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祯兆：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

汤祯兆，十足典型香港文化人。曾是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与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的梁文道是同代人。刚出道时更曾与梁文道打过一场笔仗，后成良友。
在东京念日文时，兴趣转移至电影研究和文化分析的方向，至今已出版著作14册，大多是关于日本电影及流行文化的研究著述。但他一直拒绝成为“专家”，而以“流民”身份自居。
自言“流民”追求的是专业的态度而非专家的身份，“沿街看风景，翻书寻自省”大抵可以概括“流民”的身份本质。

《整形日本》作为汤祯兆的第一本在内地刊印发行的书籍，是一个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路标，有田野观察，有文本分析，有中日文化之对照，更难得的是，语言直白、干脆、有趣，完全没有僵硬的书院气息，完全实践了汤祯兆一贯的“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

长久以来，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抛除民族情感，一直停留在《菊与刀》中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析上。
这种刻板印象根本无法解释日本文化创意的勃兴，以及其遍布全球的巨大影响力。看看我们周围，御宅族、暴走族、Cosplay、日剧迷以及三池崇矢史的暴力影像、岩井俊二的清新写真和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引起的狂热追逐，就实实在在发生你我的身边。为什么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文化第一输出大国？那些至潮的新生族群在日本如何发源，又是为什么能够在别处生根落脚？
汤祯兆，这位港产日本通，站在华人的角度，凭借其对日本社会全方位的细致观察，一一解答了这些疑问。在书中，我们不单读到了一个似乎熟悉实则陌生的日本，还能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

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

晨报周刊：关于日本，你写过不少著述，基本上已可以把你看作当今国人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一个通道。这方面的兴趣和研究热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汤祯兆：严格来说，我对日本的兴趣一切缘生自对日本导演的钟情──我抵达东京后，为自己订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到小津安二郎的墓地拜祭致意。留学期间，我大约参拜了三、四次，每当心灵上出现困惑又或是精神上感到疲惫，小津墓往往对我都能够起到平复洗涤的灵性作用。当然，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是我留学时期手边的爱读本，我对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有同时代的共鸣感。后来回港，港台两地刮起日剧旋风，于是我写成《日剧美味乐园》、《日剧游园地》及《日剧最前线》，大抵于传媒界中正式被锁定为日本通的角色。不过回首看来，旨趣的驳杂一向是个人性格使然，那大抵亦与香港的殖民地背景有关──博取所需，不囿一门；质素先行，题材不限；草根自学，尊重经典。我想这就是身处殖民地得享资源广泛流通，意识形态却无比自由的最佳优势。而真正对日本流行文化作正面切入的分析专著，应该是以于台湾出版的《俗物图鉴──流行文化里的日本》开始。

晨报周刊：虽然日本的文化产业输入国内已有不少，比如动漫和日剧，但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认识仍然很刻板，可以说近乎偏执地停留在《菊与刀》的程度上，你觉得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汤祯兆：依个人观察，内地出版的日本文化研究，我认为大都离不开学院的生活局限。不是说内地往东洋留学的人数不多，而是大抵区分成两类──一类于学院中为学位打拼的固然较有机会提笔记下所思所感，但观察角度则往往受制于宏观的文化大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实地体验配合；另一族群是取得学生签证后，则立即废寝忘食后以挣钱为务，我留学时身边的内地同学，无不身兼数职，唯一有机会缺席的大抵就是课堂时段。此所以出现二元分割的书写状况──有力提笔者没有真正进入日本社会去体验生活；有前线打拼经验者却无力亦无从去分享所见所闻，于是我们仍然停留在《菊与刀》的日本镜象观察。

晨报周刊：在去日本游学前，日本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国家？在日本游学期间，经历了怎么样的文化冲撞，随之而来地在观念上有什么变化？
汤祯兆：我对日本从来没有多余的迷思，既不特别羡慕，也没有源自民族上的反感之情。去日本游学前，一向认为日本是光怪陆离的国家，抵步后经历亲身的体验，更加强化了以上看法。我所指的光怪陆离，乃针对其中多元价值纷陈以至对立冲突不断涌现的存在状况而言，那正是文明的标志所记。不同的价值观念，由传统的男尊女卑到家长制的阴影处处存在，到性爱解放以及流行文化的支配国人思想，均一一于日本得到体现。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觉得生活在日本就好像置身于时空高度压缩混糅的处境中，时刻要调整个人的期待视野，上一刻屏息以待专注于眼前的流动歌舞伎风景，下一刻AV星探就在身旁进行活生生的人肉战场无边界规限的擂台角力战──要说有什么文化冲击，那就是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的挑战；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正好就是刺激思路的最佳赛场。

晨报周刊：你的著作可以当作轻松的社会学读物，语言直白、干脆、有趣，这种“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吗？
汤祯兆：或许因为我在香港长大，又或许因为我念中文系出身(专攻现、当代文学)，我一向对于宏大论述的假大空意识极为烦厌。香港的成长经验教晓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街上满是专家流民。香港一向是以经济金融挂帅的商贸城市，过去如是，未来亦会如是。唯其明心见性，才得以抱持健康的写作态度撰作下去。严格来说，我执持的写作态度应是「娱己娱人」，知识分子很容易走上律己以宽，待人以严的虚浮之路，尤其一旦眼前涌现「钱途」。所以我会倒过来看，只要自己认真写作从而「娱己」，有心人在写，自然会有有心人去看。

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

晨报周刊：梁文道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还能(从本书中)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其实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如果重新确立这样的地位，国内目前需破除哪些障碍？
汤祯兆：所谓文化输出大国，其实很重要的前设是要有一整体的结构性视野。举例而言，日本不可能仅凭歌舞伎又或是茶道花道，就能够俘虏人心，文化的输出同样需要不同产业的配合营运，才可以汇聚生成创作上的爆发力。在这一方面，我暂时仍然较为悲观，因为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而这一点看来始终是我们的禁地。我们看到《死亡笔记》就会张皇失措(《整形日本》简体版和繁体版的其一差异，就是抽出了一篇讨论《死亡笔记》其中强人意识来临的文章)，其实日本国内较《死亡笔记》乖张疯狂的漫画可谓不可胜数，你可以想象彼此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不是说创作上无限自由百无一害，但你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成为潮流思维上的领导者而非技术上的巨匠(这是以张艺谋为首所代表的美学追求)，就要接受一切正反的可能效果。

晨报周刊：如果不读你的研究，还真不知道Kawaii、Cosplay、御宅族、暴走族等这些流行文化产生的背景和蕴藏的渊源。奇怪的是，这些以社会文化为土壤生长的所谓个人旨趣的东西(有些甚至是超越常态的)能够在日本聚合大众的力量并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甚至飘洋过海，所向披靡，难道日本有什么特殊的基因吗？
汤祯兆：正如我先前所说，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充满内部矛盾──从创作上的角度而言，日本是圆形人物，我们是扁平人物，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晨报周刊：日本这个国家总是给人以震惊的感觉，比如AV事业的繁荣，写过《AV现场》的你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AV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汤祯兆：不少中国人初到日本外游，对于眼前的一切都会甚感疑惑。在便利店可以看到大量的色情杂志占据书架，而无论年青人又或是老头子，衣着马虎又或是西装笔挺，都可以若无其事地翻阅，脸上毫无腼腆之色。至于路面风景更加满目春色，其实不仅限于新宿的歌舞伎町，只要你去到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日本市镇，总会很容易找到所谓的欢乐街。尤有甚者，大部分的欢乐街都管理得井井有条，通常会有一些信息中心，供有需要的人士入来搜寻有关数据。以上一切都是在日常的场景中出现，对日本人来说并没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我们惯用窥秘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情色文化，选择身居道德高地予以批判，这都是因为我们一向用割裂的一鳞半爪方法，去“认识”日本的情色文化。认为日本情色文化“变态”，本来就是我们的“误读”角度，乃是以华人社会既有文化角度，去套用在日本语境身上加以不恰当的解说。因为不能摆脱以上的思想桎梏，我们就总不能除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的心魔。

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也是你在书中关注的一个问题，而我国也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日本的一些尝试可以搬到国内来实践吗？
汤祯兆：其实日本即使为超老龄社会做了不少工夫，但事实上仍然问题不断丛生，最近(6月25日)在日本千叶县，就有一名老翁趁睡梦中，把一家四口(妻子、同居的儿子、媳妇及孙女)悉数用槌子击杀，然后再报警自首，后来更自剖“杀光全家可变快乐”。此一匪夷所思的案件，其实正好反映出日本的老人问题，已经去到价值崩溃的临界边缘。我认为日本面对老人问题，最值得参考就是民间自发性的不同组织，往往乐于踏实地去构思疏导问题的方法，尽量重新巩固及强化小区邻里的互助价值──这一点是盲目追求高度经济增长的都市化进程中，最容易忽略的；而当逆境降临，大家又会一窝蜂把责任堆到政府头上。我们都忘了大家都是催化超老龄社会来临的一分子(在香港尤其明显，生育率的急降已亮起红灯)，似乎再没有袖手旁观的余暇了。

晨报周刊：在《郊外神话的梦醒时分》一文中你研究了日本青少年的“援助交际”，而国内的学生群体也不乏以此方式赚外快者，更有甚者“不想工作，只想找个有钱人养着”，这是富裕社会必然面临的问题吗？
汤祯兆：我觉得要问的是──为何她们认为不想工作，只想有人养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先问，她们的想法和过去数千年来不少女性，认为理想下场是嫁得一好归宿，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除了有没有名份之外)？同时更加要问：我们身处的社会肯定的是什么价值？要占领道德高地指三道四不过属口舌之劳，人人都得以为之，但扪心自问──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在书中你专门论述了日本青年的暴力问题，比如“会津若松的母亲杀害事件”，其实在国内，这样的少年犯罪也日渐引起关注，如果你在GOOGLE搜索“轮奸”这个词条，竟能搜索到3名14岁中学生轮奸自己同学并用手机录影的新闻，你怎样理解这样的事件？
汤祯兆：这正是我所提及的文明代价，即使连治安一向安宁，而且又被公认为教育质素高，而且又属于理想的均富型社会芬兰，最近不也接二连三发生校园枪击的暴力事件吗？当代社会的舞台提供了不少机会给我们，有人迷头迷脑挣扎向上，有人一心利用手机一夜成名。最近香港也发生数字年青人在吉野家牛肉饭店中，集体强奸了一名女同事的案件，后来亦不过因为强奸片段上载到互联网上，警方在接获投拆下才执法逮捕涉案者，那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你可以说十分荒谬，但对比起最近的毒奶粉事件而言，相信后者才是怪力乱神的当代异象录吧。

晨报周刊：你如何看待毒奶粉事件呢？换作日本，政府、民众及媒体又当如何反应？
汤祯兆：一句话就可以道尽──毒奶粉事件令大陆费上十多年于海内外所建立的正面形象，于一天就清洗而空，我认为较美国的次贷风暴严重何止千百倍。日本当然早已守不住食品安全国的美名，但事后的惩处、严打及问责制度，仍是保持国际上认可的水平的。从文化上的习性而言，他们在涉及公众利益的丑闻爆发后，往往会有涉案者自杀来承担一切责难以挽救企业形象，先撇除是非上的对错不谈，与目前内地的情况──表面上把官员免职，不久后又可以易地东山再起，大抵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吧。

晨报周刊：最近，为了能“文明城市”的评选，长沙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整顿交通、卫生、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甚至连街边小店的招牌都整齐划一了，就你在日本的生活经验来看，文明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汤祯兆：文明城市当然要讲求外观，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趋向；我尝试简化为一项特质──由衷尊重他人的自由，不以个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身以外的一切大小事务，这就是我肯定的文明素养第一步，其它的目前大抵还可免谈。

--- 晨報周刊 39期 （2008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