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2月13日
佔領華爾街：一九六八遺產抑或民眾主義？
這一切也要先從1968年說起。
1960年代歐美國家爆發大規模的反叛、抗爭與狂噪，雖然留下了對抗性的時代精神，卻也帶來極大的反撲。新保守主義不僅因為雷根、柴契爾夫人的崛起而在英美等國取得政權，推行一連串政策，一步步解編從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更重要的，在美國結合保守宗教團體、白人優越感及共和黨政客的草根力量也不斷茁壯，甚至威脅到1960年代建立起對性別、人權、移民、族群種種差異保障的社會共識及民權法制。雖然說物極必反，收割了美國社會已經凝聚多年對小布希新保守主義政策的不滿，2008年歐巴馬以「change」口號高票當選，但已經在美國生根茁壯的新保守主義利用美國即將左傾的危機感，結合草根民眾、媒體及政客的茶黨運動風起雲湧，共和黨被茶黨群眾拉得急速往右傾斜，一連數次參議員、州長改選，民主黨傳統支持票區紛紛淪陷，直接動搖到歐巴馬的統治基礎。在接近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情況下，2011年9月中冒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可以說是民主黨精英、傾民主黨媒體、民權團體及左翼期盼已久的社會運動。
全文請至文化研究月報路邊攤
1960年代歐美國家爆發大規模的反叛、抗爭與狂噪，雖然留下了對抗性的時代精神，卻也帶來極大的反撲。新保守主義不僅因為雷根、柴契爾夫人的崛起而在英美等國取得政權，推行一連串政策，一步步解編從羅斯福新政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更重要的，在美國結合保守宗教團體、白人優越感及共和黨政客的草根力量也不斷茁壯，甚至威脅到1960年代建立起對性別、人權、移民、族群種種差異保障的社會共識及民權法制。雖然說物極必反，收割了美國社會已經凝聚多年對小布希新保守主義政策的不滿，2008年歐巴馬以「change」口號高票當選，但已經在美國生根茁壯的新保守主義利用美國即將左傾的危機感，結合草根民眾、媒體及政客的茶黨運動風起雲湧，共和黨被茶黨群眾拉得急速往右傾斜，一連數次參議員、州長改選，民主黨傳統支持票區紛紛淪陷，直接動搖到歐巴馬的統治基礎。在接近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情況下，2011年9月中冒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可以說是民主黨精英、傾民主黨媒體、民權團體及左翼期盼已久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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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6日
2007年他們在忙什麼？
居大位者，日理萬機，文山會海，紛至沓來。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如何有條不紊地排定優先順序、輕重緩急，不僅牽涉到國家未來發展的走向，對自己能否更上層樓，更是有關鍵性的影響。
四年很快過去，從現在來看2007年，真的是奇妙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種種有些直接重擊到當時的總統大選，有些能塑造成遠傳千里的選戰海嘯，許多騷擾性的餘波蕩漾仍然不變，與整個大局雖稍有交會但馬上有如平行宇宙，到2011年仍然被選擇性的完全切割。
從2007年2月到9月，真的非常極端非常有意思，2007年2月，當時馬英九因為特別費被起訴，辭去黨主席卻宣布受到政治迫害要選總統，蔡英文則為了台灣生技業的發展力推宇昌案。2007年5月，馬英九開始從屏東騎單車環島，7月開始long stay。2007年2月、3月經建會發出了給蘇貞昌及小英簽的極機密公文，小英2007年5月卸下了行政院副院長一職，但她不僅為了宇昌一家公司，更為了台灣整體生技產業的發展所推動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於2007年6月完成立法，9月則擔任宇昌的董事長。
這兩個2012年總統候選人在2007年真的都很忙，為了台灣的整體發展及未來為民服務的機會而投入熱血，也捲動了大量的資源、人力去完成他們的夢想。
但就在這兩個人所投入的事情的同一時間，我一直記得同時好像發生了許多事情，從2007年3月初樂生傳出要搬遷，樂青從3月8日、11日包圍當時行政院站長蘇貞昌官邸。3月16日周錫瑋強貼拆遷公告。由於樂生串聯影響到蘇貞昌總統初選，3月17日蘇貞昌接見樂生代表同意以90%保留方案作為努力基礎，造訪樂生表示將最大可能保留，院民安心住下去。3月20日蘇貞昌將樂生保留交辦工程會主委吳澤成出面與各單位協調。3月21日在立院被拖了一年半的漢生條例終於重新啟動。3月31日新莊拆樂生大遊行中周錫瑋對群眾表示樂生不拆機場蓋不起來，分段通車是做不到的。4月15日樂生大遊行。4月25日吳澤成以影響施工及通車為由否決將樂生院指定為古蹟。4月30日工程會方案出爐，將切除王字形大樓及其他重要建物。5月16日捷運局在立院說溜嘴可以分段通車但隨即否認。5月30日工程會方案定案，不考慮分段通車，樂生院民抗議離席。6月14日吳澤成承認工程會不考慮新莊線的重新設計，只針對文建會的90%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7月2日，工程會召開樂生工程危機會議。7月27日保留樂生團體在樂生大門立起「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9月7日北縣文化局擬出拆遷重組計畫，9月12日樂青佔領即將施工的樂生院大門..........
從現在來看，新莊線在去年就宣布可以分段通車，那新莊機場蓋好了嗎？沒有啊。結果最快今年底就能通車到輔大了，當初捷運局和所有官員上下交相賊，敷衍樂生。
2007年，只要馬英九、蘇貞昌、蔡英文用他們騎腳踏車曬屁股、推宇昌及生技條例的認真，和現在打宇昌保宇昌的力度，從2007年3月開始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不論是責令捷運局或是讓捷運局揣摩到這是真的很重要的上意，樂生就不會搞成現在這樣，2007年提出繼續動工樂生將山崩的警語即將成真。
但這實在不是什麼道德問題，純粹就是一種選擇，2007年馬英九就是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選上總統以完成其推動兩岸進程的歷史偉業。小英則認為生技業的發展才是台灣未來的關鍵，她必須戮力以赴當媽祖婆甚至最後還下海撩下去，反正蘇貞昌又沒責成她負責樂生協調。四年過去，現在2011年，馬英九以經貴為總統四年，小英從副手變成獨當一面的總統候選人，整個結構有變嗎？從選戰開打到昨天三個候選人接受文化界詢問時的轉移話題及敷衍，讓人瞠目結舌，可見他們還在忙別的事情。
當每個議題已經變成一種政治人物的表面宣示，個案就要參考整個大局來做取捨，當2007年稍微的挑戰都不復見時，其實他們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支持者已經成為不受到任何自我反省衝擊的共同體，能配合大勢大打保皇戰的純粹忠誠戰鬥部隊，從老農津貼、水果價格到宇昌，而其它的議題則是偶爾利用來正當化保皇的相罵本，以土徵條例為例，國民黨就敢強行通過，然後自居土地正義，民進黨也敢在立院裡放水，因為他們看準了兩邊的支持者就有臉拿著正義的雞毛主動配合演戲互咬。當挑戰無法動搖到選票、資源、合法性，被政治人物甚至被民眾本身抵銷吸納的時候，取捨的標準當然就顯而易見，當只有騷擾沒有壓力，大家該忙什麼就忙什麼，在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對改革、和平、人權、民主、正義、貧富差距都是用這種態度面對時，這樣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結果真的會改變台灣什麼嗎？大家就覺得他們這樣搞和忙這樣的方向是對的啊。
最後，所以從讓總統候選人繼續大玩表面宣示，顯示他們真的很忙於搞文化，實在很好奇昨天文化元年基金會為什麼有這樣的形式和表態。
四年很快過去，從現在來看2007年，真的是奇妙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種種有些直接重擊到當時的總統大選，有些能塑造成遠傳千里的選戰海嘯，許多騷擾性的餘波蕩漾仍然不變，與整個大局雖稍有交會但馬上有如平行宇宙，到2011年仍然被選擇性的完全切割。
從2007年2月到9月，真的非常極端非常有意思，2007年2月，當時馬英九因為特別費被起訴，辭去黨主席卻宣布受到政治迫害要選總統，蔡英文則為了台灣生技業的發展力推宇昌案。2007年5月，馬英九開始從屏東騎單車環島，7月開始long stay。2007年2月、3月經建會發出了給蘇貞昌及小英簽的極機密公文，小英2007年5月卸下了行政院副院長一職，但她不僅為了宇昌一家公司，更為了台灣整體生技產業的發展所推動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於2007年6月完成立法，9月則擔任宇昌的董事長。
這兩個2012年總統候選人在2007年真的都很忙，為了台灣的整體發展及未來為民服務的機會而投入熱血，也捲動了大量的資源、人力去完成他們的夢想。
但就在這兩個人所投入的事情的同一時間，我一直記得同時好像發生了許多事情，從2007年3月初樂生傳出要搬遷，樂青從3月8日、11日包圍當時行政院站長蘇貞昌官邸。3月16日周錫瑋強貼拆遷公告。由於樂生串聯影響到蘇貞昌總統初選，3月17日蘇貞昌接見樂生代表同意以90%保留方案作為努力基礎，造訪樂生表示將最大可能保留，院民安心住下去。3月20日蘇貞昌將樂生保留交辦工程會主委吳澤成出面與各單位協調。3月21日在立院被拖了一年半的漢生條例終於重新啟動。3月31日新莊拆樂生大遊行中周錫瑋對群眾表示樂生不拆機場蓋不起來，分段通車是做不到的。4月15日樂生大遊行。4月25日吳澤成以影響施工及通車為由否決將樂生院指定為古蹟。4月30日工程會方案出爐，將切除王字形大樓及其他重要建物。5月16日捷運局在立院說溜嘴可以分段通車但隨即否認。5月30日工程會方案定案，不考慮分段通車，樂生院民抗議離席。6月14日吳澤成承認工程會不考慮新莊線的重新設計，只針對文建會的90%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7月2日，工程會召開樂生工程危機會議。7月27日保留樂生團體在樂生大門立起「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9月7日北縣文化局擬出拆遷重組計畫，9月12日樂青佔領即將施工的樂生院大門..........
從現在來看，新莊線在去年就宣布可以分段通車，那新莊機場蓋好了嗎？沒有啊。結果最快今年底就能通車到輔大了，當初捷運局和所有官員上下交相賊，敷衍樂生。
2007年，只要馬英九、蘇貞昌、蔡英文用他們騎腳踏車曬屁股、推宇昌及生技條例的認真，和現在打宇昌保宇昌的力度，從2007年3月開始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不論是責令捷運局或是讓捷運局揣摩到這是真的很重要的上意，樂生就不會搞成現在這樣，2007年提出繼續動工樂生將山崩的警語即將成真。
但這實在不是什麼道德問題，純粹就是一種選擇，2007年馬英九就是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選上總統以完成其推動兩岸進程的歷史偉業。小英則認為生技業的發展才是台灣未來的關鍵，她必須戮力以赴當媽祖婆甚至最後還下海撩下去，反正蘇貞昌又沒責成她負責樂生協調。四年過去，現在2011年，馬英九以經貴為總統四年，小英從副手變成獨當一面的總統候選人，整個結構有變嗎？從選戰開打到昨天三個候選人接受文化界詢問時的轉移話題及敷衍，讓人瞠目結舌，可見他們還在忙別的事情。
當每個議題已經變成一種政治人物的表面宣示，個案就要參考整個大局來做取捨，當2007年稍微的挑戰都不復見時，其實他們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支持者已經成為不受到任何自我反省衝擊的共同體，能配合大勢大打保皇戰的純粹忠誠戰鬥部隊，從老農津貼、水果價格到宇昌，而其它的議題則是偶爾利用來正當化保皇的相罵本，以土徵條例為例，國民黨就敢強行通過，然後自居土地正義，民進黨也敢在立院裡放水，因為他們看準了兩邊的支持者就有臉拿著正義的雞毛主動配合演戲互咬。當挑戰無法動搖到選票、資源、合法性，被政治人物甚至被民眾本身抵銷吸納的時候，取捨的標準當然就顯而易見，當只有騷擾沒有壓力，大家該忙什麼就忙什麼，在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對改革、和平、人權、民主、正義、貧富差距都是用這種態度面對時，這樣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結果真的會改變台灣什麼嗎？大家就覺得他們這樣搞和忙這樣的方向是對的啊。
最後，所以從讓總統候選人繼續大玩表面宣示，顯示他們真的很忙於搞文化，實在很好奇昨天文化元年基金會為什麼有這樣的形式和表態。
2011年08月5日
【爽到你，艱苦到我之二】大老闆：有難你享，有福我當
2008年爆發全球性金融風暴，台灣受到嚴重波及，不僅經濟成長率暴跌，企業因為訂單銳減，紛紛採取裁員、休無薪假等方式要求員工「共體時艱」，台灣各業受僱員工每月薪資由2008年的42747元，下降為2009年的39925元，縮減6.60%。但根據台灣證交所公布的2008年、2009年上市公司董監事酬金顯示，「共體時艱」真的只是口號，2009年上市公司董事酬金總額卻比2008年逆勢上揚12.60%，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12.10%。
如果以2010年比較2008年，2010年上市公司董事酬金總額比2008年上揚高達38.00%，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34.06%。也就是說，透過金融風暴及景氣復甦，台灣上市公司董事給自己加薪了超過三分之一。但2010年的台灣各業受僱員工平均薪資只回升至41571元，比2008年仍少了2.75%。
如果大家仍有印象，2009年馬政府為了安然度過金融風暴，提出「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口號，投下大筆資源支持銀行及企業，但從統計資料看出援助不僅只累積到大老闆的口袋裡，還讓全民薪資縮水，透過金融風暴，「政府爽老闆、老闆宰員工」，反而讓企業主再撈一筆，擴大貧富差距。
以台積電、勝華兩家公司為例。2008年金融風暴後，台積電、勝華兩家企業因採取裁員、休無薪假等方式節省勞動力成本，而爆發勞資爭議，勝華的中國廠更因為縮減加班費爆發罷工。但台積電2009年每名董事酬金卻比2008年增加28.81%，從2008年的3792萬元增加到4885萬。勝華更增加快一倍，飆升92.11%，每名董事領取的酬金從2008年的482萬元跳升至2009年的926萬元。
曾經援助勝華員工抗爭的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痛批，勝華當時不斷宣稱自己虧損，合理化裁員和放無薪假，結果沒想到董事卻自肥，幫自己調薪快一倍。
比較台灣50指數中的董事酬勞與一般員工的薪資差額，2009年台灣50大企業每位董事薪酬比起2008年，增加了18.95%，平均每位董事領取1493.11萬台幣。2008年，台灣50大企業平均每位董事薪酬「僅」為一般員工的24.47倍，但到了2009年，經過金融風暴，差距擴增，到了2010年，台灣景氣恢復，差距進一步拉大。
一種合理化高額董監事酬金的說法是，董監事酬金的性質是投資風險的報償，也就是與景氣循環及公司盈虧連動，投資者在企業虧損、景氣低迷時未領甚至倒貼，而在景氣翻轉時，則領取高增幅的酬勞。但從2008年至2010年的的資料來看，董監事酬金的性質是投資者的避風港，景氣好時撈得更多，景氣差時則將風險轉嫁給勞工，透過法令、稅賦、政府補貼等等制度繼續享受高額董事酬金。
註1：公開資訊觀測站未提供2008年上櫃公司董監事酬金資料，故無法比較2008至2009年上櫃公司董事酬金
註2：TWSE 50名單仍根據2011年7月29日TWSE 50 Index成分股製作而成，因TWSE成分股各年略有變動，2008年至2009年僅能比對49家企業。故2009年與2010年之比較表中，2009年董事酬勞與一般員工的薪資倍數為30.83倍，本表為31.16倍。
如果以2010年比較2008年，2010年上市公司董事酬金總額比2008年上揚高達38.00%，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34.06%。也就是說，透過金融風暴及景氣復甦，台灣上市公司董事給自己加薪了超過三分之一。但2010年的台灣各業受僱員工平均薪資只回升至41571元，比2008年仍少了2.75%。
如果大家仍有印象，2009年馬政府為了安然度過金融風暴，提出「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口號，投下大筆資源支持銀行及企業，但從統計資料看出援助不僅只累積到大老闆的口袋裡，還讓全民薪資縮水，透過金融風暴，「政府爽老闆、老闆宰員工」，反而讓企業主再撈一筆，擴大貧富差距。
以台積電、勝華兩家公司為例。2008年金融風暴後，台積電、勝華兩家企業因採取裁員、休無薪假等方式節省勞動力成本，而爆發勞資爭議，勝華的中國廠更因為縮減加班費爆發罷工。但台積電2009年每名董事酬金卻比2008年增加28.81%，從2008年的3792萬元增加到4885萬。勝華更增加快一倍，飆升92.11%，每名董事領取的酬金從2008年的482萬元跳升至2009年的926萬元。
曾經援助勝華員工抗爭的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痛批，勝華當時不斷宣稱自己虧損，合理化裁員和放無薪假，結果沒想到董事卻自肥，幫自己調薪快一倍。
比較台灣50指數中的董事酬勞與一般員工的薪資差額，2009年台灣50大企業每位董事薪酬比起2008年，增加了18.95%，平均每位董事領取1493.11萬台幣。2008年，台灣50大企業平均每位董事薪酬「僅」為一般員工的24.47倍，但到了2009年，經過金融風暴，差距擴增，到了2010年，台灣景氣恢復，差距進一步拉大。
一種合理化高額董監事酬金的說法是，董監事酬金的性質是投資風險的報償，也就是與景氣循環及公司盈虧連動，投資者在企業虧損、景氣低迷時未領甚至倒貼，而在景氣翻轉時，則領取高增幅的酬勞。但從2008年至2010年的的資料來看，董監事酬金的性質是投資者的避風港，景氣好時撈得更多，景氣差時則將風險轉嫁給勞工，透過法令、稅賦、政府補貼等等制度繼續享受高額董事酬金。
註1：公開資訊觀測站未提供2008年上櫃公司董監事酬金資料，故無法比較2008至2009年上櫃公司董事酬金
註2：TWSE 50名單仍根據2011年7月29日TWSE 50 Index成分股製作而成，因TWSE成分股各年略有變動，2008年至2009年僅能比對49家企業。故2009年與2010年之比較表中，2009年董事酬勞與一般員工的薪資倍數為30.83倍，本表為31.16倍。
2011年08月2日
【爽到你，艱苦到我之一】有感復甦？大老闆按「讚」
2010年台灣一掃金融風暴陰霾，全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88%，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也可望突破5%。但一般民眾的薪資卻不見調升，「無感復甦」的不滿迫使馬政府在今年初「道德勸說」企業主調薪，日前也調升基本工資5.03%，但企業家不是不情不願微調個1~3%，就是大喊調漲基本工資將戕害企業競爭力。不過根據上週五（7月29日）台灣證交所公布的2010年上市上櫃公司董監事酬金顯示，大老闆對於景氣復甦相當感同身受，所以加自己的薪資毫不手軟，上市櫃公司董事薪酬總額比2009年增加21.41%，平均每位董事薪酬上揚17.70%（上市表格、上櫃表格）。
這幾年討論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多集中在稅制不公及產業政策補貼，這些間接誘因卻難以推導到底是誰、得了多少好處。上市櫃公司董事薪酬總額增加幅度統計是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布的歷年董事酬金相關資訊彙整而成，因能顯現到底每一家上市櫃公司的董監事，增加了多少酬金，並對比其稅後盈餘及同產業工人平均工資漲幅，較能呈現董監事酬金漲幅是否合理。由於財務報表中員工人數包含子公司，無法精確計算台灣員工的平均薪資，而台灣工會組織率低，若有運作良好的工會，就能確定每一家公司的員工工資平均漲幅，比較董監事酬金漲幅，錢到底跑到哪裡去將能更精確。
例如台南市產總總幹事黃育德就說，今年統一企業工會好不容易爭取3%~4%的調薪，結果沒想到現在一看，統一董事的平均酬金去年居然增加149.22%，比2009年多領了2860萬，達到一年4700多萬元，讓人傻眼。
除了上市櫃公司董事酬金大幅上升之外，在703家公布的上市公司董事酬金資料中，有高達60.88%，也就是428家董事酬金增幅超過台灣各業受僱員工2009年（39925元）至2010年（41571元）的薪資增幅4.12%，475家上櫃公司則有266家超過4.12%，比例為56.00%。
國際上另一個計算公司高層及一般員工的薪資差異比較方式，是以股票市場上大型企業的執行長薪酬作為計算標準，例如美國AFL-CIO及英國The High Pay Commission分別採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500大企業及FTSE 100指數的100大企業，除以一般員工的平均薪資。如果以同樣方式計算台灣50指數中的董事酬勞（表格），2010年，台灣50大企業平均每位董事薪酬上揚22.05%，平均每位董事領取1802.45萬台幣，比起一般員工每月薪資41571元，為36.13倍，也就是一名普通上班族要工作36年，才能賺到大企業董事一年的酬金，比起2009年的30.83倍，差距繼續拉大。
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說，從這裡看出來，每一個上市上櫃公司員工，都要注意自己薪資增幅是不是和董監事酬勞增幅不成比例，非上市上櫃公司的員工，也必須要求資方公開資訊。
在上市公司董事酬金增加金額前20大（表格）中，以統一企業居冠，增加了2860萬，增幅為149.22%，日月光、昱晶能源、華碩、中信金分居二、三、四、五名，分別增加了2667萬、2506萬、2483萬、2269萬元，前20大董事酬勞增幅比例也相當驚人，平均高達82.66%。
此外，在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前20大（表格）中，董事酬金居所有公司之冠的宏碁，平均每名董事領取將近億元董事酬金，今年6月1日才宣布調整泛歐地區通路庫存，一次認列營運損失1.5億美元，全體董監事主動承諾將去年度董監酬勞刪減50%，員工紅利也減少40%。但從資料來看，去年董事酬金反增22.51%，員工紅利是否有受影響值得觀察。同樣的，每名董事酬金金額前20大公司的員工薪資也處於不明狀況。
不過勞陣秘書長孫友聯指出，目前台灣的財報還非常不透明，董監事很多福利都還看不到，但在這麼不透明的情況下，董監事酬金的增幅就這麼大，可見還有更多的黑洞。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柯逸民也表示，大老闆們的董事薪酬只是利益的一小部分，其它的各公司交叉持股、對董事開的公司高價進貨等等都是看不到的。
註：2010年公司合併報表董事酬金相關資訊增添「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酬金」一欄，為求與2009年報表一致，並未納入比較表進行比較。
本文相關表格：
2009-2010上市公司董事酬金比較表
2009-2010上櫃公司董事酬金比較表
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前20大
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前20大
TWSE50 2009-2010比較表
這幾年討論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多集中在稅制不公及產業政策補貼，這些間接誘因卻難以推導到底是誰、得了多少好處。上市櫃公司董事薪酬總額增加幅度統計是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布的歷年董事酬金相關資訊彙整而成，因能顯現到底每一家上市櫃公司的董監事，增加了多少酬金，並對比其稅後盈餘及同產業工人平均工資漲幅，較能呈現董監事酬金漲幅是否合理。由於財務報表中員工人數包含子公司，無法精確計算台灣員工的平均薪資，而台灣工會組織率低，若有運作良好的工會，就能確定每一家公司的員工工資平均漲幅，比較董監事酬金漲幅，錢到底跑到哪裡去將能更精確。
例如台南市產總總幹事黃育德就說，今年統一企業工會好不容易爭取3%~4%的調薪，結果沒想到現在一看，統一董事的平均酬金去年居然增加149.22%，比2009年多領了2860萬，達到一年4700多萬元，讓人傻眼。
除了上市櫃公司董事酬金大幅上升之外，在703家公布的上市公司董事酬金資料中，有高達60.88%，也就是428家董事酬金增幅超過台灣各業受僱員工2009年（39925元）至2010年（41571元）的薪資增幅4.12%，475家上櫃公司則有266家超過4.12%，比例為56.00%。
國際上另一個計算公司高層及一般員工的薪資差異比較方式，是以股票市場上大型企業的執行長薪酬作為計算標準，例如美國AFL-CIO及英國The High Pay Commission分別採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500大企業及FTSE 100指數的100大企業，除以一般員工的平均薪資。如果以同樣方式計算台灣50指數中的董事酬勞（表格），2010年，台灣50大企業平均每位董事薪酬上揚22.05%，平均每位董事領取1802.45萬台幣，比起一般員工每月薪資41571元，為36.13倍，也就是一名普通上班族要工作36年，才能賺到大企業董事一年的酬金，比起2009年的30.83倍，差距繼續拉大。
自主工聯執行長朱維立說，從這裡看出來，每一個上市上櫃公司員工，都要注意自己薪資增幅是不是和董監事酬勞增幅不成比例，非上市上櫃公司的員工，也必須要求資方公開資訊。
在上市公司董事酬金增加金額前20大（表格）中，以統一企業居冠，增加了2860萬，增幅為149.22%，日月光、昱晶能源、華碩、中信金分居二、三、四、五名，分別增加了2667萬、2506萬、2483萬、2269萬元，前20大董事酬勞增幅比例也相當驚人，平均高達82.66%。
此外，在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前20大（表格）中，董事酬金居所有公司之冠的宏碁，平均每名董事領取將近億元董事酬金，今年6月1日才宣布調整泛歐地區通路庫存，一次認列營運損失1.5億美元，全體董監事主動承諾將去年度董監酬勞刪減50%，員工紅利也減少40%。但從資料來看，去年董事酬金反增22.51%，員工紅利是否有受影響值得觀察。同樣的，每名董事酬金金額前20大公司的員工薪資也處於不明狀況。
不過勞陣秘書長孫友聯指出，目前台灣的財報還非常不透明，董監事很多福利都還看不到，但在這麼不透明的情況下，董監事酬金的增幅就這麼大，可見還有更多的黑洞。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柯逸民也表示，大老闆們的董事薪酬只是利益的一小部分，其它的各公司交叉持股、對董事開的公司高價進貨等等都是看不到的。
註：2010年公司合併報表董事酬金相關資訊增添「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酬金」一欄，為求與2009年報表一致，並未納入比較表進行比較。
本文相關表格：
2009-2010上市公司董事酬金比較表
2009-2010上櫃公司董事酬金比較表
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增加前20大
上市公司平均每位董事酬金前20大
TWSE50 2009-2010比較表
2011年07月27日
東方動車殺人事件
【有雷慎入！】
長期以來，沒有推理小說的寫作傳統，一直是華人文學界的一大缺憾，尤其台灣引入日本推理小說多年，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但在創作方面仍處於東施效顰的階段。日前中國上映的這部《東方動車殺人事件》，卻完全跳脫出推理小說的窠臼，不僅氣勢磅礡，更對人性、制度有深刻的描寫，這部鉅著，是對台灣長期沾沾自喜擁有文化創意的當頭棒喝。
《東方動車殺人事件》雖然延續著《白鯨記》的文學傳統，一開始用大量的壯觀華麗詞藻及科技知識，描繪人類超越自我的雄心壯志及對抗大自然的過程，與隨後的悲劇產生強大的對比及反差。《白鯨記》的作者梅爾維爾對於海洋知識及捕鯨技巧的百科全書式處理，近代文學作品中的確僅有《東方動車》，透過對它國高速鐵路的褒貶及對自身科技優越的無止無盡描寫，才再度展現。但《東方動車》遠遠超越《白鯨記》的地方是，悲劇性的後果並不是《東方動車》的結局，只是人性及制度試煉的開始。
的確，《東方動車殺人事件》不論在上映前或上映後，都不可避免地和克莉絲蒂的《東方快車殺人事件》，這部推理小說經典鉅著進行比較。類似的取名，雖然作者說是致敬，但抄襲、沾光的指責從沒斷過，而最後從《東方動車殺人事件》的內容及結構來看，克莉絲蒂應可含笑九泉。
《東方動車殺人事件》在悲劇發生後，立即跳入一個難解的場景，受害者不明、受害者中間沒有共通性、東方動車被切割掩埋、現場被封鎖破壞，更重要的，檢警、官方的調查，也是引導讀者的煙霧彈。所有的讀者都難以想像，東方動車是實名制，怎麼可能受害者對不起來？怎麼可能在短短數小時的搜救後，在車內可能還有人活著的情況下就開始切割車體甚至掩埋？檢警及官方的角色怎麼會這樣曖昧？說出的話之心虛好像自己就是兇手一樣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些場景要是出現其它小說中，絕對被批評為失去現實性，在許多地方也高度違背范‧達因的「推理小說二十法則」。但在《東方動車》中把這些人性的醜惡、事件的離譜、制度的荒謬等等難以理解的事情堆砌起來，卻又極其合理，《東方動車》深刻描繪悲劇爆發背後的制度及潛規則，讓所有魔幻的部分嵌入後成為悲劇不可欠缺的因素，在推理小說中，也是破案的線索。比起歐美日推理小說中，絕大部分僅僅處理嫌犯、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及個人背景，也就是所謂的動機論，《東方動車》將推理小說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
所以，雖然《東方動車殺人事件》也是一部互動式推理小說，幾億的讀者都在抽絲剝繭，但卻能因為這些難解的設計，不斷呈現出了明明兇手已經呼之欲出，卻又立刻被某種力量壓抑，過去推理小說鋪排線索及證據時，將唯一破案的關鍵包裝在各種煙霧彈中，但《東方動車殺人事件》處處是關鍵、又處處變成不是也不能是關鍵，然後眼睜睜地看著悲劇發生、活人死人同埋、東方動車再度通車。
當所有的讀者都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但從無能為力及無法阻止，到最後發現難以究責，一切回歸原貌，兇手變成不能明說、難以言喻，這種高技巧的鋪陳方式，帶給讀者集體的原罪感，是的，我們都知道，作者，《東方動車殺人事件》的作者就是兇手，但這卻是一部兇手將所有人都昇華為兇手的精彩之作。
長期以來，沒有推理小說的寫作傳統，一直是華人文學界的一大缺憾，尤其台灣引入日本推理小說多年，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但在創作方面仍處於東施效顰的階段。日前中國上映的這部《東方動車殺人事件》，卻完全跳脫出推理小說的窠臼，不僅氣勢磅礡，更對人性、制度有深刻的描寫，這部鉅著，是對台灣長期沾沾自喜擁有文化創意的當頭棒喝。
《東方動車殺人事件》雖然延續著《白鯨記》的文學傳統，一開始用大量的壯觀華麗詞藻及科技知識，描繪人類超越自我的雄心壯志及對抗大自然的過程，與隨後的悲劇產生強大的對比及反差。《白鯨記》的作者梅爾維爾對於海洋知識及捕鯨技巧的百科全書式處理，近代文學作品中的確僅有《東方動車》，透過對它國高速鐵路的褒貶及對自身科技優越的無止無盡描寫，才再度展現。但《東方動車》遠遠超越《白鯨記》的地方是，悲劇性的後果並不是《東方動車》的結局，只是人性及制度試煉的開始。
的確，《東方動車殺人事件》不論在上映前或上映後，都不可避免地和克莉絲蒂的《東方快車殺人事件》，這部推理小說經典鉅著進行比較。類似的取名，雖然作者說是致敬，但抄襲、沾光的指責從沒斷過，而最後從《東方動車殺人事件》的內容及結構來看，克莉絲蒂應可含笑九泉。
《東方動車殺人事件》在悲劇發生後，立即跳入一個難解的場景，受害者不明、受害者中間沒有共通性、東方動車被切割掩埋、現場被封鎖破壞，更重要的，檢警、官方的調查，也是引導讀者的煙霧彈。所有的讀者都難以想像，東方動車是實名制，怎麼可能受害者對不起來？怎麼可能在短短數小時的搜救後，在車內可能還有人活著的情況下就開始切割車體甚至掩埋？檢警及官方的角色怎麼會這樣曖昧？說出的話之心虛好像自己就是兇手一樣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些場景要是出現其它小說中，絕對被批評為失去現實性，在許多地方也高度違背范‧達因的「推理小說二十法則」。但在《東方動車》中把這些人性的醜惡、事件的離譜、制度的荒謬等等難以理解的事情堆砌起來，卻又極其合理，《東方動車》深刻描繪悲劇爆發背後的制度及潛規則，讓所有魔幻的部分嵌入後成為悲劇不可欠缺的因素，在推理小說中，也是破案的線索。比起歐美日推理小說中，絕大部分僅僅處理嫌犯、受害人的心理因素及個人背景，也就是所謂的動機論，《東方動車》將推理小說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
所以，雖然《東方動車殺人事件》也是一部互動式推理小說，幾億的讀者都在抽絲剝繭，但卻能因為這些難解的設計，不斷呈現出了明明兇手已經呼之欲出，卻又立刻被某種力量壓抑，過去推理小說鋪排線索及證據時，將唯一破案的關鍵包裝在各種煙霧彈中，但《東方動車殺人事件》處處是關鍵、又處處變成不是也不能是關鍵，然後眼睜睜地看著悲劇發生、活人死人同埋、東方動車再度通車。
當所有的讀者都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但從無能為力及無法阻止，到最後發現難以究責，一切回歸原貌，兇手變成不能明說、難以言喻，這種高技巧的鋪陳方式，帶給讀者集體的原罪感，是的，我們都知道，作者，《東方動車殺人事件》的作者就是兇手，但這卻是一部兇手將所有人都昇華為兇手的精彩之作。
2011年07月26日
布雷維克的台灣情
歐美國家近年來右翼民族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文化戰爭，被布雷維克一舉提升為實體戰爭層次。從911之後，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無法轉移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與紛爭，布雷維克做下的奧斯陸政府大樓爆炸及工黨青年夏令營大屠殺其實相當特殊，他不是宰了挪威伊斯蘭移民，比起1995年美國極右派幹下的奧克拉荷馬政府大樓爆炸精準得多，而是打算鎖定屠戮執行多元主義政策的政黨從政黨員及接班梯隊，加上從宣言、行動到要求公開受審，再再針對多元主義的弱點逼其自我否定宣稱的容忍、人權、言論自由等價值，他是全世界右翼民族主義的英雄及戰士。
其實多元文化主義近年來在歐美已經節節敗退。多元主義隱含著某種美好應然設想，也就是認為不同的文化能因為彼此能透過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而在同一個地方並存，甚至也不需要強迫認同這個地方的文化、制度、國家。但問題是也由於多元，同樣也得允許種種族群歧視的言行存在於社會之中，所以對於新移民來說，這些言行的強勢存在根本證明多元主義的虛假與偽善，許多歐美國家，包括挪威的移民，都有高比例認為自己受到了歧視。
這個結構，造成許多911後的幾場恐怖活動，西方發現許多主事者根本是在西方長大或者接受西方教育的伊斯蘭教徒，完全顛覆過去所謂接受西方教育或在西方社會成長的移民，自然親近西方國家的假設。加上新移民在移入國必然產生的獨立社區及排它性經濟結構，卻又因貧窮大量損耗社會福利資源，偏偏多元主義者又對這種現象予以正面的理論化，對於熱愛歐美基督教文明的民眾來說，這簡直是胳臂往外彎的賣國行為，兩邊這幾年在媒體、選戰、教育等等層面打得如火如荼。最具指標性的階段性戰果是從去年開始，德國總理Merkel、法國總統Sarkozy、英國首相Cameron都公開宣稱多元主義已經完全失敗（Multiculturalism has failed, utterly failed），荷蘭、法國、比利時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漸漸放棄多元主義，開始實行移民同化政策，布雷維克的戰爭行為，是逆轉或是強化反多元主義的趨勢，恐怕還難說得很。
老實說，這件事情要給台灣什麼啟示，那還真是有點難談。首先，雖然台灣的移民爭議，和歐美根本算是不同的檔次，歐美是多元主義開始倒退回同化論，台灣雖然粧點一些貌似進步的熔爐論及多元主義，本質上才開始走歐美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的同化論，所以開放一方會假設留台學生、旅客、新移民會受到台灣優越文明的影響，不親台、愛台，至少也會知台，例如馬政府上台後正當化種種移民政策鬆綁及近來的陸生、陸客開放政策的論述，而反開放的一方則強調國安問題、社會負擔及文明雜質，所以強調國境篩選，如綠營強調移民是社會福利負擔及對陸生、陸客的排它性發言。所以，諷刺的是，台灣不論藍綠的移民政策可以說是與世界潮流同步，還能因為歐美文化戰爭的搖擺不定，而有領先的情況，布雷維克稱讚台灣拒絕多元文化，還真是有洞見。
其次，歐美虛偽的多元主義至少是因為多元主義者堅實的存在所造成的矛盾情境，但台灣完全卻是假多元。國民黨的多元主義，是建立在民進黨國族挑戰下的選擇性使用，對於外籍及大陸配偶的確比民進黨開放，但另一方面卻是強力建構中華文化的唯一性，不論是四書列為必修，或是在各族群母語的對待上，都是擺明了中華文化優於其他文化形式。但假多元在台灣並沒有強大的多元主義予以對抗，而是以另一個祭出另一種假多元，以民進黨去年公布的「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為例，民進黨承認台灣的多元族群，也要推動無歧視的新移民友善政策，「肯定新移民承載的母國文化是豐富台灣文化的重要資源，不僅提供其適應主流社會、認同台灣國家之支持措施，更應積極協助新移民以其母國文化參與台灣多元文化創造活動，鼓勵新移民子女傳承母語文，使新台灣之子成為台灣與世界多元接軌互動的橋樑。」
但「認同台灣國家」根本上成為現實政治的價值標準，例如前一陣子藍營用蔡英文MV「我是台灣人」借題發揮，做賊喊捉賊大作族群文章，卻誘發出來一堆沒人否定甚至還大家讚賞的自婊文，尤其這篇極其經典：
更恐怖的是台灣認同的社會控制已經會讓外籍配偶自發性講出「我們身為台灣媳婦，死為台灣魂」。加上台灣由上到下從不知反省的外勞奴工化制度。多元族群社會不等於多元主義社會，這些東西不反省，台灣永遠都只是個打算同化多元族群並打造單一認同的國家。
偏偏台灣也學到了歐美極右翼中以保衛民主、文明之名，合理化歧視新移民之實。其實對於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有兩個重點少有人討論，第一，這是一套自我實現的預言，透過歐美強大的文化擴張而必然產生的文化衝突，自證理論的現實性。第二，別忘了Huntington也同時針對西方文明進行內部清算，堅實化基督教文明的同一性，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在2004年外交期刊登出的〈西裔族群的挑戰〉，直指美國的中南美移民戕害美國盎格魯薩克遜獨有的民主、文化傳統，狠打天主教文化及多元主義，美國學者Citrin就說，有了大師的理論背書更激化了近年來美國從大眾媒體、政治菁英、企業主等等的新一波歧視移民社會氛圍。
這根本讓多元主義者疲於奔命應付，推動移民友善政策、訂立少數族群權益平等法令、增進族群相互理解等溫情手段不僅毫無用處，反而成為政治包袱，不說911的慘劇，只要三不五時強調移民的高犯罪率、低投票率、與主流族群低通婚率、低國家認同率、高認同獨裁威權母國率，再加上幾次移民的重大犯罪、恐怖活動及政治不正確言論個案，就證明了歐美國家的民主、自由、文化受到移民的強大威脅以及多元主義政策的荒謬，多元主義根本被這些事實和真理打得滿地找牙。
所以多元主義基礎強大的國家，都已經開始走下坡出現兩強對決的情況，實力弱一點的國家，就像台灣，所謂的多元主義者還會被這種論述裹脅，以守護國家的民主自由傳統為優先，沒辦法，誰叫台灣的新移民的確都是從低等的東南亞及中國而來，都需要長期檢驗是否還認同自己的威權國家及並不愛台灣，在這些人還沒被徹底改造前，都是台灣民主自由受到威脅的證明及無法抹滅的事實。
文化戰爭講白了就是價值層次的你死我活，每一篇歧視性文章、每一個歧視性政策、每一組歧視性言行都要正面迎擊，挪威的多元主義者甚至還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台灣沒這個覺悟，就別這樣號稱，乖乖承認自己就是符合世界潮流，為了維護台灣的中華文化或民主自由來搞同化，台灣也千萬不要覺得這有什麼可恥的，因為從和諧社會的標準來看，挪威慘劇、911的確都證明了要求新移民、異族群遵守單一認同及價值才是移民治理的王道，如果台灣的路已經走得很好很穩，雖稍有顛簸，未來也不該讓布雷維克失望。
延伸閱讀：
日本人的「溫暖」─ 大川常吉遺產
如煙消逝的台灣族群衝突史
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難以下嚥的紅豆冰
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中國殺氣騰騰
經典上演的烏魯木齊
新疆漢維衝突，你表態了沒？
韶關漢維工人衝突燒出的問題
其實多元文化主義近年來在歐美已經節節敗退。多元主義隱含著某種美好應然設想，也就是認為不同的文化能因為彼此能透過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而在同一個地方並存，甚至也不需要強迫認同這個地方的文化、制度、國家。但問題是也由於多元，同樣也得允許種種族群歧視的言行存在於社會之中，所以對於新移民來說，這些言行的強勢存在根本證明多元主義的虛假與偽善，許多歐美國家，包括挪威的移民，都有高比例認為自己受到了歧視。
這個結構，造成許多911後的幾場恐怖活動，西方發現許多主事者根本是在西方長大或者接受西方教育的伊斯蘭教徒，完全顛覆過去所謂接受西方教育或在西方社會成長的移民，自然親近西方國家的假設。加上新移民在移入國必然產生的獨立社區及排它性經濟結構，卻又因貧窮大量損耗社會福利資源，偏偏多元主義者又對這種現象予以正面的理論化，對於熱愛歐美基督教文明的民眾來說，這簡直是胳臂往外彎的賣國行為，兩邊這幾年在媒體、選戰、教育等等層面打得如火如荼。最具指標性的階段性戰果是從去年開始，德國總理Merkel、法國總統Sarkozy、英國首相Cameron都公開宣稱多元主義已經完全失敗（Multiculturalism has failed, utterly failed），荷蘭、法國、比利時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漸漸放棄多元主義，開始實行移民同化政策，布雷維克的戰爭行為，是逆轉或是強化反多元主義的趨勢，恐怕還難說得很。
老實說，這件事情要給台灣什麼啟示，那還真是有點難談。首先，雖然台灣的移民爭議，和歐美根本算是不同的檔次，歐美是多元主義開始倒退回同化論，台灣雖然粧點一些貌似進步的熔爐論及多元主義，本質上才開始走歐美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的同化論，所以開放一方會假設留台學生、旅客、新移民會受到台灣優越文明的影響，不親台、愛台，至少也會知台，例如馬政府上台後正當化種種移民政策鬆綁及近來的陸生、陸客開放政策的論述，而反開放的一方則強調國安問題、社會負擔及文明雜質，所以強調國境篩選，如綠營強調移民是社會福利負擔及對陸生、陸客的排它性發言。所以，諷刺的是，台灣不論藍綠的移民政策可以說是與世界潮流同步，還能因為歐美文化戰爭的搖擺不定，而有領先的情況，布雷維克稱讚台灣拒絕多元文化，還真是有洞見。
其次，歐美虛偽的多元主義至少是因為多元主義者堅實的存在所造成的矛盾情境，但台灣完全卻是假多元。國民黨的多元主義，是建立在民進黨國族挑戰下的選擇性使用，對於外籍及大陸配偶的確比民進黨開放，但另一方面卻是強力建構中華文化的唯一性，不論是四書列為必修，或是在各族群母語的對待上，都是擺明了中華文化優於其他文化形式。但假多元在台灣並沒有強大的多元主義予以對抗，而是以另一個祭出另一種假多元，以民進黨去年公布的「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為例，民進黨承認台灣的多元族群，也要推動無歧視的新移民友善政策，「肯定新移民承載的母國文化是豐富台灣文化的重要資源，不僅提供其適應主流社會、認同台灣國家之支持措施，更應積極協助新移民以其母國文化參與台灣多元文化創造活動，鼓勵新移民子女傳承母語文，使新台灣之子成為台灣與世界多元接軌互動的橋樑。」
但「認同台灣國家」根本上成為現實政治的價值標準，例如前一陣子藍營用蔡英文MV「我是台灣人」借題發揮，做賊喊捉賊大作族群文章，卻誘發出來一堆沒人否定甚至還大家讚賞的自婊文，尤其這篇極其經典：
台灣人真可悲。在這塊土地上成長、求學、就業的人，本來就該認同台灣，應該大聲喊出「我是台灣人」。
更恐怖的是台灣認同的社會控制已經會讓外籍配偶自發性講出「我們身為台灣媳婦，死為台灣魂」。加上台灣由上到下從不知反省的外勞奴工化制度。多元族群社會不等於多元主義社會，這些東西不反省，台灣永遠都只是個打算同化多元族群並打造單一認同的國家。
偏偏台灣也學到了歐美極右翼中以保衛民主、文明之名，合理化歧視新移民之實。其實對於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有兩個重點少有人討論，第一，這是一套自我實現的預言，透過歐美強大的文化擴張而必然產生的文化衝突，自證理論的現實性。第二，別忘了Huntington也同時針對西方文明進行內部清算，堅實化基督教文明的同一性，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在2004年外交期刊登出的〈西裔族群的挑戰〉，直指美國的中南美移民戕害美國盎格魯薩克遜獨有的民主、文化傳統，狠打天主教文化及多元主義，美國學者Citrin就說，有了大師的理論背書更激化了近年來美國從大眾媒體、政治菁英、企業主等等的新一波歧視移民社會氛圍。
這根本讓多元主義者疲於奔命應付，推動移民友善政策、訂立少數族群權益平等法令、增進族群相互理解等溫情手段不僅毫無用處，反而成為政治包袱，不說911的慘劇，只要三不五時強調移民的高犯罪率、低投票率、與主流族群低通婚率、低國家認同率、高認同獨裁威權母國率，再加上幾次移民的重大犯罪、恐怖活動及政治不正確言論個案，就證明了歐美國家的民主、自由、文化受到移民的強大威脅以及多元主義政策的荒謬，多元主義根本被這些事實和真理打得滿地找牙。
所以多元主義基礎強大的國家，都已經開始走下坡出現兩強對決的情況，實力弱一點的國家，就像台灣，所謂的多元主義者還會被這種論述裹脅，以守護國家的民主自由傳統為優先，沒辦法，誰叫台灣的新移民的確都是從低等的東南亞及中國而來，都需要長期檢驗是否還認同自己的威權國家及並不愛台灣，在這些人還沒被徹底改造前，都是台灣民主自由受到威脅的證明及無法抹滅的事實。
文化戰爭講白了就是價值層次的你死我活，每一篇歧視性文章、每一個歧視性政策、每一組歧視性言行都要正面迎擊，挪威的多元主義者甚至還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台灣沒這個覺悟，就別這樣號稱，乖乖承認自己就是符合世界潮流，為了維護台灣的中華文化或民主自由來搞同化，台灣也千萬不要覺得這有什麼可恥的，因為從和諧社會的標準來看，挪威慘劇、911的確都證明了要求新移民、異族群遵守單一認同及價值才是移民治理的王道，如果台灣的路已經走得很好很穩，雖稍有顛簸，未來也不該讓布雷維克失望。
延伸閱讀：
日本人的「溫暖」─ 大川常吉遺產
如煙消逝的台灣族群衝突史
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難以下嚥的紅豆冰
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中國殺氣騰騰
經典上演的烏魯木齊
新疆漢維衝突，你表態了沒？
韶關漢維工人衝突燒出的問題
2011年07月10日
守護民主平台與小英的好大一盤棋
新頭殼做的〈不分區爭議 蔡英文一次說清楚全文〉很有意思，大概是今天「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要開記者會，面對學富五車、有備而來的學者，昨天的不分區名單記者會小英展現出她的實力，對於有一堆政治專有名詞的守護民主平台的記者會行前說明，相當有針對性並且用她特有的風格把格局拉高。
先提一點，我覺得小英記者會在場的記者都該打屁股，小英整場話至少有三個重要漏洞，記者卻沒有當場挑明：第一，余天算有小英所說標準的政治專業能力立委嗎？第二，小英說不分區名單內沒有前政務官，這是胡扯，李應元、鄭麗君、游錫堃等等都是，小英用智庫過水來當擋箭牌。第三，民進黨今年一月全代會決議不分區名單必須保障勞工、身障、社福團體代表，但小英現在卻是完全不同的標準，這個標準有沒有經過黨內程序通過？推翻全代會決議是小英的綱乾獨斷還是提名委員會的共識？
如果不細究這些細節及程序正義，雖然有這些漏洞，但從整體看，我不知道她老姐是不是被質疑後臨時掰出這一套說法回應，未來就算假戲真作，我倒相當欣賞小英的說法及做法。
小英的記者會可以說是把話講白，守護民主平台及一干挺黃淑英的社運團體想法已經過時，民進黨已經不吃這一套。守護民主平台的看法就是認為民主政治要運行良好，政黨必須吸納各種社會階層的代表，而不分區名單是政黨的重要門面，也是爭取社會各個階層認同及選票的重要工具，這也是一種政黨被民意檢驗及監督的重要過程。這的確是一種民主政治運作的價值標準，小英的說法就是說，對不起，這種價值我尊重，但我就是要走另一套，要不然你是想怎樣？
小英是哪一套我想守護民主平台的學者一定心知肚明，除了強調名單是整體性的之外，我覺得她提出的幾個針鋒相對的標準非常有趣，包括了不分區人選要有實現理念政治專業能力，民進黨已經有成熟的政策統整及決策過程，社運團體根本不需要焦慮沒有人在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內，簡言之，小英已經針對民進黨及社運的關係做很高層次的釐清，她就是在下好大一盤棋啦。
守護民主平台的想像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的，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已經在台灣行之有年，而有許多變體。首先，國民黨2000年之前作為國家統合主義，就是這樣幹的，不論是職業代表制或是不分區制，收編各種民間團體的頭人，然後自稱全民政黨。此外，民進黨在野時期在不分區名單的選擇上由於和社會運動在反國民黨上結盟，所以有社會統合主義的性質，但就算這個時候，由於政治運動獨大，關係都相當的緊張，動輒有民進黨收編的指控出現，例如1995年勞陣秘書長簡錫堦接受民進黨不分區提名後的「紅燈左轉」事件。到了民進黨執政，不論是王榮璋還是盧天麟接受民進黨不分區提名，都造成社運內部的衝突與批評。
所以守護民主平台現在還認為這種政黨吸納社會賢達作為不分區立委的政治運作模式值得推動，必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過去這種方式運作下來的優劣為何，國民黨、民進黨不論執政、在野，不分區的表現都有目共睹，在野時期還有點批判力，到了執政時期幾乎都是橡皮圖章。第二，在這種情況下，還認為這樣的政治運作模式值得採用，是基於什麼客觀環境的改變而形成的判斷？
但我要說的是，小英這兩個問題都說得很清楚，並對過去與社運團體勾勾纏的問題進行總結。最重要的，是關於政治戰力的問題，很簡單啊，小英就是認為這些社運不分區就是軟腳蝦、寄生蟲，只會談理念，開記者會、委員會時一條龍，進朝野協商一條蟲，然後法律修出來不合他們的高標準甚至還會倒打一耙。小英舉的《法官法》例子有趣極了，她說：
看到沒，柯建銘的喬功就是戰力，把《法官法》給搞過，大家去對比新聞，後來司改會批《法官法》只有五十分。小英的意思就是很清楚，還好司改會的人沒來當不分區，否則硬擋《法官法》沒過就算了，過了還反批民進黨是爛黨那就是民進黨自己犯賤。
另外，對於為什麼現在社運人士擠不進不分區沒有關係，小英也把話說得好清楚，就是民進黨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第一，現在民進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內有非常多的有理想、有抱負、有政治能力的政治人物，社運團體都可以透過這些政治人物實現理想；第二，在制度上，民進黨也建立起了許多智庫，這是一個理念、政策、法律評估的專業組織，許多不分區立委也是這些智庫的領導人，他們有極好的能力及幕僚吸納社運理念、研擬政策、推動變成真正的法律。第三，更重要的，小英更對派系共治有了新解，一個有資格排入民進黨不分區名單，隸屬於派系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協調派系不同意見的能力，然後打出團體戰，換言之，小英直指現在的不分區名單就是一群對內對外都具有大開大闔、權謀算計雙重鬥爭實力的政治家。我的天，小英不愧是英國政經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我真的我認為看到了守護民主平台學者絕對熟悉，也就是一群韋伯所說「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但小英說的這種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人物會和社運團體密切合作會不會太畫虎爛了？我現在就舉出一個顯例，那就是田秋堇。田秋堇是新系的，是多年的民進黨員，又有環保的理念，長期又與環保團體合作，這次不分區名單公布前，不就有環保團體、環保人士連署要求田秋堇在不分區名單內？有田秋堇這種有環保團體背書當例子的政治人物，我要是小英，也覺得這種模式絕對可行。
換句話說，對於政黨、從政黨員、社運團體應該有什麼關係，小英已經有了與守護民主平台截然不同的闡釋。如果這次小英不是為了降低反彈怒火隨便說說，而是真的這麼幹的話，民進黨的黨員可以廣納百川，但從政黨員就該是一群專業政治家，不分區名單就是從政黨員中的best of best，社運團體該被劃在正式決策圈外，除非有吸納成為專業從政黨員的可能及能力，社運團體的理念要透過民進黨實現，則要透過遊說、智庫評估的過程，優秀、有理念的民進黨立委自然會按照其專業判斷如何實現理念。
不過守護民主平台有一個的核心理念我覺得值得討論，就是我仍看不到在什麼條件下現在所謂的社會代表制度值得繼續推廣。我想對現狀說得最清楚的是張鐵志的〈民進黨應該提出更代表中下階級利益的名單〉，論述基礎我想是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在去年台灣社會學會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指出極大比例的農工階級投給民進黨，所以民進黨應該在不分區名單中多放工農階級代表，以符合他們的利益。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的研究我讀了覺得非常精彩，除了處理到了實然的問題，並按照他們多年關注階級政治的立場搖指階級政治的可能性。但從階級政治的可能直接推到不分區代表名單真的跳太快，這裡不是從所謂的勞工及中下階級應該有自己的政黨這個雲端標準來質疑的，而是這應該是守護民主平台學者們最反對的「被代表」問題。
我舉一個近來最熱門的漏網之魚黃淑英為例，黃淑英被排除在安全名單之外，大概是最能否定小英新政的例子，如果小英之後因為種種壓力，有了一些妥協，自打嘴巴把黃淑英排進來，真的就能代表中下階層及勞工階級的利益嗎？的確，黃淑英在這四年的任期中關注勞工議題及中下階層，也受到92個團體肯定，但她一直有幾個問題卻是這一陣子被故意忽略，一個重要的就是她在移民問題上極其糟糕，我點名她好幾次了：
黃淑英講的這個甚麼話？認同問題要國家去關注喔？有沒有辦法融入台灣社會是台灣社會的問題，況且他們要不要融入也該是他們的自由選擇。老實講黃淑英被一腳踹出不分區安全名單我是替小英鼓掌的，另一個是翁金珠。
要是黃淑英被塞回安全名單，守護民主平台應該要說清楚，她算不算勞工階級及中下階層的代表？要是民進黨執政，黃淑英推動移民台灣認同法，算不算符合勞工及中下階級的利益？我想，如果部分移民算是中下階級的話，黃淑英最多只能算是部分代表吧。這樣的情況出在所有的勞工、性別、弱勢代表身上，例如王榮璋從殘障聯盟出身，卻又抵制家事服務法，這能理解王榮璋為什麼這樣做，但卻不能說他代表所有弱勢，至少外勞就不該被代表。
台灣的公民社會已經很多元，一個領域中太多的派別，這些派別的產生不盡然是資源之爭，理念的差距也是核心，像性產業議題就是，加上許多議題又互相重疊，例如移民議題與國族、長照問題極其相關，一個派別的頭人被某政黨選擇進入立院，拜託，他真的不代表這個領域，這個領域也不該被代表。
其實群眾、代表、政黨的關係我沒有答案，尤其是進入立院這個爾虞我詐的大戰場，再有弱勢、環保宣稱及代表實力的政治、社運團體都要反思，也就是說，怎麼代表、如何代表絕對不是用一個道德訴求來包裝粗暴的定義。
台灣的政治就是該鼓勵小英的坦白及直來直往，小英的這席談話雖然有漏洞及一些部分尚待釐清，要是她真的這麼幹了，把民進黨及社運團體的權責切得這麼清楚，我也覺得這不是壞事。我比較在意的是在小英前一天已經洩題或者算是直接打臉的情況下，今天守護民主平台有沒有針對小英的新政針鋒相對回去，可惜網站上還沒有看到全程影音檔，因為小英的這一大盤棋只有一個問題，就是權力和實力原則，這麼美好的制度中，現在民進黨在野都不一定鳥你了，執政後你自己想想看吧。
最後，按照小英的新標準，不分區安全名單如果要有政治專業、理念、年輕、從政經驗、派系競合等能力，的確有一個遺珠之憾，是小英應該被譴責的，那就是洪智坤，內行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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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一點，我覺得小英記者會在場的記者都該打屁股，小英整場話至少有三個重要漏洞，記者卻沒有當場挑明：第一，余天算有小英所說標準的政治專業能力立委嗎？第二，小英說不分區名單內沒有前政務官，這是胡扯，李應元、鄭麗君、游錫堃等等都是，小英用智庫過水來當擋箭牌。第三，民進黨今年一月全代會決議不分區名單必須保障勞工、身障、社福團體代表，但小英現在卻是完全不同的標準，這個標準有沒有經過黨內程序通過？推翻全代會決議是小英的綱乾獨斷還是提名委員會的共識？
如果不細究這些細節及程序正義，雖然有這些漏洞，但從整體看，我不知道她老姐是不是被質疑後臨時掰出這一套說法回應，未來就算假戲真作，我倒相當欣賞小英的說法及做法。
小英的記者會可以說是把話講白，守護民主平台及一干挺黃淑英的社運團體想法已經過時，民進黨已經不吃這一套。守護民主平台的看法就是認為民主政治要運行良好，政黨必須吸納各種社會階層的代表，而不分區名單是政黨的重要門面，也是爭取社會各個階層認同及選票的重要工具，這也是一種政黨被民意檢驗及監督的重要過程。這的確是一種民主政治運作的價值標準，小英的說法就是說，對不起，這種價值我尊重，但我就是要走另一套，要不然你是想怎樣？
小英是哪一套我想守護民主平台的學者一定心知肚明，除了強調名單是整體性的之外，我覺得她提出的幾個針鋒相對的標準非常有趣，包括了不分區人選要有實現理念政治專業能力，民進黨已經有成熟的政策統整及決策過程，社運團體根本不需要焦慮沒有人在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內，簡言之，小英已經針對民進黨及社運的關係做很高層次的釐清，她就是在下好大一盤棋啦。
守護民主平台的想像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的，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已經在台灣行之有年，而有許多變體。首先，國民黨2000年之前作為國家統合主義，就是這樣幹的，不論是職業代表制或是不分區制，收編各種民間團體的頭人，然後自稱全民政黨。此外，民進黨在野時期在不分區名單的選擇上由於和社會運動在反國民黨上結盟，所以有社會統合主義的性質，但就算這個時候，由於政治運動獨大，關係都相當的緊張，動輒有民進黨收編的指控出現，例如1995年勞陣秘書長簡錫堦接受民進黨不分區提名後的「紅燈左轉」事件。到了民進黨執政，不論是王榮璋還是盧天麟接受民進黨不分區提名，都造成社運內部的衝突與批評。
所以守護民主平台現在還認為這種政黨吸納社會賢達作為不分區立委的政治運作模式值得推動，必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過去這種方式運作下來的優劣為何，國民黨、民進黨不論執政、在野，不分區的表現都有目共睹，在野時期還有點批判力，到了執政時期幾乎都是橡皮圖章。第二，在這種情況下，還認為這樣的政治運作模式值得採用，是基於什麼客觀環境的改變而形成的判斷？
但我要說的是，小英這兩個問題都說得很清楚，並對過去與社運團體勾勾纏的問題進行總結。最重要的，是關於政治戰力的問題，很簡單啊，小英就是認為這些社運不分區就是軟腳蝦、寄生蟲，只會談理念，開記者會、委員會時一條龍，進朝野協商一條蟲，然後法律修出來不合他們的高標準甚至還會倒打一耙。小英舉的《法官法》例子有趣極了，她說：
法官法最後協商的是誰負責的？最後協商的是柯總召（柯建銘）負責的。他把司改團體跟司法院、跟國民黨坐在一起就處理掉。這個法官法最後著力最深的是民進黨。
看到沒，柯建銘的喬功就是戰力，把《法官法》給搞過，大家去對比新聞，後來司改會批《法官法》只有五十分。小英的意思就是很清楚，還好司改會的人沒來當不分區，否則硬擋《法官法》沒過就算了，過了還反批民進黨是爛黨那就是民進黨自己犯賤。
另外，對於為什麼現在社運人士擠不進不分區沒有關係，小英也把話說得好清楚，就是民進黨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第一，現在民進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內有非常多的有理想、有抱負、有政治能力的政治人物，社運團體都可以透過這些政治人物實現理想；第二，在制度上，民進黨也建立起了許多智庫，這是一個理念、政策、法律評估的專業組織，許多不分區立委也是這些智庫的領導人，他們有極好的能力及幕僚吸納社運理念、研擬政策、推動變成真正的法律。第三，更重要的，小英更對派系共治有了新解，一個有資格排入民進黨不分區名單，隸屬於派系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協調派系不同意見的能力，然後打出團體戰，換言之，小英直指現在的不分區名單就是一群對內對外都具有大開大闔、權謀算計雙重鬥爭實力的政治家。我的天，小英不愧是英國政經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我真的我認為看到了守護民主平台學者絕對熟悉，也就是一群韋伯所說「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但小英說的這種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人物會和社運團體密切合作會不會太畫虎爛了？我現在就舉出一個顯例，那就是田秋堇。田秋堇是新系的，是多年的民進黨員，又有環保的理念，長期又與環保團體合作，這次不分區名單公布前，不就有環保團體、環保人士連署要求田秋堇在不分區名單內？有田秋堇這種有環保團體背書當例子的政治人物，我要是小英，也覺得這種模式絕對可行。
換句話說，對於政黨、從政黨員、社運團體應該有什麼關係，小英已經有了與守護民主平台截然不同的闡釋。如果這次小英不是為了降低反彈怒火隨便說說，而是真的這麼幹的話，民進黨的黨員可以廣納百川，但從政黨員就該是一群專業政治家，不分區名單就是從政黨員中的best of best，社運團體該被劃在正式決策圈外，除非有吸納成為專業從政黨員的可能及能力，社運團體的理念要透過民進黨實現，則要透過遊說、智庫評估的過程，優秀、有理念的民進黨立委自然會按照其專業判斷如何實現理念。
不過守護民主平台有一個的核心理念我覺得值得討論，就是我仍看不到在什麼條件下現在所謂的社會代表制度值得繼續推廣。我想對現狀說得最清楚的是張鐵志的〈民進黨應該提出更代表中下階級利益的名單〉，論述基礎我想是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在去年台灣社會學會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指出極大比例的農工階級投給民進黨，所以民進黨應該在不分區名單中多放工農階級代表，以符合他們的利益。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的研究我讀了覺得非常精彩，除了處理到了實然的問題，並按照他們多年關注階級政治的立場搖指階級政治的可能性。但從階級政治的可能直接推到不分區代表名單真的跳太快，這裡不是從所謂的勞工及中下階級應該有自己的政黨這個雲端標準來質疑的，而是這應該是守護民主平台學者們最反對的「被代表」問題。
我舉一個近來最熱門的漏網之魚黃淑英為例，黃淑英被排除在安全名單之外，大概是最能否定小英新政的例子，如果小英之後因為種種壓力，有了一些妥協，自打嘴巴把黃淑英排進來，真的就能代表中下階層及勞工階級的利益嗎？的確，黃淑英在這四年的任期中關注勞工議題及中下階層，也受到92個團體肯定，但她一直有幾個問題卻是這一陣子被故意忽略，一個重要的就是她在移民問題上極其糟糕，我點名她好幾次了：
黃淑英說，每年這麼多中國配偶來台，他們對台灣這個國家的認同度為何？是否有辦法融入台灣社會？更何況她們自身，或其養育的子女，未來都會參與國家政治運作，這些人是否能對這個國家產生認同，都是政府必須去關注的事。
黃淑英講的這個甚麼話？認同問題要國家去關注喔？有沒有辦法融入台灣社會是台灣社會的問題，況且他們要不要融入也該是他們的自由選擇。老實講黃淑英被一腳踹出不分區安全名單我是替小英鼓掌的，另一個是翁金珠。
要是黃淑英被塞回安全名單，守護民主平台應該要說清楚，她算不算勞工階級及中下階層的代表？要是民進黨執政，黃淑英推動移民台灣認同法，算不算符合勞工及中下階級的利益？我想，如果部分移民算是中下階級的話，黃淑英最多只能算是部分代表吧。這樣的情況出在所有的勞工、性別、弱勢代表身上，例如王榮璋從殘障聯盟出身，卻又抵制家事服務法，這能理解王榮璋為什麼這樣做，但卻不能說他代表所有弱勢，至少外勞就不該被代表。
台灣的公民社會已經很多元，一個領域中太多的派別，這些派別的產生不盡然是資源之爭，理念的差距也是核心，像性產業議題就是，加上許多議題又互相重疊，例如移民議題與國族、長照問題極其相關，一個派別的頭人被某政黨選擇進入立院，拜託，他真的不代表這個領域，這個領域也不該被代表。
其實群眾、代表、政黨的關係我沒有答案，尤其是進入立院這個爾虞我詐的大戰場，再有弱勢、環保宣稱及代表實力的政治、社運團體都要反思，也就是說，怎麼代表、如何代表絕對不是用一個道德訴求來包裝粗暴的定義。
台灣的政治就是該鼓勵小英的坦白及直來直往，小英的這席談話雖然有漏洞及一些部分尚待釐清，要是她真的這麼幹了，把民進黨及社運團體的權責切得這麼清楚，我也覺得這不是壞事。我比較在意的是在小英前一天已經洩題或者算是直接打臉的情況下，今天守護民主平台有沒有針對小英的新政針鋒相對回去，可惜網站上還沒有看到全程影音檔，因為小英的這一大盤棋只有一個問題，就是權力和實力原則，這麼美好的制度中，現在民進黨在野都不一定鳥你了，執政後你自己想想看吧。
最後，按照小英的新標準，不分區安全名單如果要有政治專業、理念、年輕、從政經驗、派系競合等能力，的確有一個遺珠之憾，是小英應該被譴責的，那就是洪智坤，內行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延伸閱讀：
以漢生條例檢驗第三勢力
公民民族主義的契機？
如煙消逝的台灣族群衝突史
2011年07月8日
古都，一九九六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
不過才15年前，1996年，朱天心的〈古都〉，開頭哀嘆台灣在快速工業化下速建快拆、人們勢利直接、政治紛擾瑣亂，對比歷史沈澱超過千年的日本京都，台灣空間及人文的廢墟化讓人難以卒睹。如今趁著陸客自由行再展現出來的台灣在文化、制度及社會上的優越，台灣短短15年的改變，不只是翻天覆地而已。
現在來看，1996年對〈古都〉來說還真是尷尬。的確，當年仍留有戰後台灣全力發展工業，遍佈全台的污染、簡陋雜亂建築，推行了幾十年的全民公德心運動也還看不到全面的成果，1980年代德國媒體連首善之區台北都評為「豬圈」的陰影，仍籠罩全台。但〈古都〉的淺薄沒看到的卻是同一個時候，台灣已經開始打造現今一切優越論述的基礎。
到現在，台灣其實仍是個在自我文化定位上極其焦慮的國家，所以在文化認同的拉拒戰上，旅客的凝視方式常成為重要的自我標定的座標。當大批中國旅客遊台讚許當前的台灣承繼了優良的傳統中華文化，強化了部分台灣的民間人士及政治人物持續深化中國文化教育的正當性，就是一個例子。
這真是活見鬼，事實上，大家自己回想就知道，台灣在國際旅遊市場上最以中華文化自居的時期是1980年代前，當時台灣趁著中國改革開放前，在國際上大搞山寨中華文化宣傳。曾經多次出團至海外推銷台灣的旅遊教父、亞都麗緻酒店董事長嚴長壽就在他的新書《你可以不一樣》中回憶，過去台灣就靠著故宮、太魯閣和美食三招打天下，國際旅展時，找藝術家來畫荷花、刻冰雕、當場揮毫，再請大廚現場拉麵及舞龍舞獅，來爭取觀光客。當時台灣整體的旅遊環境不佳，觀光設計呈現單點分佈，交通動線、導覽資源都往特定旅遊景點集中，陋窳之處則儘量對外國旅客迴避。
台灣的山寨中華文化旅遊，在1990年代前後開始因為中國的觀光市場開放受到衝擊。同時台灣社會也面臨鉅變，首先是民眾要求民主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在國際上，中國、東南亞以更廉價勞動力開始取代台灣的加工出口工業，美國要求台灣打開農產品市場動搖台灣農業的根基，台灣從政治到經濟，都面臨轉型的挑戰與危機，發展觀光，就成為重要的出路之一。
台灣政府和社會為了應對內外危機，開始進行尋覓轉型之路。在農業領域，台灣政府從鼓勵農民將傳統的稻作，轉為多樣化的蔬果作物種植，發展精緻農業，緊接著則鼓勵農民，將果園轉型為觀光果園，吸引週末期間到鄉間紓解身心壓力的都市居民，以舒緩開放國際農產品進入台灣市場的壓力，雖然仍不能改變整個農業衰敗的結構，但卻在各個農村培養了服務業農民。這個過程造就了這幾年在台灣及國際上越來越火熱的休閒農場。
另外，社區總體營造及文史工作也開始在台灣各個社區開展，先不論李登輝是否有打散社區舊有村里長統治形式的政治意圖以及之後大量複製、商品化的惡性競爭，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就連最妒恨愛台灣、本土化等李登輝「遺產」但卻最有資源的台北市，現在也無法自吹自擂深度旅遊。例如南村落推動的康青龍街區旅遊，如沒有1995年永康社區的保留老樹運動及之後的社區意識，何來推動老樹導覽及獨立小店宣傳。而文化護照中各個社區的漫遊，沒有這十幾年來文史工作後俯拾皆是的歷史典故，不知要增添多少收集資訊的成本。
而民主化後的威權退潮造成的權力真空，1996年的確容易只讓人觀察到讓人難以忍受的族群爭議、政黨惡鬥及立法院群架，但另一個暗流卻是民間權力結構的自治化，在社區總體營造中常常鬥來鬥去的各個協會就不說了，就連常被耳語描述為被黑白兩道壓迫的民間市場及夜市，自治會的功能都開始興起。
其實到了1990年，台灣政府對於管理攤商及夜市的觀念還是取締為主，當年行政院頒佈〈改進攤販管理問題具體措施〉，以取締的方式整頓攤販造成的市容問題，並以改善民眾購物習慣及輔導攤販轉業作為配套措施。不過幾個成功的夜市自治組織展現出觀光夜市的活力與創意，讓政府的輔導政策沾光，才讓嚐到甜頭的各級政府的觀光主管機關開始認識到與其抱怨台灣的夜市攤販破壞市容上不了國際檯面，倒不如對外推廣為台灣文化的特色，到了1998年，如台北市政府已經將攤販管理概念轉為「整建老舊集中場、集中經營、強化自治會功能」。
所以近年來，政府與民間的纏鬥大部分已經轉為市場規劃優劣，雖然幾個重建案例最後仍是對抗不成以失敗收場。政府以現代化發展為由對抗台灣庶民文化，起於日據時期，台北市的龍山、永樂等市場都是日本政府整頓原攤商集中興建而成，一直到了晚近民間才有反對大政府蠢規劃的社會空間。
但客觀的環境就算改變，仍得要打造集體意識，才能讓再淺碟的歷史，都具有深度。原本被指為雜亂的公寓建築，建構成有拼貼之美的街區巷弄文化，髒亂的夜市成為生猛有力的庶民創意，破產的農村及破落的老街營造為懷舊，記憶能透過打造而回流，所以「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能產生物質力量」，15年前台灣還在取笑眾多欠缺基礎建設的第三世界國家，現在被迎頭趕上後，還好藉著文化建設及意識建構找到新的自我安慰及賣點。
這其實形成對台灣各種發展方向拉鋸的根源。首先，對於排山倒海在全台各地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各種拆除大隊，台灣形成了對抗的力量。台灣在1990年代後，因為民眾權利意識上升及政府統治力削弱，加上泡沫經濟破滅、產業外移，硬體建設更新幅度緩慢。雖然這個過程讓原來工業化下的快速更替稍微減緩，雖然工業區圈地及捷運興建仍是尚待對抗的政治正確，但許多新舊社區已經能有機會喘一口氣看待自己的生活文化。不過近年來，因為與東亞各國比較，尤其是中國大規模的現代化都市發展，台灣卻也開始興起面臨自嘆不如的矛盾，這兩年來，台北市政府開始鼓勵建商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台北市開始大拆老舊公寓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高價雄麗豪宅，對抗暴利及記憶摧毀的反抗力量再微薄，至少仍堅韌地存在，好奇的只是曾經想介入台灣政治社會發展但已經被打為外省作家的朱天心，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吶喊。
第二，不過才被建構起來的台灣文化，已經有了必須保衛的急迫性。這是2004年總統大選時謝長廷能製作出開放大陸觀光後公園變公廁廣告的原因，焦慮陸客來台旅遊破壞台灣優良文明，也讓前一陣子典型的低文明陸客闖入台東都蘭國小後各種反諷及飆罵得以獲得共鳴。也不過才15年，整個運動帶來的文化進步及現代化，已經成為台灣與生俱來的社會特質，讓台灣上上下下完全故意忘記了在1979年開放觀光後自己也曾在國外讓人側目的暴發戶言行及曾經做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被指指點點的負面評斷，也故意忘記了台灣曾經長期有過明明醜陋的台北市在佔據某種文化相對優越後，以歧視中南部台客的結構中，自己曾經是歧視者或被歧視者。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也許，這變成是2011年的現在，經過15年的掏洗，〈古都〉唯一成立的控訴。
不過才15年前，1996年，朱天心的〈古都〉，開頭哀嘆台灣在快速工業化下速建快拆、人們勢利直接、政治紛擾瑣亂，對比歷史沈澱超過千年的日本京都，台灣空間及人文的廢墟化讓人難以卒睹。如今趁著陸客自由行再展現出來的台灣在文化、制度及社會上的優越，台灣短短15年的改變，不只是翻天覆地而已。
現在來看，1996年對〈古都〉來說還真是尷尬。的確，當年仍留有戰後台灣全力發展工業，遍佈全台的污染、簡陋雜亂建築，推行了幾十年的全民公德心運動也還看不到全面的成果，1980年代德國媒體連首善之區台北都評為「豬圈」的陰影，仍籠罩全台。但〈古都〉的淺薄沒看到的卻是同一個時候，台灣已經開始打造現今一切優越論述的基礎。
到現在，台灣其實仍是個在自我文化定位上極其焦慮的國家，所以在文化認同的拉拒戰上，旅客的凝視方式常成為重要的自我標定的座標。當大批中國旅客遊台讚許當前的台灣承繼了優良的傳統中華文化，強化了部分台灣的民間人士及政治人物持續深化中國文化教育的正當性，就是一個例子。
這真是活見鬼，事實上，大家自己回想就知道，台灣在國際旅遊市場上最以中華文化自居的時期是1980年代前，當時台灣趁著中國改革開放前，在國際上大搞山寨中華文化宣傳。曾經多次出團至海外推銷台灣的旅遊教父、亞都麗緻酒店董事長嚴長壽就在他的新書《你可以不一樣》中回憶，過去台灣就靠著故宮、太魯閣和美食三招打天下，國際旅展時，找藝術家來畫荷花、刻冰雕、當場揮毫，再請大廚現場拉麵及舞龍舞獅，來爭取觀光客。當時台灣整體的旅遊環境不佳，觀光設計呈現單點分佈，交通動線、導覽資源都往特定旅遊景點集中，陋窳之處則儘量對外國旅客迴避。
台灣的山寨中華文化旅遊，在1990年代前後開始因為中國的觀光市場開放受到衝擊。同時台灣社會也面臨鉅變，首先是民眾要求民主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在國際上，中國、東南亞以更廉價勞動力開始取代台灣的加工出口工業，美國要求台灣打開農產品市場動搖台灣農業的根基，台灣從政治到經濟，都面臨轉型的挑戰與危機，發展觀光，就成為重要的出路之一。
台灣政府和社會為了應對內外危機，開始進行尋覓轉型之路。在農業領域，台灣政府從鼓勵農民將傳統的稻作，轉為多樣化的蔬果作物種植，發展精緻農業，緊接著則鼓勵農民，將果園轉型為觀光果園，吸引週末期間到鄉間紓解身心壓力的都市居民，以舒緩開放國際農產品進入台灣市場的壓力，雖然仍不能改變整個農業衰敗的結構，但卻在各個農村培養了服務業農民。這個過程造就了這幾年在台灣及國際上越來越火熱的休閒農場。
另外，社區總體營造及文史工作也開始在台灣各個社區開展，先不論李登輝是否有打散社區舊有村里長統治形式的政治意圖以及之後大量複製、商品化的惡性競爭，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就連最妒恨愛台灣、本土化等李登輝「遺產」但卻最有資源的台北市，現在也無法自吹自擂深度旅遊。例如南村落推動的康青龍街區旅遊，如沒有1995年永康社區的保留老樹運動及之後的社區意識，何來推動老樹導覽及獨立小店宣傳。而文化護照中各個社區的漫遊，沒有這十幾年來文史工作後俯拾皆是的歷史典故，不知要增添多少收集資訊的成本。
而民主化後的威權退潮造成的權力真空，1996年的確容易只讓人觀察到讓人難以忍受的族群爭議、政黨惡鬥及立法院群架，但另一個暗流卻是民間權力結構的自治化，在社區總體營造中常常鬥來鬥去的各個協會就不說了，就連常被耳語描述為被黑白兩道壓迫的民間市場及夜市，自治會的功能都開始興起。
其實到了1990年，台灣政府對於管理攤商及夜市的觀念還是取締為主，當年行政院頒佈〈改進攤販管理問題具體措施〉，以取締的方式整頓攤販造成的市容問題，並以改善民眾購物習慣及輔導攤販轉業作為配套措施。不過幾個成功的夜市自治組織展現出觀光夜市的活力與創意，讓政府的輔導政策沾光，才讓嚐到甜頭的各級政府的觀光主管機關開始認識到與其抱怨台灣的夜市攤販破壞市容上不了國際檯面，倒不如對外推廣為台灣文化的特色，到了1998年，如台北市政府已經將攤販管理概念轉為「整建老舊集中場、集中經營、強化自治會功能」。
所以近年來，政府與民間的纏鬥大部分已經轉為市場規劃優劣，雖然幾個重建案例最後仍是對抗不成以失敗收場。政府以現代化發展為由對抗台灣庶民文化，起於日據時期，台北市的龍山、永樂等市場都是日本政府整頓原攤商集中興建而成，一直到了晚近民間才有反對大政府蠢規劃的社會空間。
但客觀的環境就算改變，仍得要打造集體意識，才能讓再淺碟的歷史，都具有深度。原本被指為雜亂的公寓建築，建構成有拼貼之美的街區巷弄文化，髒亂的夜市成為生猛有力的庶民創意，破產的農村及破落的老街營造為懷舊，記憶能透過打造而回流，所以「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能產生物質力量」，15年前台灣還在取笑眾多欠缺基礎建設的第三世界國家，現在被迎頭趕上後，還好藉著文化建設及意識建構找到新的自我安慰及賣點。
這其實形成對台灣各種發展方向拉鋸的根源。首先，對於排山倒海在全台各地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各種拆除大隊，台灣形成了對抗的力量。台灣在1990年代後，因為民眾權利意識上升及政府統治力削弱，加上泡沫經濟破滅、產業外移，硬體建設更新幅度緩慢。雖然這個過程讓原來工業化下的快速更替稍微減緩，雖然工業區圈地及捷運興建仍是尚待對抗的政治正確，但許多新舊社區已經能有機會喘一口氣看待自己的生活文化。不過近年來，因為與東亞各國比較，尤其是中國大規模的現代化都市發展，台灣卻也開始興起面臨自嘆不如的矛盾，這兩年來，台北市政府開始鼓勵建商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台北市開始大拆老舊公寓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高價雄麗豪宅，對抗暴利及記憶摧毀的反抗力量再微薄，至少仍堅韌地存在，好奇的只是曾經想介入台灣政治社會發展但已經被打為外省作家的朱天心，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吶喊。
第二，不過才被建構起來的台灣文化，已經有了必須保衛的急迫性。這是2004年總統大選時謝長廷能製作出開放大陸觀光後公園變公廁廣告的原因，焦慮陸客來台旅遊破壞台灣優良文明，也讓前一陣子典型的低文明陸客闖入台東都蘭國小後各種反諷及飆罵得以獲得共鳴。也不過才15年，整個運動帶來的文化進步及現代化，已經成為台灣與生俱來的社會特質，讓台灣上上下下完全故意忘記了在1979年開放觀光後自己也曾在國外讓人側目的暴發戶言行及曾經做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被指指點點的負面評斷，也故意忘記了台灣曾經長期有過明明醜陋的台北市在佔據某種文化相對優越後，以歧視中南部台客的結構中，自己曾經是歧視者或被歧視者。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也許，這變成是2011年的現在，經過15年的掏洗，〈古都〉唯一成立的控訴。
2011年06月17日
中國背後更複雜的真相：回一位老朋友的中國批判
XX老友，
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坦白說，我沒有遺憾過，也不覺得內疚。
我當年沒有加入聲援劉曉波的行動，一方面是因為基於研究倫理，我必須要對接納我進入中國官方工作的朋友們負責，他們跟我在田野中碰到的許多民運份子一樣，都是值得尊敬的朋友。當然你可以說，我是拘泥於溫情，沒有大是大非，但我對大論述的「真理」是否真的在自己手中還不確定，但專業倫理上自己有沒有當個負責的人，起碼是可以確定檢驗的。另一方面，這對於我身為一個學者的自我認同或許更為重要，是我一年半的時間在中國、中東、非洲一帶穿梭，看到的許多場景，訪談到的許多人事，讓我不願意接受被導到反中裡面的所有訴求與他們背後預設的現實分析。
我在世界看到最惡劣的威權體制、最沒有人道的政權，並非中國，而是發生在非洲、中東等國家。一個個藉著反殖民運動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竟然在人權的維護上比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如，人權在沒有基本公民權的環境下根本就是蕩然無存。我那一年多走過許多國家，坦白說，從人權的許多面向來看，明顯比較文明的是中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始終有許多國際人權學者及各國領袖前來取經，這聽起來有些悲哀，但當中的reality是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必要面對而且深思的。我從來不覺得學者的責任是在對社會上人們的道德抉擇下指導棋，事實上，社會上期待學者也是個人格者，在我看來簡直是荒謬。
Don't get me wrong. 我是堅決主張聯合國有責任對中國施壓改善人權的。但是你或許會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就是在完成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簡直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但所謂國家本來就不是個抽象獨立的存在，活在真實世界中的國家都清楚，他們必須要面對的是遠為複雜的國際政治的壓力，不會只是GDP、收入增長。聯合國如果要求中國做到那麼他就必要在整個國際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調整。
這就是從民主人權運動以來，人權運動介入國家主權方向的貢獻（有些學者恨中國之根本徹底，把這些社會運動團體的努力都當成在幫中國掩飾，讓他妝點humanism的假面孔，我斷然拒絕這樣的批判立場，因為在我看來，其實是只有學院中享受安逸生活與學生崇拜的蛋頭大師才能享有的優渥發言位置，蛋頭左右派都有）。美國長久以來在國際人權團體中一直嚴重對人權無視而飽受批判，但大約三年前開始，美國在人權上開始因為歐巴馬的勝選開始變成模範。我相信在人權議題上，美國有必要面對這社會壓力回應來贏取尊重，我支持對中國施壓，也支持批判美國，更期待對聯合國施壓。
在我看來，全球的地緣政治發展越來越是處於大國霸權競爭的狀態，霸權但是存在激烈競爭。美國從很多地方都在衰弱中，歐盟長期一直是個marginal的player（therefore 你提到的那個知名的中國人權報告。我不確定那是針對中國人權，應該是美國與中國大國競爭的工具，以美國的global niche來看），現在中國一轉眼已經成為一方之霸，但仍舊受到美國、歐盟等的威脅。我對國際地緣政治競爭程度的想像恐怕比你的還要激烈，沒錯，才沒幾年美國的位置已經被中國（與歐盟）所搖撼，所以啊，現在的中國就算有再多你所謂的xx學院學者在「神格化」，也不會是永久的霸主，這才是國際地緣政治的原貌。
反而，只有在真正「佯裝經世濟民」的所謂民主人權運動者，你才會看到永遠不被挑戰，永遠「被神話保護」的威權政體。我前面說的那些關於美國、歐盟的說法是重要的，因為國際政治是個殘酷競爭的場域，如果做為仲裁者之一的聯合國沒有辦法拿出管制的擔當，那麼一味只攻擊一個美國或中國，就算改善了這幾個國家的人權條件，反而便宜了那些比Youbue上影片更讓人看不下去的國家。照這樣下來，單純靠道德情操與大論述批判支撐的人權運動介入主權到底是在幫誰？是將當年在人權議題推回去那些更沒人道但國際視聽都不會再關注的中東、非洲國家嗎？國際針對中國的批判壓力對中國政府只是增加了談判的籌碼，就像他抓艾未未可以賺到放艾未未的好處一樣。
我的眼中從來沒有一個大寫的HUMAN RIGHT，在我看來人權一直在變化，不同時期地點的人權也都不同。國家也必須要學會當好的世界公民，也必須要有個fair and human的制度環境讓他們有機會在當好些的國家上有incentive。沒錯，國家是「利之所趨」，就像工作講到一個點上，我們不都在混口飯吃，只是為了讓小孩過得更好的「謀小利」？但制度善良的國際政治環境會提供do no evil的incentive，讓利之所趨走出雙贏、三贏的更佳結果。
看你情感豐沛的批判，我忽然彷彿看到你在全國最有批判意識的XX學系跟著最批判的學者旁邊學時的年輕丰姿，然後又一次覺得以你的個性卻走到一個你批判成那樣的學問中當起老師真的有點老天作弄人的感嘆。你比我還像個社會上想像中的理想社會學家，我呢，反而一天比一天覺得處在社會學者當中的不自在。
寫了這麼多硬梆梆的文字，最後就放一篇以前我在人民日報寫過短文「西方民主的臉龐」跟你分享，關於我當年在國際人權運動中一個人觀察遊走的田野感觸，放在這裡或許比較能呼應你充滿感情的真摯發言。
＠＠＠＠＠＠＠＠ 後記 ＠＠＠＠＠＠＠＠＠＠＠＠＠＠
我自己的博士論文做國際人權運動的國際串連，當初花很多時間在中國、非洲、中東等國做田野，Anti─China campaign時國際人權團體也曾找過我出來作證，但被我拒絕了，因此還被台大碩士班的老同學批評「親中」，這對社會學這學問的某種專業的「道德想像」而言，幾乎就是判定你「不夠格」，而Anti-China大概是延續到現在的反中國的anti-China global movement的起源。再附帶一提，Anti-China運動的起頭應是從Harvard University的校園開始的，時間地點也都剛好是我在Harvard求學的時候。
我對於Global Human Right Solidarity中的這個popular sector的動態也有研究上的參與，一直延續到分析民進黨ECFA抗爭的道德經濟分析，可見得我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思考與深受困擾。事實上說不定有些抗議中國的年輕朋友還因為看過我關於「半邊陲霸權阿基米德腱」的論文而受到啟發。
但另一方面，我對政策規劃的興趣，也是從博論開始的，我的論文不是直接從人權抗爭現場出發，而是大部分時間跟國際或intermediate decision-making的makers接觸，因此提出了decision-making-sensitive process的概念，看global human right當中decision-making如何penetrate到整個鏈，所以你要說我是很早就肯定政策規劃的重要性也不為過，而且我從那之後的十幾年都在一直從各種方向思考研究decision-making，甚至於講白一點，我也可以被一些人合理地懷疑是在頌揚中國與中國政策，製造神話的學者之一。
所以，我精神分裂嗎？Youtube上最近流傳的影片，穿插剪輯中國對於政策制訂優異的廣告畫面與中國政府打壓維權工作者影像，剛好把這個suppose有的tension很準確地傳達出來，這當中其實有個隱含對政策制訂過程的批判訊息在。我原本不想說些自己的想法，結果在網路上看到老友對國際政治與政策制訂的批判後，還是忍不住說了點上面的話。這些回應中沒有提到政策制訂，我關於那，以及其他許多相關論點的想法就先藏起來不表了。
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坦白說，我沒有遺憾過，也不覺得內疚。
我當年沒有加入聲援劉曉波的行動，一方面是因為基於研究倫理，我必須要對接納我進入中國官方工作的朋友們負責，他們跟我在田野中碰到的許多民運份子一樣，都是值得尊敬的朋友。當然你可以說，我是拘泥於溫情，沒有大是大非，但我對大論述的「真理」是否真的在自己手中還不確定，但專業倫理上自己有沒有當個負責的人，起碼是可以確定檢驗的。另一方面，這對於我身為一個學者的自我認同或許更為重要，是我一年半的時間在中國、中東、非洲一帶穿梭，看到的許多場景，訪談到的許多人事，讓我不願意接受被導到反中裡面的所有訴求與他們背後預設的現實分析。
我在世界看到最惡劣的威權體制、最沒有人道的政權，並非中國，而是發生在非洲、中東等國家。一個個藉著反殖民運動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竟然在人權的維護上比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如，人權在沒有基本公民權的環境下根本就是蕩然無存。我那一年多走過許多國家，坦白說，從人權的許多面向來看，明顯比較文明的是中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始終有許多國際人權學者及各國領袖前來取經，這聽起來有些悲哀，但當中的reality是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必要面對而且深思的。我從來不覺得學者的責任是在對社會上人們的道德抉擇下指導棋，事實上，社會上期待學者也是個人格者，在我看來簡直是荒謬。
Don't get me wrong. 我是堅決主張聯合國有責任對中國施壓改善人權的。但是你或許會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就是在完成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簡直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但所謂國家本來就不是個抽象獨立的存在，活在真實世界中的國家都清楚，他們必須要面對的是遠為複雜的國際政治的壓力，不會只是GDP、收入增長。聯合國如果要求中國做到那麼他就必要在整個國際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調整。
這就是從民主人權運動以來，人權運動介入國家主權方向的貢獻（有些學者恨中國之根本徹底，把這些社會運動團體的努力都當成在幫中國掩飾，讓他妝點humanism的假面孔，我斷然拒絕這樣的批判立場，因為在我看來，其實是只有學院中享受安逸生活與學生崇拜的蛋頭大師才能享有的優渥發言位置，蛋頭左右派都有）。美國長久以來在國際人權團體中一直嚴重對人權無視而飽受批判，但大約三年前開始，美國在人權上開始因為歐巴馬的勝選開始變成模範。我相信在人權議題上，美國有必要面對這社會壓力回應來贏取尊重，我支持對中國施壓，也支持批判美國，更期待對聯合國施壓。
在我看來，全球的地緣政治發展越來越是處於大國霸權競爭的狀態，霸權但是存在激烈競爭。美國從很多地方都在衰弱中，歐盟長期一直是個marginal的player（therefore 你提到的那個知名的中國人權報告。我不確定那是針對中國人權，應該是美國與中國大國競爭的工具，以美國的global niche來看），現在中國一轉眼已經成為一方之霸，但仍舊受到美國、歐盟等的威脅。我對國際地緣政治競爭程度的想像恐怕比你的還要激烈，沒錯，才沒幾年美國的位置已經被中國（與歐盟）所搖撼，所以啊，現在的中國就算有再多你所謂的xx學院學者在「神格化」，也不會是永久的霸主，這才是國際地緣政治的原貌。
反而，只有在真正「佯裝經世濟民」的所謂民主人權運動者，你才會看到永遠不被挑戰，永遠「被神話保護」的威權政體。我前面說的那些關於美國、歐盟的說法是重要的，因為國際政治是個殘酷競爭的場域，如果做為仲裁者之一的聯合國沒有辦法拿出管制的擔當，那麼一味只攻擊一個美國或中國，就算改善了這幾個國家的人權條件，反而便宜了那些比Youbue上影片更讓人看不下去的國家。照這樣下來，單純靠道德情操與大論述批判支撐的人權運動介入主權到底是在幫誰？是將當年在人權議題推回去那些更沒人道但國際視聽都不會再關注的中東、非洲國家嗎？國際針對中國的批判壓力對中國政府只是增加了談判的籌碼，就像他抓艾未未可以賺到放艾未未的好處一樣。
我的眼中從來沒有一個大寫的HUMAN RIGHT，在我看來人權一直在變化，不同時期地點的人權也都不同。國家也必須要學會當好的世界公民，也必須要有個fair and human的制度環境讓他們有機會在當好些的國家上有incentive。沒錯，國家是「利之所趨」，就像工作講到一個點上，我們不都在混口飯吃，只是為了讓小孩過得更好的「謀小利」？但制度善良的國際政治環境會提供do no evil的incentive，讓利之所趨走出雙贏、三贏的更佳結果。
看你情感豐沛的批判，我忽然彷彿看到你在全國最有批判意識的XX學系跟著最批判的學者旁邊學時的年輕丰姿，然後又一次覺得以你的個性卻走到一個你批判成那樣的學問中當起老師真的有點老天作弄人的感嘆。你比我還像個社會上想像中的理想社會學家，我呢，反而一天比一天覺得處在社會學者當中的不自在。
寫了這麼多硬梆梆的文字，最後就放一篇以前我在人民日報寫過短文「西方民主的臉龐」跟你分享，關於我當年在國際人權運動中一個人觀察遊走的田野感觸，放在這裡或許比較能呼應你充滿感情的真摯發言。
＠＠＠＠＠＠＠＠ 後記 ＠＠＠＠＠＠＠＠＠＠＠＠＠＠
我自己的博士論文做國際人權運動的國際串連，當初花很多時間在中國、非洲、中東等國做田野，Anti─China campaign時國際人權團體也曾找過我出來作證，但被我拒絕了，因此還被台大碩士班的老同學批評「親中」，這對社會學這學問的某種專業的「道德想像」而言，幾乎就是判定你「不夠格」，而Anti-China大概是延續到現在的反中國的anti-China global movement的起源。再附帶一提，Anti-China運動的起頭應是從Harvard University的校園開始的，時間地點也都剛好是我在Harvard求學的時候。
我對於Global Human Right Solidarity中的這個popular sector的動態也有研究上的參與，一直延續到分析民進黨ECFA抗爭的道德經濟分析，可見得我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思考與深受困擾。事實上說不定有些抗議中國的年輕朋友還因為看過我關於「半邊陲霸權阿基米德腱」的論文而受到啟發。
但另一方面，我對政策規劃的興趣，也是從博論開始的，我的論文不是直接從人權抗爭現場出發，而是大部分時間跟國際或intermediate decision-making的makers接觸，因此提出了decision-making-sensitive process的概念，看global human right當中decision-making如何penetrate到整個鏈，所以你要說我是很早就肯定政策規劃的重要性也不為過，而且我從那之後的十幾年都在一直從各種方向思考研究decision-making，甚至於講白一點，我也可以被一些人合理地懷疑是在頌揚中國與中國政策，製造神話的學者之一。
所以，我精神分裂嗎？Youtube上最近流傳的影片，穿插剪輯中國對於政策制訂優異的廣告畫面與中國政府打壓維權工作者影像，剛好把這個suppose有的tension很準確地傳達出來，這當中其實有個隱含對政策制訂過程的批判訊息在。我原本不想說些自己的想法，結果在網路上看到老友對國際政治與政策制訂的批判後，還是忍不住說了點上面的話。這些回應中沒有提到政策制訂，我關於那，以及其他許多相關論點的想法就先藏起來不表了。
ps. 要開罵、損人前請先點閱這篇仔細閱讀，謝謝。因為沒辦法，這種名詞代換，是唯一辨認一個論述是否為某領域五毛黨的方法，其它什麼引經據典、萬字長文佐證都是沒效的。
2011年03月29日
為什麼核電廠不能除役？
我核電廠若除役 資金缺口逾千億
施顏祥不是白癡，任一個正常人也都會支持施顏祥，因為根據《核子損害賠償法》，爆發核災後，「第24條：核子設施經營者對於每一核子事故，依本法所負之賠償責任，其最高限額為新台幣四十二億元。」而且大家也不要夢國家賠償，大有為的政府早就想到了：「第27條：核子設施經營者因責任保險或財務保證所取得之金額，不足履行已確定之核子損害賠償責任時，國家應補足其差額。但以補足至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賠償限額為限。」意思就是說，要是台電良心發現，賠大家42億，國家就不用負責，要是台電丟個3、5億，台灣政府最多補到42億，但大家慢慢打國賠官司吧。
我要是台電和政府，出事了只要賠42億台幣，拆電廠要3000多億，當然要繼續用下去，其實施顏祥說得很清楚，這根本不是延役不延役的問題，就算延役20年，到時候三座電廠停止使用仍然要3000多億，還是會選擇再度延役，寧願用到爆電廠，就算到時候撒手不管，讓全台灣每個人都吸收到一億年量的輻射線，每個都變成輻射怪人，也只要丟42億。
《核子損害賠償法》是1971年訂定，當時的最高賠償上限是7000萬，2007年修正為42億元，大家不要認為42億很少，台電2007年修法時最高賠償上限只想給新台幣2億1000萬元（多謝poiesis幫忙修正原本的錯誤），本來原能會要提無限賠償責任，但最後被台電搞軟掉，行政院和立法院搞了一個好像很佛心的42億。如果台灣爆發像福島那樣的核災，撤退半徑20公里，大概要影響200萬人，最多每個人分 2100元新台幣，消費券還一個人發3600元。
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精算出一個讓台電會痛，覺得必須要在除役和用到爆之間作取捨的賠償金額出來，5000億？五兆？10兆？不過這個錢也不是台電和政府決策者出就是了，他們大概也會沒差。
施顏祥昨日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針對立委鍾紹和詢問，核電廠能否不延後除役，施顏祥指出，根據台電資料，三座運轉中核電廠如果停役，拆廠費用六二二億元；若加上核燃料處理、低放射性核廢料後端處理，總費用估計三三五三億元。
施顏祥不是白癡，任一個正常人也都會支持施顏祥，因為根據《核子損害賠償法》，爆發核災後，「第24條：核子設施經營者對於每一核子事故，依本法所負之賠償責任，其最高限額為新台幣四十二億元。」而且大家也不要夢國家賠償，大有為的政府早就想到了：「第27條：核子設施經營者因責任保險或財務保證所取得之金額，不足履行已確定之核子損害賠償責任時，國家應補足其差額。但以補足至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賠償限額為限。」意思就是說，要是台電良心發現，賠大家42億，國家就不用負責，要是台電丟個3、5億，台灣政府最多補到42億，但大家慢慢打國賠官司吧。
我要是台電和政府，出事了只要賠42億台幣，拆電廠要3000多億，當然要繼續用下去，其實施顏祥說得很清楚，這根本不是延役不延役的問題，就算延役20年，到時候三座電廠停止使用仍然要3000多億，還是會選擇再度延役，寧願用到爆電廠，就算到時候撒手不管，讓全台灣每個人都吸收到一億年量的輻射線，每個都變成輻射怪人，也只要丟42億。
《核子損害賠償法》是1971年訂定，當時的最高賠償上限是7000萬，2007年修正為42億元，大家不要認為42億很少，台電2007年修法時最高賠償上限只想給新台幣2億1000萬元（多謝poiesis幫忙修正原本的錯誤），本來原能會要提無限賠償責任，但最後被台電搞軟掉，行政院和立法院搞了一個好像很佛心的42億。如果台灣爆發像福島那樣的核災，撤退半徑20公里，大概要影響200萬人，最多每個人分 2100元新台幣，消費券還一個人發3600元。
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精算出一個讓台電會痛，覺得必須要在除役和用到爆之間作取捨的賠償金額出來，5000億？五兆？10兆？不過這個錢也不是台電和政府決策者出就是了，他們大概也會沒差。
2011年03月22日
日本人的「溫暖」─ 大川常吉遺產
日本大地震後，日本災民對於外國人的溫暖對待讓人動容，雖然中國糞青排山倒海地對地震造成的死傷大肆慶祝，但掩蓋不了中國留學生、研修生在獲救後所轉述受到日本災民以同理心對待，甚至特別照護的種種動人訊息，台灣也在媒體及網路大幅轉述這種溫暖。而不論中國和台灣都必須細細思索日本人的溫暖怎麼來的。
講白點，轉成台灣主流用語，這些中國留日學生根本是假就學真打工的嫌疑人，研修生其實就是由中國輸送而來的廉價中國勞工，這種輸工機制和輸入地的社會結構及全球化的關係以後有機會再談，因為它遲早會出大事。這裡的重點是，為什麼日本人對於大批搶本地工作的中國人，在這種大規模地震災害及物資短缺時候，仍能有這種被媒體稱為所謂「文明」的高尚行為。
日本人的「溫暖」並不是與生俱來。山農木屋和昨天的中國時報社論都提到了關東大地震後日本人對於朝鮮人的大規模殘殺，日本殖民化朝鮮後實施的土改政策造成大批失去土地的朝鮮人被迫移民至日本討生活，日本朝鮮族人口從1911年的2527人，暴增為1923年的80415人，他們不僅大部分從事極其辛苦、備受凌虐的奴工工作，更被日本人歧視並視為威脅社會治安的主要源頭，在關東大地震後，傳出長期不滿的朝鮮人殺人放火強姦並且在井裡下毒的謠言，這個謠言到底是民間自發還是日本政府故意放出仍有爭論，但謠言造成關東人心惶惶，日本人紛紛自組自衛團獵殺朝鮮人自保，事後統計，共有6000多名朝鮮人被日本人屠殺，其中包含200至300名的中國人，而日本軍官也趁亂搜捕威脅軍部統治的左翼、無政府人士，前面兩篇文章提到的甘粕正彥，就是趁機捕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夫婦及其七歲外甥，震驚日本全國，而成為殘無人性法西斯分子的代名詞，但在這裡，我要特別介紹的不是法西斯後來又成功靠軍部漂白而眾所周知的甘粕正彥，而是另一個在關東大地震朝鮮族大屠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人物 ─ 大川常吉。
在關東大地震時，大川常吉是橫濱市鶴見警察署署長，在日本人組織起來獵殺朝鮮人後，有300多名朝鮮人逃到鶴見警察署尋求保護，但尾隨而來1000多名憤怒的日人想衝進警署，與大川常吉對峙，要求交出在井水下毒的朝鮮人。大川常吉不僅不為所動，還嗆回1000多名帶著武器的日本人：
「要是有放毒的話，就拿毒水給我喝吧。」
「我絕對不將朝鮮人交給各位。」
「想要帶走他們的話就先殺了我，但我會也拼命死鬥。」
德國的辛德勒只是利用制度漏洞偷偷摸摸地保護猶太人，但大川常吉卻是猶如長板橋的張翼德，在必殺不逞鮮人的千名日本人面前不僅一夫當關以命相賭，還把群眾遞來的「毒水」一口喝下，最後逼使群眾漸漸散去，不僅讓300多名朝鮮人得以倖存，並與紅十字會與軍醫共同提供相當的看護，甚至優於一般日本人野宿、搭建臨時小屋、食物不足也沒廁所的生活。
關東大地震對朝鮮人的殘殺，並沒有讓日本人反省，反而成為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的原因之一，成千上萬的甘粕正彥湧進中國、東南亞。日本人真正的反省是在戰後，與朝鮮人屠殺有關的活動包括了1953年，鶴見三町目的東漸寺立下已經在1940年逝世的大川常吉紀念碑，紀念大川常吉的道德勇氣，碑文如下：
關東大震災時，部份暴民受到流言蜚語所鼓動，即將虐殺居住在鶴見的朝鮮人之際。當時前鶴見警察署長大川常吉以命相賭、告誡民眾，以保護約三百名人的生命，由其美德之故，吾等於此為故者之靈祈福，永遠讚揚其美德。
在日朝鮮統一民主戰線鶴見委員會
1947年，第一座紀念關東大地震被屠殺同胞的紀念碑，由在日朝鮮人在千葉縣船橋寺豎下，1973年，東京橫綱町地震紀念公園也建造追悼關東大地震朝鮮人紀念碑，每年舉辦活動反省紀念關東大地震中屠殺韓國人的錯誤。
現在的日本人是千千萬萬的大川常吉，而不是千千萬萬的甘粕正彥。日本人在救援未到食糧奇缺時會一起與外籍人士均分食物，會先將研修生送往安全避難所再回頭去救自己的家人，會優先讓外國人打電話報平安，會有大批多語志工擔任翻譯服務有困難的外籍災民，媒體會要求多照顧身邊的外國人。
對於現在日本人「溫暖」的描述，有三種定格現象，第一，如台灣，把溫暖當成日本人的本質；第二，中國為了反駁日本文明論，挖出關東大地震時日本人的暴行，論證殘酷才是日本人的民族性；第三，將日本戰前戰後展現的「秩序」視為同質。三者都將民族性視為恆久不變的特質，忽略了民族性可以經過社會改造，經過時間的長期沈澱及特殊事件的考驗，會展現新的面貌。雖然戰後日本在歷史教科書、排外議題上極右翼仍有其勢力，但至少日本社會戰後的反省，通過了這次地震的考驗，至今沒有因為極右翼的語彙重蹈關東大地震的覆轍。但再強調一次，民族性如流水，我們不知道日本政府無能到這種程度，未來會不會為了轉移矛盾，再將外國人塑造為全民公敵，而到時日本社會又會如何應對。
所以由於戰後的反省，日本人震後對外國人的溫暖，不能全然視為社會秩序，而是社會反省後的一種社會共識。這種共識當然也是極為脆弱，不僅在承平時期得時常接受極右翼挑戰，特殊事件時的一番兩瞪眼檢驗更是殘酷。
中國兩年前的漢維衝突，有著與當年日人殘殺朝鮮人相同的結構。漢族長期明示暗示歧視維族，沒事佔口頭便宜視為他們小偷、扒手等低等民族，所以維族工人當被「輸送」至廣東韶關，民族間的歧視釀成謠言，謠言再演變成衝突，漢族為了傳出被強姦的漢族女工報仇，大舉出動圍獵維族工人，最後造成兩名維族工人死亡。這件事情在網路上引爆新一波種族仇視口水戰，更增維族不平，最後成為維族於烏魯木齊發動遊行，狂殺漢族人，然後烏市漢族人再組織起來回砍維族人，最後變成中國官方以疆獨恐怖份子暴亂為由出兵彈壓。以日本人關東大地震後毫不反省的案例，誰也不會期待中國人有什麼長進，現在提到烏魯木齊市維族暴動的咬牙切齒，對日本地震幸災樂禍當然更是可以想像，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是愛國、愛民族的甘粕正彥，但願中國不要淪為日本二戰後的慘境才懂得反省。
台灣太多人也想要奠基關東大地震前的日本社會氛圍，九二一大地震時期因長期歧視差點釀成搜捕外勞行動，對外籍、大陸配偶種種設限，而近幾年來與日本極右翼語彙一致，對中生、中國勞工的敵視語言系統也越趨完備，學著中國民族主義者仇視台灣人及日本人越來越多，大罵中國蝗蟲、「很多老芋仔住中國娶大陸妹，我們為什麼要飼老芋仔和大陸妹一世人？」。
這種社會氛圍影響到社會運動，一個例子是連勞工團體都僅能以告發企業雇用中國勞工違法這種極其險的走鋼索方式作為訴求。但強求台灣的勞工團體提出提升中國勞工勞動權益，恐怕台灣得捫心自問主流民意的反彈力量。1920年代日本勞工團體領袖也高度歧視日本朝鮮人，在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同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三國際極東民族大會，確立了「日本勞工階級的第一義務是為解放朝鮮民族與中國民族而戰。」之後日本勞工運動者開始組織朝鮮人對抗日本政府，造成日本主流社會的高度危機感，釀成關東大地震後殘殺朝鮮人及左派的原因之一。台灣現在固然沒這麼病態，至少原本訴求能藉由自由時報、三立、民視發聲的空間都消逝無蹤，統派的帽子也就能把人淹死。
台灣人可以佩服日本人的震後溫暖，但要自問的是，為什麼同時卻想將甘粕正彥路線視為台灣社會的走向，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每一個特殊事件台灣展現的片面正義及雙重標準，自相矛盾的言行仍將主宰著台灣社會。如果台灣要的溫暖是關東大地震時大川常吉的大無畏勇氣及其影響日本社會的歷史遺產，在這個承平時期，你面前沒有站著怒氣沖沖的1000名武裝暴徒，都無法譴責甚至還自願加入台灣的甘粕正彥們，到底是期待台灣在下一個的考驗時，向世人展現出什麼樣的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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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18日
日本媒體才該和台灣學習
我的標準很簡單，災區道路一通，任一個災民聚集地，我就要看到麵山、米飯山、礦泉水山、睡袋山、帳棚山。
台灣經歷過921和88風災，只要知道災情嚴重，物資就會源源不絕往災區集中，屹立不倒的物資山可以說是安定災區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及壯麗風景，不僅展現了災區資源豐沛，也不會造成非災區恐慌資源不足，更災民再慘，只要活著，起碼的食衣住都沒有問題，隨手一拿就吃，帳棚一撐、睡袋一蓋就睡，這些多到拿不完的物資也可以讓大批的救援團體無後顧之憂，不擔心和災民搶資源，儘可能調人進災區救災。物資山的存在是災區的人道標準底線，低過這個標準，像現在日本災民如野狗一樣在廢墟翻找食物，就是畜生道。
要堆起物資山，首先要負責的就是政府，不僅必須儘快搶進災區瞭解災情，還得搶通道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物資儲備也要立刻釋出，進入到每一個災民聚集地。台灣的政府常常擺爛，所以民間社會的力量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道防線，一旦動員起來，它可以從非災區不斷調動物資進入災區，而且物資能夠多樣、齊全，比方說在食物上，政府能提供的多半是乾糧，但民間社會就有辦法提供熱食、泡麵、甜食、飲料。
現在許多日本災區，明顯沒有這些東西，物資奇缺，災民嗷嗷待哺，政府的效率開始受到質疑，民間社會的挫折也開始蔓延，有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日本媒體像台灣這樣灑狗血、搞激情是否就能逼迫政府及社會解決這樣的事情。
猶記得八八風災時，馬政府大擺爛，媒體和社會狂轟猛炸，才逼特種部隊進入到小林村，你知道特種部隊什麼時候進去的嗎？8月10日下午，兩天就把軍隊送進去。不要說日本，美國卡翠納颶風時媒體也一開始跟著政府擺爛，後來才發現苗頭不對，必須把政府無能、災區慘狀、災民哀嚎的情況24小時狂播。這雖然會有媒體挑動升溫快、降溫也快的冰點零度、沸點一度現象，到了重建時期就立即無人聞問，但要比巨災、承平時期都是體制的一部份，寧願災難時因為媒體爆走多救一些人。
是不是日本媒體的「專業」出了問題？就像上一篇提到，在承平時期的新聞處理，他們也像台灣，除非事情鬧大，對嚴重威脅產官學體制的新聞予以壓制，而這種「制度化」，日本做得更精緻、更民主，除了政媒聯合之外，所謂的「媒體自律」也在裡面發揮作用，以致於這次震災剛開始幾天，各媒體能以「自律」來維繫日本的和諧社會，這種社會共識之強大，不僅在日本國內現在還難以挑戰，還比輻射線跨海擴散來台還快，立即成為台灣媒體改革路線的政治正確。
這不僅是媒體工業為了追逐收視率不擇手段的問題，而是如果當民間社會動得起來能負起救援工作就好，但當災區已經呈現要糧無糧、要援無援的時候，這表示政府、媒體、企業、民間團體各個環節都出了問題，要是媒體優雅地對政府開罵、弱弱地報稿各地災區欠缺物資現況還不夠，唯一的選擇，是否就要像當台灣媒體問一些看似白癡，但會讓災民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的問題，逃難當時感想如何？有沒有朋友家人被壓死？有沒有朋友家人被海嘯捲走？對死掉的親戚朋友有沒有什麼感想？自己為什麼當時沒去救人家？
如果你不問這些問題，你不狂播猛放這些報導，明天這個社會就會讓這個災民餓死、凍死的時候。
台灣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八八風災時台灣媒體這樣幹，前進災區最前線，將災民哀嚎、聲嘶力竭痛哭的聲音傳出來，馬政府會動嗎？社會會動嗎？物資下得去嗎？那時的媒體不僅獲得全民的信任，還被稱許為call-in進電視台報自己的慘況比到政府災害中心有用。因為如此，前幾天這則〈台媒採訪追逐 日警出動護秩序〉新聞，台灣一片痛批，說這些記者丟台灣的臉，還說希望日本警方把這些記者抓起來沒關係，我卻要說，這樣的行為絕不是絕對的錯，甚至如果衝撞災區封鎖，還更值得稱讚，不能因為台灣的媒體觸犯了日本社會的「秩序」，就是萬惡不赦。台灣的媒體雖然在承平時期也是挺共謀，但至少天災時發生還有點爆走的機會，對，這是侵入式採訪、這是觸犯隱私。但大家可以想想，要是日本社會到了必須選擇這條路否則社會將會動亂的時候，該怎麼解讀這件事情？這當然也是兩面刃，媒體太衝太聳動，搞不好會讓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完全崩解，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但問題是，按照台灣的經驗，根本不需要也不能在乎這件事情，第一，像是天災太大要體諒政府這種話，會被說「那政府選出來是幹嘛」，立刻被打為中國五毛或扁奴，第二，其實官員越官不聊生，他們越賣力做事。不能因為預設日本政府是個有效率的文明政府，就拒絕承認它的一切失能，因為這種辯解，我們也常常在台灣藍營面對挑戰他們心目中那個中國有效率的人民政府時看到，也不能合理化它的一切手段，例如感謝日本政府封鎖災區讓腦殘台灣記者進不去，要是馬政府封鎖災區、記者沒地方去只好在台北追逐問災民笨問題警方就威脅要把記者抓起來，拍手叫好的一定就是中國五毛。
還是要堅持現在所謂媒體的專業報導？是的，我知道很多人會說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寧願死也要保持人的尊嚴不要被侵犯，那就讓日本災民就這樣走好了，但我保證台灣人不想要這樣，也就是說，只要設想一個大規模的天災在台灣爆發，現在認同日本專業報導的朋友，到時也絕對不會同意台灣應該有日本這樣的電子媒體報導形式。甚至，現在日本是不是要維持這種價值都得懷疑，另一個嚴肅的問題是，要是有日本災民不想死，為了活下去，跑去打砸搶，專業的媒體該去譴責暴民不理性還是擺爛了好幾天的自己？
還有當一些資深媒體工作者、傳播學者，當你們大聲疾呼要學習NHK、要學習日本媒體前幾天維護和諧社會的作法，能解決這個媒體與社會的兩難困境嗎？尤其當媒體能高度影響社會，但也是社會的一部份的時候，這裡面有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及表面現象之下的結構問題，一個社會為什麼得靠媒體這樣惡搞才會動員？日本災民自己7成、社區2成、政府1成比例的「自助、共助、公助」救援機制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專業的日本媒體沒看到這個問題？在什麼結構下，讓媒體不敢挑戰、難以接觸到真正的災區訊息？這樣的「自律」是真的媒體改革需要的方向嗎？政媒關係制度化出了什麼問題搞成這樣的人道危機？
現在日本災民活得像畜生，但他們仍想保持人的尊嚴。為什麼一個社會，包括日本、台灣、美國，會讓一個人必須陷入這樣的兩難困境，這個社會在什麼壓抑下，最後必須選擇靠媒體惡搞的方式才能拯救災民的生命，這才是現在最需要問的根本問題。
延伸閱讀：
苗栗大埔事件 幫主流媒體說句話
馬英九真的無能？
政府的無能不僅在救災
日本政府混亂致救援物資無法送達災區
笨蛋記者笨蛋問題（日本下令媒體禁進災區，請台灣腦包記者別再去亂)
[东西南北]日本人究竟要忍到何时？
加速救災 日本政府對外媒下逐客令
收容中心1張毛毯7人蓋 冷到不成眠
救難、救援出奇鬆散 日本怎麼了?
Aid workers facing 'monumental' task to avoid humanitarian crisis in Japan
ps. 下面有網友建議我把原來的文字修一下，所以我這樣做了，如果樓下曾經看到原來文字而有不滿的朋友覺得有問題，想要我把原來的文字貼出來，可以建議一下，謝謝。
台灣經歷過921和88風災，只要知道災情嚴重，物資就會源源不絕往災區集中，屹立不倒的物資山可以說是安定災區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及壯麗風景，不僅展現了災區資源豐沛，也不會造成非災區恐慌資源不足，更災民再慘，只要活著，起碼的食衣住都沒有問題，隨手一拿就吃，帳棚一撐、睡袋一蓋就睡，這些多到拿不完的物資也可以讓大批的救援團體無後顧之憂，不擔心和災民搶資源，儘可能調人進災區救災。物資山的存在是災區的人道標準底線，低過這個標準，像現在日本災民如野狗一樣在廢墟翻找食物，就是畜生道。
要堆起物資山，首先要負責的就是政府，不僅必須儘快搶進災區瞭解災情，還得搶通道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物資儲備也要立刻釋出，進入到每一個災民聚集地。台灣的政府常常擺爛，所以民間社會的力量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道防線，一旦動員起來，它可以從非災區不斷調動物資進入災區，而且物資能夠多樣、齊全，比方說在食物上，政府能提供的多半是乾糧，但民間社會就有辦法提供熱食、泡麵、甜食、飲料。
現在許多日本災區，明顯沒有這些東西，物資奇缺，災民嗷嗷待哺，政府的效率開始受到質疑，民間社會的挫折也開始蔓延，有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日本媒體像台灣這樣灑狗血、搞激情是否就能逼迫政府及社會解決這樣的事情。
猶記得八八風災時，馬政府大擺爛，媒體和社會狂轟猛炸，才逼特種部隊進入到小林村，你知道特種部隊什麼時候進去的嗎？8月10日下午，兩天就把軍隊送進去。不要說日本，美國卡翠納颶風時媒體也一開始跟著政府擺爛，後來才發現苗頭不對，必須把政府無能、災區慘狀、災民哀嚎的情況24小時狂播。這雖然會有媒體挑動升溫快、降溫也快的冰點零度、沸點一度現象，到了重建時期就立即無人聞問，但要比巨災、承平時期都是體制的一部份，寧願災難時因為媒體爆走多救一些人。
是不是日本媒體的「專業」出了問題？就像上一篇提到，在承平時期的新聞處理，他們也像台灣，除非事情鬧大，對嚴重威脅產官學體制的新聞予以壓制，而這種「制度化」，日本做得更精緻、更民主，除了政媒聯合之外，所謂的「媒體自律」也在裡面發揮作用，以致於這次震災剛開始幾天，各媒體能以「自律」來維繫日本的和諧社會，這種社會共識之強大，不僅在日本國內現在還難以挑戰，還比輻射線跨海擴散來台還快，立即成為台灣媒體改革路線的政治正確。
這不僅是媒體工業為了追逐收視率不擇手段的問題，而是如果當民間社會動得起來能負起救援工作就好，但當災區已經呈現要糧無糧、要援無援的時候，這表示政府、媒體、企業、民間團體各個環節都出了問題，要是媒體優雅地對政府開罵、弱弱地報稿各地災區欠缺物資現況還不夠，唯一的選擇，是否就要像當台灣媒體問一些看似白癡，但會讓災民在鏡頭前痛哭流涕的問題，逃難當時感想如何？有沒有朋友家人被壓死？有沒有朋友家人被海嘯捲走？對死掉的親戚朋友有沒有什麼感想？自己為什麼當時沒去救人家？
如果你不問這些問題，你不狂播猛放這些報導，明天這個社會就會讓這個災民餓死、凍死的時候。
台灣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八八風災時台灣媒體這樣幹，前進災區最前線，將災民哀嚎、聲嘶力竭痛哭的聲音傳出來，馬政府會動嗎？社會會動嗎？物資下得去嗎？那時的媒體不僅獲得全民的信任，還被稱許為call-in進電視台報自己的慘況比到政府災害中心有用。因為如此，前幾天這則〈台媒採訪追逐 日警出動護秩序〉新聞，台灣一片痛批，說這些記者丟台灣的臉，還說希望日本警方把這些記者抓起來沒關係，我卻要說，這樣的行為絕不是絕對的錯，甚至如果衝撞災區封鎖，還更值得稱讚，不能因為台灣的媒體觸犯了日本社會的「秩序」，就是萬惡不赦。台灣的媒體雖然在承平時期也是挺共謀，但至少天災時發生還有點爆走的機會，對，這是侵入式採訪、這是觸犯隱私。但大家可以想想，要是日本社會到了必須選擇這條路否則社會將會動亂的時候，該怎麼解讀這件事情？這當然也是兩面刃，媒體太衝太聳動，搞不好會讓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完全崩解，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亂，但問題是，按照台灣的經驗，根本不需要也不能在乎這件事情，第一，像是天災太大要體諒政府這種話，會被說「那政府選出來是幹嘛」，立刻被打為中國五毛或扁奴，第二，其實官員越官不聊生，他們越賣力做事。不能因為預設日本政府是個有效率的文明政府，就拒絕承認它的一切失能，因為這種辯解，我們也常常在台灣藍營面對挑戰他們心目中那個中國有效率的人民政府時看到，也不能合理化它的一切手段，例如感謝日本政府封鎖災區讓腦殘台灣記者進不去，要是馬政府封鎖災區、記者沒地方去只好在台北追逐問災民笨問題警方就威脅要把記者抓起來，拍手叫好的一定就是中國五毛。
還是要堅持現在所謂媒體的專業報導？是的，我知道很多人會說這就是日本的民族性，寧願死也要保持人的尊嚴不要被侵犯，那就讓日本災民就這樣走好了，但我保證台灣人不想要這樣，也就是說，只要設想一個大規模的天災在台灣爆發，現在認同日本專業報導的朋友，到時也絕對不會同意台灣應該有日本這樣的電子媒體報導形式。甚至，現在日本是不是要維持這種價值都得懷疑，另一個嚴肅的問題是，要是有日本災民不想死，為了活下去，跑去打砸搶，專業的媒體該去譴責暴民不理性還是擺爛了好幾天的自己？
還有當一些資深媒體工作者、傳播學者，當你們大聲疾呼要學習NHK、要學習日本媒體前幾天維護和諧社會的作法，能解決這個媒體與社會的兩難困境嗎？尤其當媒體能高度影響社會，但也是社會的一部份的時候，這裡面有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及表面現象之下的結構問題，一個社會為什麼得靠媒體這樣惡搞才會動員？日本災民自己7成、社區2成、政府1成比例的「自助、共助、公助」救援機制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專業的日本媒體沒看到這個問題？在什麼結構下，讓媒體不敢挑戰、難以接觸到真正的災區訊息？這樣的「自律」是真的媒體改革需要的方向嗎？政媒關係制度化出了什麼問題搞成這樣的人道危機？
現在日本災民活得像畜生，但他們仍想保持人的尊嚴。為什麼一個社會，包括日本、台灣、美國，會讓一個人必須陷入這樣的兩難困境，這個社會在什麼壓抑下，最後必須選擇靠媒體惡搞的方式才能拯救災民的生命，這才是現在最需要問的根本問題。
延伸閱讀：
苗栗大埔事件 幫主流媒體說句話
馬英九真的無能？
政府的無能不僅在救災
日本政府混亂致救援物資無法送達災區
笨蛋記者笨蛋問題（日本下令媒體禁進災區，請台灣腦包記者別再去亂)
[东西南北]日本人究竟要忍到何时？
加速救災 日本政府對外媒下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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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難、救援出奇鬆散 日本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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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下面有網友建議我把原來的文字修一下，所以我這樣做了，如果樓下曾經看到原來文字而有不滿的朋友覺得有問題，想要我把原來的文字貼出來，可以建議一下，謝謝。
2011年03月17日
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
日本二次大戰後對人類文明的反省及重建，可以說是最為極致的國家。身為戰敗國，加上廣島長崎原爆，文明二字原本隱含的科學、秩序、理性等多重概念及必須向外推廣的神聖暗示，造就日本極端加害及被害的後果，日本社會一直寄望著藉由對人性、對國家、對集體、對科學等廢墟的重新梳理，完成文明重建的重要任務。
其實不只日本，西方國家在兩次大戰及大蕭條後，人類藉由文明進行的大規模自相殘殺及幾乎毫無可解的內在矛盾，加上此起彼落的第三世界反殖民，文明甚至成為歐美國家的自嘲用語，但取而代之的是卻是「發展」二字，再度創造出歐美日等國將近70年的繁華榮景及價值合法性。
而這次日本強震後至今，文明藉著日本官僚、媒體及國民表面展現的負責、專業、守序等震驚全球的特質，再度成為讚嘆的用語，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先不說日本社會是否真是如此同質單一，這種想像背後的意義，就值得好好推敲。
其實稱讚一國國民的守序，根本上就是一件讓人心驚肉跳的社會控制，但願只有台灣在旁邊喊燒，而不是日本的現狀，因為這背後隱含著的對國民壓抑的要求及國家機器已負責打點好一切的想像，就會是這次福島核電廠釀災的主因。
所有國家戰後文明的廢墟重建，不可避免地必須或多或少撿拾戰前的殘磚碎瓦。國家機器的中立化、科學的和平用途、民主體制的建立及經濟的穩定成長，歐美及曾被美國佔領的日本的戰後發展，既有戰前文明的特徵，也灌輸了新價值，所以對於日本社會來說，面對新的體制有三個必須對抗的標的以避免重蹈戰前覆轍，那就是集體主義、超國家及科技濫用。
對戰後體制的對抗，源自於對戰前文明矛盾的深刻反省。就以科學在啟蒙時代後建構起來的中立價值來說，在經歷了第一次大戰的慘烈壕溝戰、毒氣戰，整個人類文明眼睜睜看著中立的科學結合所謂「絕對精神」的強效國家機器成為龐大屠殺的效率工具，文明不僅完全無法阻止，還進一步引發快感，第二次大戰更變本加厲，雖然原子彈使戰爭終結，人類看見科學的內在問題及深刻危機，用和平使用這個價值取代中立，作為取得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合理性。
但戰後體制表面上的和平演變70年，發展到現在卻也是內部矛盾連連。拿日本和台灣的核電發展來看就一目了然，經濟發展的需求，演變為官僚體制、企業、科學結合成為利益共同體，完全無視核電的風險及科學本身的問題，重新塑造起科技烏托邦，對於民間的反彈，我可以告訴各位，除了採取法規制度的合法鎮壓之外，就是拿理性、秩序等用語進行社會打擊。
的確，日本在災後的「文明」要求，除了是展現著人們自助互助的高尚情操之外，也是讓民眾在高度內聚的社會共識中，不被所謂文明之外，如犯罪等無政府行為威脅，但要注意，這裡面卻一體兩面隱含著對社會異質的敵視，如果再加上對政府體制的絕對信任，那真的就是將釀災罪人，捧成救災英雄。
如果日本文明真的就是高效的官僚、專業的媒體、守序的國民所組成，那福島核電廠的災難真的就是這個文明所造成，現在再回去看福島當地反核團體去年對福島一廠三號機的抗議，對比現在的巨災，那真的會對這個文明感到不寒而慄。照片和行動說明在這裡，訴求大家應該大致也看得懂，就是三號機放MOX燃料很恐怖，但整個行動講白點，就是小貓兩三隻在那裡被當白癡舉牌子，精英官僚把他們當少數別有用心的亂民，NHK等專業媒體根本不屑一顧，這些現在抗議者已經淪為環境難民，然後還要感謝官僚及媒體對他們的專業救援及報導，並期待他們在鏡頭前遵循日本人多禮、自制的傳統，說一聲「給大家添麻煩了」，最後透過媒體大量報導及推特、臉書、噗浪傳播再讓閱聽人再感動一下。我不太知道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有臉在這些曾經知道整個體制的問題並發出怒吼，但現在淪為可能被迫永離家鄉、一身是癌的核子災民面前，建構日本國民順從、官僚媒體專業文明論。
絕對巨大的官僚、巨大的企業、巨大的科技、巨大的矛盾但極其渺小的人民釀成巨大的災害。戰前文明的矛盾，人類用兩次大戰付出龐大的代價，戰後的發展，近來已有20世紀初時的極致化現象，2008年的金融風暴、越趨嚴重的全球暖化，以及這次福島核災，都是矛盾累積的結果，但從這一陣子來看，政客、媒體、學者、民眾，喔，還有部落客、網路鄉民，卻有太多的人要透過這場震災美化甚至強化這個機制，也不管它存不存在或該不該存在，先高潮再說，我衷心希望這只是台灣在外部而展現的腦殘現象。
日本不是也不該是這個樣子，1960、1970年代隨著全球的抗議浪潮對戰後體制的大規模反彈就是一個顯例，而對於日本第一後失落的十年，日本社會也瀰漫著大規模改革的風氣，否則不會期待坂本龍馬這種開創歷史格局的政治人物再度出現。也有對同質化社會、集體主義、超國家主義等等強大的社會反省，例如日本的文學能對日本社會同質化到對奧姆真理教毒氣的受害者都被當作是社會異類的批判，以及針對就連被當作秩序不可原諒的對立面 ─ 犯罪，都能以同質性、集體主義社會造成的必然反應作為書寫方向，而非簡單的個人譴責。
但路該怎麼走卻是個問題，一個高度魅力的政治人物成功掌馭改革高度理性的官僚及企業的內在矛盾，歷史上極好、極壞的例子都有。但也別忘了，也有人認為，1970年代反彈的失敗及社會反省的弱化就代表深化體制已吹奏了勝利的號角，仍存在的政經陳痾證明了微弱反彈必須完全清除的必要性，這仰賴進一步擴張體制。完全擺脫國家藉由市民社會組織再造日本的呼聲也有，例如這篇文章「或許這次日本國難卻令日本社會上下在國家制度之外，找尋新的社會制度的可能」的想像，但我認為太過，當代社會一個主要矛盾及難題就是，仍無法脫離國家而存在，尤其是將大災難想像可以排除國家藉由市民社會的互助及組織達成救災、救援、重建，是接近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天方夜譚。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海地震災，在一個完全崩解的政府，雖然當地的社會基礎仍存在並且有國際上最大規模的捐款及國際最強大的NGO進駐救災，重建仍是毫無可能的事情。
現在被形塑出來的日本文明，不是事實，也絕不是台灣應該學習的範本，它代表了一部份極其保守的線性發展政治價值，對這種日本文明的呵護，會希望並支持看到日本社會對產官學體制爆發怒氣，衝進日本首相官邸、東京電力公司打、砸、搶嗎？台灣誇張的溢美，不僅是因為對日治時代官僚統治的孺慕之情及看到了傳統中國封建儒家的聖賢治理，而是對近年來台灣發展挫折的反應，這種反應不是不可以，但台灣真的是希望學習自己虛構出來的日本文明，在一場天災人禍後，是人民集體順從、崇敬昏昏噩噩的官僚及感恩長期作為共犯體制一部份的專業媒體在那裡播報不著痛癢的的災區訊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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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馬、鐵拳無敵孫中山與劉曉波
大江健三郎：面對巨大災害，文學何為？
其實不只日本，西方國家在兩次大戰及大蕭條後，人類藉由文明進行的大規模自相殘殺及幾乎毫無可解的內在矛盾，加上此起彼落的第三世界反殖民，文明甚至成為歐美國家的自嘲用語，但取而代之的是卻是「發展」二字，再度創造出歐美日等國將近70年的繁華榮景及價值合法性。
而這次日本強震後至今，文明藉著日本官僚、媒體及國民表面展現的負責、專業、守序等震驚全球的特質，再度成為讚嘆的用語，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先不說日本社會是否真是如此同質單一，這種想像背後的意義，就值得好好推敲。
其實稱讚一國國民的守序，根本上就是一件讓人心驚肉跳的社會控制，但願只有台灣在旁邊喊燒，而不是日本的現狀，因為這背後隱含著的對國民壓抑的要求及國家機器已負責打點好一切的想像，就會是這次福島核電廠釀災的主因。
所有國家戰後文明的廢墟重建，不可避免地必須或多或少撿拾戰前的殘磚碎瓦。國家機器的中立化、科學的和平用途、民主體制的建立及經濟的穩定成長，歐美及曾被美國佔領的日本的戰後發展，既有戰前文明的特徵，也灌輸了新價值，所以對於日本社會來說，面對新的體制有三個必須對抗的標的以避免重蹈戰前覆轍，那就是集體主義、超國家及科技濫用。
對戰後體制的對抗，源自於對戰前文明矛盾的深刻反省。就以科學在啟蒙時代後建構起來的中立價值來說，在經歷了第一次大戰的慘烈壕溝戰、毒氣戰，整個人類文明眼睜睜看著中立的科學結合所謂「絕對精神」的強效國家機器成為龐大屠殺的效率工具，文明不僅完全無法阻止，還進一步引發快感，第二次大戰更變本加厲，雖然原子彈使戰爭終結，人類看見科學的內在問題及深刻危機，用和平使用這個價值取代中立，作為取得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合理性。
但戰後體制表面上的和平演變70年，發展到現在卻也是內部矛盾連連。拿日本和台灣的核電發展來看就一目了然，經濟發展的需求，演變為官僚體制、企業、科學結合成為利益共同體，完全無視核電的風險及科學本身的問題，重新塑造起科技烏托邦，對於民間的反彈，我可以告訴各位，除了採取法規制度的合法鎮壓之外，就是拿理性、秩序等用語進行社會打擊。
的確，日本在災後的「文明」要求，除了是展現著人們自助互助的高尚情操之外，也是讓民眾在高度內聚的社會共識中，不被所謂文明之外，如犯罪等無政府行為威脅，但要注意，這裡面卻一體兩面隱含著對社會異質的敵視，如果再加上對政府體制的絕對信任，那真的就是將釀災罪人，捧成救災英雄。
如果日本文明真的就是高效的官僚、專業的媒體、守序的國民所組成，那福島核電廠的災難真的就是這個文明所造成，現在再回去看福島當地反核團體去年對福島一廠三號機的抗議，對比現在的巨災，那真的會對這個文明感到不寒而慄。照片和行動說明在這裡，訴求大家應該大致也看得懂，就是三號機放MOX燃料很恐怖，但整個行動講白點，就是小貓兩三隻在那裡被當白癡舉牌子，精英官僚把他們當少數別有用心的亂民，NHK等專業媒體根本不屑一顧，這些現在抗議者已經淪為環境難民，然後還要感謝官僚及媒體對他們的專業救援及報導，並期待他們在鏡頭前遵循日本人多禮、自制的傳統，說一聲「給大家添麻煩了」，最後透過媒體大量報導及推特、臉書、噗浪傳播再讓閱聽人再感動一下。我不太知道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有臉在這些曾經知道整個體制的問題並發出怒吼，但現在淪為可能被迫永離家鄉、一身是癌的核子災民面前，建構日本國民順從、官僚媒體專業文明論。
絕對巨大的官僚、巨大的企業、巨大的科技、巨大的矛盾但極其渺小的人民釀成巨大的災害。戰前文明的矛盾，人類用兩次大戰付出龐大的代價，戰後的發展，近來已有20世紀初時的極致化現象，2008年的金融風暴、越趨嚴重的全球暖化，以及這次福島核災，都是矛盾累積的結果，但從這一陣子來看，政客、媒體、學者、民眾，喔，還有部落客、網路鄉民，卻有太多的人要透過這場震災美化甚至強化這個機制，也不管它存不存在或該不該存在，先高潮再說，我衷心希望這只是台灣在外部而展現的腦殘現象。
日本不是也不該是這個樣子，1960、1970年代隨著全球的抗議浪潮對戰後體制的大規模反彈就是一個顯例，而對於日本第一後失落的十年，日本社會也瀰漫著大規模改革的風氣，否則不會期待坂本龍馬這種開創歷史格局的政治人物再度出現。也有對同質化社會、集體主義、超國家主義等等強大的社會反省，例如日本的文學能對日本社會同質化到對奧姆真理教毒氣的受害者都被當作是社會異類的批判，以及針對就連被當作秩序不可原諒的對立面 ─ 犯罪，都能以同質性、集體主義社會造成的必然反應作為書寫方向，而非簡單的個人譴責。
但路該怎麼走卻是個問題，一個高度魅力的政治人物成功掌馭改革高度理性的官僚及企業的內在矛盾，歷史上極好、極壞的例子都有。但也別忘了，也有人認為，1970年代反彈的失敗及社會反省的弱化就代表深化體制已吹奏了勝利的號角，仍存在的政經陳痾證明了微弱反彈必須完全清除的必要性，這仰賴進一步擴張體制。完全擺脫國家藉由市民社會組織再造日本的呼聲也有，例如這篇文章「或許這次日本國難卻令日本社會上下在國家制度之外，找尋新的社會制度的可能」的想像，但我認為太過，當代社會一個主要矛盾及難題就是，仍無法脫離國家而存在，尤其是將大災難想像可以排除國家藉由市民社會的互助及組織達成救災、救援、重建，是接近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天方夜譚。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海地震災，在一個完全崩解的政府，雖然當地的社會基礎仍存在並且有國際上最大規模的捐款及國際最強大的NGO進駐救災，重建仍是毫無可能的事情。
現在被形塑出來的日本文明，不是事實，也絕不是台灣應該學習的範本，它代表了一部份極其保守的線性發展政治價值，對這種日本文明的呵護，會希望並支持看到日本社會對產官學體制爆發怒氣，衝進日本首相官邸、東京電力公司打、砸、搶嗎？台灣誇張的溢美，不僅是因為對日治時代官僚統治的孺慕之情及看到了傳統中國封建儒家的聖賢治理，而是對近年來台灣發展挫折的反應，這種反應不是不可以，但台灣真的是希望學習自己虛構出來的日本文明，在一場天災人禍後，是人民集體順從、崇敬昏昏噩噩的官僚及感恩長期作為共犯體制一部份的專業媒體在那裡播報不著痛癢的的災區訊息嗎？
延伸閱讀：
坂本龍馬、鐵拳無敵孫中山與劉曉波
大江健三郎：面對巨大災害，文學何為？
2011年01月5日
認為十八趴有問題的先問問自己有沒有問題
將公務人員18趴法制化《公務人員退休法》於1月1日實施，再度掀起軒然大波。從陳水扁2005年9月4日在青年國是會議的共識報告回應中表示要取消軍公教18%優惠存款利率以來，18趴的爭議不斷纏繞台灣，五年過去，隨著《公務人員退休法》，讓部分公務人員回存帳戶，爭議再度回到原點，這可以說是台灣退休制度改革的大退步。
台灣的退休制度繁複，加上身份別的社會保險，更讓整個制度扭曲。雖然簡要來說，有雇主的，如軍公教和勞工，就有雇主發放的退休金及社會保險退休給付，沒有雇主的，如自營作業者及農民，就僅僅有社會保險保障老年生活。但實際上，光是有「雇主」的軍公教和勞工的比較來看，就人比人氣死人，雖然理論上都是領取兩筆錢，但退休金的部分，舊制一次勞工退休金90%的勞工拿不到，新制勞退金雖然是年金但因為是個人帳戶制，有嚴重的基金操盤及通膨風險，所得替代率從12%至24%不等，軍公教的退撫金則是動輒50%、70%，一加上18趴的利息，常常讓所得替代率破表，比退休前的薪資還高。
在18趴人人喊打的情況下，我還是敢在這裡這樣說，18趴不僅問題不大，反而精神可嘉，但的確需要改革。18趴主要是針對1995年7月1日前的年資領取一次性的公保養老給付、退休金，以年18%的優惠存款利率儲存，精神可嘉的地方在於，這使得18趴有年金化的性質，當然這有憑什麼軍公教能先享受的質問，但不能否認的是台灣的許多社會福利制度，包括健保，都是從現有的制度中整合，也給其它制度一種標竿作用，例如之後的勞退、勞保年金化。用銀行優存來給付退休年金的確有便宜行事的問題，但不能否定年金化的方向，問題在於有沒有人將這個尾巴割掉，成為整體性的年金制度。現在一堆人爆走說公務員退休不幹事憑什麼還每年有18趴定存，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本來就該退休後不做事可以拿一定金額的退休金，難道這幾年勞保年金化讓勞工有同樣的條件是不應該的嗎？
18趴問題不大的地方在於，老實講，其實其所得替代率也是剛好而已。拿同樣是社會保險來說，五年前爭議時我拿到銓敘部說明改制前的數字，應該和現在改回來的差距不大，以一名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10級、年資30年退休的公務人員為例，退休前的薪水58208元，其可優存的公保養老給付金額為1168650元，每個月可領取17530元，所得替代率為30.12%。現在勞保年金同樣年資30年，所得替代率為30 × 1.55% ＝ 46.5%。這幾天破口大罵的人是不是該用同樣邏輯說台灣政府虧待軍公教、獨厚勞工？
但18趴仍然有問題，第一，當18趴與高所得替代率的退輔退休金合計後，讓軍公教的退休所得飆高，而目前退輔基金的財務危機問題極大，這些年屢屢傳出基金操作獲利差、收支不平衡、國家拿去護盤被套牢等等問題，未來社會可能都必須承擔退輔基金破產的風險，而退輔制度年金化後，卻沒有將1995年之前的年資沒有納入，反而也有優存的資格，這是為德不卒。第二，部分的公保養老給付、退休金存入優存帳戶，所得替代率再低，仍是不公平，因為未來當事人死亡後，其家人仍能領回本金，這是雙重得益，也就是說，18趴的問題不在軍公教退休後領了多少錢。這一點國民黨也不要裝天真，否則2004年連宋競選總統時，也不會提出勞保老年給付的一半享有18%優存的政見，但後來都故意忘光光了。
所以18趴還是應該改革，優惠存款在結構上變成國庫只出不進的財政負擔，就制度上，在1995年改革退輔制度時，就該設計成「代間移轉」的真正年金制，1995年7月1日前的年資所領取的一次公保養老給付及退休金，就該轉進年金化的退輔基金及將未年金化的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這種轉移早有制度，公務員在特定條件下有所謂買年資的方式，但當年國民黨仍維持了便宜行事的18%。
就算當年制度設計不良，但不是沒有改革的可能，但扁馬政府對18趴的改革卻是聯手耗了10年，越搞越爛。
首先是國民年金從研擬到立法，當時不斷有人提出要整合現有的社會保險制度，因為將勞保、軍公教保、農保、18趴優存整合成一個大基金，並且犧牲一些這些原有社保者的權益，才有可能支應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外的社會弱勢，但最後立法的結果，國民年金仍僅涵蓋被所有社會保險的被保險人，搞成貧貧互保的保險制。不要說這種動大刀的事情做不到，當年國民黨再爛，都敢將所有社會保險中的醫療保險整合成全民健保，民進黨憑什麼說做不到？
其次是勞保年金化時，也有機會看如何納入國民年金，並且儘可能將餅做大，將其它社會保險及18趴優存吸進來討論，但最後仍然是就勞保談勞保。
最後則是這次公務員退休制度法制化，既然大整合搞不了，再不濟也該在公保、退輔的範圍內做小改革，反正扁政府已經扮了黑臉將標準打低，這次法制化就該一次到位將過往未年金化的尾巴切除，具有優惠存款資格的本金，可以換算成相應的年資及未來可能的年金給付，給予退休公務員自願選擇是否存入年金基金的權利，一旦存入基金，可以領取年金，由於結構上轉為代間移轉的年金制，國庫及台銀不用負擔龐大的利息壓力，死亡後本金也不能由家人領回。但馬政府卻搞了最糟糕的恢復舊制，不論所得替代率是否降低，由於其結構不變，等於是宣告台灣退休制度不僅回歸原點，還搞出有未來將出大問題的勞退、國民年金。
但這次的爭議，仍停留在動物本能的「憑什麼軍公教領這麼多」妒恨邏輯，但從陳水扁搞18趴五年，這麼長的時間已經開始令人懷疑這不是無知，而是台灣集體明明知道裡面的問題是什麼，但卻要找一個最能爆走的梗來集體起乩。
台灣的退休制度繁複，加上身份別的社會保險，更讓整個制度扭曲。雖然簡要來說，有雇主的，如軍公教和勞工，就有雇主發放的退休金及社會保險退休給付，沒有雇主的，如自營作業者及農民，就僅僅有社會保險保障老年生活。但實際上，光是有「雇主」的軍公教和勞工的比較來看，就人比人氣死人，雖然理論上都是領取兩筆錢，但退休金的部分，舊制一次勞工退休金90%的勞工拿不到，新制勞退金雖然是年金但因為是個人帳戶制，有嚴重的基金操盤及通膨風險，所得替代率從12%至24%不等，軍公教的退撫金則是動輒50%、70%，一加上18趴的利息，常常讓所得替代率破表，比退休前的薪資還高。
在18趴人人喊打的情況下，我還是敢在這裡這樣說，18趴不僅問題不大，反而精神可嘉，但的確需要改革。18趴主要是針對1995年7月1日前的年資領取一次性的公保養老給付、退休金，以年18%的優惠存款利率儲存，精神可嘉的地方在於，這使得18趴有年金化的性質，當然這有憑什麼軍公教能先享受的質問，但不能否認的是台灣的許多社會福利制度，包括健保，都是從現有的制度中整合，也給其它制度一種標竿作用，例如之後的勞退、勞保年金化。用銀行優存來給付退休年金的確有便宜行事的問題，但不能否定年金化的方向，問題在於有沒有人將這個尾巴割掉，成為整體性的年金制度。現在一堆人爆走說公務員退休不幹事憑什麼還每年有18趴定存，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本來就該退休後不做事可以拿一定金額的退休金，難道這幾年勞保年金化讓勞工有同樣的條件是不應該的嗎？
18趴問題不大的地方在於，老實講，其實其所得替代率也是剛好而已。拿同樣是社會保險來說，五年前爭議時我拿到銓敘部說明改制前的數字，應該和現在改回來的差距不大，以一名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10級、年資30年退休的公務人員為例，退休前的薪水58208元，其可優存的公保養老給付金額為1168650元，每個月可領取17530元，所得替代率為30.12%。現在勞保年金同樣年資30年，所得替代率為30 × 1.55% ＝ 46.5%。這幾天破口大罵的人是不是該用同樣邏輯說台灣政府虧待軍公教、獨厚勞工？
但18趴仍然有問題，第一，當18趴與高所得替代率的退輔退休金合計後，讓軍公教的退休所得飆高，而目前退輔基金的財務危機問題極大，這些年屢屢傳出基金操作獲利差、收支不平衡、國家拿去護盤被套牢等等問題，未來社會可能都必須承擔退輔基金破產的風險，而退輔制度年金化後，卻沒有將1995年之前的年資沒有納入，反而也有優存的資格，這是為德不卒。第二，部分的公保養老給付、退休金存入優存帳戶，所得替代率再低，仍是不公平，因為未來當事人死亡後，其家人仍能領回本金，這是雙重得益，也就是說，18趴的問題不在軍公教退休後領了多少錢。這一點國民黨也不要裝天真，否則2004年連宋競選總統時，也不會提出勞保老年給付的一半享有18%優存的政見，但後來都故意忘光光了。
所以18趴還是應該改革，優惠存款在結構上變成國庫只出不進的財政負擔，就制度上，在1995年改革退輔制度時，就該設計成「代間移轉」的真正年金制，1995年7月1日前的年資所領取的一次公保養老給付及退休金，就該轉進年金化的退輔基金及將未年金化的公保養老給付年金化，這種轉移早有制度，公務員在特定條件下有所謂買年資的方式，但當年國民黨仍維持了便宜行事的18%。
就算當年制度設計不良，但不是沒有改革的可能，但扁馬政府對18趴的改革卻是聯手耗了10年，越搞越爛。
首先是國民年金從研擬到立法，當時不斷有人提出要整合現有的社會保險制度，因為將勞保、軍公教保、農保、18趴優存整合成一個大基金，並且犧牲一些這些原有社保者的權益，才有可能支應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外的社會弱勢，但最後立法的結果，國民年金仍僅涵蓋被所有社會保險的被保險人，搞成貧貧互保的保險制。不要說這種動大刀的事情做不到，當年國民黨再爛，都敢將所有社會保險中的醫療保險整合成全民健保，民進黨憑什麼說做不到？
其次是勞保年金化時，也有機會看如何納入國民年金，並且儘可能將餅做大，將其它社會保險及18趴優存吸進來討論，但最後仍然是就勞保談勞保。
最後則是這次公務員退休制度法制化，既然大整合搞不了，再不濟也該在公保、退輔的範圍內做小改革，反正扁政府已經扮了黑臉將標準打低，這次法制化就該一次到位將過往未年金化的尾巴切除，具有優惠存款資格的本金，可以換算成相應的年資及未來可能的年金給付，給予退休公務員自願選擇是否存入年金基金的權利，一旦存入基金，可以領取年金，由於結構上轉為代間移轉的年金制，國庫及台銀不用負擔龐大的利息壓力，死亡後本金也不能由家人領回。但馬政府卻搞了最糟糕的恢復舊制，不論所得替代率是否降低，由於其結構不變，等於是宣告台灣退休制度不僅回歸原點，還搞出有未來將出大問題的勞退、國民年金。
但這次的爭議，仍停留在動物本能的「憑什麼軍公教領這麼多」妒恨邏輯，但從陳水扁搞18趴五年，這麼長的時間已經開始令人懷疑這不是無知，而是台灣集體明明知道裡面的問題是什麼，但卻要找一個最能爆走的梗來集體起乩。
2010年11月24日
如煙消逝的台灣族群衝突史
台灣對於族群問題之不敏感並常常踩紅線實在是一件奇事。並不是因為台灣不知參考國外各種由遠而近的慘痛族群衝突經驗，而是台灣本身就曾是大規模族群長期仇殺的著名猛爆點，所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老梗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是指清代無止無盡的族群械鬥、民變以及兩者混在一起的大混戰，不過重點在於從現在看來，卻沒看到什麼政治上的反省遺緒。
在清領台灣200多年間，台灣的重大械鬥事件就100多次，漢族有原住民共同敵人就團結起來殺原住民，共同敵人被趕光了就把對方視為敵人，甚至還有細分到同府之間縣與縣的火拼，原鄉意識與移墾水利、土地等經濟因素讓各族群間時有緊張衝突，常常因為某個重大偶發事件的爆發就互砍起來。例如《彰化縣志》載，1826年，東螺保睦宜莊客家人偷了閩人黃文潤豬隻，大家不要認為偷條豬算啥偶發重大事件，哪有楊淑君金牌被做掉重要，拜託，農業社會中豬可是最重要的肉類家畜，是蛋白質的主要攝取來源，大家沒看過廟會裡冠軍豬也是要掛金牌的嗎？所以這件事兩邊就砍了起來。還有一個案例是1875年，鳳山縣兩個牧童吵架，大概和現在網路上憤青互罵要把台灣炸掉、「豬狗不如台灣人」、「人渣不如大陸蟲」差不多，兩邊牧童互相落人，結果這場就殺了七個月，去年中國發生才幾天的漢維互砍根本算個屁，哪比得上台灣先民持久戰級數的自相殘殺。
分類械鬥對於所謂國家機器統治及和諧社會當然是嚴重威脅，總觀清代到日治時期，弭平分類械鬥的作法大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清廷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分而治之，由於清朝對台灣的統治能力低，有時是將民變轉為械鬥或是械鬥糜爛成民變，都是與特定族群合作鎮壓，與朝廷合作就被封為「義民」，這種方式當然不僅不能消除械鬥，反而進一步惡化各族群間的矛盾，而這也形成後期分類械鬥時各族群自封「義民」的現象，強化相互屠殺的「正義」性。如果大家細讀盧德嘉的《鳳山采訪冊》，拋開官府邏輯下的匪賊、義民分類，就可以看出裡面賊義難分的荒謬性，一下子與官府合作剿賊被封為義民，但卻用義民名目狐假虎威，然後又每每「作亂，輒假義民名目」。
第二種則是日治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統治，其實這個過程在清末就已經開始，在日本時期以強大的統治能力才大功告成。殖民經濟所需的水利、交通大規模興築也使得地域、資源矛盾降低，更重要的，警察、保甲、地籍、戶籍制度的建立使得殖民政府統治力量大幅提高，雖然在政治上，日本統治者成為主要的敵人，迫使台灣不同族群興起團結排外的意識，但對於民間的反彈，除了對原住民選擇強力鎮壓，面對漢族則對仕紳領袖做功夫，讓台灣民間慢慢由「武鬥」馴化成「文鬥」，也就是所謂以「社會運動」與殖民政府對抗，在政治鬥爭上，也導向「議會路線」。
第三種是規模最小也是如今在台灣最不可能達成的民間自發和解路線。最著名的案例是1859年台北再爆發的漳泉械鬥，兩族領袖深感無止境的種族仇殺不能以繼續仇殺化解，決定和解，板橋林家漳州人領袖林維源把妹妹嫁給泉州人領袖莊正，並出資讓莊正成立供泉漳兩族士人往來的「大觀學社」，之後因為效果良好，還給地方子弟讀書、並提供生活費。這在現在之所以不可能，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泉州人殺了多少漳州人的血海深仇還沒報，幹你娘的林維源沒看到漳州人中有一堆窮得沒飯吃的羅漢腳，不僅搞和番政策，把親妹妹送給泉州狗幹，還出錢蓋學校、提供獎學金給泉州狗唸書。
其實台灣戰後族群紛擾的經驗斷裂，我認為與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統治有極大關係。1945年後到二二八事件之間，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是把日本政府經由憲政法治馴化台灣民間社會的統治基礎破壞殆盡，沒有統治繼承能力加上需要從台灣輸送大量物資以供應國共內戰所需，才釀成嚴重的民變，而裡面又承繼著清代恐怖的族群仇殺經驗。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不要說對外省人仇殺的浪人及拿起武器抗暴的民眾及知識份子，連許多長期被馴化作為政府與民間「搓圓仔」角色的仕紳都大量被冤殺，這根本就是宣告所謂與「政府」合作路線的荒謬，甚至一定程度讓台灣人對族群關係認知又回到過往的危機感為支撐的血仇年代。
當然，1949年之後國民黨確定被趕到台灣，在圍堵中共的地緣政治下，國民黨不僅透過白色恐怖恢復統治能力，台灣的經濟也隨之躍升，在地方上，呈現的則是新的政治格局，倖存的仕紳因為土地改革及工業化人口流動失去主要的經濟及人際網絡優勢，不是轉為地方派系就是被地方派系取代，與國民黨下放到地方的公共工程政策相扶相依。另外，雖然對不同族群分而治之的格局開始出現，如原住民、客家、外省傾向國民黨，但閩南族群仍呈現不斷搖擺的現象，就算黨外運動及民進黨興起，類似的格局仍一直呈現在選票上，但由於閩南族群在台灣佔大多數，加上二二八的幽靈，對於族群召喚的難以抗拒及對於族群召喚的危機感，一直出現在台灣的政治語彙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從非族群性質的各種社會運動合作反國民黨霸權，最後卻被民進黨接收，而且還呈現了高度族群的面貌是有深厚的歷史基礎。我一直認為，陳水扁在位八年中的移民政策，就呈現了清代分類械鬥時的「凶勁」，民進黨政府是以傳統「圍」、「營」的概念在面對新移民，是一種對於進入圈內搶資源資源的人數、血統、忠誠高度敏感的反射動作，落實在實際政策上，就是對於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的犄角式排擠，由於兩者是兩個不同法案規定權利義務，民進黨政府當時不斷以其中一個法案的嚴苛，合理化另一個法案必須比照嚴苛化，然後透過這個方式相互越修越嚴。例如新移民財產限制條款，陳水扁在2001年制訂，搞得外籍配偶還得向仲介借錢，這已經引起爭議不說，到了2004年，扁政府又將這個政策擴及到大陸配偶上，當時的內政部長余政憲卻以：「財力證明本來就已經對外籍配偶歸化時實施，並不特別歧視大陸配偶。」想堵住大陸配偶的反彈聲浪。
過往，民進黨內還有新系在族群問題上當防腐劑，外圍也有自由派學者呼應，但在2006年被挺扁潮擊殺後，幾乎已經噤聲，只能在今年八月搞出洋洋灑灑「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作文，所以民進黨至今對於謝蘇總統競選時推出的「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的競選廣告、形象牌不分區立委黃淑英多次在立院質疑大陸配偶及子女的台灣認同問題、到最近的鄭弘儀針對陸生政策的幹你娘都毫不能也毫不需要反省，這次楊淑君事件更能無內部牽制下毫不質疑地反中。就像國民黨在野時不反省後再執政的兇狠，民進黨再度執政後這方面的表現只會更怵目驚心。
但國民黨的族群政治卻是另一種惡劣，尤其深藍長期有一種「台灣人」再搞下去中共就要來鎮壓以主持正義的思維，這種除了承繼著分類械鬥時當「義民」的邏輯，更有中國傳統引天朝官兵進行種族屠殺的報復潛意識，例如清末時期的回變釀成漢族被清洗，而後支持左宗棠平回變順便屠族報復。這造成雖然馬政府上台後對於各種新移民進行政策開放，但卻被解讀為引外族入台威脅台灣安全的主因。這次楊淑君事件甚至開了為了反反中而操作反韓的惡例，這真是一種作孽，台灣未來會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台灣的族群問題淵遠流長，卻有著無法繼承、難以總結的困境，國民黨對於台灣史的輕慢是一個問題，但不少的歷史詮釋回歸台灣視野後，過往的分類械鬥及弭平過程，常常僅作為作文比賽時論證台灣先民最終認知為一家人的萬用結論，而不是一種高度反思視野並與現實對話的武器，更遑論形成一種社會默契、政治慣例甚至法規制度。所以台灣的族群議題總能不斷地重複一些連自己也不知到底該不該重複的歷史，藍營靠著反獨在中國吃香喝辣還沾沾自喜，鄭弘儀被封為「義民」，拿雞蛋砸韓橋學校的民眾質疑警方愛國有什麼不對，唯一不同的不過是過往族群衝突的行為僅僅以封建神旨進行神聖化，現在則採用現代工具以種種媒體灌頂、精密理論包裝罷了，但為了型塑政治正確所進行的起乩式呢喃，卻毫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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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械鬥對於所謂國家機器統治及和諧社會當然是嚴重威脅，總觀清代到日治時期，弭平分類械鬥的作法大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清廷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分而治之，由於清朝對台灣的統治能力低，有時是將民變轉為械鬥或是械鬥糜爛成民變，都是與特定族群合作鎮壓，與朝廷合作就被封為「義民」，這種方式當然不僅不能消除械鬥，反而進一步惡化各族群間的矛盾，而這也形成後期分類械鬥時各族群自封「義民」的現象，強化相互屠殺的「正義」性。如果大家細讀盧德嘉的《鳳山采訪冊》，拋開官府邏輯下的匪賊、義民分類，就可以看出裡面賊義難分的荒謬性，一下子與官府合作剿賊被封為義民，但卻用義民名目狐假虎威，然後又每每「作亂，輒假義民名目」。
第二種則是日治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統治，其實這個過程在清末就已經開始，在日本時期以強大的統治能力才大功告成。殖民經濟所需的水利、交通大規模興築也使得地域、資源矛盾降低，更重要的，警察、保甲、地籍、戶籍制度的建立使得殖民政府統治力量大幅提高，雖然在政治上，日本統治者成為主要的敵人，迫使台灣不同族群興起團結排外的意識，但對於民間的反彈，除了對原住民選擇強力鎮壓，面對漢族則對仕紳領袖做功夫，讓台灣民間慢慢由「武鬥」馴化成「文鬥」，也就是所謂以「社會運動」與殖民政府對抗，在政治鬥爭上，也導向「議會路線」。
第三種是規模最小也是如今在台灣最不可能達成的民間自發和解路線。最著名的案例是1859年台北再爆發的漳泉械鬥，兩族領袖深感無止境的種族仇殺不能以繼續仇殺化解，決定和解，板橋林家漳州人領袖林維源把妹妹嫁給泉州人領袖莊正，並出資讓莊正成立供泉漳兩族士人往來的「大觀學社」，之後因為效果良好，還給地方子弟讀書、並提供生活費。這在現在之所以不可能，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泉州人殺了多少漳州人的血海深仇還沒報，幹你娘的林維源沒看到漳州人中有一堆窮得沒飯吃的羅漢腳，不僅搞和番政策，把親妹妹送給泉州狗幹，還出錢蓋學校、提供獎學金給泉州狗唸書。
其實台灣戰後族群紛擾的經驗斷裂，我認為與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統治有極大關係。1945年後到二二八事件之間，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是把日本政府經由憲政法治馴化台灣民間社會的統治基礎破壞殆盡，沒有統治繼承能力加上需要從台灣輸送大量物資以供應國共內戰所需，才釀成嚴重的民變，而裡面又承繼著清代恐怖的族群仇殺經驗。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政府的清鄉不要說對外省人仇殺的浪人及拿起武器抗暴的民眾及知識份子，連許多長期被馴化作為政府與民間「搓圓仔」角色的仕紳都大量被冤殺，這根本就是宣告所謂與「政府」合作路線的荒謬，甚至一定程度讓台灣人對族群關係認知又回到過往的危機感為支撐的血仇年代。
當然，1949年之後國民黨確定被趕到台灣，在圍堵中共的地緣政治下，國民黨不僅透過白色恐怖恢復統治能力，台灣的經濟也隨之躍升，在地方上，呈現的則是新的政治格局，倖存的仕紳因為土地改革及工業化人口流動失去主要的經濟及人際網絡優勢，不是轉為地方派系就是被地方派系取代，與國民黨下放到地方的公共工程政策相扶相依。另外，雖然對不同族群分而治之的格局開始出現，如原住民、客家、外省傾向國民黨，但閩南族群仍呈現不斷搖擺的現象，就算黨外運動及民進黨興起，類似的格局仍一直呈現在選票上，但由於閩南族群在台灣佔大多數，加上二二八的幽靈，對於族群召喚的難以抗拒及對於族群召喚的危機感，一直出現在台灣的政治語彙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從非族群性質的各種社會運動合作反國民黨霸權，最後卻被民進黨接收，而且還呈現了高度族群的面貌是有深厚的歷史基礎。我一直認為，陳水扁在位八年中的移民政策，就呈現了清代分類械鬥時的「凶勁」，民進黨政府是以傳統「圍」、「營」的概念在面對新移民，是一種對於進入圈內搶資源資源的人數、血統、忠誠高度敏感的反射動作，落實在實際政策上，就是對於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的犄角式排擠，由於兩者是兩個不同法案規定權利義務，民進黨政府當時不斷以其中一個法案的嚴苛，合理化另一個法案必須比照嚴苛化，然後透過這個方式相互越修越嚴。例如新移民財產限制條款，陳水扁在2001年制訂，搞得外籍配偶還得向仲介借錢，這已經引起爭議不說，到了2004年，扁政府又將這個政策擴及到大陸配偶上，當時的內政部長余政憲卻以：「財力證明本來就已經對外籍配偶歸化時實施，並不特別歧視大陸配偶。」想堵住大陸配偶的反彈聲浪。
過往，民進黨內還有新系在族群問題上當防腐劑，外圍也有自由派學者呼應，但在2006年被挺扁潮擊殺後，幾乎已經噤聲，只能在今年八月搞出洋洋灑灑「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作文，所以民進黨至今對於謝蘇總統競選時推出的「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的競選廣告、形象牌不分區立委黃淑英多次在立院質疑大陸配偶及子女的台灣認同問題、到最近的鄭弘儀針對陸生政策的幹你娘都毫不能也毫不需要反省，這次楊淑君事件更能無內部牽制下毫不質疑地反中。就像國民黨在野時不反省後再執政的兇狠，民進黨再度執政後這方面的表現只會更怵目驚心。
但國民黨的族群政治卻是另一種惡劣，尤其深藍長期有一種「台灣人」再搞下去中共就要來鎮壓以主持正義的思維，這種除了承繼著分類械鬥時當「義民」的邏輯，更有中國傳統引天朝官兵進行種族屠殺的報復潛意識，例如清末時期的回變釀成漢族被清洗，而後支持左宗棠平回變順便屠族報復。這造成雖然馬政府上台後對於各種新移民進行政策開放，但卻被解讀為引外族入台威脅台灣安全的主因。這次楊淑君事件甚至開了為了反反中而操作反韓的惡例，這真是一種作孽，台灣未來會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台灣的族群問題淵遠流長，卻有著無法繼承、難以總結的困境，國民黨對於台灣史的輕慢是一個問題，但不少的歷史詮釋回歸台灣視野後，過往的分類械鬥及弭平過程，常常僅作為作文比賽時論證台灣先民最終認知為一家人的萬用結論，而不是一種高度反思視野並與現實對話的武器，更遑論形成一種社會默契、政治慣例甚至法規制度。所以台灣的族群議題總能不斷地重複一些連自己也不知到底該不該重複的歷史，藍營靠著反獨在中國吃香喝辣還沾沾自喜，鄭弘儀被封為「義民」，拿雞蛋砸韓橋學校的民眾質疑警方愛國有什麼不對，唯一不同的不過是過往族群衝突的行為僅僅以封建神旨進行神聖化，現在則採用現代工具以種種媒體灌頂、精密理論包裝罷了，但為了型塑政治正確所進行的起乩式呢喃，卻毫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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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如何找到底線
追求真相、要求正義有時帶來的是極致的墮落。
楊淑君失格事件讓台灣波瀾壯闊的反韓層次節節升高，從動輒飆罵韓狗到燒國旗演變至蛋洗韓國學校，這幾天一定程度挑起反韓情緒的中時、聯合等藍營媒體雖然開始呼籲理性、要求降溫，但從雖然絕大部分人都忘記曾敬翔事件及後續發展，卻能不需暖機，直接站在當時的成果上揮灑自如來看，未來還有好戲可看。
這種情緒的累積永遠需要道德支撐，當代社會最能操作的道德就是真相與正義。因為真相和正義這兩個東西本身就是高度社會建構的，一個事件，絕對找不到百分之百的真相和達到絕對的正義，追求真相和正義的手段，和怎麼接受真相和正義，則端看每個社會的特質，用難聽的話講，這就是一種如何達到和諧社會的藝術。如果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那真相和正義就是愛國流氓的春藥，在種族爭議中常常真相和正義的底線是最能夠被簡易操作，帶來的常常就是無止境墮落。
這種情緒的堆疊和真相正義的無底線追尋帶來的後果最顯著的例子是去年爆發的烏魯木齊事件。對於2009年7月5日爆發烏魯木齊事件的解讀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中共歸罪於熱比婭為首的疆獨恐怖份子，另一種則譴責中共鎮壓。在這裡我再一次強調，這兩種解讀都是垃圾，都是不顧漢維兩族長期衝突和整個事件發展前因後果的政治性簡化，只聽信這兩種解讀的其中一邊並幫忙宣傳的都是詐騙集團的共犯。
要和台灣這次聲援楊淑君的一連串離譜舉動來比較，我們可以把考察範圍縮近，爆發7月5日烏魯木齊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009年6月25日的廣東韶關事件。
廣東韶關事件的起因是漢族工人為了幫受欺負的漢族女工找回正義。廣東韶關港資旭日玩具廠長期傳出漢族女工遭到維族工人性侵，但官方多次調查卻又「查無此事」，無能的官方讓忍無可忍的漢族男性民工決定自行追求真相和正義，向維族興師問罪的結果當然是人多勢眾的漢族一言不合就開打，這真是精彩、解恨極了，維狗像俗辣一樣被團結的漢族工人群毆，旁邊的警察看到正義的漢族工人如此憤恨也不敢干預，讓漢族工人打到爽再說，最後就是兩名維族工人被活活打死，但被性侵的女工已經受害，對於隨時受到維族威脅的漢族來說，真相和正義仍沒有達到。
所以韶關事件發生後到7月5日烏魯木齊事件爆發之間，才有精彩的網路戰。以漢人佔絕大多數的中國，網路討論區當然是一面倒地稱讚韶關工人維護正義了不起，並強烈建議到中國各省當小偷的維族人早該被殺光。維族人看到自己族人被殺，又得不到正義，加上網路上的歧視性言論，當然也覺得無能的政府無法幫維族人找到正義和真相，於是在7月5日相約在烏魯木齊舉辦大遊行，要求官方徹查，一些早就對共產黨政府沒信心的維族人也決定學習漢族工人的正義行為，直接拿刀上街看到漢人就殺，這也是精彩、解恨極了，漢狗也像俗辣一樣被英勇的維族人捅到死、肢解，警方看到正義的維族人如此憤恨根本沒能力干預，只好先讓維族人先砍到爽再說，最後就是數百名漢人被砍死、燒死，但對維族來說真相和正義仍沒有達到，因為對新疆維族來說真相是在韶關維族工人被殺了60人、被性侵的維族女工有400人，這種恨就算殺光漢人都解不掉。
居住在烏魯木齊的漢族眼看要被砍死，當然是團結起來，拿出武器除了要自衛並且要衝向維族尋回自己的正義。這種已經到了種族仇殺的極致墮落大家可以想想怎麼辦？去年我的紀錄是：「甚至大陸的自由派在飯否上都嚇得希望解放軍鎮壓漢族仇殺行為，寧願讓矛盾維持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而不要搞成人民與人民間的世代種族仇恨，令人印象深刻。」自由派如此，一般的民眾呢？當然就只能希望政府儘快派兵彈壓，前面說過，中國又是漢族佔多數的國家，民眾當然是要政府去彈壓殺漢人的維族，而強大的中國政府也做到了，一方面要求漢族冷靜，另一方面則大舉搜捕維族人，進行清鄉，講白點，這是中國民意要求中國政府追求真相和正義。
勇敢的漢族人和維族人為了真相和正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先是政府正當性的自我拆解及被拆解以強化自力救濟的正當性，最後當然演變成社會秩序幾近崩解，但矛盾的是最後又再賦予大有為政府強力介入的正當性，這是一種無盡的墮落找到底線的方式，卻也在累積另一次墮落的資本。那台灣呢？
這次的反韓事件除了接續著曾敬翔事件及長期對南韓這個競爭對手的情緒之外，一個重要的點是煽動者明顯希望能將可能竄起的反中情緒轉成反韓，這是一種墮落。但問題是台灣內部的反制力量卻是同等下流，獨派媒體、政客和群眾也是不需暖機，直接從不需反省的長期累積的仇中情緒和鄭弘儀的幹你娘針對陸生照錶操課，痛心疾首台灣應該反中不該反韓。其實真相和正義都被兩邊預先設定，於是陰謀論就成為動員的武器，猜對了就能自證真理，陰謀論一日不明也能持續動員，反正永遠沒損失，這沒辦法，台灣就是越無恥的人越能義正辭嚴說自己代表真相與正義，問題只是台灣有多人想被這些無恥之徒裹脅。
有些「和諧」社會的真相和正義在某個地方停住的案例之前舉了很多次例子，實在煩不勝煩：
台灣應該看到的是，誰是那些對於自己人被打壓甚至被殺時，表面上是痛心疾首，實際上卻是興奮於能證明並高調宣傳其族群仇恨理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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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上演的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的都市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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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 你們真的要欺負一般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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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君失格事件讓台灣波瀾壯闊的反韓層次節節升高，從動輒飆罵韓狗到燒國旗演變至蛋洗韓國學校，這幾天一定程度挑起反韓情緒的中時、聯合等藍營媒體雖然開始呼籲理性、要求降溫，但從雖然絕大部分人都忘記曾敬翔事件及後續發展，卻能不需暖機，直接站在當時的成果上揮灑自如來看，未來還有好戲可看。
這種情緒的累積永遠需要道德支撐，當代社會最能操作的道德就是真相與正義。因為真相和正義這兩個東西本身就是高度社會建構的，一個事件，絕對找不到百分之百的真相和達到絕對的正義，追求真相和正義的手段，和怎麼接受真相和正義，則端看每個社會的特質，用難聽的話講，這就是一種如何達到和諧社會的藝術。如果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那真相和正義就是愛國流氓的春藥，在種族爭議中常常真相和正義的底線是最能夠被簡易操作，帶來的常常就是無止境墮落。
這種情緒的堆疊和真相正義的無底線追尋帶來的後果最顯著的例子是去年爆發的烏魯木齊事件。對於2009年7月5日爆發烏魯木齊事件的解讀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中共歸罪於熱比婭為首的疆獨恐怖份子，另一種則譴責中共鎮壓。在這裡我再一次強調，這兩種解讀都是垃圾，都是不顧漢維兩族長期衝突和整個事件發展前因後果的政治性簡化，只聽信這兩種解讀的其中一邊並幫忙宣傳的都是詐騙集團的共犯。
要和台灣這次聲援楊淑君的一連串離譜舉動來比較，我們可以把考察範圍縮近，爆發7月5日烏魯木齊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009年6月25日的廣東韶關事件。
廣東韶關事件的起因是漢族工人為了幫受欺負的漢族女工找回正義。廣東韶關港資旭日玩具廠長期傳出漢族女工遭到維族工人性侵，但官方多次調查卻又「查無此事」，無能的官方讓忍無可忍的漢族男性民工決定自行追求真相和正義，向維族興師問罪的結果當然是人多勢眾的漢族一言不合就開打，這真是精彩、解恨極了，維狗像俗辣一樣被團結的漢族工人群毆，旁邊的警察看到正義的漢族工人如此憤恨也不敢干預，讓漢族工人打到爽再說，最後就是兩名維族工人被活活打死，但被性侵的女工已經受害，對於隨時受到維族威脅的漢族來說，真相和正義仍沒有達到。
所以韶關事件發生後到7月5日烏魯木齊事件爆發之間，才有精彩的網路戰。以漢人佔絕大多數的中國，網路討論區當然是一面倒地稱讚韶關工人維護正義了不起，並強烈建議到中國各省當小偷的維族人早該被殺光。維族人看到自己族人被殺，又得不到正義，加上網路上的歧視性言論，當然也覺得無能的政府無法幫維族人找到正義和真相，於是在7月5日相約在烏魯木齊舉辦大遊行，要求官方徹查，一些早就對共產黨政府沒信心的維族人也決定學習漢族工人的正義行為，直接拿刀上街看到漢人就殺，這也是精彩、解恨極了，漢狗也像俗辣一樣被英勇的維族人捅到死、肢解，警方看到正義的維族人如此憤恨根本沒能力干預，只好先讓維族人先砍到爽再說，最後就是數百名漢人被砍死、燒死，但對維族來說真相和正義仍沒有達到，因為對新疆維族來說真相是在韶關維族工人被殺了60人、被性侵的維族女工有400人，這種恨就算殺光漢人都解不掉。
居住在烏魯木齊的漢族眼看要被砍死，當然是團結起來，拿出武器除了要自衛並且要衝向維族尋回自己的正義。這種已經到了種族仇殺的極致墮落大家可以想想怎麼辦？去年我的紀錄是：「甚至大陸的自由派在飯否上都嚇得希望解放軍鎮壓漢族仇殺行為，寧願讓矛盾維持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而不要搞成人民與人民間的世代種族仇恨，令人印象深刻。」自由派如此，一般的民眾呢？當然就只能希望政府儘快派兵彈壓，前面說過，中國又是漢族佔多數的國家，民眾當然是要政府去彈壓殺漢人的維族，而強大的中國政府也做到了，一方面要求漢族冷靜，另一方面則大舉搜捕維族人，進行清鄉，講白點，這是中國民意要求中國政府追求真相和正義。
勇敢的漢族人和維族人為了真相和正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先是政府正當性的自我拆解及被拆解以強化自力救濟的正當性，最後當然演變成社會秩序幾近崩解，但矛盾的是最後又再賦予大有為政府強力介入的正當性，這是一種無盡的墮落找到底線的方式，卻也在累積另一次墮落的資本。那台灣呢？
這次的反韓事件除了接續著曾敬翔事件及長期對南韓這個競爭對手的情緒之外，一個重要的點是煽動者明顯希望能將可能竄起的反中情緒轉成反韓，這是一種墮落。但問題是台灣內部的反制力量卻是同等下流，獨派媒體、政客和群眾也是不需暖機，直接從不需反省的長期累積的仇中情緒和鄭弘儀的幹你娘針對陸生照錶操課，痛心疾首台灣應該反中不該反韓。其實真相和正義都被兩邊預先設定，於是陰謀論就成為動員的武器，猜對了就能自證真理，陰謀論一日不明也能持續動員，反正永遠沒損失，這沒辦法，台灣就是越無恥的人越能義正辭嚴說自己代表真相與正義，問題只是台灣有多人想被這些無恥之徒裹脅。
有些「和諧」社會的真相和正義在某個地方停住的案例之前舉了很多次例子，實在煩不勝煩：
2008年10月底，正當美國選戰打得如火如荼，種族紛爭蠢蠢欲動之時，爆發了一件最接近引爆點的刑事案件。一名共和黨候選人馬凱的女性志工Ashley Todd向警方報案被黑人搶劫，並因為她車內的馬凱宣傳品，不僅在她眼睛上打了一個黑輪，更用小刀在她的臉上刻了一個代表Barack Obama的B字，並嗆：「妳應該支持歐巴馬。」
這件事情雖然引起全美譁然，但由於兩陣營都不表態，靜待警方偵察，最後證明是Todd報假案後，兩陣營也未將此事當選戰議題炒作，一個差點引發黑白種族紛爭甚至選舉結果的案件，僅成為茶餘飯後的笑柄。
這並不是說美國的政治文化比較優良，第一，至少仍有一個各政治陣營都信任的檢警系統，第二，更重要的，美國種族議題有太多的歷史痛苦經驗，實在是痛怕了，民主共和兩黨高層都知道紅線在哪裡不能踩的默契，大家可以試想，要是馬凱陣營高分貝痛批歐巴馬，檢警的偵察結果出來發現是假的，不是只能退選，就是硬凹到底，反批檢警系統受到民主黨政治力介入做出假調查。
另一個痛怕的例子是北愛爾蘭，2009年3月，英國兩名軍人、一名警察被槍殺，Todd的案子是烏龍，北愛可是真的出人命，立刻挑起英國和北愛的神經，而大批的民眾發起大遊行表示不想回到過去的仇殺，讓緊張氣氛降低，英國和北愛的矛盾雖然仍然存在，但總算過關。
台灣應該看到的是，誰是那些對於自己人被打壓甚至被殺時，表面上是痛心疾首，實際上卻是興奮於能證明並高調宣傳其族群仇恨理論的人。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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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漢維工人衝突燒出的問題
新疆漢維衝突，你表態了沒？
經典上演的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的都市游擊戰？
愛恨達賴與熱比婭
難以下嚥的紅豆冰
跆拳道運動是台灣之恥
[爆卦] 你們真的要欺負一般人嗎？
【短札】表演是我們唯一的救贖
2010年11月18日
跆拳道運動是台灣之恥
廣州亞運，台灣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電子襪問題在已經9：0的大幅度領先下遭到「韓」裔菲律賓籍裁判判決失格，由於電子襪明明已經經過大會測試，卻又遭到裁判宣判取消比賽資格，一時之間台灣猶如茅坑裡被扔了炸彈 ─ 激起了公憤。
憤怒是應該的，尤其是體育選手的運動黃金生涯短，苦練多年後受到不公平對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算裡面沒有陰謀，面對顢頇的制度暴走、抗議、圍剿本來就是應該的基本動作。
但問題在於，台灣從去年開始，已經把同樣憤怒把整個跆拳道運動和台灣拖下水成為活生生的台灣之恥，這一次的憤怒在絲毫不覺先前的羞恥下，能有什麼好的發展嗎？
所謂的台灣之恥就是去年12月發生的曾敬翔事件後續發展，當然，大概絕大多數會認為這是台灣人的悲哀及台灣人愛台的極致表現，這我尊重，但我認為這就是愛國賊引發的台灣之恥。2009年12月8日，東亞運跆拳道男子72公斤以下量級金牌戰，南韓選手宋智勳以右鉤拳重擊台灣隊曾敬翔的咽喉，曾敬翔應聲倒地神志不清，但裁判卻判宋智勳得分獲得金牌，當時在場觀戰的政務委員曾志朗高聲不爽怒罵，悲劇英雄加上愛台官員也激起全台公憤，反韓仇韓的情緒爆起，但有離譜的餐廳公開貼出不歡迎韓國人的公告已經夠超過了，但台灣公憤的發展，卻對當時的台灣籍副審鄭大為幾近迫害，我認為這才是台灣最大的恥辱。
當然有人會認為鄭大為罪有應得，這我也尊重，但我會認為這是對自身無恥的毫無認知，然後同樣的精神持續在這次的楊淑君事件操作，更合理化對鄭大為的迫害，平反更會遙遙無期。
大家還記得全民的憤怒如何圍剿鄭大為的嗎？他只不過剛好是副審並且認同主審的判決，也很白目的在受訪時譙曾志朗帶頭大小聲很丟臉，有煽動群眾之嫌，並嗆「寧可當全民公敵，也不當失職裁判。」然後鄭大為被人肉搜索，電話被騷擾，威脅要讓他「安心上路」，說他做為台灣人裁判，怎麼不可以站在台灣人立場？靠北，這點不是台灣人最痛恨南韓的嗎？最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為熄民憤判鄭大為停權三年，也就是三年中教練不能當，道館也不能開，就是失業三年就是了。
鄭大為有錯嗎？他與其它三個裁判會審做出判決，他堅持判決沒錯，但他忘了仍有誤判的可能，他反對官員帶頭嗆聲，這也是保守心態下的大驚小怪，但這些都不等同於能夠停權三年。尤其是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居然是以「在私領域部分，鄭公開中傷侮辱政府官員，破壞跆拳道社會形象，造成社會大眾負面觀感。專業領域部分，鄭在大會仲裁未做成結論前，即在現場向大會媒體發表個人意見，有違裁判職責」，這根本就是拍曾志朗馬屁並戕害言論自由。然後就是鄉民拍手叫好，還有認為罰太輕的，墮落的跆拳道界和台灣對於鄭大為的集體迫害，然後還有臉繼續出賽，這不是台灣之恥是什麼？重點在於，台灣上下都覺得這無所謂，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所以大搖大擺出賽為國增光很自然，所以當然這次楊淑君出事大家又能照錶操課一番。
還有更多的，亞洲跆拳道聯盟因為這件事情發函台灣認為鄭大為停權3年過重，將向世界跆拳道聯盟提案，判罰台灣停權1至2年，台灣一時更是爆走，別說鄉民了，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還有人痛批鄭大為告洋狀拿外國人壓台灣，並批亞盟干涉台灣內政，連中共的用詞都毫無顧忌的用上，這真是太有出息了。最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僅改判裁判身份恢復，但仍不准當教練，也就是說我就是要整你三年。
這件事情更看出台灣不少人嘴裡講著普世價值，但實際上毫不是這回事，甚至帶頭喊打喊殺。一個國家的集體利益再怎麼強大，都不能戕害個人人權，這不是普世價值論教我們的嗎？不是很多人用這一題罵中共、緬甸罵得很開心嗎？但國家兩字換成台灣就馬上起乩，先裝悲哀說這是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出門被欺負，然後搞集體起乩比平反個人權利熱衷萬倍。
台灣人常常說自己忘記歷史教訓，但諷刺的是，才不過幾個月前的事情已經變成被忘記的歷史，然後一再重複，其實楊淑君事件的重點只在於不要讓台灣自婊得更無恥，因為曾敬翔事件台灣已經自我取消了太多可能性，要官員硬起來？難道一個曾志朗還不夠嗎？要討回公道？除了找替罪羊之外，還能有什麼招？要找到真相？少來了啦，全民都像阿扁中彈後藍丁的反應，目的就是表達不爽，就已經設定唯一真相是什麼了，再多的證據都會說成是硬ㄠ啦。另外，如果真如這裡所說，鄭大為是台灣唯一被世界跆總認定的一級國際跆拳道裁判，熟悉最新比賽規則與電子護具，通曉英語和韓語，那這次楊淑君出事，不就是台灣跆拳道界自食其果，但卻把它上升為民族主義藉以轉移焦點。當憤怒抗爭都一個個反而綁住自己的手腳還丟人現眼，卻毫不自覺而沾沾自喜，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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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愛國害國
＜果然有話＞摸摸你的心告訴我（張大春）
還有幾乎可以說是引發對鄭大為圍剿並瘋狂轉載的查理王文章〈鄭大為 你欠台灣一個道歉〉，在他的部落格上已經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知道後來有問題偷偷刪除，但在他的噗浪上仍有痕跡：〈〔請噗友共同響應〕鄭大為，請離開台灣！曾志朗你夠有GUTS！曾敬翔加油！！！拒用韓貨、拒看韓劇、拒遊韓國～將韓流踢出台灣～～〉
再見，鄭大為教練─廣州亞運跆拳道比賽
憤怒是應該的，尤其是體育選手的運動黃金生涯短，苦練多年後受到不公平對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算裡面沒有陰謀，面對顢頇的制度暴走、抗議、圍剿本來就是應該的基本動作。
但問題在於，台灣從去年開始，已經把同樣憤怒把整個跆拳道運動和台灣拖下水成為活生生的台灣之恥，這一次的憤怒在絲毫不覺先前的羞恥下，能有什麼好的發展嗎？
所謂的台灣之恥就是去年12月發生的曾敬翔事件後續發展，當然，大概絕大多數會認為這是台灣人的悲哀及台灣人愛台的極致表現，這我尊重，但我認為這就是愛國賊引發的台灣之恥。2009年12月8日，東亞運跆拳道男子72公斤以下量級金牌戰，南韓選手宋智勳以右鉤拳重擊台灣隊曾敬翔的咽喉，曾敬翔應聲倒地神志不清，但裁判卻判宋智勳得分獲得金牌，當時在場觀戰的政務委員曾志朗高聲不爽怒罵，悲劇英雄加上愛台官員也激起全台公憤，反韓仇韓的情緒爆起，但有離譜的餐廳公開貼出不歡迎韓國人的公告已經夠超過了，但台灣公憤的發展，卻對當時的台灣籍副審鄭大為幾近迫害，我認為這才是台灣最大的恥辱。
當然有人會認為鄭大為罪有應得，這我也尊重，但我會認為這是對自身無恥的毫無認知，然後同樣的精神持續在這次的楊淑君事件操作，更合理化對鄭大為的迫害，平反更會遙遙無期。
大家還記得全民的憤怒如何圍剿鄭大為的嗎？他只不過剛好是副審並且認同主審的判決，也很白目的在受訪時譙曾志朗帶頭大小聲很丟臉，有煽動群眾之嫌，並嗆「寧可當全民公敵，也不當失職裁判。」然後鄭大為被人肉搜索，電話被騷擾，威脅要讓他「安心上路」，說他做為台灣人裁判，怎麼不可以站在台灣人立場？靠北，這點不是台灣人最痛恨南韓的嗎？最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為熄民憤判鄭大為停權三年，也就是三年中教練不能當，道館也不能開，就是失業三年就是了。
鄭大為有錯嗎？他與其它三個裁判會審做出判決，他堅持判決沒錯，但他忘了仍有誤判的可能，他反對官員帶頭嗆聲，這也是保守心態下的大驚小怪，但這些都不等同於能夠停權三年。尤其是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居然是以「在私領域部分，鄭公開中傷侮辱政府官員，破壞跆拳道社會形象，造成社會大眾負面觀感。專業領域部分，鄭在大會仲裁未做成結論前，即在現場向大會媒體發表個人意見，有違裁判職責」，這根本就是拍曾志朗馬屁並戕害言論自由。然後就是鄉民拍手叫好，還有認為罰太輕的，墮落的跆拳道界和台灣對於鄭大為的集體迫害，然後還有臉繼續出賽，這不是台灣之恥是什麼？重點在於，台灣上下都覺得這無所謂，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所以大搖大擺出賽為國增光很自然，所以當然這次楊淑君出事大家又能照錶操課一番。
還有更多的，亞洲跆拳道聯盟因為這件事情發函台灣認為鄭大為停權3年過重，將向世界跆拳道聯盟提案，判罰台灣停權1至2年，台灣一時更是爆走，別說鄉民了，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還有人痛批鄭大為告洋狀拿外國人壓台灣，並批亞盟干涉台灣內政，連中共的用詞都毫無顧忌的用上，這真是太有出息了。最後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僅改判裁判身份恢復，但仍不准當教練，也就是說我就是要整你三年。
這件事情更看出台灣不少人嘴裡講著普世價值，但實際上毫不是這回事，甚至帶頭喊打喊殺。一個國家的集體利益再怎麼強大，都不能戕害個人人權，這不是普世價值論教我們的嗎？不是很多人用這一題罵中共、緬甸罵得很開心嗎？但國家兩字換成台灣就馬上起乩，先裝悲哀說這是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出門被欺負，然後搞集體起乩比平反個人權利熱衷萬倍。
台灣人常常說自己忘記歷史教訓，但諷刺的是，才不過幾個月前的事情已經變成被忘記的歷史，然後一再重複，其實楊淑君事件的重點只在於不要讓台灣自婊得更無恥，因為曾敬翔事件台灣已經自我取消了太多可能性，要官員硬起來？難道一個曾志朗還不夠嗎？要討回公道？除了找替罪羊之外，還能有什麼招？要找到真相？少來了啦，全民都像阿扁中彈後藍丁的反應，目的就是表達不爽，就已經設定唯一真相是什麼了，再多的證據都會說成是硬ㄠ啦。另外，如果真如這裡所說，鄭大為是台灣唯一被世界跆總認定的一級國際跆拳道裁判，熟悉最新比賽規則與電子護具，通曉英語和韓語，那這次楊淑君出事，不就是台灣跆拳道界自食其果，但卻把它上升為民族主義藉以轉移焦點。當憤怒抗爭都一個個反而綁住自己的手腳還丟人現眼，卻毫不自覺而沾沾自喜，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和問題。
ps. 今年8月，為了幫鄭大為平反，有一群人發起了「平反鄭大為 重建運動精神」連署，希望募集萬人連署，要求跆拳道協會撤銷停權的處分，已經是台灣之恥、這次卻又組織台灣選手出賽亞運的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悍然拒絕，但更遺憾的是，三個多月過去，支持鄭大為的民眾也僅僅252人。要讓跆拳道運動掙脫出我認為的台灣之恥，看來還遙遙無期。
延伸閱讀：
蘋論：愛國害國
＜果然有話＞摸摸你的心告訴我（張大春）
還有幾乎可以說是引發對鄭大為圍剿並瘋狂轉載的查理王文章〈鄭大為 你欠台灣一個道歉〉，在他的部落格上已經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知道後來有問題偷偷刪除，但在他的噗浪上仍有痕跡：〈〔請噗友共同響應〕鄭大為，請離開台灣！曾志朗你夠有GUTS！曾敬翔加油！！！拒用韓貨、拒看韓劇、拒遊韓國～將韓流踢出台灣～～〉
再見，鄭大為教練─廣州亞運跆拳道比賽
鄭大為教練為國內唯一世界跆總（WTF）認定的一級國際跆拳道裁判，熟悉最新比賽規則與電子護具，通曉英語和韓語，結果政治凌駕專業，讓鄭大為教練被迫喝西北風。這是自食其果、自取其辱，兩敗俱傷的結果是一方：楊淑君淚灑會場 + 黃志雄宣揚尊嚴 +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林滄敏主張撤銷裁判資格 = 口戴遐齡大人繼續戴頂體委會（口表敬意）。
2010年10月28日
坂本龍馬、鐵拳無敵孫中山與劉曉波
東亞在19世紀末列強叩關、風雲變換之際，中國和日本的應對模式及其後的發展一直是說不盡、談不完的題目，剛好日本熱播的NHK大河劇坂本龍馬殺青即將在台灣上映，也剛好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100週年必然提及孫文，再剛好劉曉波在坂本龍馬和孫文的歷史舞台謝幕後百多年，中國又面臨新的發展關鍵點之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這三個不相干的人，能擺在一個天平上檢視。
「鐵拳無敵孫中山」說法源自於港片片名，但這部片子中，孫文仍然是手無縛雞之力、最後被溫拿五虎誤會痛扁的知識份子。之後台灣在網路上的小說漫畫沿用「鐵拳無敵孫中山」這個概念才把孫文描繪成武功高手，這雖然真的很無聊，但卻是一種補償反應，其實戰後港台的電影、電視劇多會描述中國傳統武師如何面對19世紀末的中國變局，李小龍的陳真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種補償，是展現所謂武術發源地中國怎麼能沒出現過決定國家運勢的武林高手，不過諷刺的是，在歷史上真正這樣的人出現，卻是在日本，也就是日本武士階級在面對列強叩關後曾扮演改革日本社會的重要關鍵角色。
坂本龍馬就是武士出身，隸屬於土佐藩，而後脫藩成為維新派。1867年在他被刺殺前五個月，他從長崎乘船至兵庫時，提出了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船中八策」，包括了「大政奉還」、「議會開設」、「官制改革」、「條約改正」、「憲法制定」、「海軍」、「御親兵」、「通貨政策」，船中八策後來被維新三杰之一的薩摩藩西鄉隆盛所接受，成為薩土盟約的重要綱領，日後與明治維新政府的政策改革綱領幾乎相符。
這裡的重點在於不是坂本龍馬的政策綱領有什麼了不起、多有說服力，而是為什麼當時日本這個社會能接受一個武士階級提出來的政治大餅。
坂本龍馬活躍於日本的幕末時期，從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里率領艦隊直駛江戶灣震動日本，到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正式廢除幕府。對於歐美列強的進逼，當時日本內部也對於該如何變法圖強有許多爭論，主要可以分為擁幕及倒幕，兩派除了有大名諸侯的參與，更重點是有大批的武士階級加入亂戰。
武士階級的加入不是開玩笑的，他們除了是能直接上戰場的軍官，平時還能搞暗殺、決鬥除掉異見者，坂本龍馬自己就是這樣被幹掉的。其實幕末時期的關鍵事件並不是坂本龍馬的偉大事蹟，而是櫻田門事變，這也是武士階級的傑作。1860年3月，擁幕最力的德川幕府重臣井伊直弼，居然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水戶藩武士宰了，而且還是以少勝多，這件事情暴露了號稱武功高強的德川幕府護衛武士根本就是外強中乾，引發各藩蠢蠢欲動意圖倒幕。
重點在這裡，不論是參與櫻田門刺殺的武士還是坂本龍馬，都不是只會聽命行事的武人，而是真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去支撐他們的行動，「船中八策」不會是作夢夢到的，這背後代表著多少的閱讀、教育及意見交換，每一套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不是提出者多了不起，而是其背後都是某一群有暴力執行能力的武士階級的政治綱領，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武士階級，是一群能文能武，不僅能直接威脅國家機器並且想改造國家政體的群體，這完全是實力原則。在這裡，我一直認為日本維持中央集權程度低的封建體制，讓各藩有競爭壓力必須花資源培養這群武士階級，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幾年電影《葉問》的層次，是港片為了迎合中國市場的一次論述倒退，1990年代開始由徐克製作、李連杰詮釋的黃飛鴻及陳真比起李小龍挑動簡單民族情緒的一次良性昇華，徐克不僅塑造有思考能力的武師，也顛覆中外善惡二分的情結。但《葉問》又回到了那種看到鬼子就打的橋段。但不論劇情怎麼掰，中國武術家還是弄不出日本武士階級的層次，除了找不出文武合一的典範，就算掰出黃飛鴻很猛騎馬入北京時能弄出「馬上八策」，也沒人會理他
反觀中國，那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從鴉片戰爭後，民間武裝力量不可謂不大，1849年，英軍因南京條約換約需求，打算入廣州城，當時官紳聯合團練，號召了10萬人將英軍逼退，這真是波瀾壯闊，不過後來因為團練是臨時組成，糧餉接續不上，最後功敗垂成，而這10萬人中，沒發現有任何人像當年如坂本龍馬等看到黑船的日本武士一樣受到任何震撼，決心要做為中國圖強的主體，就算有，也是個被官僚知識份子不屑想透過武裝來造反的死農民。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武裝則是此起彼落的會黨，不過這群還是在以「朱三太子」為號召反清復明就是了。
武的如此，文的呢？科舉考試仍然是有志之士的必經之路，讀八股文十幾二十年的書呆子提得出什麼船中八策，就算提的出來也會被同僚恥笑，完全沒人理。更別提當時掌權的保守派勢力又極大，以最著名的倭仁來說，這個「道光以來一儒宗」的儒學大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仍渾然不覺問題所在，力持「究心理學」，秉持著「精藏神守」的原則，仍與同好高談「心性義理之學」，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連北京都被打翻，才感覺西方的「力量」，不過曾經為「帝師」的倭仁仍然作為朝廷保守派代表，對西學極力摒斥，例如1867年清廷打算成立天文算學同文館，不過就翻譯翻譯洋書學習自然科學，就被倭仁幾乎以死諫的格局阻止，力陳此為亡國滅種之議，搞到後來天文同文館雖然成立，也搞得半死不活，毫無意義。
不過問題在於每個地方都有保守派，倭仁這種東西根本不稀奇，前面提到櫻田門事變，倭仁這種貨色要是出現在日本，有10個倭仁就被武士宰掉10個，問題是中國沒有這種民間力量，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也知道要宰誰，更別說能在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動手來震撼全中國。
所以當坂本龍馬已經拋下手槍，手撫《萬國公法》說：「手槍只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武的團練、會黨首領、清軍將領，文的科舉官僚仍不知道在夢啥，這個差距，展現的不是中國人的落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呈現著一種統治模式緊繃而各階層動彈不得的狀況。所以能浪漫的坂本龍馬並沒有什麼好謳歌，貌似呈現集體腦殘的中國也沒有什麼好哀怨，因為從鴉片戰爭後拖了20、30年，中國還是出現了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革命黨。
孫文的事蹟就不用多說了，雖然到頭來仍由孫文這種文弱書生來搞革命，但從傳說中孫文曾經上書李鴻章，到後來流亡海外搞10次革命，再到辛亥革命爆出火花後卻被舊官僚袁世凱收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之難撼動。其實我一直認為，近代中國第一次開始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是在軍閥割據時期，當時不僅權力分散，社會各階層流動也極大，軍閥裡面爛的有，但有遠見的也不少，那時各勢力施行不同的軍政、財政制度，也完成對前清的社會統治格局整編，比方說，重新回去看當年陳炯明反對孫文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從現在台灣與中國的格局來看，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之言。知識份子對於救中國的思考百百種，不少人還因為「租界」保護而享有言論自由，更別提中國共產黨的出現。
順便強調一點，日本的快速維新，不見得是好事，武士階級的培養機制後來成為日本軍校，日本社會的變革，讓武士轉化為文武合一的軍官，這些軍官仍保有著對決定日本發展方向的企圖，講白點，他們就是有武器、有政治實力的糞青啦，美化坂本龍馬的真的得看到這一點。有人怪當年中國的學生糞青愛發動遊行反日，逼國民政府在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與日本決戰，但中國糞青比起日本糞青來說，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日本主戰軍官是敢將主和派高層官員殺掉，然後拱起主戰派當國家要員的，後來佔東三省、入侵中國搞南京大屠殺、打珍珠港，都是這些糞青的傑作，當年中國的社會結構還不能讓中國糞青做到這種事情。
當年中國的慢，其實可以用現在中國發展的論爭來揣摩，在卡維波那裡的爭論我提過，一個原因其實就是中學、西學誰體誰用的問題搞不定。倭仁是強力的中學捍衛者，慢慢地經過「教訓」，中國才能移轉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還是忽然會有拿中國某個傳統的「神功護體」的「扶清滅洋」出現。孫文是強調柔和中西文明優點，到後來中國共產黨曾一度要則是全面的拋棄中學，擁抱西學 ─ 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經驗，後來中蘇鬧翻，則開始強調毛的中國路線，這些已經是個百多年的擺盪路程。但現在因為中國經濟國力的高速發展，加上西方國家的質疑，又開始強化「中國特色」，這種爭論不是不可以甚至值得鼓勵，但麻煩回去看看歷史，因為有不少類似倭仁的格局浮出檯面，真的很難看，因為這真的是另一種「神功護體」。
偏偏現在的中共的統治能力比起當年的清廷強得太多，老實講，「零八憲章」不過就是另一個「船中八策」的政治大餅，而社會支持不過是一干知識份子簽簽名、串串聯的嘴砲，卻淪為被鎮壓的命運，而劉曉波這個書生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因而出頭，再度集中成為一種書生改革的層次，但其格局其實比起孫文還弱，反而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的願景。其實全面西化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當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話語仍能由中共的嘴裡說出而響徹神州，還是會讓人一時驚怖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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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高祖孫中山
「鐵拳無敵孫中山」說法源自於港片片名，但這部片子中，孫文仍然是手無縛雞之力、最後被溫拿五虎誤會痛扁的知識份子。之後台灣在網路上的小說漫畫沿用「鐵拳無敵孫中山」這個概念才把孫文描繪成武功高手，這雖然真的很無聊，但卻是一種補償反應，其實戰後港台的電影、電視劇多會描述中國傳統武師如何面對19世紀末的中國變局，李小龍的陳真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種補償，是展現所謂武術發源地中國怎麼能沒出現過決定國家運勢的武林高手，不過諷刺的是，在歷史上真正這樣的人出現，卻是在日本，也就是日本武士階級在面對列強叩關後曾扮演改革日本社會的重要關鍵角色。
坂本龍馬就是武士出身，隸屬於土佐藩，而後脫藩成為維新派。1867年在他被刺殺前五個月，他從長崎乘船至兵庫時，提出了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船中八策」，包括了「大政奉還」、「議會開設」、「官制改革」、「條約改正」、「憲法制定」、「海軍」、「御親兵」、「通貨政策」，船中八策後來被維新三杰之一的薩摩藩西鄉隆盛所接受，成為薩土盟約的重要綱領，日後與明治維新政府的政策改革綱領幾乎相符。
這裡的重點在於不是坂本龍馬的政策綱領有什麼了不起、多有說服力，而是為什麼當時日本這個社會能接受一個武士階級提出來的政治大餅。
坂本龍馬活躍於日本的幕末時期，從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里率領艦隊直駛江戶灣震動日本，到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正式廢除幕府。對於歐美列強的進逼，當時日本內部也對於該如何變法圖強有許多爭論，主要可以分為擁幕及倒幕，兩派除了有大名諸侯的參與，更重點是有大批的武士階級加入亂戰。
武士階級的加入不是開玩笑的，他們除了是能直接上戰場的軍官，平時還能搞暗殺、決鬥除掉異見者，坂本龍馬自己就是這樣被幹掉的。其實幕末時期的關鍵事件並不是坂本龍馬的偉大事蹟，而是櫻田門事變，這也是武士階級的傑作。1860年3月，擁幕最力的德川幕府重臣井伊直弼，居然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水戶藩武士宰了，而且還是以少勝多，這件事情暴露了號稱武功高強的德川幕府護衛武士根本就是外強中乾，引發各藩蠢蠢欲動意圖倒幕。
重點在這裡，不論是參與櫻田門刺殺的武士還是坂本龍馬，都不是只會聽命行事的武人，而是真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去支撐他們的行動，「船中八策」不會是作夢夢到的，這背後代表著多少的閱讀、教育及意見交換，每一套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不是提出者多了不起，而是其背後都是某一群有暴力執行能力的武士階級的政治綱領，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武士階級，是一群能文能武，不僅能直接威脅國家機器並且想改造國家政體的群體，這完全是實力原則。在這裡，我一直認為日本維持中央集權程度低的封建體制，讓各藩有競爭壓力必須花資源培養這群武士階級，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幾年電影《葉問》的層次，是港片為了迎合中國市場的一次論述倒退，1990年代開始由徐克製作、李連杰詮釋的黃飛鴻及陳真比起李小龍挑動簡單民族情緒的一次良性昇華，徐克不僅塑造有思考能力的武師，也顛覆中外善惡二分的情結。但《葉問》又回到了那種看到鬼子就打的橋段。但不論劇情怎麼掰，中國武術家還是弄不出日本武士階級的層次，除了找不出文武合一的典範，就算掰出黃飛鴻很猛騎馬入北京時能弄出「馬上八策」，也沒人會理他
反觀中國，那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從鴉片戰爭後，民間武裝力量不可謂不大，1849年，英軍因南京條約換約需求，打算入廣州城，當時官紳聯合團練，號召了10萬人將英軍逼退，這真是波瀾壯闊，不過後來因為團練是臨時組成，糧餉接續不上，最後功敗垂成，而這10萬人中，沒發現有任何人像當年如坂本龍馬等看到黑船的日本武士一樣受到任何震撼，決心要做為中國圖強的主體，就算有，也是個被官僚知識份子不屑想透過武裝來造反的死農民。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武裝則是此起彼落的會黨，不過這群還是在以「朱三太子」為號召反清復明就是了。
武的如此，文的呢？科舉考試仍然是有志之士的必經之路，讀八股文十幾二十年的書呆子提得出什麼船中八策，就算提的出來也會被同僚恥笑，完全沒人理。更別提當時掌權的保守派勢力又極大，以最著名的倭仁來說，這個「道光以來一儒宗」的儒學大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仍渾然不覺問題所在，力持「究心理學」，秉持著「精藏神守」的原則，仍與同好高談「心性義理之學」，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連北京都被打翻，才感覺西方的「力量」，不過曾經為「帝師」的倭仁仍然作為朝廷保守派代表，對西學極力摒斥，例如1867年清廷打算成立天文算學同文館，不過就翻譯翻譯洋書學習自然科學，就被倭仁幾乎以死諫的格局阻止，力陳此為亡國滅種之議，搞到後來天文同文館雖然成立，也搞得半死不活，毫無意義。
不過問題在於每個地方都有保守派，倭仁這種東西根本不稀奇，前面提到櫻田門事變，倭仁這種貨色要是出現在日本，有10個倭仁就被武士宰掉10個，問題是中國沒有這種民間力量，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也知道要宰誰，更別說能在紫禁城前的天安門動手來震撼全中國。
所以當坂本龍馬已經拋下手槍，手撫《萬國公法》說：「手槍只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武的團練、會黨首領、清軍將領，文的科舉官僚仍不知道在夢啥，這個差距，展現的不是中國人的落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呈現著一種統治模式緊繃而各階層動彈不得的狀況。所以能浪漫的坂本龍馬並沒有什麼好謳歌，貌似呈現集體腦殘的中國也沒有什麼好哀怨，因為從鴉片戰爭後拖了20、30年，中國還是出現了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革命黨。
孫文的事蹟就不用多說了，雖然到頭來仍由孫文這種文弱書生來搞革命，但從傳說中孫文曾經上書李鴻章，到後來流亡海外搞10次革命，再到辛亥革命爆出火花後卻被舊官僚袁世凱收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之難撼動。其實我一直認為，近代中國第一次開始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是在軍閥割據時期，當時不僅權力分散，社會各階層流動也極大，軍閥裡面爛的有，但有遠見的也不少，那時各勢力施行不同的軍政、財政制度，也完成對前清的社會統治格局整編，比方說，重新回去看當年陳炯明反對孫文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從現在台灣與中國的格局來看，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之言。知識份子對於救中國的思考百百種，不少人還因為「租界」保護而享有言論自由，更別提中國共產黨的出現。
順便強調一點，日本的快速維新，不見得是好事，武士階級的培養機制後來成為日本軍校，日本社會的變革，讓武士轉化為文武合一的軍官，這些軍官仍保有著對決定日本發展方向的企圖，講白點，他們就是有武器、有政治實力的糞青啦，美化坂本龍馬的真的得看到這一點。有人怪當年中國的學生糞青愛發動遊行反日，逼國民政府在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與日本決戰，但中國糞青比起日本糞青來說，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日本主戰軍官是敢將主和派高層官員殺掉，然後拱起主戰派當國家要員的，後來佔東三省、入侵中國搞南京大屠殺、打珍珠港，都是這些糞青的傑作，當年中國的社會結構還不能讓中國糞青做到這種事情。
當年中國的慢，其實可以用現在中國發展的論爭來揣摩，在卡維波那裡的爭論我提過，一個原因其實就是中學、西學誰體誰用的問題搞不定。倭仁是強力的中學捍衛者，慢慢地經過「教訓」，中國才能移轉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還是忽然會有拿中國某個傳統的「神功護體」的「扶清滅洋」出現。孫文是強調柔和中西文明優點，到後來中國共產黨曾一度要則是全面的拋棄中學，擁抱西學 ─ 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經驗，後來中蘇鬧翻，則開始強調毛的中國路線，這些已經是個百多年的擺盪路程。但現在因為中國經濟國力的高速發展，加上西方國家的質疑，又開始強化「中國特色」，這種爭論不是不可以甚至值得鼓勵，但麻煩回去看看歷史，因為有不少類似倭仁的格局浮出檯面，真的很難看，因為這真的是另一種「神功護體」。
偏偏現在的中共的統治能力比起當年的清廷強得太多，老實講，「零八憲章」不過就是另一個「船中八策」的政治大餅，而社會支持不過是一干知識份子簽簽名、串串聯的嘴砲，卻淪為被鎮壓的命運，而劉曉波這個書生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因而出頭，再度集中成為一種書生改革的層次，但其格局其實比起孫文還弱，反而是康有為、梁啟超維新的願景。其實全面西化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當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話語仍能由中共的嘴裡說出而響徹神州，還是會讓人一時驚怖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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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高祖孫中山
台灣科學園區的迷思
陳慧敏、卞中佩
2010年7月17日，一群農民和關心台灣農業的學生、老師和社會人士，約3000 多人，聚集在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以夜宿活動，抗議政府以籌設科學園區為由，強制徵收農地，危害農業永續發展，圖利工業財團。這抗議活動以苗栗大埔農民自救會為首，竹東二重埔、苗栗灣寶、彰化相思寮等農民自救會共同串聯聲援，他們來自不同的農村，卻有共同的主張：反對地方政府強制徵收土地，興建新的科學園區。
進入8月，另外一起反對科學園區的行動震撼台灣社會。中台灣的農民和環保團體透過法律訴訟程序，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裁定，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台中後裡基地由於缺乏環境影響評估、居民健康風險評估，需立即停工。
這兩件事情加起來，不僅震撼馬英九當局，更引發台灣社會重新思考環境保護、農業及工業發展的關係。長期關注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副教授陳信行說：「這是台灣民間社會醞釀已久，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模式進行長期反省的結果 。」
大埔農民的死諫
善良又認命的農民如果不是政府不給飯吃，根本不會造反。
6月9日凌晨，苗栗縣政府忽然出動龐大警力限制竹南大埔居民進出，挖土機直接開入已結穗的稻田，一名記者將整個過程拍攝成影片放上網絡，引發社會大眾關注。同時，台灣社會大眾開始質疑苗栗縣長劉政鴻給付主流媒體廣告費用，為自己包裝政治形象，主流媒體偏袒苗栗縣政府而封殺農民的聲音，此事件不斷發酵，大埔農民自救會與社會民間團體於是在7月17日發起夜宿凱達格蘭大道，高喊「還我們祖先的土地和房子」，成為全台灣關注的焦點。
由於此事件將衝擊台灣中南部農業縣民意和選票，台灣府院黨高層被迫回應，行政院閣揆吳敦義口頭宣佈將「以地換地」，讓大埔農民換取另外一片土地，能繼續耕作，以安撫民怨。
大埔農戶抗議的理由之一，是他們一輩子賴以維生的農地，被政府低價徵收全是為了符合工業財團的需求。大埔農戶被編入竹科竹南基地計劃，起因於鴻海集團（富士康總部）旗下的群創光電向苗栗縣政府表達希望擴大事業專用區，苗栗縣政府決定原本計劃之外，再擴征5公頃土地，才納入大埔農戶的私人土地。
農民抗議的另外一項原因，是苗栗縣政府征地過程極為草率與粗暴。苗栗縣政府未與地方協調、溝通，僅發公文要求農民領取現金補償或換地，強迫農戶二選一，農戶擔憂換取土地缺乏保障，多數選擇領微薄的補償金，僅剩下20多戶農民選擇保留農地，但按照台灣的「土地徵收法」，即使居民不同意徵收計劃，地方政府只要在一定期限之後，提存補償金，就可以將土地權狀直接從原地主改成地方政府。
這群大埔農民都不願意放棄農耕，不願意賣地。實際上，台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的確不少農民選擇離農，當時，農地只要被劃入工業用地或都市計劃用地，土地價格立刻飆漲，農民可以領取公告價格的四成到六成補償金，也可以跟建商合作，興建為大樓收租獲利，成為暴發戶。不過，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觀察到，經過這麼多年，越來越多農民不願意離農，他們眼見前面三四十年離農的農民暴發戶坐吃山空，他們始終選擇留在農村，多年以來已然對農地有一份敬重，對耕作生活有一份情感，「是台灣不願意離農的最後一群農民」。
大埔農民的抗爭終於在8月初發生悲劇，73歲的朱馮敏老太太在一個清晨，巡過自家農田之後，就回到家裡喝下農藥自殺，抗議苗栗縣政府強制圈地的蠻橫，抗議吳敦義未兌現的政治承諾，她家中的5間房子和一片田地都在徵收範圍，心情長期鬱悶，終於釀成悲劇。
在朱馮敏老太太的頭七（民間習俗說亡者靈魂在死後第七日會回家）和告別式上，更多關注台灣農村和農業議題的年輕學生和社會團體加入祭悼行列。蔡培慧說，這事件顯示台灣民主社會仍有遺憾，所有關注農村的人士都會更加努力，繼續繼承朱阿嬤捍衛農地的意志和勇氣，不再讓憾事發生。
相思寮的愁與恨
相思寮的28戶農民、100多名居民，靜靜地被遺忘在台灣地圖上，直到他們走出來抗爭。相思寮位於彰化二林地區，是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隨著日本制糖會社發展而逐漸形成的農業移民聚落，見證早期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佔地約兩公頃。
相思寮卻被劃入中科四期彰化二林基地，中科四期主要是提供給華映、友達等光電產業作為工業廠房。主導征地的中科管理局，在徵收規劃當中，壓根就把相思寮當作無人居住的地段，未曾與居民溝通，更未列出任何配套計劃。
溫馴的相思寮農民終於不再沉默，他們從去年起迄今，幾度上街頭抗議，搭游覽車北上到立法院等機構陳情，高喊「相思寮不賣地」、「我們要種田」等訴求，希望保留農地，排除在徵收範圍，希望繼續務農，讓全家仍有賴以維生的農地和生計，他們甚至到凱達格蘭大道撕毀鈔票，以象征不賣地的決心。
中台灣的環保和農民抗議烽火
除了大埔和相思寮農民反對征地的抗爭之外，中台灣有另外一波環境運動和農漁民團體對中部科學園區三、四期計劃的大反撲，與農民自救會的反土地徵收行動相互呼應。
中部科學園區的產業以光電產業為主，其中最知名的是友達光電、華映光電等。其中，友達光電把總部設在中科，透過台中港的船運與對岸的廈門翔安廠串聯，生產TFT-LCD面板，運用兩岸資源進行產業佈局。友達光電在中科第三期後裡基地計劃區，投資 8.5 代廠，已進入裝機試產階段。另外，友達承諾將於中科第四期彰化二林基地投資設立兩座面板11代廠及兩座太陽能模組廠。
然而，中台灣卻是台灣的糧倉，台灣吃的雞蛋、蔬菜、肉類等農產品，超過一半以上由中台灣供應。隨著中科三期、四期加速擴張，光電產業進駐，開始跟農業搶奪土地，瓜分更多水、電資源。更令人擔憂的是，光電產業生產過程使用大量化學物品，排放物污染空氣和水，都難以處理，不僅對環境和居民健康產生極大風險，對糧食安全更有虞慮。
環保團體彰化環保聯盟很早就意識到中科可能造成環境問題，於是長期監督中科三、四期的環境影響評估、使用水資源計劃、排放污水計劃等開發配套，從2009年起，當地農漁民團體得到更多資訊，包括後裡的花農、彰化的蚵農、酪農等組成自救會，開始到行政院前抗議陳情，要求捍衛台灣糧食安全。除了抗爭陳情，他們在維權律師詹順貴協助下，以法律途徑打這場維權戰役。
中台灣的環保團體和農漁民自救會在8月打贏法律維權的一役。按照台灣法規，重大建設必須經由主管環境的「環保署」邀集環評委員，進行一份環境影響評估，中科三期在2006年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時，相關廠商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廢水成分，環評報告不能確實落實，環保署在「行政院施壓下仍舊通過環評，不過有兩項附帶條件：一是必須做第二階段環評，第二是必須做一份居民健康風險評估報告。不過環保署遲遲未履行兩項附帶條件，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廠商進駐三期大興土木。
詹順貴律師以此行政疏失為由，一狀告上行政法院，經過行政法院初審和二審，高等行政法院於8月宣判，環保署敗訴，中科三期必須全面停工，以避免造成環境損害，最高行政法院日前駁回環保署抗告，確定全案定讞，中科三期必須停工，不得營運。
中科三期停工事件，成為中台灣環保團體和農民抗爭的初勝利，同時凸顯台灣政治圈的兩幕荒謬劇，一幕是環保署作為環境保護的主管機關，卻槓上環保團體，環保署緊急在9月強勢通過新的一份環評，用草率的行政動作補足環評流程，未來可能埋下更大的爭議點。另外一幕是引發憲政危機，儘管「高等行政法院」判定中科三期停止開發，行政院不理判決「環保署長」沈世宏更在媒體上放話「後果法院自行負責」，行政院長吳敦義則扭曲判決，指出廠房可以繼續興建，廠商仍能繼續生產。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認為，大埔事件及中科訴訟重要的意義，就是農民和民間團體社運已打破過去僅僅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抗爭策略。詹順貴進一步指出：「過往環保運動不斷地挑戰行政部門的合法性，但總有限制，透過司法訴訟，不僅確立政府違法，也是讓法院按照更進步的法律精神解釋法令。」
科學園區開發誰獲利？
農民自救會和環保團體的烽煙已起，民怨正在擴大，然而，開發科學園區的腳步仍快而急。到底，開發科學園區是誰真正獲利呢？台灣真的需要那麼多科學園區嗎？
實際上，台灣資訊電子產業已在1990年代，逐步轉移到大陸，早已出現科學園區與其它工業區閒置現象。根據「審計部」日前發佈的報告顯示，台灣核定的13座科學園區，到2009年底，已完成開發可出租設廠土地約1478公頃，尚未出租土地面積約323公頃，閒置超過兩成，其中，銅鑼園區閒置率為64.96% 、高雄園區為53.47%、虎尾園區為 47.43%。
為何地方政府和政治人物積極開發科學園區？政大地政系主任徐世榮說，地方政治人物參與選舉，檯面下買選票、養樁腳等都需要經費，檯面上需要提出符合民意期待的政見，所以籌設科學園區和廣設大學既成為地方派系養地獲利的手段，又是吸票口號。
台灣地方派系的獲利模式，是便宜購入科學園區內周邊即將徵收的農地，再透過行政手段，將農地改劃為工業用地或商業用地，土地價格馬上翻漲10倍、20倍。而對縣市政府來說，透過大規模的區段征收，再進行地目變更，就可以將原本收不到稅的農地，轉為能收取地價稅、房屋稅的住商用地，自然解決財政困窘，這是地方政府開發為科學園區的誘因之一。這種以工業犧牲農業環保、以養土地獲利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
科學園區的迷思正被揭露
沉寂多年的台灣農民運動，在大埔農民抗爭和中科爭議都顯見已迸發出新的能量。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指出，這幾起農業抗議陳情，都有學生、老師、律師、社會民眾等聲援支持農民自救會，這些新生力量主要是農業社區營造工作和社區大學系統，長期扎根和進行基層教育，累積出關注農業的隊伍。這群人，已不是熱心有餘、能力不足的社會新鮮人，他們來自各個領域，共同討論對農業議題的觀察和想法，彼此以分進合擊的態度就事論事，發起政策討論、聲援陳情等行動，有成果就盡可能互補，成為極有活力的串聯方式。「以農養工的發展模式，有必要檢討和改變。」蔡培慧說。她指出，台灣農業產值不斷萎縮，已形成糧食危機和土地安全危機，目前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僅達到30.6%，台灣有必要重新檢討整體產業政策，以及土地規劃政策。
面對地方政府粗暴而強勢的征地手段，徐世榮批評，「土地徵收法給予地方政府過大的權限」。他建議，土地徵收必須強制要求做公共利益與私人成本的必要性評估，必須加入聽證行政程序，規範地方政府非不得已，不得動用征地手段，以保障人民權益。
科學園區的發展光環正在消褪。陳信行認為，台灣社會大眾開始質疑科學園區的發展模式，不僅是因為這幾次的環保、農業議題，更因為「高科技」等於「高薪」的神話，早在2009 年全球性金融風暴被打破，科學園區內的大企業都強迫員工休無薪假，爆發多起勞資爭議，再次減損科學園區的光環。
台灣有經濟自主發展之夢，憧憬高新科技產業可以帶來產業轉型。然而，一座座的科學園區，是犧牲農村良田、供給大量水電資源、生產高污染，它帶給社會的到底是美夢還是噩夢？在竹科發展30年之後的台灣，固守土地的農民和更多的社會大眾，開始質疑和反省科學園區的迷思，要求農業和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本文刊載於《南風窗》2010年第21期
2010年7月17日，一群農民和關心台灣農業的學生、老師和社會人士，約3000 多人，聚集在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以夜宿活動，抗議政府以籌設科學園區為由，強制徵收農地，危害農業永續發展，圖利工業財團。這抗議活動以苗栗大埔農民自救會為首，竹東二重埔、苗栗灣寶、彰化相思寮等農民自救會共同串聯聲援，他們來自不同的農村，卻有共同的主張：反對地方政府強制徵收土地，興建新的科學園區。
進入8月，另外一起反對科學園區的行動震撼台灣社會。中台灣的農民和環保團體透過法律訴訟程序，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裁定，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台中後裡基地由於缺乏環境影響評估、居民健康風險評估，需立即停工。
這兩件事情加起來，不僅震撼馬英九當局，更引發台灣社會重新思考環境保護、農業及工業發展的關係。長期關注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副教授陳信行說：「這是台灣民間社會醞釀已久，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模式進行長期反省的結果 。」
大埔農民的死諫
善良又認命的農民如果不是政府不給飯吃，根本不會造反。
6月9日凌晨，苗栗縣政府忽然出動龐大警力限制竹南大埔居民進出，挖土機直接開入已結穗的稻田，一名記者將整個過程拍攝成影片放上網絡，引發社會大眾關注。同時，台灣社會大眾開始質疑苗栗縣長劉政鴻給付主流媒體廣告費用，為自己包裝政治形象，主流媒體偏袒苗栗縣政府而封殺農民的聲音，此事件不斷發酵，大埔農民自救會與社會民間團體於是在7月17日發起夜宿凱達格蘭大道，高喊「還我們祖先的土地和房子」，成為全台灣關注的焦點。
由於此事件將衝擊台灣中南部農業縣民意和選票，台灣府院黨高層被迫回應，行政院閣揆吳敦義口頭宣佈將「以地換地」，讓大埔農民換取另外一片土地，能繼續耕作，以安撫民怨。
大埔農戶抗議的理由之一，是他們一輩子賴以維生的農地，被政府低價徵收全是為了符合工業財團的需求。大埔農戶被編入竹科竹南基地計劃，起因於鴻海集團（富士康總部）旗下的群創光電向苗栗縣政府表達希望擴大事業專用區，苗栗縣政府決定原本計劃之外，再擴征5公頃土地，才納入大埔農戶的私人土地。
農民抗議的另外一項原因，是苗栗縣政府征地過程極為草率與粗暴。苗栗縣政府未與地方協調、溝通，僅發公文要求農民領取現金補償或換地，強迫農戶二選一，農戶擔憂換取土地缺乏保障，多數選擇領微薄的補償金，僅剩下20多戶農民選擇保留農地，但按照台灣的「土地徵收法」，即使居民不同意徵收計劃，地方政府只要在一定期限之後，提存補償金，就可以將土地權狀直接從原地主改成地方政府。
這群大埔農民都不願意放棄農耕，不願意賣地。實際上，台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的確不少農民選擇離農，當時，農地只要被劃入工業用地或都市計劃用地，土地價格立刻飆漲，農民可以領取公告價格的四成到六成補償金，也可以跟建商合作，興建為大樓收租獲利，成為暴發戶。不過，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觀察到，經過這麼多年，越來越多農民不願意離農，他們眼見前面三四十年離農的農民暴發戶坐吃山空，他們始終選擇留在農村，多年以來已然對農地有一份敬重，對耕作生活有一份情感，「是台灣不願意離農的最後一群農民」。
大埔農民的抗爭終於在8月初發生悲劇，73歲的朱馮敏老太太在一個清晨，巡過自家農田之後，就回到家裡喝下農藥自殺，抗議苗栗縣政府強制圈地的蠻橫，抗議吳敦義未兌現的政治承諾，她家中的5間房子和一片田地都在徵收範圍，心情長期鬱悶，終於釀成悲劇。
在朱馮敏老太太的頭七（民間習俗說亡者靈魂在死後第七日會回家）和告別式上，更多關注台灣農村和農業議題的年輕學生和社會團體加入祭悼行列。蔡培慧說，這事件顯示台灣民主社會仍有遺憾，所有關注農村的人士都會更加努力，繼續繼承朱阿嬤捍衛農地的意志和勇氣，不再讓憾事發生。
相思寮的愁與恨
相思寮的28戶農民、100多名居民，靜靜地被遺忘在台灣地圖上，直到他們走出來抗爭。相思寮位於彰化二林地區，是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隨著日本制糖會社發展而逐漸形成的農業移民聚落，見證早期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佔地約兩公頃。
相思寮卻被劃入中科四期彰化二林基地，中科四期主要是提供給華映、友達等光電產業作為工業廠房。主導征地的中科管理局，在徵收規劃當中，壓根就把相思寮當作無人居住的地段，未曾與居民溝通，更未列出任何配套計劃。
溫馴的相思寮農民終於不再沉默，他們從去年起迄今，幾度上街頭抗議，搭游覽車北上到立法院等機構陳情，高喊「相思寮不賣地」、「我們要種田」等訴求，希望保留農地，排除在徵收範圍，希望繼續務農，讓全家仍有賴以維生的農地和生計，他們甚至到凱達格蘭大道撕毀鈔票，以象征不賣地的決心。
中台灣的環保和農民抗議烽火
除了大埔和相思寮農民反對征地的抗爭之外，中台灣有另外一波環境運動和農漁民團體對中部科學園區三、四期計劃的大反撲，與農民自救會的反土地徵收行動相互呼應。
中部科學園區的產業以光電產業為主，其中最知名的是友達光電、華映光電等。其中，友達光電把總部設在中科，透過台中港的船運與對岸的廈門翔安廠串聯，生產TFT-LCD面板，運用兩岸資源進行產業佈局。友達光電在中科第三期後裡基地計劃區，投資 8.5 代廠，已進入裝機試產階段。另外，友達承諾將於中科第四期彰化二林基地投資設立兩座面板11代廠及兩座太陽能模組廠。
然而，中台灣卻是台灣的糧倉，台灣吃的雞蛋、蔬菜、肉類等農產品，超過一半以上由中台灣供應。隨著中科三期、四期加速擴張，光電產業進駐，開始跟農業搶奪土地，瓜分更多水、電資源。更令人擔憂的是，光電產業生產過程使用大量化學物品，排放物污染空氣和水，都難以處理，不僅對環境和居民健康產生極大風險，對糧食安全更有虞慮。
環保團體彰化環保聯盟很早就意識到中科可能造成環境問題，於是長期監督中科三、四期的環境影響評估、使用水資源計劃、排放污水計劃等開發配套，從2009年起，當地農漁民團體得到更多資訊，包括後裡的花農、彰化的蚵農、酪農等組成自救會，開始到行政院前抗議陳情，要求捍衛台灣糧食安全。除了抗爭陳情，他們在維權律師詹順貴協助下，以法律途徑打這場維權戰役。
中台灣的環保團體和農漁民自救會在8月打贏法律維權的一役。按照台灣法規，重大建設必須經由主管環境的「環保署」邀集環評委員，進行一份環境影響評估，中科三期在2006年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時，相關廠商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廢水成分，環評報告不能確實落實，環保署在「行政院施壓下仍舊通過環評，不過有兩項附帶條件：一是必須做第二階段環評，第二是必須做一份居民健康風險評估報告。不過環保署遲遲未履行兩項附帶條件，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廠商進駐三期大興土木。
詹順貴律師以此行政疏失為由，一狀告上行政法院，經過行政法院初審和二審，高等行政法院於8月宣判，環保署敗訴，中科三期必須全面停工，以避免造成環境損害，最高行政法院日前駁回環保署抗告，確定全案定讞，中科三期必須停工，不得營運。
中科三期停工事件，成為中台灣環保團體和農民抗爭的初勝利，同時凸顯台灣政治圈的兩幕荒謬劇，一幕是環保署作為環境保護的主管機關，卻槓上環保團體，環保署緊急在9月強勢通過新的一份環評，用草率的行政動作補足環評流程，未來可能埋下更大的爭議點。另外一幕是引發憲政危機，儘管「高等行政法院」判定中科三期停止開發，行政院不理判決「環保署長」沈世宏更在媒體上放話「後果法院自行負責」，行政院長吳敦義則扭曲判決，指出廠房可以繼續興建，廠商仍能繼續生產。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認為，大埔事件及中科訴訟重要的意義，就是農民和民間團體社運已打破過去僅僅要求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抗爭策略。詹順貴進一步指出：「過往環保運動不斷地挑戰行政部門的合法性，但總有限制，透過司法訴訟，不僅確立政府違法，也是讓法院按照更進步的法律精神解釋法令。」
科學園區開發誰獲利？
農民自救會和環保團體的烽煙已起，民怨正在擴大，然而，開發科學園區的腳步仍快而急。到底，開發科學園區是誰真正獲利呢？台灣真的需要那麼多科學園區嗎？
實際上，台灣資訊電子產業已在1990年代，逐步轉移到大陸，早已出現科學園區與其它工業區閒置現象。根據「審計部」日前發佈的報告顯示，台灣核定的13座科學園區，到2009年底，已完成開發可出租設廠土地約1478公頃，尚未出租土地面積約323公頃，閒置超過兩成，其中，銅鑼園區閒置率為64.96% 、高雄園區為53.47%、虎尾園區為 47.43%。
為何地方政府和政治人物積極開發科學園區？政大地政系主任徐世榮說，地方政治人物參與選舉，檯面下買選票、養樁腳等都需要經費，檯面上需要提出符合民意期待的政見，所以籌設科學園區和廣設大學既成為地方派系養地獲利的手段，又是吸票口號。
台灣地方派系的獲利模式，是便宜購入科學園區內周邊即將徵收的農地，再透過行政手段，將農地改劃為工業用地或商業用地，土地價格馬上翻漲10倍、20倍。而對縣市政府來說，透過大規模的區段征收，再進行地目變更，就可以將原本收不到稅的農地，轉為能收取地價稅、房屋稅的住商用地，自然解決財政困窘，這是地方政府開發為科學園區的誘因之一。這種以工業犧牲農業環保、以養土地獲利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
科學園區的迷思正被揭露
沉寂多年的台灣農民運動，在大埔農民抗爭和中科爭議都顯見已迸發出新的能量。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指出，這幾起農業抗議陳情，都有學生、老師、律師、社會民眾等聲援支持農民自救會，這些新生力量主要是農業社區營造工作和社區大學系統，長期扎根和進行基層教育，累積出關注農業的隊伍。這群人，已不是熱心有餘、能力不足的社會新鮮人，他們來自各個領域，共同討論對農業議題的觀察和想法，彼此以分進合擊的態度就事論事，發起政策討論、聲援陳情等行動，有成果就盡可能互補，成為極有活力的串聯方式。「以農養工的發展模式，有必要檢討和改變。」蔡培慧說。她指出，台灣農業產值不斷萎縮，已形成糧食危機和土地安全危機，目前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僅達到30.6%，台灣有必要重新檢討整體產業政策，以及土地規劃政策。
面對地方政府粗暴而強勢的征地手段，徐世榮批評，「土地徵收法給予地方政府過大的權限」。他建議，土地徵收必須強制要求做公共利益與私人成本的必要性評估，必須加入聽證行政程序，規範地方政府非不得已，不得動用征地手段，以保障人民權益。
科學園區的發展光環正在消褪。陳信行認為，台灣社會大眾開始質疑科學園區的發展模式，不僅是因為這幾次的環保、農業議題，更因為「高科技」等於「高薪」的神話，早在2009 年全球性金融風暴被打破，科學園區內的大企業都強迫員工休無薪假，爆發多起勞資爭議，再次減損科學園區的光環。
台灣有經濟自主發展之夢，憧憬高新科技產業可以帶來產業轉型。然而，一座座的科學園區，是犧牲農村良田、供給大量水電資源、生產高污染，它帶給社會的到底是美夢還是噩夢？在竹科發展30年之後的台灣，固守土地的農民和更多的社會大眾，開始質疑和反省科學園區的迷思，要求農業和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
本文刊載於《南風窗》2010年第21期
2010年08月17日
難以下嚥的紅豆冰
馬來西亞華人陳慶祥阿牛執導的《初戀紅豆冰》在台灣上映，片中主角網羅許多台灣熟知的大馬藝人，故事描述馬來西亞華人聚落的動人故事，台灣該慶幸因為能做為他們事業的築夢之地之一，而分享到他們內心深處另一個魂縈夢牽之處，這是台灣多年來社會對東南亞華人相對開放的結果。
台灣是高度移民的社會，移民的形式形形色色，有戰亂時的難民譜出大時代的悲歌，也有1990年代後陸續而來的婚姻移民散佈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孕育下一代台灣之子，而華僑學生、外籍勞工雖然來台灣時都是過客，但也不乏最後因為事業、結婚、逃逸逾期居留長久定居於此，事實上，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大批的農村子弟被擠到工業區、都市謀生，也是廣義的移民，他們的經歷更是台灣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部分。
這些都代表著台灣複雜的認同政治，在戒嚴時期能透過政治文化霸權將中國式鄉愁文化定於一尊，而民主化之後則難免必須經過長久的梳理，它必然得先撕裂原本透過黨國教育凝聚而成的認同，但這多年來這時多年來的跌跌撞撞及教訓，能否因為民進黨日前公布的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而得到重新昇華的機會？
台灣朝野都需要反省為何台灣仍不斷陷入族群議題的紛擾中。2004年9月民進黨也曾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但隨後一遇政權危機、選舉及重新在野，謝蘇總統競選時推出的「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的競選廣告，形象牌不分區立委黃淑英多次在立院質疑大陸配偶及子女的台灣認同問題都令人怵目驚心，這次多元族群政綱才剛公布，就像從來不存在一般仍強調對陸生三限六不，連生於台灣留學中國的公民仍難以「被平等」。國民黨長期擺脫不掉「高級外省人」的陰影，其實也與對過往歷史沒有深刻反省，而當民進黨伸出和平之手時卻冷嘲熱諷有關，這次連納粹的帽子都出籠，這些動作固然有利用危機感固票、搶票的作用，但對於台灣族群彼此理解、尊重絕無好處。碰上現實的選舉及鞏固票源，口號僅淪為吸納中間選民的妝點，事實上中間選民的騎牆也不無辜，將明顯的矛盾置而不顧，轉化口號當作無力對抗藍綠惡鬥時選邊的贖罪券。
更進一步來說，不僅敏感的兩岸移民議題，東南亞外籍配偶也是長期處於弱勢，而台灣開放外勞20多年，在法令上仍然當他們為用完就丟的勞動力，前一陣子描述菲律賓外勞在台北打工生活的幽默電影《台北星期天》，卻有戲院業者擔心因此吸引大批外勞在戲院聚集不願安排上映，台灣不應該忘記這些族群該有的平等及他們的故事。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台灣應該好好咀嚼這段奧維爾《動物農莊》中的名句，雖然民主選舉雖然讓族群平等朗朗上口，但是否實際卻仍不斷用身份別、出身地決定一個人的權利義務，從表面的「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來決定是不是要對一個人友善，有些族群的紅豆冰台灣是不想下嚥更見之即吐的。
《初戀紅豆冰》應該可以給台灣一個思考的機會，吃台灣米、賺台灣錢不認同台灣的質疑必須被放下，長期以來要求所有華人必須具有的中國原鄉認同巨大陰影也需要被挑戰，台灣有機會同時成全每個長期、短期移民的兩個夢，也就是安身立命及遙想故鄉之夢，至於台灣這個他鄉最後能不能變成故鄉，則是必須被尊重的個人選擇。
台灣是高度移民的社會，移民的形式形形色色，有戰亂時的難民譜出大時代的悲歌，也有1990年代後陸續而來的婚姻移民散佈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孕育下一代台灣之子，而華僑學生、外籍勞工雖然來台灣時都是過客，但也不乏最後因為事業、結婚、逃逸逾期居留長久定居於此，事實上，台灣工業化過程中大批的農村子弟被擠到工業區、都市謀生，也是廣義的移民，他們的經歷更是台灣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部分。
這些都代表著台灣複雜的認同政治，在戒嚴時期能透過政治文化霸權將中國式鄉愁文化定於一尊，而民主化之後則難免必須經過長久的梳理，它必然得先撕裂原本透過黨國教育凝聚而成的認同，但這多年來這時多年來的跌跌撞撞及教訓，能否因為民進黨日前公布的十年政綱多元族群篇而得到重新昇華的機會？
台灣朝野都需要反省為何台灣仍不斷陷入族群議題的紛擾中。2004年9月民進黨也曾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但隨後一遇政權危機、選舉及重新在野，謝蘇總統競選時推出的「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的競選廣告，形象牌不分區立委黃淑英多次在立院質疑大陸配偶及子女的台灣認同問題都令人怵目驚心，這次多元族群政綱才剛公布，就像從來不存在一般仍強調對陸生三限六不，連生於台灣留學中國的公民仍難以「被平等」。國民黨長期擺脫不掉「高級外省人」的陰影，其實也與對過往歷史沒有深刻反省，而當民進黨伸出和平之手時卻冷嘲熱諷有關，這次連納粹的帽子都出籠，這些動作固然有利用危機感固票、搶票的作用，但對於台灣族群彼此理解、尊重絕無好處。碰上現實的選舉及鞏固票源，口號僅淪為吸納中間選民的妝點，事實上中間選民的騎牆也不無辜，將明顯的矛盾置而不顧，轉化口號當作無力對抗藍綠惡鬥時選邊的贖罪券。
更進一步來說，不僅敏感的兩岸移民議題，東南亞外籍配偶也是長期處於弱勢，而台灣開放外勞20多年，在法令上仍然當他們為用完就丟的勞動力，前一陣子描述菲律賓外勞在台北打工生活的幽默電影《台北星期天》，卻有戲院業者擔心因此吸引大批外勞在戲院聚集不願安排上映，台灣不應該忘記這些族群該有的平等及他們的故事。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台灣應該好好咀嚼這段奧維爾《動物農莊》中的名句，雖然民主選舉雖然讓族群平等朗朗上口，但是否實際卻仍不斷用身份別、出身地決定一個人的權利義務，從表面的「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來決定是不是要對一個人友善，有些族群的紅豆冰台灣是不想下嚥更見之即吐的。
《初戀紅豆冰》應該可以給台灣一個思考的機會，吃台灣米、賺台灣錢不認同台灣的質疑必須被放下，長期以來要求所有華人必須具有的中國原鄉認同巨大陰影也需要被挑戰，台灣有機會同時成全每個長期、短期移民的兩個夢，也就是安身立命及遙想故鄉之夢，至於台灣這個他鄉最後能不能變成故鄉，則是必須被尊重的個人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