳脫藍綠看治水預算的荒謬

【深度網摘】昔日肉桶又自肥　今日治水才愛台 王以寧

今天下午參加笑笑的紀錄片：《海棠、馬沙與珊瑚》放映會及映後座談，人蠻多的，我去晚了都沒座位了。

片子好看，座談也蠻精彩的，不過今天純粹照相，報導交給實習生寫，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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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04搞定的報導：《海棠、馬沙與珊瑚》音樂與環保的碰撞火花　星星即逝或燎原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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