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oh

太陽旗從這個島上撤退，但來的是以真赤醞染的，滿地紅。

http://hsuotto.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28.html
在友人小杜的部落格見此奇聞（文），
見之先是發噱，進而冷顫。

在此世道，我輩文化人若無能撥亂反正，
則咎歸吾等。

因此慚愧放上舊稿，供有心瞭解者一覽。

    1947，對台灣人來說，是重大命運的墜落點。當年，有三件大事發生：壹玖肆柒零貳貳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撤銷、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如果我們把這三件事先有個背景瞭解的話，那便更能瞭解國民黨政權的狼子野心。

壹玖肆柒零貳貳捌（1947.02.28）

這場災難性的悲劇，是台灣近代史上一個難以磨滅的創口，直到今日，選舉期間仍然為有心人士炒作、利用，企圖以這場災難換取選票，這也是傷口至今仍無法痊癒的原因之一。

 

    這場災難的來龍去脈，眾說紛紜，是近代史上一個亟待發掘的謎題，因此本文也不擬詳述此一事件，倒是透過史料的自證，我們來看看國民政府的監察委員是如何檢討此一災難的。

 

    按〈閩臺區監察使楊亮功等呈報調查二二八事件情形及建議善後辦法〉（1947.04.24）一文的說法，「事變」分析內容有十條，茲舉大要如下：首先是第一條提到：「反觀日人統治臺灣時一切政治經濟設施及人事制度均較有條理較有規劃」。

 

    第三條，「物價高漲與失業增加之影響」。第四條，「政府統制政策之失當」。第五條，「一部份公務人員貪污失職及能力薄弱之反響」。細目不列，由些許大綱就知道，兩任殖民政權相較，日本帝國殖民政權是優於中國‧國民黨殖民政權的。

 

    第六條提到「在政治上已較為放鬆（和日本殖民時期相較）」、「在輿論上則採放任主義」、「是以全臺十餘家報紙之輿論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罵惡意醜詆長（按：應為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1]OK，楊亮功自稱台灣有言論自由，我們之後可以看到，那是什麼樣的「言論自由」。

 

    由該檢討報告書看來，執政當局並非對自己的痛腳一無所知，在報告書中自承經濟建設、人事制度均遠不及日本，還有許多倒行逆施的炭民妄作。但行政長官公署對此類逆行，不但不思檢討，甚至惱羞成怒，因而才有此一官逼民反的貳貳捌事件。

 

    此外，我們注意到這是監察使的報告書，監察使，按中國傳統吏治的概念即為御史大夫，不但是官場良心，更執掌糾彈失格官員之職，因此照說，其對官吏的標準應該嚴些，對百姓的態度應該寬些。但此一報告書，我們看到的，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所以，當時臺灣百姓有無新聞自由一問，答案已昭然若揭。

 

    另，我們看到報告書中所稱的政治上放鬆、輿論上採放任主義，都是片面之詞不足採信。早在1946年9月14日《民報》社論，就明白表示，政府當局只是嘴巴說說，根本就不打算讓臺灣擁有新聞自由，更引發相關寒蟬效應。關於這則社論，我們等會還會見到。

 

    此外，「是以全臺十餘家報紙之輿論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罵惡意醜詆長（按：應為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當正確地給予政府批評卻變成惡意醜詆時，我們可以瞭解，楊亮功根本不懂何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當一份官方文件的著述者，這種位居要津的菁英份子根本不瞭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將這種民間對官方的建言、抨擊定義為誹謗、謾罵、惡意醜詆時，我們能期望這個時代的人民，享有今日所稱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嗎？

 

    想當然爾是不可能嘛。

 

    所以說後來的御用學者提到「自由中國地區」（當然是相對於身陷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而言）[2]時，會說到自由中國地區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講學自由……依據三民主義報業理論之故。

 

    繼續前面所提之例，1946.09.14，《民報》社論提到，政府當局會找出版社負責人「懇談」，以及把報紙某些標題、文稿以墨筆塗黑。此外，該報更於該社論公開表示：

 

「既是如此，那末，言論一定是很『自由』的了，可是，近來的事實，大有不是然者！」。

 

    1946年，這種已是公開在社論向政府嗆聲的言論，足見當時報社對行政長官公署控制言論之不滿，而1947的二二八報告書，竟然妄稱「在政治上已較為放鬆」、「在輿論上則採放任主義」。一官一民，足見其一真一偽。

微弱的香火

    話又說回來，何以當時臺灣報紙一致批判行政長官公署？這必須回顧到臺灣報業的良心批判精神，其由來何自？談此，必要先回溯到日本殖民時期。

 

    在日本攻佔臺灣早期，我們先民是以鐮刀、鋤頭，還有病菌[3]對抗日本皇軍的大砲與步槍，在武力抗日舉動失敗後，轉往文化型式的抗日。

 

    文化抗日的代表，除臺灣文化協會外，首推《台灣民報》。該報刊上自詡為「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其主要的目標就是在爭取言論出版的自由，批判殖民政府之惡政。當然，該報所遭受的打壓，自不在話下。

 

    二戰後，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對「解放」抱持異常興奮的心情，對「回歸祖國懷抱」也有高度的期待，加上殖民時代新聞管制解除後，台灣的報業有了新生的契機，新聞雜誌等出版事業呈現前所未有之盛況。

 

整體而言，1946年因日人撤退，加以國民政府鞭長莫及之故，前半年新聞出版事業蓬勃發展，島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新聞自由，因此新聞從業人員，也在媒體上高談闊論。但，在行政長官公署的惡劣統治下，社會治安敗壞、政治腐化、經濟混亂等情況，整體情勢逐步惡化。

 

當然，自詡為社會良心的報館與記者，一定會對此等逆行加以報導評論。在此我們要特別注意一點，當年臺灣因久受日本日本殖民之故，因此唯一使用語言為日文，自然，知識份子們如教師、記者、律師、文學家等是以日語書寫，日語言談。

 

對當局來說，這就是一個絕佳的把柄。

 

因為這些抨擊時政的文章，全都是以日文書就，便被當局便宜冠個「日人遺毒」，欲加以徹底剷除。非但如此，更全面禁絕所有的日語書寫，連以日文交談也全面禁絕。如此惡法導致台籍文化菁英全面失語、失聲、失業，影響層面既大且深。

 

所以，由中國來台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台灣民間社會的言論根本就是社會的亂源，必須加以大力整頓，其中執行國民黨反共政策之台灣省黨部幹部，其撲殺在野言論的心態更是直接表露無遺。

 

此後，壹玖肆柒零貳貳捌，當局在武力鎮壓過程中，開始對媒體進行嚴厲的懲罰。大約從3月8日以後，許多新聞從業人員失蹤、被捕或被通緝，主要的

報社如《民報》[4]、《人民導報》[5]等多家報社皆被查封，有些民營報社則遭到禁刊等處分。

 

    其間，精擅文學、音樂，也是記者，為人雅稱「臺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於事變後屍骨無存。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事件中被憲兵用汽油活活燒死。而《人民導報》主編蘇新跑得快，避走香港因而倖免於難，但其後半生悽慘至極。

而《新生報》發行人李萬居，也幾乎於此難中成為槍下亡魂。

 

經此一難，台籍文化菁英幾乎死傷盡絕，倘有大難不死者，也多半終身噤口。因此，事變後官辦《台灣新生報》與黨營《中華日報》成了最大的贏家。至此，日據的台灣知識份子，特別是媒體工作者幾乎被消滅殆盡。

 

臺灣媒體的結構性省籍組成，其源頭可上溯至此。

 

    此後，李萬居負隅再起，創辦《公論報》，成為承繼民主香火的微弱星光。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撤銷（1947.05.16）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乃是成立於二戰後，中華民國用來接收與統治台灣的「特別行政組織」。於1945年9月1日正式成立的這公署，只維持短短的不到兩年壽命。

 

    只是這樣，並不能瞭解這個組織的權柄有多大，所以，我們要找出他的執掌範圍，去瞭解其權限如何。

 

行政長官公署是一種暫時性組織，目的在接管台灣時，求得事權統一，接收完整。因此，其組織沿習原有台灣總督府舊有官署組織之處甚多。其行政公署，除設行政長官外，還有民政處，教育處，會計處，工礦處，農林處，交通處，及台灣省專賣局，台灣省法院等相關組織。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其實就是國民政府版的臺灣總督府，因此，會幹一些殖民奴化的事，並引起官逼民反的抗暴行動，也就不令人意外。

 

但是，撤銷並不代表管制放鬆。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清算，第一步自貳貳捌起，至伍壹伍「清鄉結束」告終，次日即解散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但這只是第一步結束，七月就有更嚴苛的法令到來。

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1947.07.10）[6]

其實，原本的國家總動員法，在1942.05.05便已實施，但當時臺灣尚屬日本管轄地，當然法令效力不及臺灣。而1947.07.10的臺灣省政府訓令，便把台灣列入法條實施的範圍之中。

 

    裡面和新聞自由相關的條目，當屬第二十二、二十三條，茲摘錄如下：

 

第二十二條（新聞自由之限制）

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報館及通訊社之設立，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記載。

第二十三條（表現自由之限制）

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人民之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加以限制。

 

    在短短三個月間，執政當局由所稱的「輿論放任主義」，到「於必要時，可限制新聞、表現自由」。此一變化，若我們熟知其社會脈絡與背景，便不覺其突兀，我們更能理解，若執政當局不限縮言論自由，反而奇怪，若真以為國民黨政權會採輿論放任主義，那也荒謬絕倫。

 

    接著就是蔣政權敗退來台，在一隅之島上自立為王的長城傳奇、救星傳說與偉人神話。

 

暗夜潛行者

由以上三件重要背景事件，我們不難想像，此時的報人與記者，還有知識份子是如何長夜中，依恃著北邊的星光及手邊僅有的燈火，隅隅獨行。

 

我們明白，本時期言論自由仍在國家嚴密控制階段，尤其經過貳貳捌事件後，管制更嚴，其報業理論仍舊停留在國家統制論時期，此一理論要求的是國家的新聞自由，政府有絕對的權力掌控媒體言論，此時不只是報紙，連廣播電台都被強力收編，[7]不但需要證照管控、內容限制、語言限制，國家更可任意徵用頻道。

 

    從日本撤離臺灣後，暫時的管制空白，到貳貳捌事件後，積極管制言論，不但扼殺言論自由，更撲滅本島人士的生命之光。按理，黑夜之後就是白晝，但此時，並不是夜最深沈的真夜之時。

 

    其後，國民政府夾著尾巴[8]敗走臺灣，寄望以一島而為反共復國的前線基地，侈言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教導學子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志節[9]、臥薪嘗膽的越王[10]、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王爺[11]，火牛陣復國的田單[12]……。我們可以預料，對於言論自由的管控，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太陽旗從這個島上撤退，但來的是以真赤醞染的，滿地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