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essais de Tomlinfox 大度山居閒話

如果我們把玻璃娃娃的問題簡化成最短—「好心的同學抱玻璃娃娃，但不小心摔死他了。」可能不難理解台灣社會為何會有這種情緒性的反應：如果他是好心的，造成死亡的結果絕對不會是他的本意，那為何要怪他？但那是我們對於案件事實的認定所得來的結論，並且這個事實是經過許多簡化後，才讓我們有這種反應的。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個簡化的事實還原，可能就未必會得到這麼理所當然的推論了。

在原告的眼中，事實是這樣發生的：

「民國(下同)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十三時三十分許，適值被害人顏旭男班上上體育課，然因被害人之患有前述病症，日常行動又必需以輪椅代步，因此未曾上過體育課，遇班上上體育課時即多自行在教室自習。然該日因同為被害人班上平日專責照顧並協助其在校上、下課、如廁、飲水、至福利社購買餐飲等相關事務之孫姓同學因故請假，又突值體育課須在地下室體育館上課，而該校復無電梯等無障礙設施可使被害人安全無虞下到地下室體育課上課之情形，被告陳易靖竟以嬉鬧或硬推之手段，不顧被害人之反對，即控制被害人之輪椅欲攜同下樓，惟因其平日並無照顧被害人日常生活之經驗，復疏未注意考量自己之能力及被害人之接受與否，竟於適下樓之時，失手導致被害人自高處跌落樓梯數階，並於倒地時造成頭部嚴重撞擊牆面，以致受有頭部外傷併多處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及硬腦膜外出血，及左側骨骨折等重傷害，並當場昏迷不醒，核屬無自救力之人。　

被告陳亦靖為因自己行為致有造成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危險之人，當然負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之義務，而被告白秀蓮為該當時體育課程之教師，被告楊明峰則為被害人之班級導師，被告胡樹斌則為景文高中之校長，無論依法令或契約對當時已呈現嚴重昏迷狀態之被害人而言，均應盡到一定程度之保護義務，更遑論被害人之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已如前述，而其等更均明確知悉該病症之病徵　自可明確知悉在被害人身上發生此一事故所可能造成後果之嚴重性，而依當時情況緊急及嚴重之程度，於社會通念下縱無法立即為維持其生命所可能之救治者，　至少亦應毫無懷疑及遲滯的將被害人立即送往醫院診視或進行急救，惟被告等人卻僅輕描淡寫的告知告訴人胞弟(即被害人)在學校「跌倒」，而未當下給予被害人為其生存所必要之保護，於待家父自三峽家中趕往景文高中察看愛子之情形，發覺情況嚴重後始緊急送醫急救，於該日十五時二十分(距事故發生已逾約二小時)送至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急救，並接受緊急開腦手術，惟仍已無力回天，被害人於同日二十時二十分死亡。（案件事實，顏家聲明，節錄。）」

無論我們同意與否，這個事實的認定是原告的主張，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除了陳同學與顏旭男以外，沒有人知道。相對於原告所提出的事實版本，被告也有自己的一套說法，那麼，究竟那個事實才是接近真相？法官必須從各種證人與證據資料中去抽絲剝繭，判斷出事實的真相到底是什麼，然後根據這個被法院所認定的真相，去作出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