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毒蠻牛事件隨著千面人王進展被捕而漸漸進入沈寂。但在過程中媒體所呈現的被害人、加害人的故事，卻讓我一直覺得少了些什麼。

被毒蠻牛毒害的，總共有四個人，總共一死三傷，媒體對他們的背景沒有多所著墨。

死亡者是周乙桂。56歲的水電工，因收入不穩定，迄今未婚；上工時，常喝蠻牛提神。這次喝下毒蠻牛，害他送了命。

傷者是何漢森、趙世芳、李峰銘。

趙世芳，32歲，本來要和另一名受害人何漢森一起去唱卡啦OK，在在中正路、市府路附近的OK便利商店買了兩瓶「蠻牛」飲用，隨即中毒不省人事，經過40個小時的昏迷後清醒。

何漢森，57歲，，趙世芳喝了一口即告訴他怪怪的、有藥水味，他接過手試喝了一小口，幸好反應快，含在嘴裡覺有異味即趕緊吐掉。

李峰銘，32歲，果菜市場工人，是921賑災戶，是兩個小孩的單親父親。以往一天都要喝3瓶蠻牛，當天如往常開了罐就喝，沒發現瓶身的「我有毒，請勿喝」貼紙。

比較怵目驚心的是趙世芳在急救撿回一條命的時候，第一反應卻是：

毒蠻牛受害人醒來：我還沒請假

趙世芳也不知道自己昏迷40多個小時，還以為自己剛被送進醫院，一醒來就焦急的告訴醫生：「我沒有跟老闆請假，家中還有三個小孩要照顧，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王進展呢？因為欠了100多萬的現金卡貸款，鋌而走險，打算先下毒、後勒索。

這裡面被害者的「反應」，與加害者行兇的「原因」，我一直想到的是1995年日本東京發生的地下鐵事件。當然，內容稍微有點不同，第一，受害者的規模沒有這麼龐大，第二，毒蠻牛事件中，加害者是為了錢，而不是為了某個宗教理念。但整個事件背後反應的社會因素，卻有高度的相似。

1. 事件的起因，固然有個人的因素，但有高度的社會背景存在。加害人作案前的自我說服過程到底為何值得深究。

2. 受害者的反應，代表了某一種社會環境下的情境。

3. 當時媒體大篇幅追查和關心的部分，卻沒有反應「真實」。

1995年3月20日的初春早晨，五個變裝男人，分別在東京五條地鐵線車廂中，用磨尖的傘尖，將裝有奇怪液體的塑膠袋刺破。當時村上春樹，正好因為國外教學的放假空檔回到日本，在媒體中看到這個新聞，一時的震驚不在話下，兩年後，開始大規模訪談當時的受害者與加害者。

受害者包括了罹難者的遺族及當時受沙林毒氣毒害的當事人，在3800多個受害者中，因為拒絕受訪、無法得知正確聯絡方式等等的原因，採訪到了62名，最後村上春樹將採訪內容，在1997年集結出版《地下鐵事件》一書。

加害者的採訪則是在《地下鐵事件》出版後開始進行，針對「奧姆真理教」的信徒或前信徒，進行採訪，總共採訪到了8個人，最後則集結成《拘束的場所》一書。

其實本來我蠻不喜歡村上春樹的風格的，我一直覺得個人、自我傷懷、無病呻吟，但看到這兩本書，以及描述阪神大地震經歷者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才慢慢知道村上到底要幹嘛，才慢慢理解村上春樹一直都在對日本這個高度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做他自己的凝視。不論你同不同意他的凝視，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在做一個巨大、了不起的工作。

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的序〈Underground地下〉中，一開始提到了要採訪被害者的原因，是村上春樹偶然看到的雜誌投書：

信是一位丈夫因遭遇地下鐵沙林事件而失業的女性寫的。她丈夫在搭車上班途中運氣不佳遇上沙林事件，昏倒被送進醫院，幾天後雖然出院，卻不幸留下後遺症，無法順利工作。剛開始還好，但事件後隨著時間的過去，上司和同事開始說起一些刺耳的閒話。她丈夫無法忍受那樣冷淡的環境，幾乎像是被趕出來般地辭掉工作。

我讀過信後相當吃驚。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為什麼那些運氣不佳遭遇沙林事件的純粹「被害者」，除了承受因事件本身帶來的痛苦之外，還必須受到那樣殘酷的「二次災害」呢？（換句話說，那是在我們周圍到處都存在的平常社會所產生的暴力），難道周圍沒有任何人能阻止這樣的事嗎？

這封投書，是其中一個現實性的原因。村上春樹承認，還有存在著幾個應該要寫這本書的巨大的、個人性的動機。後來在《地下鐵事件》的跋〈「沒有指標的惡夢 ─ 我們正在往什麼方向前進呢？〉以及在《拘束的場所》書尾收錄的，與心理治療師河合隼雄對談稿〈關於《地下鐵事件》〉中有非常多的呈現。

如果以一句話來說，是我想更深入了解日本這個國家。

我想你在讀過收在這裡的證言之後就會知道，這是擁有超過我預先想像的意義更深、更複雜的事件。我才知道自己對這件事情是多麼無知。事實的沈重 ─ 是一大要素。

〈沒有指標的惡夢〉，我覺得是村上將所有受訪內容精鍊後，寫出對日本社會的沈重觀察，日本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的觀察。在1990年時，村上曾經看過，在奧姆真理教大舉參加眾議員選舉時，到處展開異樣的選戰活動。每天放著不可思議的音樂，年輕男女帶著大象或麻原的面具，穿戴著白色衣服，揮著手，或跳著莫名其妙的舞。

我開始知道有奧姆真理教這個教團的存在，就在這一次，但我看見那樣的競選活動光景時，眼光卻不自覺地轉開了。因為那是我所最不想看的東西之一。周圍的路人也露出和我一樣的表情，似乎裝作完全沒看到信徒姿態般走過。我當時首先感覺到的，既是難以名狀的嫌惡感，也是超乎理解的懼怕。

人人想忘記真理教，裝作沒看到真理教。村上提出的問題是：

有一種假設。也就是說，或許因為所謂奧姆真理教的那種「事物」，其實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是別人的事。那種「事物」是否採取了我們預料未及的形式，將我們本身扭曲的形象穿在身上，而把銳利的可能性刀刃，直抵我們的喉頭呢？

如此說來，整個社會對於善惡的二元對立，難道不是一種可怕的偽善？

只要去除多餘的裝飾品的話，大眾媒體所依存成立的原理結構，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和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

像這樣，人們或多或少都共同搭乘著所謂「正義」「正常」「健康」的大馬車。這絕不是困難的事，因為在這裡相對性和絕對性無限接近。也就是說，和麻原彰晃和真理教信徒比起來，或與他們所做的行為比起來，世間壓倒性多數的人確實是「正義」的「正常」的「健康」的沒錯。沒有比這更容易了解的共識了，大眾媒體，一起搭上這共識之流，並更加速那流勢。

然而在這巨大共識之流的盡頭，事件發生以來已經過兩年歲月，身處「正常」的「這邊」的我們，在巨大共乘馬車搖晃前進之下，到底到達什麼地方了？我們從那衝擊性事件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得到什麼樣的教訓了？

在《拘束的場所》書尾的〈關於《地下鐵事件》〉中，村上春樹也提到了另一個觀點，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親近性。

真的很努力。我聽他們說起來，上班時間非常衝非常趕。這樣每天每天繼續數十年如一日。可是幾乎沒有人對這生氣，幾乎沒有人說「好厭煩了」。當然其中也有這樣的人，卻是少數派。大多數人幾乎都毫無怨言地繼續通車上班。我問說「會不會厭煩時」，多數人都回答「別人也都在這樣做啊」。如果不這樣想的話大概做不下去吧。

吸了沙林毒氣身體已經搖搖晃晃的站不穩了，大多數人還是就那樣去公司上班。總之忍耐力很強。有人幾乎快失去知覺了，到公司還是跟其它同事一起做收音機體操。

我有兩種想法。

一種是公司說起來是這邊的組織，甚至帶有宗教色彩。這種說法或許有人會認為有問題，可是在某種意義上，公司和奧姆真理教的組織或許有部分相通的地方。實際上被害的上班族，就有幾個人告白說如果自己也站在相同立場的話也許也會去實行那命令也不一定。

另外一種是「不，那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公司這邊的組織跟奧姆那邊的組織是完全異質性的。一方可以包含另一方，讓那錯誤的部分調整癒合。」對這兩種想法我到現在還不能簡單說什麼。

這首先必須弄清楚所謂惡是個人性的東西嗎？或者那是以組織為單位的東西呢？惡是什麼？還不知道。

回過頭來看毒蠻牛事件，王進展這個加害人，當然是被描繪成萬死莫贖的罪人。除了報紙、電視媒體之外，這一期（210期）《壹週刊》的〈千面人王進展成魔內幕〉，算是指控王進展這個魔人的經典：「狡猾累犯　扯謊脫罪」、「心思狡詐的他，根本不知悔改」、「痛哭失聲，下跪認錯，不過是王進展企圖博取同情的脫罪伎倆而已」、「警方的科學辦案讓王進展毒辣之心招然若揭」。

可以，這樣的東西的確重要，但還欠缺了什麼呢？但我們痛恨王進展是因為看到我們自己嗎？我們真的因為妖魔化王進展的報導，而了解王進展這類人產生的原因了嗎？大規模裝設監視器就可以避免類似犯罪的產生了嗎？我們毫不質疑地同意大規模裝設監視器，是因為要防備不知名的罪犯，還是要嚇阻自己的衝動？

在《地下鐵事件》中，村上春樹也承認是故意不去了解、不去收集奧姆方面的資訊。這種厭惡與逃避，到最後《地下鐵事件》出版後，讓村上有一個疑問逐漸膨脹起來：「奧姆真理教到底是什麼？」「我們對奧姆方面，到底真的得到正確資訊了嗎？」這讓村上隨後開始進行奧姆真理教信徒的訪談。

《拘束的場所》中，村上春樹寫的〈前言〉裡是這樣說的，

我之所以會想從「奧姆方面」正面著手採訪，是因為一直深深感到「結果會引起那樣嚴重的事件，卻完全沒有去解決那引起事件的根本問題」的危機感。

因此我獲得一個結論就是只能也採取和《地下鐵事件》基本上同樣的形式，聽取並記錄奧姆真理教信徒（或目前已退出教團的原信徒）的心情和主張。

村上的預言不幸成真，前天（6月3日），各大國際媒體又再度報導奧姆真理教不僅存在，而且還正準備以成倍的方式擴張，〈日官員：奧姆真理教仍持續活動欲倍增教徒〉，奧姆不僅存在，而且活得好好的，其它的所謂「異教」，也從來沒有銷聲匿跡過。

台灣，未來有沒有人對毒蠻牛事件，有更深入、批判性的瞭解呢？1984年日本誕生的千面人無疾而終，日本社會仍然朝著同一個方向往前猛衝，台灣的第一個千面人出現，其實也不是2005年，而是1987年。這一次，台灣在毒蠻牛事件創造出來的共乘馬車，又會搖搖晃晃地把我們帶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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