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觀察…紀錄…

進入一年一度的228，日前在網路上出現「228全球接力秀台灣，24小時共筆書寫」的活動，正要迎接之時，忽然有人橫柴入灶，在225前，發起了「向孫院長最後的敬禮」。兩個網路上的感人抒情行動，剛好可以看到台灣藍綠間高度一致的現象。

從情感出發，絕對沒有什麼錯，只是藍綠雙方看到對方的「感動」時，卻常常嗤之以鼻，這又是為何？

先看228活動的文案：

二二八，這個對台灣每年時序交替都必然到來，卻又有著一絲苦澀尷尬的日子……。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悲劇，與隨之而來的苦難，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沈重而無法被抹滅的歷史記憶。

說它沈重，不但是其標誌著隨之而來的迫害、壓制、嗚咽與暗夜飲泣，更在於它被迫在我們的歷史中失血、蒼白甚至被淘空失憶。然而，沒有正確的認識我們的歷史，我們無法認清真正的自己，也無法邁向正確的未來。因為，恐懼與謊言並不能帶給我們正常與進取的正確心態，卻只有卑屈與失焦的陰影與幽暗。

長期以來，它，先被恫嚇，繼而噤語，我們無由知曉，更不敢知曉。它，先是因恐懼而讓我們不敢碰觸，進而被扭曲而不願碰觸。先以創痛的血色讓我們不忍逼視，後以負面消極的灰色不被鼓勵凝視。那樣的「它」，是「二二八」的記憶與真實，同樣也是「台灣」的意識與認同。

你感動嗎？還是非常不屑？

再看看聯合報號稱催淚的祭文〈人生的短暫交會〉：

我不知道想過多少次，孫先生大可不必回覆我們這群毛頭小子的信，我們不禁意的「作業」，他卻花了那麼大的功夫一一回覆。或者他也可以請人代勞，一位官方的回信，不要說是當時，就算是現在，也足以滿足大多數的人了。但是他卻選擇了最困難的方式，用他的親筆，一字一字的寫下對我們的期許。每個字看在眼裡，都是一陣的心疼...。

我沒有見過孫先生，孫先生也永遠不會知道我這個人，但是他的人格卻深深的影響了我。來美這麼多年，大家都以為我不會回去了，因為我在美國真的適應的很好，許多人希望我留下來，甚至要幫我找工作，但是我的答案永遠是否定的。大家也許不知道，1989年讀了孫先生的信之後，我就在心中許下了一個願，不論將來我到哪裡，我會回台灣，將自己的所學，貢獻給這塊土地上的人。

其實捨不得孫先生走是自私的，他已經中風22年了，在這22年之中，他要承受多少復健的苦？醫生說，通常像他這樣重度中風患者，最多再存活五、六年，孫先生是個特例。除了家人的細心照顧外，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堅強心。孫先生走了，他念念不忘的是這大他兩歲的哥哥─中華民國。我相信他一定會再回來的，因為他愛這個國家，他也愛這塊土地...。

你感動嗎？還是非常不屑？

我可以理解這篇〈對孫運璿的批判!〉的不屑。

其實在碩論寫作時，曾經研讀過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的論著，先撇開時代背景不談，就談個人而言，我最欣賞尹仲容。此人大開大闔，推行政策時，只要它人有意見，位居高位的他不是放話謾罵或相應不理，而是投書至《自由中國之工業》雜誌，論理論據辯論，耐著性子一論、再論、三論，不僅之後國民黨的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之流無此胸襟，民進黨歷任閣揆也是毫無此素養，更別提杜正勝、姚文智等疵牙咧嘴、輕佻飛揚、猥瑣跋扈之政客了。

但尹仲容等人「成就」，卻的的確確是時代造就的。在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警總、軍方的肅殺，卻形成了經建部門的「隔離」效果，這些技術官僚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得以成為意識型態的中立者，以所謂的「專業」進行經濟擘劃，這種結構類似於當年的德國納粹時期。相比同一時期中共強調的「又紅又專」，既強調專業，卻又要意識型態正確，是極為不同的。

跳脫歷史的詮釋，當然令人生氣與不爽，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的成就來自於時代，侷限也來自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整個社會肅殺所換來的「專業」、「中立」，剛剛好一點都不中立，本身就是意識型態扭曲的結果，同為共犯結構的一部份。現在一堆泛藍，居然能倒果為因，只強調專業、認真帶來的「感動」，這個感動相應帶來的對歷史的扭曲，不論是政客發起操弄或是打蛇隨棍上的利用，都已經形成了歷史詮釋權的讓渡，為國民黨統治的合理性張目。

同樣的標準，也可以來看這幾年許多感動化的228活動，用感動詮釋228，結果現在是誰在詮釋228的歷史？從解嚴以來我看到的228，從原本的模糊到清晰，到現在又再度模糊。由感官出發的228詮釋，難道不是一種政治正確的過程，切除我們的歷史重現與詮釋權？

這幾天看到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民進黨、國民黨、李敖在吵228歷史，政客間拿228當手榴彈互丟不值一提，我覺得最有意義的還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與李敖之間的部分論爭。當然裡面有無聊的部分，比如說吵228到底死幾個人、到底死幾個本省人幾個外省人。有意義得以繼續討論地方在於，在228誰的責任上，除了蔣介石、陳儀、彭孟緝……等一干我們早就知道是罪人的政客之外，在那個過程中，每一個或高尚或醜陋的台灣人或外省人，是在什麼情況下犧牲自己或出賣它人，每一個身處在228時期的你我，能不能表現得好或是更壞？原因又為何？

8年前，北京大學的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曾經來世新大學客座，由於她的上課實在是抑揚頓挫、生動具像、鏗鏘流轉、淺顯易懂，精彩絕倫的程度就像在說單口相聲一樣，所以印象一直非常深刻。

曾經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革的她，在評判文革後的傷痕文學時，看法大致是這樣的：傷痕文學總是描述一個作為無辜受害者的主角，被書裡的每個角色及全中國的批鬥風欺凌。但以她為例，文革剛發動時，她還是個小女孩，曾經代表學生，在大庭廣眾下批鬥一名婦女，她至今仍還記得當時伸出手指，指著那名婦女所說的話及場景。也就是說，能夠在文革時期活下來的人，不僅僅曾經作為那個少數的受害者，絕絕對對也曾是那個指者別人批鬥、代表多數的加害者。傷痕文學將「我」設定為絕對的受害者，讓受害者又伸出手指控訴每一個加害人，對於當時經歷文革的讀者來說，實在是最最簡易的脫罪工具，讓讀者得以投射於主角的無辜位置，又忘記了自己伸出一隻手指時，卻又四隻手指指著自己。所有的讀者結合起來，不就是每一個中國人，難道每一個人都是被迫害的可憐蟲，那且不是只剩四人幫加毛澤東才是加害人？

戴錦華強調，這種論述，其實無助於中國的文革反省，看似有清晰化可能的文革歷史，又立刻模糊起來，傷痕文學後來反而被鄧派利用，為鄧小平上台鋪路。

不需要期待政客會反省自己，利用228和孫運璿的歷史詮釋的政客都一樣，他們只會利用歷史、扭曲歷史以打擊政敵、更上層樓，難道我們，作為人民，只能把我們鮮血所撰寫的歷史，被這樣操弄？你我曾經看過類似於戴錦華評論文革的方式，來認真檢視所謂「台灣人的悲哀」？如果無法回首認真看看當時的我們是如何被扭曲的，和不知反省的政客何異？又要如何成為自己的主人以真正民主的方式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