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7日

我們要向排外的台灣大聲說不

在全球化及東亞政經地緣政治大盤整的衝擊下,台灣面臨政治與經濟的外在威脅與內部撕裂的嚴重危機。財閥吃乾抹盡之外還毒害台灣;政治人物惡鬥之外,藍營還更等而下之的透過兩岸關係尋租,大撈特撈;中國在政治上的緊縮的同時經濟實力卻大幅對外擴張,造成台灣內部對於民主價值的認同產生嚴重的動搖與彼此的不信任,在判斷經濟進一步與中國整合將造成政治妥協的焦慮下,爆發了數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而在外在危機的威脅下,台灣對於外國人 ─ 尤其標定為敵國的國民 ─ 全面上綱否定的範圍越來越廣,極端排外的社會政治運動已經到了完全否定原本自己捍衛的共和精神、民主自由價值。這些種種都已經顯示,台灣已經面臨到了另一個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

其實台灣並不孤單。不說已經爆發茉莉花革命的中東,歐美各國也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元氣大傷、貧富差距持續拉大、貪婪的精英財團治國、伊斯蘭恐怖襲擊的外在威脅,以致於社會面臨嚴重的焦慮及撕裂。但民主共和基礎深厚的歐美國家,有極大比例的一群人站出來,告訴自己的國家及全世界,歐美民主共和真正的敵人並非被國內極右排外派標定的穆斯林及伊斯蘭世界,而就是這些動輒以國家外在威脅、民主危機、社會秩序崩解等等恫嚇民眾、煽動仇恨的極右排外派。現在,如果台灣也要對外證明自己具有民主共和的基礎,也必須要有同樣的隊伍站出來,大聲對動輒標定敵國、以出身喊打喊殺、四處圍剿不同意見者的排外勇武派說不。

台灣在美國、中國兩大強權的夾殺下,時常面臨到選邊站的窘境,社會撕裂下的粗暴政治化約,造成不是選擇威權中國就是只能民主歐美,這樣的認識不僅不符事實,而且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前途極其有害。所謂的民主歐美,不是只有一條道路、一個選項,而是歐美國家內部對於民主政治的捍衛就有截然不同的想像與路徑,主流的兩大陣營是「共和認同主義派」及「多元文化主義派」。在近年來社會激化、貧富不均及恐襲威脅下,必定有許多弱勢者、工農階級、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危機,我們能理解這些人的焦慮及不滿,但不能同意共和認同派為了搶到這些人的選票,開始往排外的方向挪移,動輒祭出誇大、不符事實、仇視的言論,刺激極端派行動以恨上加恨。也就是說,台灣要認同加入民主陣營,要認同加入的只能是歐美國家的泛多元主義同盟,從論述、行動、政治上,對抗排外共和派。

排外勇武派的論述背景

要對抗排外共和派絕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除了有深厚的歷史傳統、理論基礎之外,還有敢打敢上的勇武力量。排外的共和認同主義強調民主國家順利運作的關鍵,是擁有一群具有共同政治經驗、民族認同的公民,當外來者不具備這些背景時,不僅耗費民主運作的成本嚴重的時候還會戕害民主政治。只有當這些外來者具備一定程度的經濟條件、公共精神或國家認同,政治參與才是對國家共同體有利的。

這樣的論述,是台灣在面對移工、移民、留學生時常看到的論點,同時也是近年來,歐美排外勇武派在合理化自己的行動時,最重要的理論武器。因為它極容易往排外的方向推論,成為國族民粹主義的動員工具,比方說美國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川普就大放厥詞說穆斯林都是沒民主文明素養的伊斯蘭教,絕對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威脅。這和知名政治學家杭廷頓在2004年外交期刊登出的〈西裔族群的挑戰〉,直指中南美移民的天主教信仰及非民主政治文化,將會是美國盎格魯薩克遜民主、文化傳統的最大威脅是同一個傳承,也是19世紀時,美國指控愛爾蘭移民是天主教信徒,是破壞清教徒文化、美國民主政治的原凶,這種說法的繼承者。

面對這種說法,歐美的多元文化主義者會用另一個理論傳統駁斥,他們強調個人權利及自由是不容妥協的普世價值,尤其限縮國家的權力是當代立憲主義的精神,以國家邊界及公民資格等人為方式,區分外來他者及非公民,就是對個人權利的戕害,所以對於移民權利的限制要儘可能縮小,也不能預設移住民的負面效應。

在歐美國家或在台灣,除了要支持尊重多元文化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及推己及人的高貴情操之外,我們也得瞭解多元文化主義的侷限及問題。歐美國家對於多元文化主義過於理想性的說法,已經有所反省,普世價值論推到極端,就主張國家邊界應該完全取消,移民除了明顯侵害公共秩序,將被允許自由進出各國國境,並給予完全的公民權利,包括最敏感的參政權。但這些無法對抗排外共和派,在大量移民湧進、工作不斷外移、中產階級大量失業的社會背景下,動輒誇大渲染外國人犯罪、強化外國人野蠻文化的刻板印象、極端份子衝突的政治宣傳手段。這些打高空、劃大餅的多元文化主義者,過去祭出普世價值時,往往被民主共和派拿來證明異文化就是不民主、不人權、不符文明標準,但等到共和派動員排外群眾,打擊多元主義開放價值觀時,為了怕被標定、貼標籤,普世價值就不敢再提,當普世價值變成具有自我檢查的差別待遇及提出時機,就真的不普世,也沒有說服能力了。

駁斥排外勇武派

因此,我們需要拿出更拿出更全面、更進步性、更堅決的方式對抗排外勇武派。

首先,對於共和公民資格論,必須從歷史和邏輯上直接指出,這根本是危言聳聽的胡扯。美國愛爾蘭移民因為這種說法,受盡美國更早移民來的、具有政經地位的盎格魯薩克遜族群不斷歧視、打壓,但最後愛爾蘭移民透過鬥爭、團結的方式,告訴這些排外共和派,愛爾蘭移民的文化與宗教,恰恰好充實了美國民主。共和公民資格論產生的排外及仇視,反而刺激兩方極端派互相仇恨,對於民主政治及共和制度是絕對的戕害。排外共和派不僅沒有受到這個歷史教訓有所收斂,反而每逢有新一波移民就再度祭出同樣的論述進行仇恨式排外,這種論點,早該被歷史淘汰,沒想到仍然在歐美國家長存,還擴散到台灣。

其次,對於國民公民才有社會福利的說法,也要從歷史的公民權實際發展上予以大力駁斥。從歷史上來看,所謂公民或國民才有福利,幾乎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運用法律、知識、資本等優勢,敵視、分化共同體成員的手法。公民身份的實際歷史發展來看所謂外人權利,公民身份其實一直是弱勢、底層、外來他者爭取、納入的過程,一群人共同發掘,並改造體制與制度的缺點。就如學者TH馬歇爾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所描述的,英國的公民權利能進展到具有社會福利制度的社會權,是隨著原本被排除在完整公民身份外的勞工階級運動才達成。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如果沒有反黑奴、民權運動,公民身份的範圍及公民權利的內容也無法想像。

第三,台灣的歷史經驗更是對抗排外勇武派的寶藏。台灣曾經是動輒分類械鬥、族群仇殺的鮮血漫地之島,台灣有豐富的歷史經驗來面對這個問題,並且提出有開創性、有總結性的路線。排外勇武派對於對於進入圈內搶資源資源的人數、血統、忠誠高度敏感的反射動作,就是傳統移民時期以傳統「圍」、「營」的概念在面對外人,這種黨同伐異、以殺止殺邏輯下的分類械鬥,我們必須從台灣歷史的經驗向台灣及全世界強調,這是絕對沒有出路的。而採取國民黨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分資源的肉桶式綁樁、養派系來緩解族群矛盾,也早該被時代淘汰。一些統派以台灣不聽話就該被解放軍武統的說詞,則類似過去族群衝突時與清廷合作被封為「義民」,強化相互屠殺的「正義」性,更不該重複。

台灣的民間有豐富的和解經驗,例如1859年台北再爆發的漳泉械鬥,兩族領袖深感無止境的種族仇殺不能以繼續仇殺化解,決定和解,板橋林家漳州人領袖林維源把妹妹嫁給泉州人領袖莊正,並出資讓莊正成立供泉漳兩族士人往來的「大觀學社」,之後因為效果良好,還給地方子弟讀書、並提供生活費。

台灣絕對要、也絕對能從排外勇武派、引天兵入台派相互強化的衝突歷史經驗走出。的確,我們要承認民間和解路線在台灣的規模小、數量少,但我們必須告訴排外勇武派,以愛台灣為名,走分類械鬥路線,雖然也是台灣歷史,但絕對是我們不同意的歷史。當排外勇武派用「泉州人殺了多少漳州人的血海深仇還沒報,林維源沒看到漳州人中有一堆窮得沒飯吃、娶不到老婆的羅漢腳,不僅搞和番政策,把親妹妹送給泉州狗幹,還出錢蓋學校、提供獎學金給泉州狗唸書」類似的說法激化族群矛盾時,我們就得告訴台灣歷史沒唸通的排外勇武派,台灣就是曾經有過同樣和解的案例,我們就是要擁護這樣的路線。

介入政黨政治

除了需要上述更多的論述、更多的實例來駁斥排外勇武派之外,我們更需要向目前的政黨、政團展現實力。

首先是民進黨,要特別稱讚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雖然她的選民中包含了排外勇武派,但蔡英文在選前就公開支持中生健保。但問題是政治也非常現實,當政治人物發現提出理想性高的政策,茫茫四顧卻無支持者時,只會縮手而不會堅持下去,蔡英文2012年也曾提出「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具有多元文化主義的高度與視野,卻始終被排外勇武派當作空氣。過去民進黨數次提出中生納入健保,都被排外勇武派的激烈抗議而半途放棄,也因為這些過程中沒有強大的一群人反對排外勇武派,再再都讓排外勇武派食髓知味。蔡英文當選後,要是排外勇武派繼續囂張,只會以公民民族主義、轉型正義為名,裹脅政府做出更離譜的政策,我們必須在層層面面拿出實力監督、要求、支持蔡英文政府不得妥協,打擊駁斥排外勇武派的惡質政策及離譜提議。

第二是所有泛藍陣營政黨,國民黨長期以來用肉桶式綁樁的方式收買各個族群這該被時代淘汰。以美國為例,1870、1880年代掌控紐約市政府的坦慕尼協會,這個集政客、黑幫於一身的組織,看準愛爾蘭移民受到歧視,地位低下,就給小恩小惠取得愛爾蘭移民的支持,這種前現代的方式,無助於不論是族群問題的和解及建構階級政治,反而造成更多衝突,的確該隨著國民黨倒台走入歷史,尤其國民黨在談中生、中國籍配偶的說法,也是沙文主義式的,我們反抗排外勇武派如果沒實力卻和這種路線統一戰線,常常得妥協於肉桶式立法,只要一有被裹脅的端倪,排外勇武派也不是政治白痴,立刻就會將我們打為藍營側翼,如此又會掉入藍綠統獨惡鬥、族群衝突的陷阱。

第三是要針對318佔領運動後自己號稱是進步左派左獨的政治運動,告訴他們不要掛羊頭賣狗肉。當左派現在變成一個不用證明就能自我貼金的流行用語,套上所謂關注所謂底層、勞工、農民、弱勢就能把自己標籤為進步左派,但在其它訴求上,卻出現動員排外訴求的用語,我們得大聲警告這些政治團體,從歷史上來看,維護工農、弱勢階級的利益,只要與排外掛勾,就是一腳踏進極右法西斯,簡稱納粹黨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25點綱領就是顯例。千萬不要以為強調弱勢和底層、宣稱站在勞工和農民這一邊就是左派。

只有以羅莎.盧森堡在〈群眾罷工、黨和工會〉勇於提出的格局,也就是德國與俄國彼此之間明暗衝突不斷彼此視為敵國,政客已經祭出愛國主義動員德國工人的肅殺時刻,羅莎.盧森堡還明確指出「有沒有將俄國工人的抗爭當作自己的事情來考察,不僅是為了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階級團結,而主要是把這種抗爭當作是自己的政治社會史的一個篇章。」才是真的區辨是否左派的標準,因為羅莎.盧森堡後來被國家機器殘殺,德國社民黨被取締,這樣的路線被鎮壓後,才是德國工人被法西斯照顧工人利益的訴求吸引,整個國家墮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是318之後由社運轉政治運動的政黨。過去社會運動是將藍綠政黨在族群議題上惡鬥,證明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必須存在,也是現在這些社運轉政運的政黨,能夠站在2016年立委大選的舞台上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為如此,前幾年這些政運的參與者,還會站出來支持移工移民、中生納保。但318之後有了參政的機會與想像,卻因為反中才有政治動員和標籤敵我的實力,和中國相關的議題為了要和排外勇武派統一戰線,都被排外勇武派裹脅,中生納保議題至今社運轉政治運動的政黨全部噤聲,在爭取選票的盤腸大戰上,的確可以理解沒必要為了沒選票的中生被排外勇武派給標定成敵國同路人,在沒有強大的反排外勇武派出來對抗排外勇武派的情況下,只要一出聲等於提前出局。結果現在過去被第三勢力指為右翼、舊政治、藍綠惡鬥的民進黨蔡英文還敢積極表態力抗排外勇武派,這是社運轉政治運動最大的諷刺。

重構台灣民主碁石

所以,反抗排外勇武派,還有重塑台灣民主內容、經濟正義、及地緣政治地位上的積極意義。

第一,台灣能重新把新本土及進步的旗幟搶回來。台灣的確得反對國民黨在中國的所謂讓利下,為了要維持尋租的管道而犧牲台灣的權益,在做這個事情的同時,必須和排外勇武派統一戰線,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了統一戰線不敢講出自己的話那就不對了,該與排外勇武派劃清界限的時候就該劃清界限。排外勇武派就能完全不客氣,大聲說出中生就不該納保、臉書文被刪就好棒棒不是言論自由被侵犯這等離譜論述,還眾口鑠金、齊湧而上圍剿反對這種離譜論述的人,而幾乎社運、政運到現在只能摸摸鼻子不作聲以維持統一戰線,這種實力對比懸殊下的政治判斷,是把本土、進步的詮釋權拱手讓人,我們絕對要找到既反對兩岸精英尋租、又反對排外勇武這種全面上綱的言行、又有動員能力的本土進步主義。

第二,台灣能反省制度性排外的黑暗歷史。台灣的排外勇武派抬出什麼因為中國是敵國所以才要限制中生權益的說法,我們要當面駁斥:「你們有臉講,我們還不好意思聽。」台灣只對中國這個敵國人民歧視嗎?台灣排外形成的沙文主義,絕非僅僅用於中生、中客、中國配偶,前一陣子越勞吃狗案,台灣人民的表現大家不是都見識到了?台灣對於東南亞外勞的制度性歧視、非制度性歧視根本就是罄竹難書,是可恥的奴工制度,外勞「引進」台灣超過二十年,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及經濟發展的所謂進步之下,居然同時有這個奴工制度的存在,還大言不慚說只有對敵國才有歧視,這是未來書寫台灣史的時候最需要提及的醜惡歷史,需要像美國史學這樣,不斷爬梳為什麼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會偽善、下流到有奴隸制度存在。台灣早就到了需要反省沙文主義造成的制度改革停滯、內部反省失能的情境,而不是讓仲介、資本家、官僚繼續利用排外勇武派的囂張當主流輿論,維持讓他們繼續剝削移工的奴工制度。

第三,台灣能從社會福利及公民權實踐的事實,打造公民社會權的路線。要搞清楚一個事實,在台灣的外國人,尤其是移工,不是來搶台灣的社會福利的資源,反而是填補台灣社會福利漏洞的犧牲者、支撐台灣單薄社會福利的貢獻者,多少家務移工,在奴工制度下,一天24小時,一週七天,全年無休作為照護台灣失能者的唯一力量,台灣最醜惡的風景居然說這些人是外人搶社會福利資源、不是公民國民沒資格適用社會福利,台灣人實在得要有良心和廉恥。台灣對待這些所謂的外人,早該向歐美國家的多元文化制度學習,不僅給他們健保還不夠,其它該有的勞動條件、工傷補助、退休金、居留入籍等權益更是他們老早應得的。此外,更重要的,台灣在少子化問題深重的這個時候,外人來台灣絕對不是僅僅來搶工作而已,而也有補注已經出現收支不平衡的隨收隨付制公共退休基金的作用,台灣必須擺脫排外勇武派短視近利的要脅,從大格局、長遠角度來看外人在勞動條件平等的狀況下,對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反而是有利的事實。台灣早該從上面所談的公民身份實際歷史發展,將弱勢、底層、外來他者爭取、納入,作為改造、完善化公民社會權的重要路線。

第四,向排外勇武派說不更有地緣政治上的積極意義。為了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及對抗中國崛起,處於美國戰略前沿的南韓、日本、菲律賓等國,卻是往鎮壓公民社會的右翼傾斜,台灣如果有實力能站出來對抗排外勇武派的趨勢,是告訴歐美國家,東亞國家中,有台灣這個國家,已經和歐美國家一樣,內部是具有對抗排外共和派的強大群眾和政治實力,而不是只要一遇威脅,就落入原始血仇式的前現代部落,這種假民主、真落後,不僅得不到歐美國家的尊重,還會被視為得以操縱的傀儡。

靠攏民主共和

對抗民主危機及共和威脅,從來就是要向對民主共和嗤之以鼻的人,展現我們實踐民主共和的決心,而不是自己打爛民主共和的原則。是的,我們要向歐美民主國家靠攏,但我們要靠攏的,是在難民兒童的屍體被沖上海岸,會掬同情之淚並且站出來要求國家接納更多難民的這群人,而不是看著電視、報紙頭版照片說死死免撩米的排外勇武派;我們要靠攏的,是看到難民營沒食物、沒保暖衣物、沒教育資源時,會組織志工,供三餐、捐衣物、提供供暖設備、自發輪班做難民兒童義務教師的這群人,而不是朝著難民營丟雞蛋、縱火、要求警察軍隊趕他們出去的排外勇武派;我們要靠攏的,是看到排外勇武派在媒體、街頭、政治聚會場合秀下限時,不畏危險、衝突,拼身家性命地大聲告訴排外勇武派你們自己才是民主共和威脅的這群人;我們要靠攏的,是在極端穆斯林真的已經發動恐怖行動,排外勇武派對清真寺打砸搶的時候,站出來支持清真寺復原、支持穆斯林是我們一份子的這群人;我們要靠攏的,是遇到難民移民全球流動時,知道他們是全球化下社會經濟崩解的受害者,同時也明瞭這是自己國家發動戰爭、豪取利益時必然產生的現象的這群人,而不是那些知道或不知道自己國家精英享盡利益,卻動輒發動愛國主義用威脅動員來轉移焦點,被賣掉還幫忙數鈔票的排外勇武派;我們要靠攏的,是在別的歐美國家已經開始秀下限,限制難民、移民福利的時候,大聲告訴自己及全世界,這樣的國家絕對不是學習的對象也絕對不是我們要的國家的這群人。

我們就是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要什麼價值,我們要的是什麼樣子的共同體,我們就是不同意排外勇武派用囂張、恐懼、威脅帶給我們的共同體想像,就算李登輝病癒出來跪票,我們都要說服之、駁斥之、不屑之、唾棄之,在言論自由、民主程序下,永遠將其打入政治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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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2日

新政治能超越李登輝日本祖國論罵戰?

要是台灣沒有聲音超越李登輝在日本《Voice》投書所引發的相互罵戰,什麼新政治都是假的。

這個事情之所以又搞成必須力挺、對罵選邊站,主要還是台灣長期對歷史及政治不誠懇造成的,欠缺好奇,不去探討轉折,拿政治正確用語檢驗每段用語背後的歷史經驗,形成族群與世代的長期緊張。

日本祖國論、台灣不抗戰當然是部分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但也絕對是粗暴的化約。當年日本搞大搜捕,抓遍了之後絕對會在台灣搞游擊隊抗戰的台共,沒被抓的台灣人也潛至戰區打日本,怎能讓全體台灣人被李登輝代表?

不過真正該談的不只如此,如果對李登輝的說法有一點好奇,不是上綱到皇民史觀,而是李登輝明明曾經對兄長從軍生死不明哀慟不已、對戰爭無奈,現在只談皇軍光榮論的轉折從何而來。這裡面,不只這一次的投書,還包括過去的許多轉折,大時代的認同變遷、政治的使命感、權力的裹脅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是每個人都會面臨到的問題,所有人在裡面所做的抉擇可能不會有比你現在痛罵的人高明,對此沒有投射一丁點的好奇心,藍綠動輒以滾出去、賣台遮掩掉這些過程,永遠不會有對歷史的深刻討論。

而在這個政治經濟及國際格局的大變遷時代,所有的大罵和力挺,不只是為了過去,而是勝敗史觀的作用下,為了當前言論市場的短兵相接,以及之後讓政治立場能長期獲勝下的詮釋權之爭。現在雖然不是真正的戰爭,但為了取勝之不擇手段,則相距不遠,所以我們只會看到對歷史檢驗的標準亂竄、隨著敵人是誰而豬羊變色。

自己受到質疑時就一直喊多元,一旦搶到政治正確道德位置就抄起傢伙搞大是大非;對日本對抗日的鎮壓及國民黨白色恐怖各自當彼此攻詰的武器;對手在各種壓力下的妥協懦弱就是平庸之惡,己方就是需要體諒的大時代無奈;在青年政治上號召要反抗上一代,但一碰到日本經驗又抬出長輩美好的回憶;之前說青年佔領政治沒有長幼倫理,碰到日本情節就要人大義滅親;選舉時拿出「青山文哲」的下作手法攻擊對手,卻忘了蔣介石叫石岡一郎;國民黨抗拒轉型正義,卻忘了自己就是長期用強大綿密的手法進行日據轉型正義。

但這種族群和世代認同上的複雜與矛盾,也不是彼此尊重所謂「記憶的自由」就犬儒逃避。每個人都有不同關係組成的社會網絡,不可避免都會受到影響,但要有所謂獨立、思辨的歷史觀,總要心中有把尺,判斷網絡上的每個人,歷史經驗的來源與背景,並互相交換批判性的分析,誠懇面對自己分析的解釋力,可以因為親疏遠近、人情體諒而不用太計較,但總要拿出姿態,展現這是自己的重要任務。

要是跳不出勝敗史觀、正義魔人式暴怒譴責、自己人溫情式討拍,不把自己擺放在同樣的位置去設想人群互動、環境結構的問題,只把對手視為本質邪惡、自己人絕對善良,只是分類械鬥邏輯下,不承認自己現在就已經在秀下限的自我保護話術,這樣是找不到真正對歷史的反省的。無條件搞溫情式的包裝,動輒當言論市場的正義魔人,祭出種種道德修辭偷渡這是過去到現在所有台灣人的歷史及任務,就是整個國民黨史觀一直在幹的好事。

總之,聽說第三勢力政黨曾經提出告別阿伯舊政治的口號,但碰到台灣最勇阿伯李登輝的武士雙刀流,希望不是只有摸摸鼻子閉嘴裝死的份,甚或更等而下之跟著搖旗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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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7日

第三勢力很難挑嗎?臉書大數據分析呈現的政治與政策傾向

318佔領立院行動,打開第三勢力組織政黨參政的空間,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幾乎所有有志於第三勢力參政的團體,都說自己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左獨,一時之間,左獨成為標榜自己、對外宣傳的夯詞,沒標準、無法檢驗的一直講,搞得人一頭霧水,這樣發展下去,常常最後只剩下宣傳手法、造神運動才能決定勝負。

日前台灣獨立黨放棄組黨並支持時代力量,及綠黨及社民黨剛剛宣布整合,可以說第三勢力面對明年大選,剛剛打完上半場,剛好我又有一個空檔,所以覺得現在是個可以初步作個小總結的時候,看看各方第三勢力,在實際的參政過程,政治實踐是否履行自己宣稱的口號。

臉書自從在台灣取得高比例使用率之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經營臉書就成為重要的政治宣傳手段,講白點就是帶風向的作文比賽,我清楚作文就只是作文,雖然拉長時間距離分析臉書內容,資料量一大,能避免掉受測者用一兩個順勢表態的例子辯解說自己是很正義、很愛台灣,但真正的政治立場分析,還得要進行深度訪談、參與式調查等等細緻的調查方法才能完整確認,但由於我人在美國,只能用分析臉書的方式進行調查(好啦,我知道這只是藉口),所以說,第三勢力有沒有嘴巴講左獨、作文比賽卻很誠實的情況呢?

好,上面廢話這麼多,所以我先講結論,從臉書數據初步分析得知,時代力量在政治光譜上屬於獨沒錯,但左的性質低,自由台灣黨狀況類似,在統獨光譜上更獨。綠黨及社民黨普遍觸及左及獨的議題,但統獨立場較偏中間,在與藍綠主流政黨的態度上,綠黨、社民黨、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的互動不同,綠黨持較為批判的立場。民國黨則沒有核心的立場,僅想挪用批判藍綠惡鬥來爭取選票。

這裡的分析是用最基本的關鍵字頻率(term frequence)、關鍵字關聯(term association)進行解讀,是以R語言撈取綠黨、時代力量、社民黨、自由台灣黨、民國黨所有的臉書粉絲專頁內容後,經過數據清洗、中文分詞後,得出關鍵字結構數據,然後進行可視化處理,關鍵字頻率轉為文字雲,關鍵字關聯以關鍵字網路圖呈現。由於綠黨是這五個政黨裡面唯一在2015年前就成立,為了觀察各政黨在大致相同時間軸上的臉書內容,綠黨的臉書資料我從2014年12月去年大選後開始整理,一直到2015年8月15日社民黨、綠黨整合前的臉書文章,總計社民黨422則,時代力量643則,民國黨143則,綠黨371則,自由台灣黨133則(我現在只有時間處理這五個黨的數據,其它的有存但實在沒時間處理)。

一、文字雲

下面五張五個政黨的文字雲,呈現每個政黨使用最多的50個關鍵字。可以看出,綠黨和社民黨的分布情況類似,勞工、工會、環境等議題常出現在其臉書內容中,綠黨的確也因為是環保政黨,環境議題關鍵字出現得相當頻繁,而也因為工運人士的參與,也有勞工議題相關的關鍵字(這是我目前分辨是否偏左翼議題的標準,大家有更好的標準歡迎提出)。

綠黨文字雲:


社會民主黨文字雲:



雖然時代力量的臉書有關於勞工、環境、性別等議題,但與所有內容比較起來,就呈現了聊備一格的現象,前50大關鍵字文字內容除了具體的政治職位,就是抽象的政治口號,但連放個公平正義大絕都欠缺。時代力量的文字雲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前50大關鍵字居然沒有黃國昌,因為這個現象我去查了一下排名,黃國昌排56、馮光遠排55,黃國昌也許因為加入時代力量較晚,而最近才宣布參選,所以有排名些許落後的現象,過一兩個月重新再算一次,我認為就會大幅提高,那馮光遠是因為白目的關係嗎?

時代力量文字雲:


幾乎所有政黨的「台灣」都是高比例出現(這是廢話,分析國民黨臉書應該也是同樣結果),而自由台灣黨就明顯看出,除了台灣,還有台獨、台灣獨立等關鍵字,這些在其它政黨都不看做重點,也就是說,自由台灣黨要區隔其它政黨,提出其它第三勢力政黨只是華獨而非台獨,是有理由及其基礎的。

自由台灣黨文字雲:


民國黨的臉書經營單薄,其抽象程度比時代力量還嚴重,是因為宗教因素要飄在天上還是國民黨包袱使然,就待後續的確認。

民國黨文字雲:


二、關鍵字關聯網路

關鍵字頻率不足以完全確認政治立場,例如上面提到的「台灣」,要是台灣每個政黨的文字雲都是「台灣」最大,難道就可以說台灣全都是台獨政黨嗎?所以這裡也用關鍵字關聯進行分析,關鍵字關聯主要是要看某個字出現時,有哪些其它關鍵字頻繁出現,以確認態度及傾向,是一個最簡單的意見分析方式。這裡展示兩個關鍵字關聯的範例:台灣及民進黨。圖示中,正中間是需要分析的關鍵字,散佈在外面的點,越大、顏色越深代表關聯度越高。

第一,每個政黨都有高比例的「台灣」關鍵字,經過關聯分析,就可以看出不同,就能看出比較細緻的統獨光譜,自由台灣黨的「台灣」,就有高比例的獨立、主權等關鍵字,時代力量的用字有「主權」、「國家主權」、「自決」、「美中」等用詞,社民黨的用字就更弱,明顯「多元」,「台灣」是散佈在其它非強調主權獨立的文章中,綠黨也傾向中間。

自由台灣黨「台灣」關鍵字網路:


時代力量「台灣」關鍵字網路:


社會民主黨「台灣」關鍵字網路:


第二個是比較與民進黨的關係,大家可以看到時代力量談「民進黨」,最愛談的就是「整合」,另一個有意思的是還有「王柯」、「柯建銘」、「黑盒子」、「遊戲規則」,符合近幾個月來既聯合又在某些地方鬥爭的情況,也就是說,在政策上採取模糊戰略,並無強調與民進黨區隔,而僅在立院的政治生態上與民進黨爭執,我覺得這個部分搏版面效果似乎蠻好,實際如何仍有待民調及網路聲量的確認。

時代力量「民進黨」關鍵字網路:


最令人驚訝的是社民黨,因為我記得社民黨有一些的臉書訊息在批評民進黨和小英的政策,算是令人印象深刻,但臉書內容分析下來,卻非常多關於談民進黨與第三勢力整合才會出現的關鍵字,例如有「協調」、「協調會」、「放話」、「算盤」等等,有可能是前幾個月因為林義雄大動作幫時代力量、社民黨與民進黨喬事的關係,實際狀況,仍待進一步仔細用情感分析來確認態度。而綠黨的「民進黨」關聯字則呈現對民進黨明顯批判及強調第三勢力自主的用字。

社民黨「民進黨」關鍵字網路:


綠黨「民進黨」關鍵字網路:


總之,綠黨、社民黨、時代力量在這個部分的差異,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個月整合失敗、最後的綠黨、社民黨整合也往後拖的原因。

其它「中國」、「國民黨」、「課綱」等等關鍵字的關聯分析,也可以看出有意思的異同之處,但我就不做圖出來了。

三、後續

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抽出空檔用關鍵字頻率、關鍵字關聯這兩種最簡單的分析模式,以初步展示各個第三勢力的政治立場,嚴格來說,這只是進一步進行真正大數據分析的起頭,如果有更好的發展方向,歡迎提出。

我自己認為,每則臉書的文本主題分析(LDA)值得做,並搭配按讚、分享、留言資訊做進一步分析,去年臉書把APP的很多功能關了,不知道有沒有人能有方法可以突破這點可以來做第三勢力與臉書社會網路的。此外,除了第三勢力政黨粉專之外,之後也該處理的是分析第三勢力各候選人的粉專,以及助選團隊成員的臉書內容,政黨粉專與候選人的內容還是有分工及差距,助選工作人員的角色也值得看有多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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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1日

阿扁政治獻金、黨產與選舉

徐佳青爆料阿扁收建商10幾億的政治獻金,引爆綠營挺扁保皇派的反撲,但我想還是要從國民黨黨產及選舉這個角度來看會比較有意義。

和七年前一樣,我還是認為,阿扁的搞法其實是面對選舉沒錢萬萬不能及國民黨強大資產下搞的一套機制,但用最低標來看,就算他不是貪污,這樣的機制是糟糕及退步的。
問題是面對花錢如流水的選舉,各國各政黨各有巧妙不同,但說真的,這扁珍資本主義,沒把台灣往歐美國家帶,卻比國民黨更退步,接近於前現代的封建主義。

我們的阿扁大總統,就像是歐洲封建領主或日本諸侯,民進黨各級公職,一遇選舉就是百萬以上的支持,家有急需也有補貼,就像是有恩必報的封建諸侯豢養的武士、忍者及浪人,支持者則是按時交租的佃戶,全民則透過財團的政治獻金來間接剝削,透過這個統馭過程養肥金庫也養大權力,當然封建忠誠是唯一判斷敵我的價值標準。要是陳水扁是亞瑟王,一群挺扁挺到刀刀見血的政客就是護駕的圓桌武士,愛台灣變成石中劍加梅林的魔幻術。但這裡面可沒有什麼浪漫故事及騎士精神,大家看這兩年的綠營,忠心護主不過就是權力和金錢展現出來的真人實境舞台劇,全是為了浴血保護扁珍資本主義這個金權城堡。

七年過去,阿扁也從被關然後被放出來,這些挺扁保皇派的表現,只是再度證明扁珍這家人搞的封建體制,實在是臭不可聞,至今對民進黨仍有強大遺害。但重點不應該是這個,其實徐佳青那段演講真的蠻不錯的,也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也就是選舉與政治獻金的關係是真的該談的東西。

第一,民進黨在政治獻金的募集及分配上的不同之處在哪裡?小英選新北市市長及總統時堅持小額募款,號稱拒絕徐旭東1700萬政治獻金,民進黨內其它參選人的狀況又如何?

第二,這七年有沒有一些值得參考的案例,例如柯P、賴清德也是小額捐款、經費公開,到了一定額度就停止募款。目前民進黨、柯P的作法名實狀況如何?這樣的方式是否該成為制度?

第三,更重要的,國民黨黨產至今仍在大小選舉發揮威力,另外,掌管黨產幾個投信,與台灣的資本市場盤根錯節,影響為何至今未明。我實在不知道這樣的東西存在,藍營名嘴有什麼資格批評阿扁搞政治獻金,虧民進黨不反省,國民黨內部有出現徐佳青狠批黨產的嗎?

第四,就算上述的問題解決,仍得考量是否要有更公平的選舉花費制度,例如公費選舉。柯P的作法就算變成制度,內帳問題、選舉太花錢、政治獻金往人氣候選人集中,仍然是選舉不公的重要因素,美國搞PAC、SuperPAC雖然看起來透明,但卻演變成選舉花費毫無上限甚至演變成豪門政治,這在台灣只會更嚴重。

總之這個事情搞成護扁大戰也是挺傻眼的,我是很期待什麼年輕世代、這花那花、又左又獨的展現一下格局與憤怒,要是連這種封建層次的東西都被裹脅,那就沒啥好往下談的了。

延伸閱讀:

扁珍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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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

《穹頂之下》的環境與政治

柴靜自費拍攝的中國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引爆中國關注,柴靜這部片子的推出時機、敘事方式、解決方案各方爭論不休,台灣也不例外。由於很多都跳很大,我想簡單釐清一些近年來各門各派怎麼談中國環境問題,大家再來站隊會比較有基礎一點。

就我個人的淺見,探討中國環境問題的論點大致可以分成三種,第一是環保威權論,第二種是公民社會論,第三種是企業環境管理論。我強調一點,這三種在實務上其實是有重疊的,各個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甚至個人,面對一個環境問題會取一種、兩種、或三種論點的某部分來解讀,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解方,不能說一個論述的內容之一剛好有某一種的特質,就是公民社會代表、中國官方陰謀或新自由主義打手,《穹頂之下》就是一個例子。

環保威權論主要還是承襲威權國家掌控中國社會運作的假設,在中共及中國政府仍然具有強大管控能力的情況下,尤其是近幾年來「國進民退」,更強化這個論點的解讀力,雖然中國疆域遼闊,但中國在官員升遷設計的一套「錦標賽體制」下,中央政府能夠快速地針對地方官員的表現進行考核,所以在所謂「萬方皆是、萬方皆非」的邏輯下,我們會看到這個論點會譴責中國過去幾年用GDP發展考核官員,讓地方政府不斷提供種種刺激經濟的配套措施,無視環境保護的問題,但也會期待中國政府能夠關注環境議題並予以改進,例如會希望中央政府把環境發展放入考核項目就好,例如2013年三中全會就有類似的決議。

第二種公民社會論台灣應該很熟悉,就是認為環境問題是自主的公民社會太弱所致,在公民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與國際公民社會串連的環保運動擴大、專業化及激進化,迫使政府修改法令及執行,但更重要的,由於中國政府結構其實是碎片化的(fragmented bureaucracy),各級政府、各部門可以分成劃分成條條塊塊,彼此按照自己的利益競爭,而環保團體就利用這樣的結構,與一些環保部門合作,挑戰經濟部門的開發計畫。

第三種的企業環境管理論呢,承襲西方反對大政府的論點,認為政府的環保管制不僅無效,而且會戕害企業自主關注環境的積極性,這個論點強調科技的問題只有科技才能解決,而當代社會能發展及利用科技最強大的就是企業,證據就是1970年代後歐美國家的環境生態進步,就是歐美大型企業在科技及管理能力上建立的種種基礎才達成,例如ISO 14001。所以中國引進外資不但能因為採用最新科技的設備而減少污染,也因為種種西方企業行之有年的規章制度而有效改善本地企業的環境污染,例如綠色環保供應鍊。

所以柴靜的《穹頂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她的確在資源及政治上,高度地利用中國社會環保團體長期累積的基礎,加上與中國官方內部關心環境的官員及部門合作,拿資料、採訪、播出。而在論述上,則強調中國政府的治理問題,及推廣類似於企業環境管理論的解決方案。所以要說《穹頂之下》提出民營化解決方案,所以就是新自由主義,但人家有和中國不知道那個層級的高層有默契耶,這個水很深的說,還是先看風向吧。那柴靜是與中國官員有默契,所以是威權治理的一份子,但人家和公民社會的聯繫你又怎麼說?好了,現在被封殺,所以是不是又該轉很硬說《穹頂之下》就是公民社會對抗國家被犧牲的最新代表,而無視其原本與官方及業界的互通有無?

我的看法是這樣,我不從《穹頂之下》本身的文本和從其出發的臆測來談,很多推論局勢一發展就會被打臉。我就談前面三種論點的根本性問題。這三種論點不論是在中國或世界其它地方,包括歐美,都有一個相同的問題,不是企業不見了,就是企業變成好棒棒,至今還沒有一套對於當代世界污染明明是最大戶的企業有完整的論點出來。

環保威權論簡直把中國政府完全接近韋伯官僚制度這個理念型,先不要講目前中國企業多能影響中國政府決策,不能再用全然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theory)來看中國,所有組織永遠不可能收集到最完美的資訊也不可能建立一個最完美的組織結構進行決策,官僚理性最後造成的非理性結果,永遠是難解的矛盾。Easton及Kostka的研究就發現,搞環保考核項目,結果是讓地方官員只搞短期的環保競賽,長期而言對於環境仍是傷害。公民社會論常常搞成只有技術沒有立場,像這幾年全球環境NGO強調的透明、問責、程序,不斷被質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配套方案之一,搞得一個方法不論多扯,只要敢開口講自己是環保,都可以拿公民社會包裝。企業環境管理論就不用說了,1960年代後西方環保運動讓歐美國家管制變嚴,這些企業才往外找污染天堂,目前歐美國家的環境生態有那麼一點點成就,是包括台灣等國家,包括現在中國的環境污染貢獻的。

所以是這樣,我們得承認中國政府有其強大的治理能力,但卻也得看見「公民社會」對其深刻的影響,公民社會不只是公民團體、NGO,還包括外資、本資這些在幾乎所有社會裡擁有最龐大資源的群體。在中國,他們不像歐美國家用遊說、政治獻金影響政府決策,卻能透過其它的機制,除了關係、賄賂及用腳投票之外,近幾年同業公會的發展、官方設立的種種決策委員會,都讓企業有能力影響決策,而我之前提過的金字塔結構,也是一個重要機制。而中國的環境,政府也用不同的方式影響資本,阿里巴巴的太子黨股權大家都看到了。

在環境上面,欠缺這一塊的考察,是永遠都會搔不到癢處的。環境問題早已無法用公私、西方中國來一刀切,把任一方當作是絕對的善、另一方是絕對的惡。我舉一個例子,中國國企的結構規模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了,講好聽你可以說是符合先進生產力、做大做強,不好聽就是規避管控、腫瘤巨獸,總之已經不太能說國企都是沒效率、搞污染,在金字塔結構下,一堆國企都成立了再生能源公司,而且很多都是搞真的,但因為很下層,有些股份都被稀釋到被看做是民營的,這樣國營民營怎麼分?另外,很多需要政府計畫的私企,其實很多行為比國企還國企。

也許《穹頂之下》的幕後再追下去就是一個顯例,也許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新自由主義破產,中國至今仍在經歷國家發展議程(agenda)的盤整時期,國進民退是一套產官學的想法,《穹頂之下》呈現的則是另一群產官學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思維。總之,解讀這些,不能用單純的官方、私企或西方公式,而對抗這些,也必須拿出更統整性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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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日

從香港假普選談談中共中央「領導」這件事情

8月31日,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於香港特首普選方式拍板定案,由於方案規定未來香港特首的選舉將由提名委員會決定候選人,香港泛民派指出由於提名委員會皆在中共掌握,特首普選方案為假普選。從今年六月國務院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到9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來看,人大普選方案有一個重點是,突出中央的角色及決定權,絕不容許普選有破壞中央政策與命令的可能性。

許多論述認為這完全凸顯中共極權統治的專制本質,從這個個別案例來看,集權的說法的確沒錯,但整個拉長歷史觀察,卻不盡然能這樣武斷,仍還有許多細緻的地方值得處理、推敲,我不是從違反普世價值,而是從「領導」的變化來看這個事情。有些定義的東西暫時不處理,例如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是不同概念的東西,在一些場合有不同的界定,有些地方卻是用三段論等同起來,這裡就不做這種討論。

先從這次白皮書和人民日報社論來看,明文指出絕對擁護中央才是香港基本法的正解,其實是將香港基本法《十七點和平協議》化。1951年中共中央與西藏當局簽署的《十七點和平協議》第二條,載明「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但在香港基本法中,僅僅在第12條規定「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兩字之差其實差非常大,理解中國共產黨黨史就會知道,「領導」二字極為關鍵及敏感,背後有一套中共能否代表或是主導社會組織的論述,在解放前的領導是做為先鋒性政黨組織及動員群眾抗日及推翻國民政府,解放後,是在「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及中央政府領導中國,所以一堆人民團體章程都必須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

香港基本法為什麼沒有規定香港「被領導」我不清楚,是英國殖民當局的抵制,還是延續著1982年修憲的精神,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排除於憲法之外,體現改革開放中國邁入新時代。總而言之,香港基本法的原條文的確是「去領導」的模糊,而《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一國」,界定香港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人民日報社論表示「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中央有決定權」、「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確是中共中央用不修改基本法的方式,強化了中央政府「領導」的絕對性。

先不談這種中央政府將模糊空間收回來的動作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有一點是確定而比較少人提及的,強調中央領導與自治自主之間,一直是中共搞不定的重大矛盾之一,始終難以解決抓太緊變成官僚主義,一強調獨立自治就認為失去掌控亂成一團。這次將治港治到把香港搞成烽火燎原,但從中共中央的角度來看,卻是放手放太開,所以必須重新強調中央的領導性,但這反而不能解決問題。

我比較熟悉的例子不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關係,而是中共中央與社會的關係中,也就是群眾、工會與中共中央的部分。從1949年解放後,中共就不斷強調工廠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也就是工人對廠務經由民主的程序,有一定的參與權,除了有利於生產效率及工人福利,也是民主集中制重要的基層部分。但推動的時候問題就來了,民主選出的工會或工廠管理委員會,黨組織常常就控制不了,甚至有國民黨舊勢力贏得選舉的案例,所以許多工廠的黨組織就搞委派、提名制,這樣的方式的確鞏固了黨的領導,但卻誘發黨的官僚主義,許多幹部就此當太平官甚至利用政治運動惡整工人,爆發了許多不滿甚至抗議、罷工,中央一看苗頭不對,再度強調絕對要民主選舉、要絕對相信群眾,不能搞委派、命令、包辦。然後這個過程一直反覆循環,這個循環甚至引發高層惡鬥。

最著名的就是1949年後全總首任主席李立三,既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卻又看到矛盾出現後,強調黨的領導必須有限度,1949年他就在工會工作的報告說明表示:「在工人選舉中,提出名單是不行的,因為這樣他們不贊成也不敢說,而應該由工人提名,一個一個討論,而且要用秘密的無記名投票的形式才行。」所以全總隨後曾經做過決議,將「中國共產黨領導」從工會章程拿掉,而在後來黨中央又看到必須重新強調領導,李立三就被打為「搞獨立工會」及「工團主義」而黯然下台。接任的賴若愚將工會及工管會的角色限制在幫助黨及行政監督廠方,工會與黨的關係變成「請求指示」,而這又惡化工會的官僚主義,賴若愚只好再強調黨組織不能干涉工會選舉,但這個說法之後在局勢變了之後,也被清算。

這個反反覆覆一直搞到文革而極端化,別忘了,文革一個重要的口號就是反官僚主義,追求真正的民主,官僚化的工會甚至是群眾主要打擊的對象。但到文革中後期,發現還是不能亂,重新扶起被鬥的黨官僚,成立革命委員會,搞解放軍、黨官僚、工人三駕馬車。

改革開放後強調的放下階級鬥爭、不折騰,的確讓這樣的反覆頻率大幅拉長,而且讓矛盾個別化,一些案例甚至有收放自如的現象,例如實驗區、經濟特區、分稅制改革、幹部晉升制度等等,都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但近年來西藏、新疆治理的糜爛,加上六四後的社會管控隨著經濟成長帶來的執政合理化而不斷延續、完備,許多案例再度強調往中央集中成為必然的選擇,特別是當中共黨員隊伍仍然龐大,滲入社會變成不是能不能,而是怎麼做的時候,香港是一個例子,在市民社會中,則成立大批由政府及黨出錢出人的NGO,中國社科院強調意識型態,還有九不講的自信。

這樣的思路在目前對中國現代化後發先至的自信及對有效龐大組織治理的迷戀下,隨著中國國力不斷上升及對中國統治疆域擴大的論述有統一口徑的需求,當然成為一種不斷自我實現的預言及難以質疑的神喻,只是這反而剛好是更難以超越的「理性牢籠」,不知最後是否能承認這裡面有矛盾而再倒逼改革,抑或是繼續走《環球時報》的高歌猛進路線。

延伸閱讀

扭曲消逝的中國工人抗爭史
重慶模式與轉型正義
自主社運與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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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1日

聽說連公子又提出「台北控股公司」這個餿主意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昨天開記者會,表示為了解決台北市的財政問題及公共建設需求,將成立「台北控股公司」以引入民間資金,由於出席背書的喻銘鐸是國民黨台灣環宇投資公司及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合資成立的「開宇研究諮詢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立刻有中資即將進入台灣買台北市的質疑。先不論連公子選不選得上讓阿共來買天龍國這個未來式,到底將市政府資產搞一個控股公司管理是不是好政見呢?

說實話,地方政府成立控股公司以活化財務這件事情,還真的是向中國學習的沒錯,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批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以進行都市開發與公共建設,並且陸續改制為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台灣名嘴、政治人物一去中國就無比讚嘆的大投資、大建設,幾乎都是這些公司的成果。

城投控股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其實也不是什麼黨國領導有方,就是習近平自己承認的:「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由於許多財政收入劃歸中央,但卻又負擔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然後又不允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而對於地方政府官員來說,由於升遷是以在經濟發展指標作為主要評量,必須投入大筆資金興建基礎建設及吸引外資,所以就有地方政府進行「制度創新」,就在政府機關轄下成立了城市建設公司。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拉動經濟成長,將交通事業、公用事業、城投、銀行等等資產進一步整合成控股公司,一方面將一些有龐大債務的公司透過與其它公司整合以稀釋債務,另一方面資產控股化後易於切割出售以處理不良資產。要拿台北為例的話,大概就是把捷運公司、悠遊卡公司、市立醫院、托育中心、健身中心等等等全部劃為台北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或孫公司,然後進行資產操作。而中國本身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回歸前就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公司,原本可是熱騰騰的所謂「紅籌股」,被香港股民大力吹捧,但後來發現原來根本沒在控只是「資產綑綁」,根本獲利不佳而股價大跌,後來為了要解決門面及實際利益問題,透過北京國資委合併了有龐大資產及利潤的北京燃氣,真正控股化並將資產帳面美化後才使得股價漸漸上揚。

北控的案例只是其中幸運的例子,事實上,各地城市控股公司不僅沒有解決原本的債務問題,還使得財務惡化,成為嚴重的財政未爆彈。主要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地方控股公司仍由各地國資委掌控,在地方經濟發展仍為首要目標下,龐大的公共建設支出仍為展現政績的必要投資,尤其在2008年金融風暴中央政府的擴大內需方案下,各地城投有關控股公司更是進一步搞所謂「地方融資平台」大筆舉債;第二,控股化造成嚴重的代理問題,管理階層上下其手的空間太多,尤其是金字塔越多層的問題越大,常常最下層的公司離所有者越遠,就是五鬼搬運的核心,這點並不是中國特殊國情所產生,美國在1980年代後陸續通過RA81、TRA86法案,使得多層次控股公司大增,金字塔公司釀成許多金融舞弊、犯罪等問題;第三,大批資金投往房地產,已經有泡沫化的陰影。所以近兩年來,城投控股公司、地方融資平台債務規模到了將近20萬億人民幣,已經到了中央政府不能不管的地步。

而城控也造成兩個社會矛盾,第一,許多城控集團下轄房地產開發公司,近來許多暴力圈地案件就是這些公司的傑作;第二,城投公司就是要投資基礎建設後回收,所以就是要收費,但許多項目都是公共事業,形成提高規費就造成民怨、降價又使得原來的財務目標難以達成。

大概是新生高架地下化、港湖黑壓壓、壽司便當638等等被恥笑的事件讓連公子陣營覺得反正蝨多不癢已經死豬不怕開水燙,拿「控股公司」這個鬼藥單就算被罵也因為名詞很先進高端,也不會比以前慘。上面提到的中國城投公司的問題都是結構性,不是什麼台灣愛講的因為中國是官商勾結的貪污淵藪才會發生,也不是什麼阿共要來買的陰謀論就已經問題這麼嚴重(其實不用搞台北控股公司就能賣了,因為台灣許多項目已經私有化,今年五月,前面提到的北控就收購了曾涉入扁案的力麒建設污水處理廠),總之趁鬼月大家快點拜好兄弟,千萬不要讓他選上繼續玩殘天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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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日

上一個及下一個20年的社會運動

不管怎樣,我要向318佔領立院行動致敬,它是台灣公民社會運動慘淡經營20年的成果,致敬是因為用盡力氣、也誠懇地讓我們看到限制,很多眉角問題一卡車的確讓人難以忍受,但講句俗話就是「歷史共業」罷了。

佔領國會議場真的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攻得進去也要守得住,當然比起列寧十月革命佔領冬宮後還能奪取政權差一截,但對比社運長期被詬病演戲給媒體看,完全是拼肌肉比實力、文場武場都是玩真的,雖然319凌晨的劇本「到底要進去?還是要出來呢?到底要坐下去?還是要站起來呢?」是有得談是不是一開始打算演戲,但後來眾志成城,的確讓議場內外的群眾包抄居然一連四波抵擋住警方的攻堅,讓國家暴力機器暫時無能為力這個成果,就值得津津樂道好幾十年。

說佔領立院行動是20年公民社會運動的成果,其實就是否定它「純學運」的性質。只要回想一下,當318晚上外場需要緊急動員,公民團體及學運團體長期的宣傳及動員已經累積參與公民的信任,這幾年動員能力已遠遠高過政黨及政府,讓學生及全家大小在同樣的動員系統下一呼即來;需要網路直播突破媒體麻痺時,社運團體對網路使用能力及自發性組織的科技團隊快速建立起直播中心;場外人潮的指揮是威脅議場內留守警方的關鍵壓力,在需要馬拉松式撐場的時候,各個公民團體工作人員擔起主持人的角色,這是過去長期許多遊行、抗爭場合累積下來的合作默契;看到佔領態勢形成,輿論戰成為殊死關鍵時,工運團體長期找漏洞進行「抗法鬥爭」及去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再度以臥軌抗議勞委會濫訴關廠工人、農陣實行「公民不服從」佔領包圍內政部,對社會展演一場又一場抗法挑戰國家機器,使佔領立院能快速取得社會正當性;這次反服貿的反中國併吞主調,則是基進獨派及公民民族主義長期累積論述的成果。

所以該這樣看,當3月18日晚上數十名學生及民眾衝進立法院、佔領議場後,台灣公民社會運動就正式進入了這20多年經營的驗收期。這是上承20多年前,1980年代前仆後繼的「暴民」推倒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釋放了台灣的社會力,讓台灣邁向民主社會,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號召讓整個社會進行大型的政治經濟盤整。這20年來是Polanyi的市場與社會保護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實際展演,當官商資本重組為大型企業盤據及藍綠執政,台灣社會力解放後的政治經濟贏家囊獲了絕大部分的利益及發言權,卻有另一小搓人因為台灣社會盤整帶來的新空間,在民主化時期持續不斷挑戰新舊政治人物及企業家,累積至今我們才能看到佔領立法院行動成功撼動政經贏者圈。

但最後被命名甚至自我定位為學運,其實也是台灣社會無奈的宿命。圍城的能力看的是人數及正當性,在這20年經營下,群眾性組織基礎依舊薄弱,上班時間的動員除了尼特族,就只能靠網路動員學生,而正當性方面難以否認的是台灣公民運動依舊想運用「中國因素」中的儒教大毒草,利用社會普遍看待學生為純真、有理想性的特殊群體,內外滾動的結果,就是現在的調性,至於眾人批判的權力集中、議會神殿化、糾察隊等問題,既然已經學運化,就是台灣學運或多或少的特質,只是這次規模大,加上本質上核心及外圍團體本來就不是僅僅學生組成,再素樸的幫忙一旦因為佔領運動的自我提升而政治化,結構上、價值上、組織上如何協作的問題就會浮現並且尖銳化,323佔領行政院行動之爭就是最顯著的案例。

所以公民社會運動因應正當性需求的快速體制化,也預示著台灣以NGO為主體、公民以剩餘的時間、金錢投入的公民社會運動之侷限,而且不僅僅是社會運動這個領域而已,最該有動員、論述、累積資源能力的產業、專業、群眾性組織匱乏,是台灣社會長期及普遍的問題,尤其這次整個服貿的協商、簽訂及爭議過程,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對台灣的嚴重負面影響。

這幾個月來揭露的資料盡顯政府負責單位既小又弱,毫無業者資訊整合能力,智庫一接政府委託案就變成智障,同業公會簽訂前沒掌握協定內容、會員看法,簽訂後反彈政府一下資源、一給壓力就軟,工會組織呈現立場分裂也無動員力。公民團體的動員雖然都能觸及到這些服貿相關利害團體的個人,個別的受雇者及中小企業主表態,甚至寫出業內專業文及專業技術資源,但這都是個人,不是一個集體性的團體意志,沒代表性也無法動員及調動組織資源,所以說雖然學生在議場喊出罷工這等高難度的訴求,但事實上,就連希望受到服貿最深刻影響的中小企業罷市都難以做到。

所以反服貿運動不要說什麼階級對決了,連利益團體競合的層次都搆不太上,就是如馬克思所說是一群毫無政治參與能力只能被代表的「一袋馬鈴薯」,大家想想現在為什麼代表我們的立法委員的是這種品質就知道了,沒用處的一袋馬鈴薯生出有毒的茄鹼也是剛剛好。這樣下去所謂的社會保護機制退回為民主政治包裝的分類械鬥也不意外。

也不需要再拿Gramsci自我安慰說什麼文化陣地戰了,Gramsci強調霸權是「妥協的非穩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 of compromise),是包含政治、經濟及意識型態的脆弱嵌合,需要在每一個生產場域、論述場域、政治場域去找裡面的矛盾,絕非僅僅是大型公民運動的認同式動員帶來的文化衝撞,紅衫軍運動的殷鑑不遠不是嗎?國族建構中延續著對中國傳統國家大共同體的迷思,就連公民運動的經營在氣若懸絲下都主動打擊,如今國族運動也得承認基層組織的力量,喊出就地組織的號召,卻已經讓台灣浪費了20年。也不要妄想奪權掌握國家機器就能改變台灣困局,台灣官僚在失去威權保護後再也不復以往的能力,這次服貿整個陸委會、經濟部對外談判被中國電爆,對內幾個鄉民的懶人包就被打在地上爬不起來,這種貨色不扯後腿就阿彌陀佛。

佔領立院運動再強大就是鐵打的議場、流水的群眾,就讓溫馨的共同體及集體記憶僅僅停留在現在,再20年後,如果還有20年,希望已經是參與者在各自領域就地發展及對抗有成,不管是發展成利益團體還是階級團體的代表格局,但這的確不僅要反服貿而已還需要加把勁衝撞出另一次大型的政治經濟盤整,拆解這20年被建構出來的高科技島光環及民主進步,承認台灣就在內外政商綁架下動彈不得,稅收補貼食髓知味、徵個證所稅就在哭爹喊娘哀嚎、科技廠大賺錢大污染、大放百萬一坪豪宅不算貴厥詞、內需產業規模越大越賺錢越黑心、媒體劣幣逐良幣毫無專業自制、員工一個個被操到爆肝、給22K薪資還把自己當大善人,就連像文化創意這種重點扶持的新興產業,都被裙帶業者尋租吃乾抹盡。台灣需要再度釋放社會力,讓20年後,就算要鬥生死也要和專業的鬥,並警惕Polanyi的社會保護機制搞出來的不一定是好東西,但就先讓這些四海遊走、附耳貼臀的蝗蟲被解構走入歷史吧。

延伸閱讀

奪回選擇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支持並參與佔領國會行動聲明
賤民解放區宣言
長期而言,我們都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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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0日

罄竹難書日月光

知名晶圓半導體大廠日月光,被高雄市環保局查獲其位於楠梓加工區的K7廠,將強酸、含多種重金屬的半導體廢水直接排入後勁溪,使高雄農田水利會橋頭區和梓官區將近一千公頃的農地全受污染。這個事情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媒體僅指出K7廠多次污染,是重大累犯,但其實日月光其它的廠房也是污染連連。第二,政府的資訊公開不是不足就是疏漏甚多,不僅令人懷疑中央到地方政府查察的能力,更使得在地居民的監督困難重重。

媒體指出日月光K7廠從2011年8月起至2012年5月止,已經被查獲4次排放污水不符標準,而根據環保署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的資料顯示出,K7廠至2012年8月止,已經被查獲達到裁罰標準的件數是5次,總開罰金額為96萬元,而重點是最後一次也就是2012年5月22日那一次也和這次一樣開罰60萬元新台幣,但明顯上次的開罰沒有達到嚇阻效果,不僅繼續排放,還給大家排放完全沒處理過的。

但聚焦K7廠是不夠的,同樣根據環保署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比起日月光其它各廠因為污染被裁罰的次數和金額K7廠只是佔一小部分,從2009年開始,也是位於楠梓加工出口區的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裁罰次數為4次,總金額為117萬元,K5廠6次,58萬元,11廠1次,14萬元,中壢分公司5次,總金額63萬元,其他還有各有一次或兩次的。從2009年開始,日月光因污染被裁罰的總次數24次,總金額382萬元新台幣,結果日月光還敢講K7廠的污染是「單一事件」。



這種企業,在其2013年8月1日公布的2012年企業責任報告書中,還有臉自稱「日月光的環境永續思維,期望與供應練共創綠色產業鏈;我們也積極推動興建綠色廠房與導入清潔生產......以『零』為目標,零廢棄與零污染為終極里程,全心保護我們賴以維生的地球環境。」

第二個重點是上面被裁罰資訊是被抓到的,但從環保署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可以看出,政府對於日月光的污染追蹤完全不足。

在26個廠址中,僅有15個廠址有空污資料列管,但最扯的是全部都沒有資料,僅有17個廠址進行水污資料列管,裡面有13個廠沒資料,毒化物僅7個廠址列管,也是全部沒資料,這簡直是開玩笑。



而且不僅日月光,所有的高科技大廠(其實所有工廠都這樣)環保署的資料都有這種該列管沒列管、列管後沒資料的問題。從日月光的惡劣情事來看,政府對於製程複雜、一污染就極毒極嚴重的高科技廠房,應該是空污、水污、廢棄物、毒化物都要列管,而且不得解除列管,而列管後資料更不能缺失。

要知道,政府單位要稽查廠房的污染,除了內部檢舉、排放太明顯被檢舉抗議之外,就是要從廠房的排放資料中進行比對找出蛛絲馬跡,但現在資料都沒有也沒有要求廠商確實申報,要如何查察?

更何況近年來政府資訊公開成為顯學,尤其是工業廠房的污染排放資料,在歐美國家中是廠區附近居民除了聞味道、看空氣水體顏色之外,最重要的監督方式,此外,由於污染的影響常常是長時間才會顯現,這些更是未來追究責任、求償的重要基礎資料。環保署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雖然是去年才開始對外試公開,但一年多過去,資料還是如此零零落落,也難怪日月光這種企業有恃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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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3日

自主公民進場

凡是為了挺綠而倒馬的民眾,或是為了挺藍而反制倒馬的民眾,都不是真正的自主公民,因為這些在其他方面或許可敬的國人,把自身交給了一個外在的勢頭,放棄了對自身信念與行動的嚴肅思考,也放棄了對人民自身利益的忠實看守。

自主公民的首要外顯特徵是:不如響斯應地為藍或綠背書,不機械反應地反藍或反綠,更不為一方打另一方。表現在外的這些行動特徵,反映了一個內在的清楚思考:如果公民沒有自主性,那將永遠是既存政治勢力(不管在朝或在野)的偶具,供人驅策,犧牲的不只是自身的利益,並且是根本的公民主體。沒有自主公民體為基礎的體制,一定不是真正的民主體制──儘管有選舉、有政黨。自主公民也投票,但走出投票所,並不停止思考,也不閉上眼睛,更不閉上嘴巴;行屍走肉般地等待下一次投票的必非自主公民,反更像是千百年來有權者眼中的「小老百姓」。

馬政府上台以來,人民痛苦指數陡然攀升是一不爭事實。各種問題愈演愈烈,表現在高層政治無能化、政黨政治惡鬥化、金權政治肌理化、貧富差距鴻溝化、兩岸關係附庸化、新聞媒體幫派化、弱勢群體邊緣化、人權保障書面化、多元文化口號化…這九化。其中,人民對高層的失能、失言與失態的憤怒最為尖銳,因為那牽涉到社會人群文明與國家賴以存在的道德底線,這個憤怒表現在百萬人要求馬總統下台與「反毀憲」等消極訴求。

這些訴求雖然消極,但是,在傳統國民黨的專制、威權與家父長文化制約下的人民,能夠突破文化限制,提出「反對╳╳當家作主」的明確訊息,的確是自主公民的突破性進步。對這一進步提出質疑,無異於質疑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道理:一個政權得不到社會(或公民)的合作,責任是應由政權來負,而不是由社會(或公民)來負。這是徐復觀先生一九四九年在《民主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對甫敗於國共內戰的國民黨政權所進的諍言,於今錚然有聲。

因此,無條件地支持執政政權,並對公民行動進行汙名或反制,是一股與民主社會的理路自我矛盾的力量,也是公民內部自我摧毀的力量。對於這股所謂「人民的力量」,我們以民主之名格外籲請三思。

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無條件支持倒馬或是反毀憲的人民行動,關鍵仍在於它是否堪稱一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

一場實質的自主公民行動,在這個攸關台灣民主前程的時刻中,必須要(一)具備超越藍綠的公民自主意識;(二)對藍與綠所共同構成的台灣政黨政治格局持高度批判意識。翻成白話,也就是呼籲包圍國父紀念館的兄弟姊妹們,倒馬與反毀憲只是消極或是表層目標,真正的目標是以我們公民為主體,促成現實兩大政治勢力的徹底改造。

我們要以集體的力量要求「後馬時代」(不管是多久後)的政治接班人(朱、郝、蘇或是蔡或是其他人)與政治勢力(不管是民進黨或是國民黨),以具體的承諾,挽救那被台灣的政黨政治接力糟蹋但所幸一息尚存的重要價值,其中包括:民主、公義、和平、清廉、法治、人權、社會自由與文化多元。

自主公民的包圍行動一定不能只是倒馬或是反毀憲,這太消極了,倒馬必須與策藍策綠入民主與進步之林,雙軌並進。我們反對馬英九式的政治,在633這張空頭支票的掩護下,進行拍賣中華民國憲法的政治,也同樣反對小英式的政治,以賣弄裝傻(即,不反省過去執政)為偽裝,進行為反對而反對的退縮政治。

隔著層層拒馬與軍警,面對著國父紀念館中的孫文銅像,包圍紀念館的自主公民將展現其體積、重量與勇氣,促馬下台,但更應展現其公共智能,論述出後馬時期的公義與民主,以及與這些價值相關的具體訴求。只倒馬或只反那已經失過的德或犯過的罪,而不持續地對未來的政權戒慎恐懼,歷史將證明其為浪擲能量,甚或為大盜積。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來臨之際,我們深切期待著自主公民的進場!

註:本文為向大家提醒七年前曾經存在過、現在也該被作者們寫出來的雄文致敬!

延伸閱讀:

紅軍自主 v.s. 紅皮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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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日

自主社運與公民社會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曾經稍微取得一定正當性的「自主社運」,在這幾年可以說是腹背受敵,但老實說,所謂「公民社會」本來就是各方政經勢力的競技場,如果自主社運是因為找不到像藍綠陣營在台灣「公民社會」所具有的動員基礎,被套上綠皮藍骨、藍皮綠骨的帽子,並奉送中國或美帝同路人的標籤,本來就是活該。

但這腹背兩方的壓力,並不是一邊傳統、一邊現代,公民社會只需要拋棄代表中國的保守勢力,邁向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現代性。而是藍綠兩邊各自有其保守及現代的部分,而諷刺的是,這幾年藍綠「傳統」的部分不斷加大,使得台灣明明在文化融合、政治民主上具有的優勢,卻在面對中國、面對世界上,不斷呈現畏縮、尷尬的處境。

國民黨執政後能夠在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並且在資本、土地、農業問題上完全恃強淩弱,除了有民主選票作為基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兩岸整合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的強勢總結作為後盾。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現代化,帶來的是越來越極端的國家與社會的矛盾,但大棒與蘿蔔的治理模式,卻屢屢過關,這種內部猶如火藥庫所建構出來的巨靈,最需要的就是透過既有的微血管黨政治理機器,將專制治理邏輯合理化。所以這幾年,中國不斷在尊孔、新儒教上做文章,表現在經濟上,是國進民退,這雖然表面上是有著反「新自由主義」的反美帝特徵,但也有以「抑兼併」為名進行「國家專制」的傳統治理術。所以在社會上,這幾年因為中央的稅收積累龐大,中國政府以建構公民社會為名,補助成立許多政府NGO,甚至黨營NGO,而且各省市民政局「服務外包」預算也越來越龐大,許多原本自發性社會抗議的領導人,也被半推半就被吸納入「政府領導社會」的機制中。

也難怪在這種國家主義再度復興的時代中,中國自由派學者秦暉會定調這是「儒表法裡」的傳統統治模式,所謂的「傳統」,是中國早熟的國家機器作為大共同體,打擊「率土之濱」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將統治直達個人,所以就連最被視為傳統、保守代表的「宗族」,都是國家長期打擊的對象,在中國歷史中,除了魏晉南北朝及明末後商品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皆無宗族自治的存在,而是「編戶齊民」。以致於弔詭的地方在於,在當前的中國就算談「宗族」復興,回到儒教原教旨的宗法關係或差序格局,建立起公民權利及小共同體的聯盟,反而有反傳統的現代意義。

秦暉的宗族復興現代論當然過於極端,但卻是一個考察座標。首先,中國在國家力量消逝時,宗族在歷史上的確發揮重要力量,清末廣東擁有龐大公業的宗族,對革命黨就有或明或暗的支援;第二,2011年的廣東烏坎事件,宗族反而是民主化進步的推力;第三,例如Elizabeth Perry的研究,20世紀初期在共產黨進入上海組織工人前,前現代的同鄉會就是發動罷工的主體,共產黨領導工人、使工人覺悟只是政治宣傳;第四,這個觀點也與Polanyi反對的市場交換自古皆有不謀而合,而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打破傳統共同體束縛也是一種理念型的狀態,也就是說就連西方而言,傳統關係仍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重要部分,這是殖民地及新興民主化國家雙元經濟、社會網路論會在近年極為重要的原因。

回到台灣來看,在歷史上台灣因為與世界市場掛勾極早,商品經濟程度更勝於中國沿海,宗族面對清朝、日本、國府統治的適應及「現代化」程度有目共睹,甚至因為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將具有政治反抗意識的地方仕紳清除,留下的功利主義者轉型為「派系」,在政治上還能「鑲嵌」於威權統治下的「假民主」,與國民黨互利共榮超過60年。

這就是目前國民黨統治所同時具有的傳統與現代,展現最極端的就是苗栗王劉政鴻。當前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統治,雖因為初步民主化貌似跳脫「儒表法裡」,呈現出一種「現代感」,實際上在民主政治的社會實踐層面上,卻因為偽民主制度超過60年的運作,西方意義下的「市民社會」參政,各階層或多或少都變成國家統合主義下的「收編」,這裡面「社會」當然也會有嚴重的矛盾,但國民黨長期靠著冷戰結構下的經濟成長,已建立起經濟功利的民粹收編機制,所以劉政鴻的民意基礎就是這種經濟功利累積起來的道德專制。同樣的,國民黨中央也不遑多讓,以自由開放、經濟成長為名的兩岸整合,就是承接著國家主義領導社會的政治正確,而這裡面台灣儒教控、反西化派對這個趨勢不僅張開雙臂接受還積極化妝,完全是作孽。這個台灣經驗,也是證明極端的宗族復興現代論不可取的原因。

但如果說反抗國家領導社會要靠著公民社會的壯大,反挫除了來自於國共兩黨,近來綠營公民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也是問題。由於公民民族主義本身具有透過奪取國家機器打造社會及公民的實踐取向,這在西方市民社會強大的客觀條件下,都不免經歷多次的民主、獨裁迴圈,在台灣,如果再加上反對「中國因素」下對中國新儒教複雜內在邏輯的簡化處理,反而會掉入鼓吹中國傳統的陷阱。所以在2012年之後,對於從民主化時期就高度政治化的自主社運,被抹為「去政治化」,然後是保守派同路人、天朝主義「左派」的二分法出現,最近這個論述不意外地被推到極端,洪仲丘25萬人上凱達格蘭大道,被激進派視為「群氓」,並論證沒有國族的公民社會不可期待。一連串邏輯就是接受代表國族運動的黨領導的社會,社會才有正當性這等中國五毛式妖言。這些論述表面上看起來來自現代性意義的民主、人權,實際上是高度繼承對獨立社會組織高度敵意、不信任的中國國家主義傳統,完全與目前中國推動的新儒教一定程度異曲同工。

雖然台灣藍綠兩陣營挖壕溝追殺觀望派,但兩邊能隔壕溝唱和否定公民社會論,也算是台灣奇蹟。其實反傳統國家主義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有其基礎,反黨國資本主義的論述就不用說了,最顯著的例子是代表傳統、保守的「鄉土」,曾經在文藝戰線上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雖然這個概念在之後轉化為更模糊、國族的「本土」,但積極意義仍然存在,在學術研究上提出「編戶齊民」、中國為國家統治貫穿社會的杜正勝,在教育上就提出「同心圓」史觀,以認識、熟悉、理解自己身邊的歷史、社會與關係,然後一圈圈向外擴大,這種往儒教遠近親疏原教旨「小共同體」靠攏的意識型態戰略,難道能被打為中國新儒教嗎?當然不是,這的確是反中國傳統的論點,也難怪強調大宗法的統派會對此跳腳。但同心圓如果轉變為以「台灣」為中心,那當然就可疑了。

所以說所謂的自主社運,需要耙梳及辨析的東西太多太多,不會也不能是唐吉訶德式的浪漫,而是要定義、介入高度異質性的公民社會。被打為暴民、群氓的群眾理應有代表自己的組織,組織聯盟後對抗的是打算承繼著最保守中國傳統的國家統治及極端西方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市場烏托邦,敵人從來不是表面上的藍綠而是國家與市場。但藍綠兩端對此樂此不疲的進攻,仍是他們政治惡鬥下難以避免的自我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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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

長期而言,我們都輸了

這應該是一場承受著無數歷史重量及責任的學生運動。

其實吳叡人在公平會外的激昂演說,應該視為一個世代某個群體的集體失落與堅持理念的再出發。陳柏偉在青平台被傳頌的發言亦復如是。先不論兩者背後在理論及實踐上的差距,不管是期許政治專業的精英將政治當成韋伯所說的「志業」,或是堅持與群眾共呼吸的人民民主路線,回頭遠望年輕的自己,再看看台灣社會的集體保守化所帶來的孤寂,還能擇自己所認為的「善」而固執,已經是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在全球化對社會的集體撕裂,以及隔著百多公里的台灣海峽讓人摒息的巨大中國,讓台灣社會的鋸變之快之大。

別人的解讀是怎樣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認為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於台灣能否再基進化中的關鍵 ─ 中國因素,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中國因素是台灣的危機,也是轉機。之所以是危機,在於中共的黨國體制透過政經利誘,促使台灣保守勢力得到不成比例的資源而再度抬頭。轉機則在於中國龐大的社會不滿及民間社會的蠢蠢欲動,是台灣社會運動及民間社會得以串連的對象,僅有中國發生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台灣民主的鞏固才有可能。

這樣的論斷固然一定程度上正確,但對比事實帶來的沈重失落,台灣能扮演多少角色實在讓人無比心虛。再回過頭來看當年對於台灣黨國資本的批判,揭示著對市場運作及民間資本的期許,黨外運動從美麗島系以來對於本土中小企業的經營,現在來看真是如夢一場。不要說壟斷資本及新自由主義縱橫全台,當年提出黨國資本主義之時,現在已經是巨大魔獸的旺旺及鴻海,就是當時被期待的民間資本及中小企業,旺旺不過剛入中國,鴻海仍是龜在土城蓄勢待發的小工廠,30年過去,這個巨大的落差,不能說完全是理論的誤判,而是時局實在變化得太快,問題在於現在再度對中國的資本主義性質提出同樣的定調,固然仍有準確解釋現實、標定對立面及動員出群眾的能力,卻仍是對於台灣正在發生的慘痛經驗掛一漏萬,台灣的公民社會根本沒有實力裹脅你曾經猛拋媚眼的民間資本,不論是取得國家機器,或者是從基層慘淡經營,這樣的經驗,要能給中國參考並與之串連,還有許多空白得補。

不僅如此,現今中國遍地烽火及處處矛盾的情形不僅規模是台灣的數千、數萬倍,局勢更是從未面臨。以目前中國處處大規模民間基層自發的抵抗來說,也不是台灣的學生及知識份子曾經真正經歷過的場域,幾乎所有的總結式學術研究也僅呈現1980年代後的社會運動。劉華真近年來兩個調查,〈消失的農漁民〉及〈台灣一九七○年代的勞動抗爭初探〉呈現了台灣的社會運動,絕非許多保守者所言台灣的農民勞工沒有南韓基進就是因為文化因素,也並非知識份子介入參與後才「啟蒙」民眾對抗官資。台灣在1970年代就有極多的民間自發性抗爭,但與南韓不同的地方在於,南韓1970年代就已經有大批學生、知識份子進入勞動場域進行組織,而台灣一直到了1980年代才有這樣的行動空間。

韓裔美國學者李允卿曾對南韓及台灣有心參與工運的知識份子的為何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做出我覺得還有點粗糙的解釋。在台灣1970年代還在大學讀個資本論還會被抓來判死刑的時候,南韓的威權政府的管控已經放鬆,但南韓卻在選舉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比台灣緊縮許多,這個政治機制(political institution)上的差異,造成有心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有截然不同的流動方向,南韓學生受到先鋒隊、有機論的影響,加上較少有參與助選的政治空間,一堆人跑去工廠潛伏勞動。而大批台灣學生的政治經驗卻是成為政治民主前輩的助選員,透過這個過程感受群眾與社會。等到1980年代時機終於來臨,雖然人人都會講有機、民間社會,但再怎麼有機都沒有已然有堅強實力的政治歐羅肥補,雖然從大革會+民學聯 vs. 自由之愛彼此嘴砲誰精英誰人民,但台灣的政治縫隙大到以從政改造社會有太多的機會與可能,想想看曾經多少英雄好漢在這三十年來反反覆覆,當年喊得無比政治正確的口號及寫得花團錦簇,現在看來仍仰之彌高的雄文,而今又是如何?就算蹲得下去的也會在組織經營上受到政治及資源上極大的干擾。

12月20日青平台「社運騎馬舞」的主題是社運英雄,陳柏偉說得好,「英雄不僅是操作出來的,英雄也是被投射出來的。被不敢對自己的政治選擇負責的群眾投射出來的……那些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人們行使自己政治力的人,那些宣稱『交給我,你放心』的,沒有例外的,都是最先背叛群眾的。」所以有些英雄被抬出來是故意要陷害的,一下就死在戰場,不知所終,根本不足為懼。但另一些進化過後的英雄比較麻煩,那就是始終困擾台灣社會運動,擁有群眾基礎或資源的頭人。台灣的基層民主難題其實是,不論是先鋒隊團體、群眾組織、政黨還是新型的NGO,不論強調精英主義路線還是人民民主路線,不管這個團體的權力組成來源是克里斯瑪、傳統還是理性,都面臨了頭人在政治機會及資源累積高度集中的狀況下,一下就被收割或者想辦法說成是沒被收割,這些都是造成基層民主窒肘,知識份子、頭人、群眾關係時常緊張的原因。所以才會造成陳信行自我反省30年過去,自己曾經號稱的人民民主,卻因為位置及社會的決定,仍變成當年極其不同意的精英代言人。而多年蹲下去經營的,還能被人理直氣壯地虧成是能代表哪些勞工。

長期以來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精英主義呢?我能理解為什麼何明修為什麼會提出「學生權力」,這也是他為什麼簡介李允卿對南韓及台灣的工運成果:「南韓悲壯而激昂的工運其實是反映了勞工階級的政治孤立,無法獲得政黨體制的支援。相對地,民進黨對於勞工議題的選擇性吸納,固然窄化了台灣工運發展的規模,但是確實為勞工階級爭取到不少的實際權益。換言之,儘管台灣的社會運動一直無法扭轉既有的歷史條件,他們仍是成功地為所代言的弱勢群體爭取到最好的政治議價。」從這個脈絡來看,「學生權力」的提出是有其正當性的,當確定學生行動決定所有社會運動的抽象表徵,代表了期待新一代的精英再度投身於改造社會、幫助弱勢的政治使命。但如果政治精英達成法制成果這條路還能再走,又如何解釋當前台灣公民社會難以抵抗馬政府不斷取消勞動保障機制的問題?

所以,路線的差距,也造成了詮釋台灣民主發展運動史上的平行宇宙。大家可以去比較陳素香的回憶與吳叡人的演說。對一些人來說,1990年代進入台灣民主運動從街頭運動走入了國會時代,許多對台灣人權、勞動、環保及社會福利的法案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建立起來,並且在2000年達到高峰。但對另一些人來說,1990年代是一個政治頭人被群眾簇擁進入國會卻背叛群眾的時代,需要更強而有力的街頭運動及基層民主才能進行實質監督。

有人說,談這種路線很老梗,實在很沒營養,的確,一定程度上是的,一方面,如果一直用當今正確掩飾過去的天真,用當下的天真正當化過往的正確,那真的就夠了,另一方面,少年英雄江湖老,老江湖們用新論戰包裝過往的恩恩怨怨只會讓我們得到鎖鍊。但它必須認真看待、耙梳、不一刀切並進一步昇華的原因在於,講白點,真的給你統一或獨立好了,這個問題卻是權力及資源分配的關鍵。2000年扁政府在政黨、資本、社運團體、群眾間的關係一直拿捏不定,到最後整個合法性都被消耗殆盡。1949年後中共也因為官僚主義、生產力及分配問題上始終有嚴重矛盾,必須不斷發起運動整頓黨、單位、群眾組織、群眾間的關係。

不過這裡特別為護衛學生運動的一些反擊說話,雖然我不同意某些反擊。當反旺中壟斷成為學生運動為核心的社會運動時,學生與外圍的支持者本來就會對所有的挑戰高度敏感。老實說,比起2004年神壇化的孤挺花學運,這次的反擊還算好的,當年一群「蠢左」學生先前酸言酸語不說,居然還不自量力想用灌人頭的方式進帳篷表決搶場子,結果被外面包圍的泛藍群眾動手動腳差點打出來,這次最多只到網路筆戰,已經很文明了,講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的確有用扣帽子的方式反扣帽子的嫌疑。但兩方已開始複製當年反扁紅衫軍、挺扁保皇黨挖壕溝的格局,誰不長眼不選一個壕溝跳還在中間觀望或首鼠兩端,不分統獨左右,就被標定誅殺。

如果說台灣有其特殊性是因為中國威脅、統獨爭議,所以才有這些長期跌跌撞撞的路線傾軋,那南韓呢?南韓總統大選剛好結束,保守的朴槿惠高票當選,更別提曾經是台灣表率的民主勞動黨早在2008年分裂、2011年解散,長期來看,也和台灣一樣,大家都輸了。也許弄清楚為什麼輸才是我們真正的轉機,也才有意義與中國社會參照。

但更重要的是,大家也都不服輸。李允卿最大的問題就是將政治機制當作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難以挑戰的結構。也許當年沒得選,或是選了也一樣,就反媒體壟斷而言,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明明已經有組織化的壹傳媒工會,社運團體實力也遠大於解嚴前後,就算進入職場就地抵抗的意義都無比重大,為什麼這些重要的角色又開始消失?其實學生也都意識到其它社會運動的困境及難題。如果知識除了用來放血滴子扣帽、傷害群眾感情、打嘴砲之外還有別的用途,在「學生權力」引發出來的致敬鬧劇結束後,倒是應該發揮些作用了。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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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不曾離開
青春的火焰-大革會成立經緯
從反帝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五)八0年代學生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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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5日

鬼島誌異:小菜一碟美麗灣

Q:為什麼一定要護航美麗灣?

A:這還要問嗎?我們是為了台東經濟發展在下好大一盤棋。美麗灣雖然只有增加100多個就業機會,但美麗灣飯店過關了,其它大型旅遊BOT案才會過啊,其它大型BOT案過了就能帶來人潮車潮,有了人潮車潮,就能要求蓋台東高速公路,台東高速公路、蘇花改蓋完了又會塞車,這樣又能要求政府在雪山挖個洞蓋高鐵,高鐵完工了之後又能要求政府多蓋幾個車站,這樣又能在車站附近炒地皮。我就很佩服宜蘭,雪山隧道每逢假日就塞,宜蘭能從大局出發,不直上高鐵,先要求中央挖雪山蓋直鐵,之後再要求蓋高鐵,真是海削到爆。環保團體腦袋都有洞,台東雖小派系俱全,不搞這些大建設難道環保團體能發工程養我們嗎?這些好康西部早就在做,老早就是在獲利了結,我們後山現在才剛開始在投資佈局,環保團體針對我們後山,公平嗎?

Q:內政部長說美麗灣違法,你怎麼看?

A:這種說法就是矯情,矯情就是....,他是中央的官,我有點禮貌給他留點面子。你自己想想,他從當工程會主委開始,一直開記者會說要做這個做那個,說得很有擔當,那個事情真的做到過?要解決雲林地層下陷救高鐵他一上任就帶記者去郊遊開現場記者會,結果又怎樣?這種話還不矯情嗎?平平都有黨證,但你們媒體就是喜歡他,這我也不懂,不要說歧視我們台東後山人好了,搞小三這件事情媒體就把他形塑得很瀟灑風流,去微閣那個就寫得很猥瑣下流,這公平嗎?他想要更上一層樓打嘴砲就算了,繼續天女散花就好,幹嘛擋人財路。

Q:前一陣子媒體報導台東政治人物大部分都在牢裡

A:你少在那裡挽籃假燒金,你會關心台東政治人物都抓去關?剛剛我說的大餅沒聽清楚嗎?這個大餅要完成,至少要20年,你自己想想現在貪污只要關幾年。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環保團體少在那裡自以為是,以為我們會怕他們,我們連怕司法都沒在怕,有啦,我們唯一有在怕的是餅太大吃太撐利益擺不平各派系火拼。講句真心話,我們現在是為了台東的未來拋頭顱灑熱血,分這些建設也是高風險行業、也是技術活,我們當仁不讓承擔下來憑什麼被污名化。美麗灣過了就是確定未來台東的發展結構就是這樣,各派系就像一張張大傘,以後台東子弟有學識、有膽識的就來我們辦公室當機要當軍師,以後有機會當執行長、當辦公室主任,有膽無識的就來出力圍事,只有學識沒有膽識的就去各個飯店、遊樂中心當管理當行政,那些又沒膽又沒識的,就去打掃房間、清清廁所,不要說我們引進財團撕裂部落,我們還有原住民保障名額,就是這些建設讓你們扛磚頭挖地基,總比在部落喝酒好,要是給臉不要臉,我就要中央開放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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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8日

引入中國因素反旺中

台灣的媒體環境每況愈下不是這一兩年才發生,旺中引發這麼大規模的反彈絕不是單純的台灣公民社會憂心「中國因素」介入台灣過多。

在台灣,中國不論作為部分人故土懷鄉的祖國或是邪惡擴張的威脅,全面理解中國本來就是台灣社會長期欠缺而亟待補課的事情。蔡衍明多次強調:「促進台灣讀者更加了解蛻變的中國」,蔡衍明自己、旺中上下都得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有做到。

蔡衍明覺得「拒絕中時運動」、「反媒體壟斷聯盟」對旺中的批評深感委屈,但將近一年以來,旺中被戳了兩下後,蔡衍明意志不斷貫穿的結果,整個集團呈現出來的內容更是不堪入目,對訪台官員的介紹只剩下整合行銷的廣宣,將中國社會抗爭明示暗示為盛世下嫉妒的外國勢力所影響。

這只是你蔡衍明認識的中國。這不只是蔡衍明有這樣的問題,其實許多台商認識的中國之片面、偏狹,常常讓人不敢恭維,將幫你向農民暴力圈地的官員當至交好友,視大批在生產線上流血流汗的農民工為低等蟻族,上班把女工,下班泡酒店,稍微好一點的就回家看台灣政論節目與廠外社會隔絕。蔡衍明近來的表現更讓許多曾經期待內需台商因為必須理解各地文化,而對中國稍微深入瞭解的人大吃一驚,反因為市場的准入管制而更必須更與各級官員打好關係,面目更是猙獰。

這不是我們要理解的中國。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來多少中國的媒體工作者不畏打壓,寫出多少具有人文關懷、社會分析及文學素養的精彩報導,這些不論從主流媒體突圍或是從網路流出,老實講,許多都讓台灣的媒體工作者自慚形穢,在主流媒體工作的朋友都該捫心自問,自己已經多久沒有寫出令人感動、具有影響力並揭露社會矛盾的報導?整合行銷的壓力排山倒海,長官與高層的業績及人脈考量永遠都要測度,多少曾經在夾縫中綻放出耀眼光芒的新聞工作者淪為劣幣逐良幣的犧牲品,這讓照三餐罵媒體,早成為與罵政府一樣是台灣多年來的全民運動。

結果就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壹傳媒不過就是堅持新聞專業中苦幹、耐煩的原則,居然就成為台灣的標竿,但這裡得批評一下,蘋果、壹傳媒固然敢於挑戰權力,但卻對自己的權力毫無反省,官民矛盾及民民矛盾祭出同樣平板的道德審判,殺人犯必冠以人渣、群交就是變態,用最淺薄、安全的社會標準抓對立面刺激社會怒氣以利銷量,不客氣地說,反廢死運動有如此肆無忌憚的正義,恰好就是壹傳媒多年對台灣社會操兵的結果。

尤其是這幾年中國傳媒環境再次緊縮,大批優秀的新聞工作者被迫離職或選擇沈潛,蔡衍明或旺中說要讓台灣理解中國,作為台灣首富,這些能夠說出中國最深沈故事的新聞人,正是為台灣所用的最好時機,這根本是台灣需要大力引入的「中國因素」。但蔡衍明及旺中做的不是將台灣打造為新聞專業的避風港,而是一夕回到解嚴前,將部分自甘墮落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馴化成以舔痔為榮,將旺中搞成台灣的山寨新華網、中評社,使媒體淪為老闆向中國官員貼心撒嬌的神器。

所以當旺中無辜地說自己被反對中國一切的「中國因素」狂轟猛炸,實在是活該死好。剛好就是台灣主流媒體的普遍墮落,才會豢養出對於中國僅有無限孺慕或完全敵視的「自主公民」,這也就是為什麼網路世界發達,針對主流媒體的反媒體壟斷仍然重要的原因,就算網路上仍有大量文本訴說著多層次的中國故事,台灣的主流媒體惡搞就能激得社會再度二分化,結果多少張口道歉、閉口權力、曾經自主的碩儒在這種議題上對號入座、照表操課。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焦慮理所當然,它可以是深刻理解中國的動力,也能造成台灣對中國全面偏聽偏視。台灣現在充斥著國民黨從前的妖魔化教育遺緒,以及大兩岸顯貴共榮圈獲利者觀點的中國,中國因素不是太多,而是許多方面根本不夠,當媒體沈淪依然的時候,公民社會循著明顯比你強大的敵人路線走,不過是在鞏固對手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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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關於反壟斷再進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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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

弱者的反抗

希望看到旺中集團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公開做點什麼,已經是許多人共同的焦慮,盼望著不同流合污的離職潮、登高一呼的聲明、大義滅親的舉發、痛哭流涕的道歉、甚至以韓國MBC為例組工會甚至罷工。從今年初因旺中董事長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說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大屠殺,引發了學者及文化人的「拒絕中時運動」開始,類似的殷殷期盼及有形無形壓力就沒有斷過,公開化的對抗或者被整肅,總是引發一片叫好及進一步對仍在大染缸裡硬撐者的壓力,例如何榮幸的辭職,立委管碧玲就對旺報社長黃清龍喊話說:「清龍兄,您在嗎?民主陣營裡,您還在嗎?!」這些,其實都已經顯現出對反抗想像的貧乏。

這種視公開反抗才是唯一能挑戰、顛覆體制的真正反抗,是對於許許多多日常、隱藏的反抗無視,也否定無組織群眾的可能性。人類學家Scott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曾經以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經驗,寫了一本有意思的書,叫《弱者的武器》,Scott發現,指責農民只是溫馴、逆來順受地受剝削,輕蔑農民沒有對超量苛索的勞務、食物、稅收、租金去進行任何公開的反抗行動,是一種傲慢的焦慮,講白點就是「何不食肉糜」,事實上,農民在日常中就在進行許多反抗,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偷盜、誹謗、縱火、怠工等等,而且這些隱蔽的反抗,許多也不是個體的行為,而是依循社會網絡及文化的集體行動,藉著非正式網絡能夠擴大效應、自保,甚至能夠侵蝕統治者的利益、增加和諧的成本及不斷地刺探出越來越多的空隙。而最終,這些卑微的反抗如果能累積,能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一樣,最終將會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

當然,Scott的論述有很大的侷限性。從日常反抗到國家體制被推翻,有太多中間環節得處理。1917年夏天大批俄軍開小差當然創造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條件,但卻不是布爾什維克真正動員的基礎。法國大革命前的農村暴動當然也是革命爆發的重要因素,但農民能從日常反抗到公開對抗再演化到暴動,除了是客觀條件使然,也要有不同行動者的主觀參與、組織及動員,否則就始終是原子化甚至無政府主義式的對抗。

但Scott的研究卻可以讓人對如何昇華日常反抗產生許多想像,首先,Scott提醒日常反抗之所以無法提升為公開的層次,除了矛盾不全面、統治者分化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因素就是農民流動現象,其實這在台灣的媒體界一直在發生,不爽就走成為一種表達不滿的唯一形式,「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而外部也對於媒體工作者也是不斷這樣期待及鼓譟,想要藉此塑造英雄典型。這點不要說主流媒體,像立報兩次整頓,想留下來與資方纏鬥的寥寥無幾,最多在外面放點砲就銷聲匿跡。

第二,形塑日常反抗的文化及得以讓反抗附著於社會網絡,值得觀察與利用。但問題也在這裡,就是不公開了,你能公開看到代表資方一定也看到了,沒讓你看到的你就說人家沒反抗都是共犯,總而言之就是鄉民嘴砲怎麼說都贏。這個問題最容易及具體的解決方法就是透過獨立的第三方團體涉入,例如工會,不斷地發掘吸收內部進行隱蔽對抗的無組織群眾,並且把握到日常對抗依附的網絡,越拉越多人,並且才較能分辨有些人說自己在日常反抗只是在嘴砲,其實還是很狗腿,誰又是默默在做對抗的記者。這點其實也是1930年中共否決「赤色職工國際」退出黃色工會決議的基本論點,因為如果全面退出國民黨政權允許存在的黃色工會,其實是讓中共的組織者全部非法化、秘密化,是孤立於勞工群眾,舉著政治正確的大紅旗扣帽子動輒要人撤出,是搞白區工作的大忌。

但要工會等第三方團體涉入說來雖然簡單,台灣的媒體工作者呈現了幾個主觀客觀難題,比方說工時過長,跑完新聞寫完稿都半夜,哪還有時間參與工會會議,加上都是由長官單線領導,同事間橫向聯繫不足,而彼此熟捻的跑同一條線記者因為競爭關係,也常常不齊心,像周富美事件,而專業心態對工會的排拒也使得媒體工會成員越來越是校對、印刷等藍領組成。這些方方面面的問題惡性循環之後還會產生一個現象,也就是面對越來越強大嚴密的統治及日趨低落的勞動條件,產生Scott所說弱勢反抗邏輯的扭曲及畸變,也就是日常反抗的對象變成同樣的弱勢者,例如碎碎唸工會完全沒用、從來沒有為記者爭取福利,還是長官上個月幫我加薪1000塊好。

其實在我看來,中時從余家到蔡董旺中,中間發生了這麼多離譜、惡質的勞資爭議事件,仍有許多人選擇默默留下,現在來看也可以被稱為是共犯,但也可以視為是某種日常的反抗,尤其是從解嚴前就累積的所謂自由派網絡及傳統,的確是有一群沒有組織卻懷抱著共同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在中時具體實踐了如何透過日常的點點滴滴,成為反抗威權政府運動的一部份,大家可以從這場座談會中的發言看得出來,「拒絕中時運動」可以說是對這個傳統的宣告決裂,所以會有人說,現在旺中的媒體工作者更沒新聞自主、更無法反抗公司,是代表台灣倒退回戒嚴時期。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描述是不對的,台灣的公司指揮管理,一直都在戒嚴,只是余家之前是開明專制,選擇性的開放部分空間以利收編罷了,我認為沈淪其實是從1994年自立報系工會提出「編輯室公約」失敗後正式開始,之後,各種媒體集體性組織再也沒有條件提出類似以集體的方式追求新聞專業的主張,之後自立易主、倒閉,各媒體工會衰落甚至解散,而有理想所謂留在媒體搞日常反抗的也漸漸淪為現在的下場。

日常的反抗不能浪漫化,因為它極其脆弱、不進則退,但卻又很重要,是尋謀再起的基本要素之一。對當前仍在旺中工作者施加的壓力,先不論是決裂後轉進的必要動作或只是反抗邏輯的扭曲,如果說仍然認為九月一日記協轉型成為工會是重要的里程碑,將日常反抗的可能性完全否定固然不對,沒有檢視過往的反抗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淪為必須決裂卻更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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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國到資本 台灣媒體從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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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5日

我們的共犯

近年來討論「平庸之惡」最適合的例子,莫過於2005至2006年時爆發的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遭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除事件。當時一開始我的看法與曾昭明這篇旺中事件中寫得最好的文章類似,在〈志願,才是大問題〉中除了強調社會面的集體共犯結構外,高砂義勇隊本身也需要被檢視及反省,難道能一句輕巧的「志願」或是「被迫」,就能擺脫「宰了多少南洋當地原住民及平民?有沒有跟著日軍一起吃人肉、強姦婦女?攻陷巴丹要塞後,美菲軍戰俘被押往菲律賓邦板牙省時,數千人死於飢餓、疾病或被殺害,在這個世界著名的『巴丹死亡夜行軍』中,志願的高砂義勇軍是不是共犯?」的指責?

當時吳叡人為了從更高的層次解決這個社會爭議,曾經提出了「記憶的自由」這個概念,也就是在擁護多元主義社會的立場下,每個族群、群體對自身歷史的詮釋,以及詮釋歷史所建構出來的論述及所需的行動,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權利,「我們應該尊重當事者及其族群的意願,讓他們經由內部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識,決定自己想要如何記憶,進而重建自己的共同記憶。」雖然曾經覺得這樣的說法有點天真,但後來接觸台權會與烏來原住民共同面對北縣政府蠻幹的過程,的確,這種歷史詮釋及態度、行為的改變,必須從相互尊重理解做起,在取得雙方信任後,自我反省才有可能的理路是值得一試的。

不過從這次旺中事件發展的論述來看,在旺中集團挾中國之勢力以威脅台灣,旺中集團內的記者、編輯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都難逃共犯的質疑,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還在高談什麼體諒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尊重新聞圈長期用種種神話長期建構出來的專業氛圍、回歸多元社會等等,不僅鄉愿,更是為旺中脫罪、支持中國的共犯結構。尤其這次中時的搞法毫無新聞處理的專業可言,繼四月一堆捧蔡董馬屁文之後繼續破底,居然還有臉敢拿蘋果在火車群交事件中也圍剿發起人墊背,笑死人了,當時中時不也是跟著社會主流價值大做版面落井下石。所以「記憶的自由」或許只能當作事後檢證時的姿態與立場,在敵人已經殺到家門口來的時候,蔡董對六四的記憶如此公然撒謊的時候,還在那裡用溫馨夸談「記憶的自由」,當然是可笑、可悲、可恥、無聊、無腦、無恥到必須人人喊打的狗屁。

雖然如此,但仍沒解決如何對抗「平庸之惡」時所產生的道德悖論,日軍搞南京大屠殺,我是不是就有絕對道德掘黃河花園口,二二八呈現國民黨之惡,我是不是就能姦殺外省婦女。為了一口飯、為了抵抗、為了表達憤怒,我們能殺人嗎?其實對台灣來說,這幾年來對這個難題處理得最值得參考的就是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

我個人認為張娟芬在〈罵幹的方式〉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太快地以涉入事件深淺這個經驗性論證擺脫共犯結構的責任,就連最基本怎麼處理外部挑戰的質疑都放棄。外部挑戰可以看做是一種支援內部施壓的方式也可以淪為進一步整頓內部不同聲音的鎮壓武器,有心的記者大可將外部的譴責當作籌碼,不要說什麼組工會這種高段的,最卑微的請事假,高等一點要求不掛名或改稿的編輯一起掛名都可以算是有努力,但要是有人見笑轉生氣,一概將外部質疑打翻,上下交相賊在組織內營造對立的政治正確,就算不是寫稿、編輯的當事人,那的確是沒啥好說的了。

有人認為《賽德克.巴萊》中不該放入大出草時原住民小孩殺日本老師、兒童等過於殘忍的段落,但我確認為這個片段才是魏德聖故意拍攝,以引發台灣集體思考的經典。對於賽德克族來說,這些日本人,不論男女老少,當然都是壓迫的共犯,只有三個字,「殺無赦」,不過要注意的是,就連被日本視為無文明、前現代的原住民,仍必須在文化上架構一個殺人與被殺者在集體死亡後最終在彩虹橋上相會的神話,而縱使文化上已經合理化行為,魏德聖仍放入一個應該是虛構的橋段再進一步質疑,也就是當幫日本圍剿莫那.魯道的鐵木.瓦力斯的兒子問他,是不是雖然經過仇殺,但過了祖先的彩虹橋,就不必再互相為敵,鐵木.瓦力斯說是的,那個孩子說那我願意快點去跟他們作戰了,鐵木.瓦力斯卻只能沉默。

電影這裡以沈默作為含蓄的質疑,已經相當足夠了,因為《賽德克.巴萊》與高砂義勇隊之間的聯繫,可以讓台灣超越粗暴質疑的共犯論及有相當限制的「記憶的自由」,而不是又回到2006年。

1944年,也就是霧社事件爆發14年後,由於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退,日本政府開始徵召台灣志願兵,被日本人強迫遷移到中川島的霧社事件存活賽德克族,居然有33名族人響應,不論是為了日本政府作戰還是為了在戰場上證明自己是矯勇的賽德克人。的確,從表面來看,這33名賽德克人不僅是原奸還是法西斯共犯,但仔細深究,卻不能這樣容易。

霧社事件後,在抵抗日本政府早已淪為社會運動請願式的漢人,才驚訝敬佩於原住民對抗日人的決心與勇氣,當時台灣新民報編輯謝春木曾經這樣寫:「1930年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因霧社事件的突發,而有如群星在太陽照耀下般黯然失色。」1931年,台灣民眾黨也終於在綱領、政策修改案中加入「反對阻害生蕃民族自由發展的一切措施」這一條,代表了漢人踏出抗日應與原住民結為聯盟的第一步。但14年過去,當然過程中由於戰爭的準備及爆發,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又進一步緊縮,1931年台灣民眾黨被解散、謝春木被迫從台灣新民報離職、1937年就連更溫和、最能被總督府接受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自行解散組織,但不可諱言的是,第一,數百年的原漢衝突及根深蒂固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口號的確大於行動,別忘了後人曾解讀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時所說的「全台灣人」還不包括「蕃人」。第二,漢人抗日組織本身的分裂與路線之爭,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慰勞日方討伐軍、徵集慰問金,台灣民眾黨一開始則被批評為裝死,也就是不表態,只在言論陣地的台灣新民報中用少字的方式搞言論空間,後來1931年表態後被日方取締。左翼也在中共系統及日共系統下分裂成兩個陣營,翁澤生力挺原住民起義,但謝雪紅則反對支援,因為台共力量微弱,貿然行事只會招致鎮壓。

14年匆匆而過,33名賽德克高砂義勇軍,代表了抗日再激烈、與日本政府仇恨再深的民族,在被社會孤立、國家完全統治的結構下會有什麼結果,是的,這是共犯結構,雖然程度不同,但日本軍國主義是,高砂義勇隊是,漢人社會也是,說得比唱得還好聽卻沒卻做也做不到的漢人社會運動者、革命家更是。只針對高砂義勇隊的功過,這不是「記憶的自由」的問題,而是故意將歷史過程忘記的問題,這裡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值得思考。旺中集團當今的墮落程度的確是絕不容詭辯,在裡面的工作者的確會面臨了如何走下去的抉擇,而我們長期對於建構余紀忠開明的自由主義神話,營造記者專業主義的迷思,對前仆後繼吹哨者的無視,想想又該怎麼處理,當然,以叫囂將旺中孤立的確是免責於共犯結構一部份的好辦法。

所以不論在1944年、2005年、2012年指著高砂義勇隊的鼻子罵「平庸之惡」的時候,雖然出發點不同,後來我認為poiesis當年指責「瓦斯室裡的毒氣味道,好像就不遠了」的確是合理的。同樣的,當現在對旺中集團上上下下內內外外義正辭嚴的要求表態以及泛道德的譴責,回去看當年poiesis「瓦斯室裡的毒氣味道,好像就不遠了」的提醒,的確發人深省,但願這樣的格局與風範台灣不會集體自我消解得一滴不剩。

延伸閱讀:

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歷史記憶
當記憶的自由被遺棄於塵土
民族解放運動中,原漢聯盟的歷史起點
戴國輝: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為中心的討論(邱士杰):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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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5日

讓我們有機會為民進黨喝采

昨天民進黨黨主席參選人蘇煥智開了一個記者會,沒什麼人注意,但我卻覺得很重要。

幾個月以來,關於證所稅復徵爭論不休,好不容易財政部版本通過,券商、大戶、經濟學家不僅動用媒體資源在輿論上公開反彈,將黑的講成白的,無恥地宣稱取消徵收證所稅才是公平正義,並且不斷動用關係,遊說行政院其它部會,以致於修正版本送到行政院時被其它部會扯後腿,真是完全體現了Poulantzas所言國家機器乃統治階級中不同階級既鬥爭又聯合的利益工具。

而蘇煥智昨天的記者會公開表態民進黨應該要支持復徵證所稅,並且公開支持最激進的曾巨威版。

就算這個表態是選舉花招,或者也只是民進黨內不同階級的鬥爭,但這個記者會對民進黨及所謂台灣公平正義的重要性在於能立即兌現,立法院中目前共113席立委,過半數為57席,如果民進黨按照蘇煥智的表態力挺復徵證所稅,民進黨目前為40席。而要是馬英九要複徵證所稅不是玩假的,那些區域立委暫時放一邊,他作為國民黨主席,總可以下令16席不分區立委全數挺黨的政策吧,這樣一共就56票,離過半數根本就只差一票,而台聯有三票,國民黨區域立委以提名為要脅,總能動員好幾票,實力超級強大,不要說劉憶如版,就連最凶悍的曾巨威版都手到擒來。

一個政黨號稱要搞什麼公平正義、中間偏左,可不是選前喊喊就能算數的,是要真的拿出一張張投名狀出來,被民眾一一檢視,並且自己也謙虛地清楚瞭解到這種社會檢驗才是政黨正當性的來源。這次證所稅的課徵,攸關於金主好惡、經濟民粹等在選舉上重要的資源及意識型態,剛好就是檢驗的最好時機,總統大選前後總有人愛說民進黨是能傾聽台灣社運力量並付諸執行的政黨,現在就是這些網路嘴砲付諸行動的時候,以行動向大家證明民進黨是不是真的會鳥支持者的聲音及社運訴求並在曾巨威版的基礎上乘勝追擊。蘇煥智的記者會內容如能成為民進黨的共識,就能逼馬政府表態,功勞算在誰的身上大家也會很清楚,而且還能向社會展示出超越藍綠惡鬥的格局。但聽說民進黨黨團還在猶疑不決,還不知道想搞什麼欺上瞞下自我感覺良好的版本,想在朝野協商中搓什麼黑箱,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已經在狠批民進黨沒有發揮在野黨的力量,過去標舉公平正義都是喊假的,民進黨別錯過這次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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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日

當他們在整吹哨者時,我不說話

看了這篇〈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覺得旺旺中時的法務很弱,為了怕違法,居然還要找業務緊縮這個老梗理由資遣,這實在無法凸顯蔡董衍明的霸氣。老實說,用洩漏報社內部文件開除員工,四個字,「完全合法」,為什麼?也是四個字,「忠誠義務」。

這一陣子中時不斷有員工將內部文件對外散播,給予報社極大的壓力,這種行為,對於公司高層來說當然叫做抓耙子,但其實有一個比較好聽的名字,還有英文包裝,叫做吹哨者(whistleblower),也就是一個員工對於公司的經營與自身理念產生衝突時,選擇將內部消息散出,以對內施壓,這個行為在歐美國家很高尚,還有專法保護,尤其近年來大企業醜聞不斷,都靠著內部員工的正義感提供證據將公司高層定罪,更讓許多人從小員工變成全民英雄。

不過在台灣,在法制上早就確定吹哨者活該被整,而且媒體也是共犯,中時自己都忘記這個尚方寶劍,實在可嘆。五年前,新海工會幹部林子文揭發公司超收客戶瓦斯費用而被公司解雇,之後二審法官卻以林子文「違反忠誠義務,情節重大」宣判解雇合法,華航機師甘國秀揭露飛機機體安全問題也以曠職為由解雇,最後也判決華航解雇合法。這兩個案例發生時,工運界曾經為了要打破台灣法院只在乎雇主的指揮管理大權,不顧員工爆料有積極的社會責任意義,除了發起行動抗議之外,更不斷投書各大媒體,希望能透過輿論讓司法界瞭解事情嚴重性,但遺憾的是,不知道是覺得這個事情不重要還是各大媒體有什麼考量,一篇都沒上。

媒體墮落最後就是反噬到媒體員工身上,第一個案例是八八風災時的年代新聞員工。當時災民call in到年代求助,卻沒有通報到救災單位,當時兩個員工氣不過,在部落格上爆料,最後卻被解雇。假call in事件雖然後來被NCC確認員工爆料內容為真,但去年高等法院仍以員工重大侮辱主管,判決資方解雇有理。

總而言之,台灣對吹哨者的保護實在是日益沈淪,不是只有中時,也不是只有旺旺中時,裝B假高尚的余家中時惡行更多,例如家道中落為了要賣好價錢擔心工會惡搞,就把工會幹部陳文賢惡性解雇,現在卻常常出現為了要把中國旺旺貶低而胡吹當年余家的指揮管理。就算本來就仰賴各種內部消息生存的媒體,碰到自己被爆料成為新聞,資方的真面目也跑出來。在除非有什麼重大災難的情況下出現立法保護的奇蹟,現在也只能靠一個個案例前仆後繼衝撞司法,但在台灣勞動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當每個行動前勞方用僅剩的正義感對抗資方由官方及司法賦予的絕對生殺大權,內心拉鋸的勝負只會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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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1日

生產就是個騙



因為稿債未清,Summer大小姐破水後還拒絕進醫院,終於被我死拖活拉住進待產室,卻還在敲著小筆電的鍵盤上趕文章,讓這一切感到很不真實。不過對自己來說,十月懷胎的不是我,等等痛的也不是我,好像也沒有資格說什麼。

不過我一直覺得因為有無痛分娩這個絕招,所以才讓Summer這樣好整以暇,就連醫生來看後說要打摧生針,Summer都同意得很乾脆,這中間還指揮我去買麥當勞、滷肉飯、排骨湯、雞湯,邊吃還邊說吃了很有元氣,寶寶仔的胎心音強了許多,邊嚼邊打鍵盤還很囂張地邊抱怨隔壁待產室的孕婦未免慘叫得太大聲、太誇張。

等到稿子終於寫完,護士衝進來看陣痛頻率不進反退,決定加重劑量。Summer才開始知道陣痛的感覺,不過因為只要撐到開兩指就能打無痛分娩,所以就一直以按摩虎口等轉移注意,但我後來發現,最好用的就是陣痛監視器中的波段,上升到頂端還沒往下落,就騙Summer已經往下掉了,事後Summer說會覺得是自己痛到有錯覺,然後就沒這麼痛了。

不過其實騙最大的是醫院的護士。

之所以決定打無痛分娩是因為去另外一間教會醫院上了媽媽教室,課程中不斷警告生產很痛,還放了一支生產過程的紀錄片嚇人,然後總結是打無痛分娩雖然健保不給付要自費8000元,但打後多爽孕婦還睡著,所以大家要儘快掛門診做評估,到時候才不會手忙腳亂。一回到自己產檢的公立醫院做產檢,Summer立刻向醫生說要做無痛分娩的評估,但醫生卻說,生產的時候再做就好了。

所以一進待產室,Summer特別叮嚀我向護理站嚴正表明要打無痛分娩,但護理站冷冷丟一句說開兩指才能打。後來Summer已經痛到三不五時要我去護理站找護士來內診好幾次,最後護士終於宣布開兩指可以打了,Summer和我都鬆了一口氣。

護士就要我去護理站簽文件,她順便打給主治醫師,取得打無痛分娩的口頭同意後,和我回到病房,正式宣佈,醫師已經同意打無痛分娩了。耶!但護士隨後說,但要打完三包生理食鹽水才能打。

瞎咪,有這種事情?Summer虛弱地問說三包要打多久,護士說,還好,半個小時就打完。老實說,我這時候已經在高度懷疑護士不想給孕婦亂打無痛分娩而在騙人,但暗暗決定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就只好和護士一起演戲。

三包打了快一個小時,Summer這中間已經發展到叫得比她之前取笑的孕婦還慘,好不容易點滴剩下幾滴,Summer叫我立刻去護理站叫護士進來,護士立刻來做內診,又再度宣佈,恭喜,媽媽已經開了七公分了,已經快要生了,你們還要開錢打無痛嗎?Summer就問說那還要多久才會真的生,護士說大概兩三個小時,Summer無助地看了我一眼,我只好很堅決地和護士說,還是要打。護士說,好,我立刻聯絡麻醉師。

等了半天麻醉師沒到,Summer要我去問怎麼回事,護士就說,喔,剛剛打給他,他已經在路上了,馬上就到。回去告訴Summer,Summer懷疑說原來醫院的麻醉師是沒有24小時待命的,但還是抱著一絲希望繼續苦撐。

後來,護士看Summer叫得很慘,又進來內診好幾次,最後終於宣布,已經開九公分了,已經要生了,就算打了無痛分娩寶寶進入產道後還是會一樣痛,所以建議不要打了。Summer虛弱地問真的是這樣嗎?護士說,是的,還補了一句,你們家寶寶很孝順,還沒生出來就省了爸媽八千塊。這時候,我心裡除了很佩服這一整套以拖待變的流程之外,也百分之百確定這一切都是個騙局。

護士接著就是忙著鼓勵Summer用力和打給醫生半小時內到醫院,然後就進產房,最後順利生下卞其鵬小朋友。Summer在恢復時雖然還不知道這整場都是騙局,也非常感激醫院很專業,護士也非常有耐心,事後和Summer說無痛分娩有可能是醫院和護士拖著不打,我和Summer也覺得醫院不會因為賺八千塊而讓媽媽有產程拉長以及其它不明的風險,是非常好的。

順便一提,傳說中的麻醉師從頭到尾都沒出現過。

延伸閱讀:

生產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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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7日

從一篇反都更的自婊文談起

其實〈打造基進憲政主義〉與〈佔領華爾街:一九六八遺產抑或民眾主義?〉兩篇文章,相當程度是針鋒相對的。

〈打造基進憲政主義〉提到的美國19世紀末、1930年代的社會運動成就,在〈佔領華爾街〉指出其實有濃厚的民眾主義(populism,許多人翻民粹主義)侷限,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成果,也被反撲的新保守主義打得節節敗退。但就台灣的現狀而言,能往基進憲政主義邁進,卻是一種相對進步,這次反都更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為了某種模糊的理想性社會,可以挑戰法令,不只是反都更條例,甚至也屢次挑戰集遊法,這已經是東方社會中很少看到的「自然法」式的抗法鬥爭雛形,西方社會中根植於宗教傳統的自然法,是超越於世俗法令的天啟神喻,一旦被社運掌握,就連憲法就算文字不改,都得以釋憲的方式讓位,所以如果能繼續往前推下去,力量當然是極其強大,大家看這幾年美國茶黨的暴走多生猛就知道了。但世界上類似的運動始終有一個縈繞不去的問題不在於如何分析敵人,因為不論以什麼新自由主義或是新威權民粹主義來定調政商勾結的地產資本,反正不會有人反對多踹敵人幾腳,重點仍然在如何看待自己,否則也是一種民粹。

1970年代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概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二次大戰後歐美國家大繁榮,由於搞不出無產階級革命形式的困境,甚至連美國這種國家連修正式的階級政黨都沒有,所以被迫必須跳脫既有經濟化約論來談工人階級形成的問題。當然E.P. Thompson是其中的佼佼者,與這次房屋問題有關的,則是不少學者從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找靈感,當時處理的脈絡是從恩格斯這篇文章是住宅到底如何影響工人階級形成,而對組織者來說,則是住宅對於階級運動是有利還是不利。所以當時一個重要的比較研究是延續恩格斯的脈絡,到底是農民因農村破產到都市找工作,住商品房、買商品房好組織,還是工業往鄉村跑,仍住在家裡的半工人有利於工會及階級政黨產生。類似的研究一堆,不過後來還是撞牆,因為在工人階級組成單純的時候這個議題才比較好處理,例如康樂里的難貧民、樂生的老人、離開農村到都市的工人等等,但一旦進入當代社會,就出現分析的難點,例如士林王家是那一種階級?這一大家子裡面有老人、家庭主婦、公務員、小主管、小生意人、專業勞工、普工、學生、宅男......,這種複雜能用因為有房產所以就等於有產階級、資產階級來化約嗎?然後又因為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所以聲援士林王家反而是有礙階級政治及強化資本主義國家統治嗎?這麼粗當然不行,這造成了三種不同的後果。

第一種因為這個時期搞的階級分析實在太粗又沒進步,之後索性放在一旁。這裡當然也受到1980年代後新社會運動及NGO興起、工會越來越弱,加上1989年蘇東坡後搖指的社會主義明燈反而變成票房毒藥等等影響。這背後也有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等理論支撐,近年來,Karl Polanyi也有影響,Polanyi本身的理論陷阱必須提出來,Polanyi在《大轉型》中雖然有提到部分精英的意識型態推動的商品化,但不論是雙向運動和三個虛擬商品化發展趨勢,都暗指了是一種自然發生的機制,也就是說這讓後人在處理時會太強調關係而沒有主體,新自由主義自然會產生大家抱成一團抵抗,這一點就是為什麼談到這幾年的NGO及新社會運動都會有警惕的原因,但就算像David Harvey提到這一點,在整個論述上,仍往泛稱的人民、戰後社會福利作為藥方的方向走去,這也是一種民眾主義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上產生影響的問題。我對空間社會學不熟所以不清楚為什麼Polanyi和Harvey在這個反都更這個事情上的思想有其重要性,但我覺得在其它領域他們兩個的問題也必須點出來。

第二種則是西方學界以較為細緻的分析來看待階級,主要是要處理兩個重大問題,第一,討論當代社會複雜關係對階級集體行動的影響,第二,處理不同階級競合與國家性質的釐清。先從第二個來看,主要是得解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曾經做過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在〈共產黨宣言〉裡,提到國家根本上是為了統治階級而服務,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卻又提到國家具有相對自主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搞不出革命的西方一直吵翻天,因為牽涉到社會運動的對立面是誰、又該和誰合作、議題怎麼打的問題,一個例子就像台灣一個一直吵很凶的問題也與這個東西有關,也就是社運該不該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民進黨合作。如果是前者,廢話當然不行,而且國家機器的任何妥協與善意都必須一定程度否定,如果是後者,就得談如何從虛與合作然後取而代之(這真是有夢最美),但要注意,階級運動與自由主義政綱結合並不是絕對有問題,例如就連最老牌工業國家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化就是因為本身是憲章運動的主體,但這裡面還是老話一句,得有更多細緻的分析。

但不論那一種,沒有人會否認革命乃至於社會運動中必須有跨階級統一戰線,否則知識份子這個階級就沒位置了,也就是說,就算王家是資產階級,都有合作的可能性,更何況可能還不是,所以到底在什麼歷史條件、社會關係下有階級聯合的可能與意義,就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在細緻的實證研究中,上面打了Polanyi一下,這裡則為Polanyi平反,比較重要的就是借用Polanyi然後被發展出來的鑲嵌論,但很弔詭的是大概是因為資料的問題,近年來反而是對資產階級的研究居多,例如金融資本對於製造業的資本的正式控制方式之一是貸款,金融資本及製造業CEO之間的私人關係有沒有影響,這裡面研究的標的包括了CEO的教育背景、工作經驗、家族關係等等各自發揮的不同效果,而這裡的總影響又是不是讓金融資本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表與國家競合。如果資料及方法允許,的確可以探討NGO經費來源與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關係,一個家庭裡的成員組成也可以用類似的手法來搞。

不過老實說,鑲嵌論在台灣已經被用到爛掉,好像什麼都可以鑲一下再嵌進去,祭出embeddedness就等於搞出很炫的東西,加上這個整套的階級分析及關係分析的思辯傳統在台灣是沒有的,所以搞到後來就是靠google和爆料,最後的是是非非仍按照權力原則及主流意識型態來判準,這才是為什麼民粹最後會走往被收編的主因。舉一個例子,這次用樂揚建設在google上查到與忠泰建設及忠泰基金會的麻吉關係,一下子就出現質疑聲浪,吳牧青跳出來反駁的這篇文章很有意思,當然不同形式的「關係」搞在一起是不是合謀在台灣當然是沒有個普遍標準,但問題是現在所有的所謂弊案也都是google、人際關係等線索湊起來的,包括藝文界及文中指涉的夢想家事件,所以到底那個才具有說服力最後就靠實力原則下的政治正確和認同政治。從這個脈絡來看,任意湊到一點片面就對這次反都更進行類似什麼基進XXXX的總結或是對各個群體進行階級定性,老實說,也可以說是反階級的民粹政治的一種,這不是反都更本身有這個性質,而是評論者本身的侷限造成。

當然,上述兩種趨勢這幾年來西方學者一直想要整合,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Michael Burawoy兩年前的文章中文),也就是從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和Polanyi理論著手來看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形成下的工運及新社會運動如何整合,不過這個手法目前的可能性仍也是僅止於參考就是了。

第三種則是1949年後中國的例子,因為就算革命成功,國家機器都拿到手了,階級裡面仍是有許多問題得細緻處理。中國1949年確定取得政權後,黨中央和工會的文件中都指出,在工廠內部最重要的就是要斬斷傳統工頭、國民黨工賊與基層工人的關係,以建立產業民主,這裡工頭和技術工該怎麼區分就是大問題,另外,黨工和專家進入到工廠後分別有不同任務,一個是要建立廠場民主,另一個是提昇技術及管理,但這兩個都造成工廠官僚化以致於產業民主搞不起來的矛盾,所以仍必須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確保核心隊伍的純粹及理想性,例如專家得又紅又專、想辦法找到積極工人及提升其政治意識等等,但最簡便的方式就是查背景。

再以士林王家為例,假設其中一個家庭成員是工廠工人,但他的紀錄裡,因為曾經家有地產,整個家庭被當前的定性定成資產階級,所以就是有資產階級背景,不是很純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做法的最後就是冒出最極端、最保守的血統論,要知道,文革之所以會蔓延、難以控制,在基層廠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於政治背景清查的大反彈,明明是一個極為優秀的工人,卻因為祖父母的幾塊地、幾間屋就永世不得翻身,幾次政治運動經歷下來,逮到文革這個機會,也就是在血統論最猖狂的時候,以造反派為名義自我組織對黨官僚鬥爭,要求工廠書記停止迫害並交出政治材料一把火燒掉,最後甚至搞工廠革命委員會奪權,這其實是文革對於前文革時代的轉型正義、黑五類的逆襲,而黨中央的文件有時同意這種作法,有時又看造反派太狂打壓一下,加上工廠書記手上的政治資料又有許多備份,以致於彼此的鬥爭沒完沒了。最後搞到全中國都累了,放棄以階級為綱,一起攜手邁向改革開放。

〈打造基進憲政主義〉指涉的方向的確有很多值得問題點值得探討,就像上面講的,會這樣處理是自己的侷限造成,所以說比較重要的仍是社會普遍同情下如何看待彼此合作及權力落差的問題,但與其直接用抽象的理論及單薄的觀察資料下去一刀切,倒不如將這個案例當作是深化現有討論及分析的可能性,因為在歐美及中國的例子來看,許多看似成立的等號並不是真理。回到誠懇看待每個主體及認識自己,在這裡,傳統的知識份子與群眾關係也必須被打散重新看待,當代大學教育產生的技術專家與管理階層的角色受到過多不成比例的關注,至於有政治改造意識的知識份子,不論是進入專家及管理領域進行權力爭奪,或是作為專業政治家領導群眾,左中右裡面成功失敗都有,卻仍無好的經驗總結,例如台灣民進黨及左派知識份子的競爭歷史,弔詭的是很多人仍然假設知識份子的優越性,Boggs曾提到這種精英式的雅各賓傳統在現代社會中革命及社運的侷限,而這次反都更過程中知識份子比起以前的那種蹲低及反雅各賓現象,卻少人好好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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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種「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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