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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多少人曾預言逢九必出大事的2009年尾聲，中國仍沒有發生如伊朗鍥而不舍的反政府抗爭，反而以《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重判11年劃下句點。伊朗表面的亂局並不能是中國政府合理化鎮壓的反證，中國社會蘊含的燥動與不滿，恐怕比起伊朗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的2009其實是既平凡、又特殊的一年。平凡，是中國社會依舊呈現著大規模抗爭及鎮壓的格局，而中國政府的統治能力仍佔了上風，一般的群體性事件，仰仗著抗爭無組織及軍警優勢，以拖矇拐等方式澆熄怒火，而類似新疆的少數民族抗爭，則祭出民族主義大旗彈壓，至於民主運動等威脅權力結構仍予以封殺並殺雞儆猴。特殊，則在於全球金融風暴造成的統治神經緊繃及全球施壓真空兩個條件下，對於異議的打擊更是全面及無情，加上從去年西藏抗爭事件中以民族主義演練出來的同仇敵慨，中國民眾在全球範圍的網路及實體世界中進行自發性辯護及反駁，在今年更是操作純熟，更增中國政府之肆無忌憚。

當前中國政府對於異議言論及行動的掌握及鎮壓，的確令人瞠目結舌，對官資媒體的掌控就不用說了，對於網路言論的全面性監控，到各地政府能快速定位，並且派出警察抓補之快狠準，應已經獨步全球，但這些都需要代價。所謂代價，並不完全是虛無飄渺的民心，而是統治綿密能力的成本。藉著全球經濟危機仍高歌猛進的中國經濟及大國崛起的民族自信心下，中國目前仍能對可能的漏網之魚砸下大筆人力物力財力持續收網，但卻仍擺脫不了一個隨之而來的矛盾共同體，表面滴水不漏的國家機器社會控制，一旦出現無法鎮壓的窘境，立即展現出政府統治能力的衰落，也逼使國家必須進一步掌控，向社會展現民高一尺、政高一丈的統治能力，偏偏越綿密的控制，漏洞就會出現在越簡單、越難以想像的地方，使得統治代價更為高昂。台灣標誌著國民黨威權統治失靈就是鹿港反杜邦事件，北上台北陳情的鹿港民眾，臨時起意前往總統府前抗議，國家機器事前無法掌握，事後又無能追究，立即引爆台灣全面的社會政治運動。

這讓2009年也代表著中國在大國自信及經濟起飛下定型成為補漏、找漏循環的社會控制模式，一旦政府控制呈現「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的格局，最後問題只剩下中國又會迎來什麼樣子的變革。

很詭異地，全球主流預測主要分成兩個極端，不是中國一定強，就是中國政經必亂必垮，台灣也在類似的兩個極端中直接推論該走的方向，不是台灣一定得跟，就是台灣需予之切割，兩者都是某種片面台灣歷史經驗情感的投射與焦慮。其實從歷史上來看，就算發生任何一邊的前提，都不盡然等於另一邊相應的路線得以成立。例如美國的強大之於中南美洲來說，並不是發展的保證反而掉入更絕望的深淵；而一個國家的崩解與混亂對於其它國家來說除了是政治獨立的契機之外，講白點，所謂富貴險中求，更是搶進場撿便宜的好時機，蘇俄解體後的混亂，還讓不知道多少跨國資本發了大財，而這20年來跟著美國這個政經最穩定的國家，反而被捲入了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危機，卻沒人喊著要脫勾。

對於台灣來說在兩個極端中間，其實一直都有寬廣的空間待以論證，但可惜至今仍相當單薄，也就是以台灣經驗作為認識甚而介入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對照組，尤其是先經濟發展再政治改革的順序，始終是許多人的期待與預設。中國經濟當前的確也是如同30年前的台灣，透過加工出口區的積累，再加上政府建立起的產業內向聯繫，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景況，而也隨著資本的積累及下滴作用，建立起越來越龐大的中產階級，但這些相似之處都還不能自證中國政治發展將循台灣模式。首先，中國社會比起30年前的台灣，更接近托克維爾描述的在強大中央集權控制下政府與民眾中介單薄的法國大革命前社會，所謂中介，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多元及全面的公民團體，托克維爾論證這是法國大革命比起美國更暴力、更混亂主因。不過其實法國美國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都呈現了多重形式的暴力抗爭，並經歷了長久的陣痛期，中國目前的社會，的確也呈現緊繃的忍受壓迫及猛爆對抗的極端格局，這種快速、短暫、頻繁、暴力抗法的抗爭形式常讓人驚嘆，卻也因為難以總結及累積，成為中國政府合理化鎮壓的原因。

第二，中介層次的單薄，不僅沒有許多民主化國家經驗中仍存在的虛假選舉，藉以累積政治運動的實力，更由於社會控制的全面，公民運動也呈現打帶跑的窘境。當然，獨立中介層次一方面能被視為國家及公民的緩衝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挑戰國家政權的利器，這在中國政府內部曾經有許多爭辯，在胡溫上台後曾傳出肯定公民社會及NGO作用的指示，而在今年金融危機及鷹派抬頭下，再度將中介層次確認為社會運動型知識份子與基層的有機接合並進而挑戰政權的威脅。微薄的社會運動，不論是戰略的提出或戰術的使用，不要說台灣的「順法鬥爭」，常常連「卑法陳情」在當前都難有空間。這種民眾對抗猛爆、社會組織全面卑微弱小的格局，其規模及極端在世界歷史上都已經少有，所謂中國公民社會及公民運動的可能性，在這裡還得有更多觀察。

第三，中國本身又有特殊性，中共由左轉右，在經濟上有利於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治上仍防左拒右，加上歷史上左右權鬥之慘烈，這形成仍處於「論證」階段的中國左右路線對於中國社會的解讀及發展戰略越來越南轅北轍，甚至水火不容，左派認為當前中國走資，中共內部的走資派其實在明暗助右派；右派則認為不僅開放不夠，中共的本質仍是操控國家資源為優先，並打壓右翼自由主義。目前看不出能出現台灣南韓於民主化時左右能有威權政府這個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

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除了一次次具有代表性的衝撞之外，關鍵在於社會高度不平等及焦躁的情勢下，基層抗爭如何累積及組織的問題，不論右翼的《零八憲章》還是左翼的工農自決，仍處於在客觀龐大鎮壓及龐大抗爭下的一種路線召喚，從前面提到的落差來看，目前都處於被限制打壓、找漏洞的宣傳階段，而進一步經營與著床形式，固然有意識型態之別造成的組織方式差異，有時也不是操之在己，中共本身也會進行組織演進及控制進化。事實上，如果對於中國民主化有所想像，民主口號的傳播及制度的建立反而是其次，民主制度與民眾投票選舉之間如果仍是單薄有如白紙一張，有等於無，重點在於民主化過程中多少的社會群體成為具有實力的運動主體，並且彼此進行理念及政策折衝，這是許多國家包括台灣民主化的最欠缺的問題之一，2009年的意義在於，它看來將更大規模地在中國主動或被動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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