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踏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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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因為慵懶，《命名日本》簡體版上市了差不多一個月之久，才想起要更新的事宜。感謝編輯李楠，她一直細心跟進，令書本順利推出。今次以一半彩色一半黑白的安排印刷，對出版社而言所承受的風險亦提高了。事實上，我在豆瓣上也曾看到有內地讀者對售價提高了表示不滿。是的，人生每一個決定，肯定不能討好所有人，只能承認我還是希望未來簡體版可以盡量貼印繁體版的全彩安排。幸好，書推出市場不久，已經知道要加印第二版了，我亦會增補一篇關於飯島愛的文章進去，希望書可以去到更多人的書架著陸。
２＞補上內地版的後記及毛序，和大家分享：
閱讀日本的速食法則
毛丹青

我讀湯兄《整形日本》的時候，有過一些隱約的印象，後來逐漸變得明確起來。所謂印象，並不針對任何抽象的日本，反而都是細節上的內容。類似“禦宅族”“腐女”“水手服燈籠褲”之類的詞彙，原本都是捕風捉影，很難與日常相識的日本人對號入座，加之這些新派生的概念猶如夏天河溝兒裡氾濫的雨水一樣，有的沉澱下去，有的隨波逐流，幾乎在瞬間之內就消失一空了。

日本每年都評選“最佳流行語”，但奇怪的是真正能留得住的詞彙並沒那麼多，一般不用幾年就被日本大眾徹底忘掉，大部分流行語都變成了當年的應景道具。順便說一下，今年日本的最佳流行語叫“阿軟佛”，源于英文“Around Forty”，然後把它拆開變成“Aro_For”，意思是“40歲上下”的女人。由頭來自一部同名的電視連續劇，專門講日本40歲上下女人的那些雜活事兒。

從上述不難看出，“應景”也許是日本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機制，從大眾心理上來說，不僅是一個快捷消費的物件，而且還是把“流行”延續下去的鏈條，他們的流行文化之所以層出不窮，無怪乎這樣一個機制的存在。讀湯兄的《命名日本》，對這一點的把握十分到位，值得稱許！

不過，話雖這麼說，跟我常年居住日本的經驗相比，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閱讀日本的法則呢？這裡暫且把湯兄的日本文化論戲稱為“速食法則”，因為他表達清楚，點與線的連接十分班配，讀完後給人的整體感和飽食感都很強。

不用說，這跟作者大量的直接閱讀有關係，看上去他的觀察觸覺很像一架升到半空中的天線，可以對細微的電波都做出必要的反應。一邊讀他的書，一邊想起我自己對日本的觀察，似乎跟他形成了一個反差挺大的比較。因為我不像他那麼關注大量的日本書訊，閱讀也不追求什麼都非深入不可，有時蜻蜓點水，反而讓你覺得新鮮。

閱讀日本除了一種隨時跟進的把握，還有一種定點定時的體驗。跟湯兄比起來，我屬於後者，憑藉居住日本的現實，同時也依靠每天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甚至包括所想所思。當然，瞭解鄰邦文化最理想的是採取兩種法則，一個速食，另外還應該加一個“慢餐”。抓住一個場合和一個時間，全神貫注，哪怕得不出什麼結論，但心甘情願地花時間往死裡看，記錄一個現場的情景都是十分必要的。所謂“文化論”，應該是一個表情相當豐富的敘述。

《命名日本》從體例上看，包容量很大，幾乎可以遍佈日本文化的流行取向，而且每章都從解題入手，寫法上規範，很像一位元老練醫師手上的手術刀，運用自如，見毒必切的闡述欲望躍然紙上，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瞭解日本的寬泛的場合。這當然是作者“隨時跟進”的速食效應，同時也是他讀書讀透了之後的直接表達。

說來也怪，沒有定居到日本的時候，我曾跟湯兄一樣閱讀過大量的日本圖書，而且大部分也跟流行文化有關，包括日本人最先弄出來的“卡拉OK”就讓我著迷過一段時間，不是自己天天去唱，而是一直琢磨人為什麼喜歡唱卡拉OK？

日本住得時間長了，起先覺得好奇的事情已經不再好奇，包括上周日本一家電話公司宣佈研製成功了攜帶卡拉OK的手機，對此，我僅僅是知道而已，再也不會好奇什麼。所謂“流行文化”也許就是這樣，只能鎖定于一個時間段去判斷，往後很難有誰保證它的不變。期待有一天能與湯兄對談，如果用快慢兩道餐來品說日本的話，也許是一件出彩的事兒！

由《整形日本》到《命名日本》
文：湯禎兆
這是我在山東人民麾下出版的第二本著作，過去一年出現的變動可謂不多也不少，大抵也可以在此向簡體版的讀者交代一下。
我在０８年分別在內地、香港及台灣出版了不同的作品。在內地除了《整形日本》外，也在廣西師大麾下出版了《日本映畫驚奇》；在香港出版了日本文化旅遊《情熱四國》（知出版）以及個人自選回顧集《全身文化人》（文化工房）；另外也在台灣的書林旗下出版了香港電影研究《香港電影血與骨》。我說過自己是一名幸運的人，０８年個人出版的順遂，背後當然有眾多指路明燈穿針引線在協助，於此先致上由衷的謝意。然而我認為一切並非偶然，多得梁文道在內地打出一片天，他身體力行執持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神，樹立了良好的溝通交流榜樣。在《整形日本》的後記中，我早已提及身邊有不少香港寫作界的友人充滿潛力幹勁。有麝自然麘，我信如是──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李照興的《潮爆中國》、潘國靈的《城市學──香港文化筆記》及陳寧的《八月寧靜》等優質著作，均逐一以簡體版回歸內地面世。香港雖然是一個經濟掛帥市場主導的商業城市，然而自由自在的思想空間，一向利於孕育對文化藝術的個人探究。香港原來的殖民地背景讓人可以博取所需，不囿一門，這就是身處殖民地得享資源廣泛流通，意識形態卻無比自由的最佳優勢。在香港長大，更加上自己唸中文系出身(專攻現、當代文學)，我一向對於宏大論述的假大空意識極為煩厭。香港的成長經驗教曉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最重要自覺性，應該體現在不可自覺為知識份子的身份上。人人都是知識份子，街上滿是專家流民。香港一向是以經濟金融掛帥的商貿城市，過去如是，未來亦會如是。唯其明心見性，才得以抱持健康的寫作態度撰作下去。嚴格來說，我執持的寫作態度應是「娛己娛人」，知識份子很容易走上律己以寬，待人以嚴的虛浮之路──尤其一旦眼前湧現「錢途」。然而由於在香港從事文化藝術的工作肯定無利可圖，反過來減少了喧嚷，催化更多誠摯交往，助長了實幹者的思考自省。所以我會倒過來看，只要自己認真寫作從而「娛己」，有心人在寫，自然會有有心人去看。先娛己才可以後娛人，是個人深信的座右銘。
依個人的淺陋觀察，簡體中文世界所出版的日本文化研究，我認為暫時不少也離不開學院的生活局限。不是說內地往東洋留學的人數不多，而是大抵區分成兩類──一類於學院中為學位打拼的，固然較有機會提筆記下所思所感，但觀察角度則往往受制于宏觀的文化大論述（如較為概括性的「日本人論」），而缺少微觀的實地體驗配合；另一族群於取得學生簽證後，則立即廢寢忘食以掙錢為務。我留學時身邊有不少內地同學，無不身兼數職，缺席最多的就是課堂時段。此所以出現二元分割的書寫狀況──有力提筆者未必有閒暇進入日本社會去體驗生活；有前線打拼經驗者卻無力亦無從去分享所見所聞，於是我們仍然反覆停留在《菊與刀》的日本鏡象觀察階段。

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多餘的迷思，既不特別羡慕，也沒有源自民族上的反感之情。去日本遊學前，一向認為日本是光怪陸離的國家，抵步後經歷親身的體驗，更加強化了以上看法。我所指的光怪陸離，乃針對其中多元價值紛陳以至對立衝突不斷湧現的存在狀況而言，那正是文明的標誌所記。不同的價值觀念，由傳統的男尊女卑到家長制的陰影處處存在，到性愛解放以及流行文化的支配國人思想，均一一於日本得到體現。用一個比喻來說，我覺得生活在日本就好像置身于時空高度壓縮混糅的處境中，時刻要調整個人的期待視野，上一刻屏息以待專注於眼前的流動歌舞伎風景，下一刻AV星探就在身旁進行活生生的人肉戰場無邊界規限的擂臺角力戰──要說有什麼文化衝擊，那就是理論永遠落後于現實的挑戰；對知識份子而言，這正好就是刺激思路的最佳賽場。

所謂文化輸出大國，其實很重要的前設是要有一整體的結構性視野。舉例而言，日本不可能僅憑歌舞伎又或是茶道花道，就能夠俘虜人心，文化的輸出同樣需要不同產業的配合營運，才可以彙聚生成創作上的爆發力。要成為文化輸出大國，首要條件就是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底線限制，而這一點看來始終是我們的禁地。今天我們擔心《死亡筆記》敗壞世道人心，現實中日本國內較《死亡筆記》乖張瘋狂的漫畫可謂不可勝數，你可以想像彼此的距離究竟有多遠？我不是說創作上無限自由百無一害，但要成為文化輸出大國，成為潮流思維上的領導者而非技術上的巨匠(這正是以張藝謀為首所代表的美學追求)，就要接受一切正反的可能效果。
由《整形日本》到《命名日本》，如果沒有浪費紙張傷殘樹木，我僅希望它們可以豐富讀者對當代日本的一鱗半爪認識──不為甚麼，只因我們永遠對世界充滿好奇。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