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踏流民

文：陳志華
 
《香港電影》第9期,08年7月號

http://blog.roodo.com/book686/archives/6557019.html

視線，永遠透露出訊息；而態度，經常決定了視野。

日本重量級電影評論家蓮實重彥於1977年的名著《反「日語論」》中提到他的法國妻子曾經說過關於她「生命中輝煌的一天」：那是在她五、六歲時的一天，她的母親把她和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然後帶她來到一個木偶劇場，以為要看表演，哪知劇場的主持人卻宣布讓孩子們來一場即席朗誦法語詩的比賽；她在被要求上台表演的那一瞬間，回頭尋找母親，發現母親早已隱身在一群媽媽之中，表情詭異，她頓時感到一股強烈的敵意：被母親出賣！而在她上台開口朗誦之前，她發現原本那些漂漂亮亮的臉孔都變得極醜陋，而且「還是頭一次看到人的臉那樣的醜陋」，但她在敘述時特別向蓮實強調「所有的輝煌都是從那一瞬間開始的噢」！

等到她不得已朗誦完畢，聽到持續不斷的鼓掌聲，她竟被選為全場最優！而當她再次上場接受頒獎的時候，她發現台下那些臉孔已不再如之前那樣醜陋了，且「第一次感到了語言成了自己的東西。」

蓮實由此開始反思聲音及文字﹝語言及書寫﹞在人類認知溝通的情境中的差異，並帶出人如何經由語言分辨他者同時建立自我認同，甚至論及索緒爾對語言學改編的缺失一直要到符號學的納入才算獲得輝煌的成功，但他隨後又擺脫了聲音或符號的論旨，而更進一步以生與死的形上學意義來強調人生的真實體驗其實是超越語言的：「那時是六歲的內人，用裹擁著她的與環境相符的『聲音』超越了作為體系的『語言』。這一輝煌，與其說是博得了意想不到的喝彩的那種輝煌，不如說是一種內含了死的生之燃燒。」

多虧另一位香港影評人家明的提示：在「《冷血字傳》的寫作本質探討」一篇中﹝收錄於湯禎兆《全身文化人》，香港文化工房出版﹞，阿湯自己也曾這麼說：「寫作從來就是謀殺的過程，它要奪取的正好是自己的生命。」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引介蓮實重彥如何看待他妻子「生命中輝煌的一天」，其實乃是藉由她第一次掌握到語言的實際經驗，來證成語言同表達、創作與生命之漸進關係；而身為香港影評人亦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湯禎兆，在其新書《香港電影血與骨》中幾乎是以相同的視線與態度看待香港電影「生命中輝煌的每一片」，而這其實也正是湯禎兆重新掌握香港電影語言的生命經驗與創作感言。

透過蓮實的敘述，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他的「視線」既通盤照顧全局又不離焦點，不隨便跳脫背景情境更不放過任何細節，這大概是一個傑出影評人所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及素常訓練；阿湯在自己的部落格「雜踏流民」中刊頭便如此說道：

「『流民』是對抗『達人』的命名，後者的大流行說明了社會對專家的膜拜傾向。『流民』追求的是專業的態度而非專家的身分，因為興趣的駁雜及好奇心的澎湃，『流民』不可能長據一方定性為專家。何況『達人』往往會陷入為維護專長，而被迫墮進隱惡揚善的窠臼。『流民』沿街看風景，翻書尋反省－－由『亂步』到『雜踏』，其實均不過一直在貫徹『流民』的身分本質。」

蓮實之所以要寫《反「日語論」》，乃是為反思日本70年代對「正確、優美」的日語的眷戀及期待，蓮實以一個語言學者，深深理解任何文化必然附有醜陋貧乏或錯誤愚蠢的一面，強要提倡「正確、優美」，只有暫時將錯誤醜陋排除在視線之外才有可能，而此帶有歧視性的想法其實昧於日常現實，反而不利於日語的發展。

阿湯則將這種態度印證到電影範疇。看過《香港電影血與骨》的人一定不難理解如湯禎兆這般「草根」性的影評書寫方式有多麼難能可貴；強調「草根」的意義正在於一切得由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日常現實出發，尤其看與被看者均同處於一個社會之中、側身於同一個語言文化之中，自更能解讀「他者」所難以察覺的本地語言的微妙特出之處，而不至於一起始便以表面的美醜觀感判定文本的生死價值。

香港電影不論市場規模及工業化程度均遠超過台灣，各種類型片的文本都要來得豐富許多，但是一般評論人對待香港電影經常只見皮毛，不是以類型電影的公式胡亂套用解析，就是為顯示自己的美學高見而刻意揄揚隨興唬爛，既看不見專業，態度也很可議。

看湯禎兆的影評，常常等於是透過他的視線再看一次電影──儘管許多香港電影台灣愈來愈看不到！

看湯禎兆怎麼從色情書寫的權力爭逐角度談《大內密探之零零性性》──這可是部三級色情電影！再看他怎麼談70年代情色異端名導桂治洪，解讀90年代《屯門色魔》、《弱殺》等片的異代重構；看他如何因應恐怖片新類型元素的豐富變奏而自創出「鬼眼片」這個新名詞，再看他引女性主義學者羅拉馬爾維﹝Laura Mulvey﹞的著名論文「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以揪出香港新銳導演鄭保瑞的女魔心結；更令人拍案的是看他竟拿《課長島耕作》來比對關錦鵬改編自王安憶小說的《長恨歌》……

談電影本身已夠精采，明星的一生可能比電影更精采：且看阿湯怎麼談張國榮的銀幕性格，香港人又在他身上投射出何種時代價值；看他怎麼標示許冠文的能力極限、遺憾周潤發戲路的愈收愈窄、懷念八十年代的老同學周星馳……如此一路看將下來已不僅是篇篇暢快，更且足以建構出一門理解香港電影的語言學！

批評容易批判難，湯禎兆以超越一般談美論醜的層次，示範了一個草根出身的流民影癡如何撿拾一個又一個與電影相關的影像碎片──大多被過往達人丟棄路邊所不屑一顧──再還原到香港本土的現實生產環境中，據此拈出更多更豐富的新意思出來，這需要長期且熱情的生命投注，卻正好符合蓮實重彥1994年於台灣文化大學演講時所說的：「所謂影評人正是能夠看大家所不能看而自我犧牲的人。」

或許，在今時今日此地台灣，作為一個電影觀眾不免要問：出版這樣一本香港電影評論集的意義究竟何在？

我想起前不久在廣播中聽來的一句話：「談論自己沒讀過的書，是一個社會文明的表徵。」

我只想說，談論自己沒看過的電影也是﹝阿湯書中所提到的香港電影我有好些無緣得見啊！﹞。

目下香港電影的標竿旗手杜琪峰在2004年拍的《柔道龍虎榜》中特別安排女主角應采兒是一個來自台灣台南的逐夢女孩，還找到高捷來演她父親，影片上映後杜曾慨嘆「我喜愛的電影為什麼卻沒有人談論呢？」；對此湯禎兆寫了一篇「尋找香港電影的文化特質──以《柔道龍虎榜》為例說明」以證明香港的評論人從未忽視這部杜琪峰的代表作品；而台灣出版社此時出版阿湯這本《香港電影血與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在回應湯禎兆、杜琪峰乃至香港電影：不只香港評論人沒有忽視，台灣也沒有忽視！



P.S.：本文同步刊於破報第520期。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zen/3/1308931393/20080715164336/
文/zen

(本文發表於台灣出版資訊網)

書名：香港電影血與骨
作者：湯禎兆
出版社：書林

自從台灣的國片沒落之後，香港電影，成了台灣普羅大眾觀賞華語電影的主要來源(雖然絕大不是賣票進場，而是在家裡看第四台)。

於是，出現一種奇特現象，一堆沒去過香港的台灣人，對灣仔、銅鑼灣、尖沙嘴、中環、南丫島等地方與特產，熟得像自己家的後院；對許冠傑、周星馳、周潤發、張國榮、梅艷芳、成龍、劉德華、黃秋生等等難以計數的港星的八卦及其所執演的電影，也如數家珍，好像隔壁鄰居。

台灣人看的香港電影雖然不少，不少人也自以為夠熟悉(例如能有影迷能背下星爺全部電影的對白)，但其實，比起香港電影帶給台灣人的，台灣人對於香港電影的尊重與認識，都遠遠不夠，必須好好補課。

湯禎兆的《香港電影血與骨》，正好填補了台人對港片的一知半解，讓台灣觀眾能夠快速而全面的鳥瞰香港電影工業的發展與流變，了解港片的師承，導演與編劇的專長（從藝術片的王家衛到普羅商業片的王晶，皆有可觀），香港電影的類型與流派(鬼片、黑道片、都會愛情小品、搞笑片、武俠片……)，港片處理的問題意識，電影笑點(像許冠傑和周星馳怎麼抖包袱的？)，港片拍攝場景為何多在市景巷弄與商場（背後的文化意涵），大牌明星與導演的長處與侷限，如何自我挑戰等等。透過湯禎兆的解說，讓你了解港片的語言邏輯，從此再看香港電影，少了文化隔閡，更能融入其中，全面的享受。

讀畢此書，這才驚覺原來就連色情三級片，導演也能安置批判；俗爛片竟然也有自己的標準（也就是說，一部電影不是拍的爛就可以被稱為爛片，要稱得上爛片還得符合某些資格）。

想理解香港電影的精采之處，必須先了香港社會的社會變遷，才能了解導演編劇們，是如何透過商業電影，回應並告知香港市民自己的感受與批判(從七○年代的香港崛起、九○年代前半的回歸焦慮、回歸後的身分定位與不景氣等等)。掌握社會環境這個大框架，港片將不只是單純的商業娛樂片，而是具有港人務實特性的社會批判力量。

湯禎兆對香港電影工業的熱愛與憂心，使其正確認識港片的困境，不在八○年代台灣華語片的衝擊，九七前的焦慮，不在九七後的景氣，不是中國電影的崛起與好萊塢的強勢，不在產量遞減，甚至不是品質大不如前，而是大陸對港開放的善意政策(港片擁有在全中國發行的優待)，使香港電影從劇本、對白、故事，到選景、選角，全面自我審查，迎合中國市場，與讓過去港片之所以能立足的香港社會脫鉤，丟失了原本的特色。

湯禎兆對港片的憂心，同樣值得台灣借鏡！

Cinema Critique

編按:寫影評日久,粉絲眾多的湯禎兆,原來這才是他首本關於香港電影的結集,而順利在電影評論出版早已萎縮的台灣推出,作家本人也感驚奇──其實,下筆時他以整體華文世界的讀者作想像,書中關於千禧年後至去年的電影與影壇現象評析,是自稱草根影評人的作者,以屋村場景、在社會向上爬動的生活認同作視角, 從心理學、文化評論等不同方法寫成的文章,原發表地即多在台灣與大陸。雖云港產片衰落,香港電影及香港影評,以至對文化的詮釋與引介,仍如詹宏志的序文所言,於非港人多有啟發。
   
    就在1997 年吧,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一位香港記者路上攔住我,急切問起我對97 以後香港言論自由的看法。
我說,我真的不能想像香港失去言論自由的模樣,香港是亞洲地區「老牌的」言論自由之地,多少年來香港是亞洲
地區,更不用說是華人治轄地區,一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典範」;在喧嘩熱鬧的廣式茶樓裏,人們一面飲茶
歎點心、一面攤讀「葷腥不忌」的報紙、一面大聲議論「百無禁區」的話題,這已經是我心目中某種「三代之治」
的烏托邦景觀。
    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是理想主義者的「概念」,而是一種庶民的「生活方式」,這當然是港英時代留下的「殖民餘毒」或「歷史意外」(端看你站在哪一邊看這件事);但也因為持之已久、滲透也深,要把香港老百姓血液裏頭的言論自由細胞拿走是不容易的。對我而言,97 以後如果香港立刻發生言論自由大倒退,那將是大變動與大震撼,絕非「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本意。我最後說,97 以後,如果部分傳媒或企業因為揣摩政治風向
而「自動收縮」若干言論的邊界,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香港發生全盤性的言論限制,退後到和中國同一套尺度,那將是不可想像的。現在我已經不復記憶,當時說這些話是源於有根據的推論,還是基於某種情感的「期待」,或者用我當時愛用的話,是一種「帶着願望的邏輯」?

張望世界的望眼鏡
    我對香港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分析未必可靠),我甚至認為我這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欠」香港一份情。也許比我年輕的台灣世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歷過一個思想遭封鎖、說話不自由的「苦悶時代」,我們得要從各
種縫隙張望,才能偷窺一點點世界,其中一副我們藉以張望世界的望眼鏡,就是「香港」。
    七十年代初,我離開鄉下到了台北,內心滿懷讀書的渴望,希望在豐富的城市裏看見更大的世界。一天在上課途中,我新認識的同學轉身偷偷遞給我一本包裹緊密的書,並用手指比在嘴上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我明白這個手
勢,這是我們傳遞一切「禁忌事物」共同的手勢,也是我們向一切「壓迫宰制」表示對抗和棄絕的手勢,我回到宿舍把書打開來,發現是香港「小草叢刊」所印行的《陳映真作品集》。
    陳映真此時還在白色恐怖的牢獄之中,沒有人能在公開場合談到他,更不要說流傳他的作品。我聽說過他,但不曾讀過他的作品。但那一個晚上,我讀得雙眼紅腫,內心激動,每個角色都在我腦中縈迴不去:越戰中身心俱疲的黑人軍曹巴尼、貧窮而虛無的弟弟康雄、送喪隊伍裏吹小喇叭的三角臉、在年輕傭人青春肉體上尋求安慰的衰老康先生......我從一本不知來歷的書本,認識了台灣最重要的一位作家。
    幾年後,我和剛出獄的陳映真先生見面,談起這本建立起讀者認識作者的書,陳映真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刊印者是誰,兩個人一同搖頭稱奇,我們都沒有感覺到這是「侵犯版權」,我們都覺得這是來自香港某位有心人的「義舉
」。
    我認識台灣的某一部分必須「通過」香港,更不要說,我想認識那巨大陌生的中國(特別是那諱莫如深的「文化大革命」),更必須經過香港。當時台灣對中國資訊的封鎖是驚人的嚴格,我們不但不易看到任何來自大陸的隻
字片語,就連一兩封國外輾轉捎來的家書也極困難。香港書刊有任何言及中國現况的內容都在查禁之列,我們偶然能私下傳讀幾本僑生朋友帶來的《明報月刊》和《七十年代》,我們也是因為這樣熟知了胡菊人、李怡的名字。
    政治相關信息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事實上新聞不自由的副作用遠比想像為大, 「言論控制」經常連帶「封閉、 過濾」了許多內容,我很快地從香港各種作家的內容裏,感覺到他們的「見多識廣」,也感覺到他們的活潑創造, 他們沒有選題的壓力,沒有意見取向的壓力,他們甚至沒有歷史傳統,他們我手寫我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香港臥虎藏龍
    一位大學者曾經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不只是這位大學者,現在許多台灣、大陸的文化界人士,甚至也包括一些自怨自艾的香港文化圈友人,常常也持有香港是「文化營養不良地區」的想法。但這不是
我「看到的」或「讀到的」香港,香港社會整體也許是少了一種「文化從容」的空間,或者不如說是少了一種優雅「販賣文化」的市場(比起台灣或者中國大陸),從我的經驗來看,開放而富裕的香港其實是「臥虎藏龍」的,各
種「愛讀書、會讀書」的聰明人藏身其中,隱於朝或隱於街市,在他們偶爾為文的隻字片語中,都曾經給我無數的啟蒙啟發。
    這張我內心虧欠的長長名單中,不乏耀眼的像林行止、張五常這種巨星,但也包括比較隱晦的像梁濃剛、張德勝這樣的聰明讀書人;既包括以談政治或大文化為中心的《明報月刊》、《百姓》、《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作者群,也包括談時尚、談電影在《號外》、《電影雙週》上寫作的新銳文化觀察者;他們當中有人多識多變如陳冠中,也有詩意慧眼如陳耀成......香港評論家談大眾文化,也常常讓我驚艷。這當然不足為奇,香港本來就是大眾文化工業的重鎮(這也和言論自由有關),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乃至於明星、名模、時尚服飾和現代都會的生活形態,香港都引領風騷,成為鄰近地區重要的發生源與傳播源;這就提供了評論者做第一手觀察研
究的機會,也因緣際會出現了許多有意思的作者。我自己特別偏愛的,至少就有呂大樂和湯禎兆。
    陳冠中當然也是談大眾文化的,別忘了他從前還是寫「新馬」的健將呢(《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但談馬克思主義還不如談他親眼所看見的香港社會,後來他寫《半唐蕃城市筆記》、以及近年的《我這一代香港人》等
,可就有趣極了,如果香港的存在可以得到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辯護」,這些文字應該是要成為最雄辯的「經典」 了。
    但比我年輕的呂大樂和湯禎兆路數都不太一樣,呂大樂沒有樣陳冠中那麼着急要把香港放進一個「城市比較」 架構去,他至少覺得香港文化本身就是足夠被觀察摸索的對象,也就提出許多有趣而富啟發性的觀點;早期我讀他
的《城市接觸:香港街頭文化觀察》就覺得如此,但最近的《四代香港人》和《唔該,埋單》更把這些的觸角和姿態發揮得淋漓盡致。
    湯禎兆是另一個香港文化評論界的「游離分子」,他的觀察對象除了香港社會本身,又包括了日本通俗文化。 這在香港文化圈較少見(比較起來,台灣通日文、談日本的人多得多),但他的選題擇材頗出人意表(譬如以通俗文化和社會學觀點研究日本AV產業),觀察角度也獨樹一格(他談台灣導演楊德昌的角度就前所未見)......
    友直,友諒,友多聞,我因為香港作者而「多聞」(我讀了他們的書,就相信他們是我的朋友,不管我們是否曾經相識,也不管他們知不知道我這位沉默讀者的存在)。就一位台灣讀者而言,過去是不得不然(那是開放社會的優勢),如今則是一種「文化選擇」,香港的「生存史」既然獨一無二,它產生的作者與作品也就能獨一無二。只是香港文化產業偏通俗輕思考,這些獨特的作家與觀點常常需要小心注意才能找到。
    這篇短文是因為湯禎兆的新書出版而寫的,我順其便「招供」我受益於香港作家的私密歷史,頗有「懺情錄」的意思,但我與香港文化和文化人的糾纏長達30 年,這篇短文是不夠的了。

多得林奕華的提醒———他在《港產片的貧窮恐懼》一文中指出:「我一直把我無法投入、喜歡或願意像湯禎兆般對待『港產片』的理由界定為:我太『中產』了。於是乎,在閱讀湯一篇篇解構『港產片』的文章時,使我無法不再面對自己對『中產』一詞所下的定義。」我登時才驀然察覺「草根」是個人影評書寫上的關鍵詞。自己也記不起由何時開始,當我不在球場內,而身上又有多餘的零用錢,那大抵便會一個人步入戲院默默觀影。

    我沒有愛好電影的父母,又或是親人作指路明燈,但看電影倒也意料之外地成為尋常不過的心頭好,委實有點匪夷所思。而我的觀影基地又與居住環境緊密扣連,於是慈雲山的萬年、新蒲崗的英華及麗宮(草根版的碧麗宮),乃至位於啟德遊樂場內連名字也憶不起來的戲院,都是腳踏一雙拖鞋便去流連之地。而我在戲院觀看的,正好大多都是 港產片。
    我想屋邨的成長經驗,與對港產片的感情絕不可分割,所以那一代人對港產片中的黑幫題材,以及時常出 現打打殺殺的場面確實視若坦然,反正在走廊本來就有不少白粉道人來來往往,而午夜過後樓下的廝打聲也毫不陌 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產片以實景為主導的拍攝方式,正好給人有莫大的共鳴,我清楚憶起初睹《公僕》中李修 賢透過屋邨的磚花,從而監視樓下人的一舉一動,登時興奮得失聲叫好──沒有甚麼特別原因,只不過自己無聊時 也有相同的興趣而已。

 珍惜每次觀影經驗
    在那一段日子裏,我學懂了觀影是寂寞的,和自己熱愛的足球運動不同,戲院內需要寧靜的專注。我珍惜每一次的 觀影經驗,因為那需要當時得來不易的金錢。寂寞在青春期好像是強說愁的代名詞,但我很享受在戲院中寂寞的時 刻,因為你可以哭笑由心,不用理會他人的反應,更重要的是毋須作解釋。那大抵是我當時就讀於一所極為陽剛化 的老牌男校之宣泄平衡途徑,後來進大學後更一頭栽進藝術電影的世界,於是與身邊友人之間的觀影口味距離,益 發愈來愈遠。拿着麵包以及飲料,終年不分於不同場地穿梭往來,成為重要性僅次於談戀愛的活動。那時候,我認 真地想去學習寫作影評。 大抵因為出身草根,我傾向相信書寫影評是需要學習的;也由於來自草根,更堅信自學是一切學習的關鍵。前者的 想法令我每年均利用暑期到藝術中心,選讀一些與電影有關的課程。我忘了當年舒琪及李焯桃等在堂上教了甚麼, 但肯定自此之後對他們的文章都不欲錯過。後者的信念推動下筆成文投稿,我從來都是幸運的一人,獲得發表的機 會反過來增生更大的動力,去催逼自己多看多讀。後來我才驀然驚醒,理想的影評課程不應為影評是甚麼?而當屬 影評不應是甚麼?前者一切有板有眼有書可翻,後者才是驅動思考反省的入門,真正啟迪自學的第一步。

 喚醒體內港產片
    細胞 往後好幾年,我昏頭昏腦於日本電影的世界中,直到遇上電影評論學會的朋友,才喚醒潛藏體內的港產片細胞。在 媒體工作益發教人迷失自我之際,學會好友不問好壞,把低處未見低的垃圾爛片面不改容倒頭直灌,我在佩服得五 體投地之餘,更深切感受到那份無堅不摧的熱情。由是又重新啟動個人的另一學習檔案,那就是眼前的香港電影影 評文集。有趣的是,過去港產片與現實對照的啟悟,到今天竟成為社會解讀式影評的一種策略,自然遠遠超出了當 年小夥子的想像領域之外;不過想像下來,正是繼續作無盡探索的起步點,由是成就了我的草根影評美學:一、相 信典範,肯定經典;二、承認局限,查找不足;三、師無定法,永遠學習。

《號外》３８２期，2008年7月號

(刊於《香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