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essais de Tomlinfox 大度山居閒話

這是一篇老文章了，曾經發表在留法同學會的網站，算算大約是四年前了。這些日子號稱學運世代的馬永成先生在台灣的風風雨雨，讓我又回想起16年前的這個往事。16年！天啊，時間過的可真快！

今天把這篇文章抓下來，修修改改，就當是一個墊檔的記錄吧。

我來說說我對學運的觀感。

80年代末，東海法律系可以說是學運分子的大本營之一。在當時，很多搞學運的學長姐，本來都不是唸法律的，大部分是轉系生。像沈發惠（現在活躍政壇的民進黨立委）、王時思（現在高雄市政府新聞處長）等人就是。他們轉到法律系，除了個人興趣之外，主要目的大概還是希望了解法律，能夠多保護自己一點。

我個人因為打辯論的關係，所以認識不少演辯社的學長姐。比較熟識的幾個學長姐們，像羅裕欽、張芳玲、姚雨靜等，幾乎通通是學運份子。這些人和歷史系的學生組了一個社團，叫「人間工作坊」。人間可說是以前「東潮」的延伸，在當時是校園內裏屬於主力的批判性社團。
 
民國79年3月，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75年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首例。我記得那時東海每間學生寢室幾乎都用收音機大聲播出這則新聞。（當時學生的情況，電視機或電腦都還是屬於奢侈品的年代，也不像現在網路的發達程度），大家聽了以後，幾乎沒有不憤怒的， 覺得實在受夠了。於是我們法律系一年級學生自發性地先發動海報攻勢，希望能表達抗議這件事。我還記得我們幾十個人把海報拿到信箱間前貼時，所有人都在看我們，一個台南神學院的學生（不知道從哪冒出來，大概是來學校找人的，印象中只記得他行動有點不便）在旁邊大聲鼓掌叫好：「好！好！你們這樣做台灣才有希望！！教育成功，教育成功。」不過我們當時沒什麼理他，因為我們會出來，純粹只是對國代的不滿才促使我們做出這項行動。我們就是為反對國代自肥這件事而出來而已。這種抗議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效果，我們也不知道。
 
不久，大概中午時分，所有東海的海報長城，乃至於各系館的牆上，通通貼滿了抗議的海報！整個校園瀰漫著一股高昂的氣氛，每個人都在談這件事：「打倒國大代表！」是我們共同的話題。而這原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念頭，沒有人預料過這事件後來的影響，加上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台灣幾乎未曾聽聞。所以雖然大家熱血沸騰，討厭透了國代，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第二天，我們正在上系主任的英美法導論，一個同學從叫室外衝進來，告訴我們：「有人靜坐抗議了！台北的學生開始去中正紀念堂靜坐啦！」 我們聽了都覺得很興奮，因為這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首次有人把我們的心聲化成行動，這大概就是同志了！接著，系上原來那些搞學運的學長姐，現在全都罷課不上，部分上去聲援，部分則開始在校園內組織同學，告訴大家：「我們要上台北去, 把國代板下來！」
 
靜坐開始持續，這時在學校開始有師長出來消毒打壓。當時的校長是梅可望，訓導主任劉渝生，總務主任林騰鷂，這幾位也全是法律系統的。他們採取的方式是懷柔與威嚇雙管齊下，但沒有用，學生們理都不理他們。3月18日凌晨3點左右，有人敲我們寢室的門。開門一看，是隔壁寢的蔡銘偉。他剛從台北下來，很激動的對我們描述了他所見的狀況。「一個老太太把自己的錢都掏出來，要給我們，我們不收，他錢扔了就走，還有人在那組織了人，專門煮飯給我們… 下雨了，大家跑進去避雨，但就是沒人要撤離…」 他說的幾乎像是一個全民揭竿而起的狀況，並告訴我們一定要去聲援，不能錯過這個重要的時刻。說完之後，我們寢室的反應不一致，但至少我願意去了。於是我決定在3月19日一早和其他寢的同學，一起搭車北上聲援這項活動。
 
對我來說，當時的我是個窮學生。爸媽都是老師，一個月給的生活費有限。上一趟台北如果坐火車，一定大失血。七十九年統聯客運剛成立不久，車班價格很便宜，於是我便和其他幾個同學，何澄輝、蘇聖雄、涂志彬等決定一起搭統聯上去。當天人很多，客運司機一看就知道我們是要去台北的學生。嘀嘀咕咕不知道說什麼，全車都坐滿了人。我們沒位置坐，只得到車下第一層，在廁所旁邊坐著。底層的空氣差，味道差，車子又顛的很厲害，等我到了台北，馬上到廁所裏吐了。

我們步行到中正紀念堂，覺得很興奮。因為從來沒有參加過學生運動，而且是在台北這個首善之區，彷彿全國都在看著我們。那時廣場已經圍滿了人，我們看到一個特殊的景象：學生和民眾是隔開的，用一條細細的繩子。進去靜坐還要看學生證，驗明正身，好像看演唱會一樣。大家排了很久，進去時有同學幫我們引到各校的位置上。我看著當時的情形，心中卻是說不出的怪異。

這是我第一次街頭運動的經驗，可是實在太奇怪了，周圍的民眾好像在看著我們大學生表演一樣。台上聲嘶力竭，台下則是瘋狂鼓掌叫好，各校還有學校的牌子，怕大家以為他們缺席似的。我聽到一個教授曾上台批評這個情形(好像是清大的), 講到知識分子這個字的意義與由來，講到我們和群眾隔離的這個事實。其實他的講題是很有趣的，但他才一下台卻被自己學校的學生罵的體無完膚，頗有劃清界線的味道。不久，前面開始傳各種食物過來，有零嘴(好像沒有乖乖，有點可惜)，有飲料，還有魷魚絲 (真是神奇！)，大家坐著、叫著，我們還有同學乾脆就著這場學運盛況拍照留念，像觀光客一樣，好不熱鬧。
 
不久，東海的一個學長上台發言( 不知道是陳政亮還是蕭武昌，忘了 )，接著是絕食的方孝鼎學長（社研所）向大家講話。講完後大家熱烈鼓掌，忽然間前面有人帶頭喊:「東海的同學站起來！」於是很多人像波浪舞一樣站起，那時我才體會到群眾力量之大，是多麼可觀，你非得站起來不可，因為不站起來代表不同心，誰敢不站起來？可是我不禁問旁邊的人，我們幹麻要站起來？
 
幾個小時過去，台上開始有人要求我們把自己的訴求彙整起來，讓學生代表把大家的意見交出去。於是我開始認真的想訴求，寫了大約一頁，前面有人收了走，大家又開始討論。

「你為什麼來這？」

「為了抗議國代，你呢？」

「我也是。」

每個人的意見都差不多，情緒也很激昂，但這時群眾裡又有人開始叫：「他們真的會彙整嗎？我才不相信！一萬多人的意見要怎麼整？」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 這舉動引起旁邊人側目。我這才開始發現一件事，我們似乎應該是要悲情的抗爭的，為什麼可以這麼輕鬆呢？這真是怪異的時刻啊！
 
不久，環生社的一位馬學長走了過來，詢問我們要不要出線去，走到路上遊行。為這個抗爭路線問題，我身旁的蘇聖雄和何澄輝同學都開始和他吵起來。我是站在我同學這邊的，因為我以為在當時以我們大學生的身分在這裡不上課靜坐抗爭， 已經對社會造成相當程度的震動了，這震動恐怕還要持續一陣子才能更擴大效果，既然如此，何必再走出去抗爭？希哩呼嚕地搞不到一天，然後大家解散，不但造成秩序混亂，而且這麼多人拉出去不好控制，弄臭了名聲 ( 這是當時執政當局最會搞的手段, 之前的520農民運動就是這種手法 ) 不但社會不同情你，造成的負面效果反而更多，所以我是堅持要待著的。但這位馬學長不同意，大家於是不歡而散。
 
傍晚時分，前面開始有人傳便當過來。排骨飯盒，當時廣場已經暴增了許多學生，我們人多不夠吃，當時旁邊的楊曜同學就分了我一塊排骨，權且當作晚餐。然後師範學院的同學上台表演四重奏，樂聲飄飄，感覺蠻不錯的。這時我對旁邊的人說，你看，抗議活動可以弄得像嘉年華會一樣，感覺不錯耶！這讓我想起那幾年台北市無殼蝸牛住屋組織的抗爭，他們的方式我就很欣賞，想不到學運也可以這樣搞...。還沒想完，忽然間一個人就衝上台去，搶了麥克風開口大罵：「我不知道這是在幹什麼？@#$%...」 他大約對這種娛樂性質的表演活動感到荒唐可笑， 我們同學們開始對他反感，因為剛吃東西忽然被人嚇到是很不愉快的一件事，更何況那些是師範的同學，他們到這裡來聲援我們，應該對人家客氣些，幹麻這樣亂罵一通呢？我們真有必要搞的這麼悲情嗎？我不禁想著，然後一個同學拉住我，「走，我們出去逛一下吧！」
 
他這樣說不是沒有原因的，入夜時分，人真是越擠越多，大概是下了班之後來看學運的上班族也來了吧？廣場外圍擠了一大堆小販，我一眼就看出有名的民主豬腳在那裡！不只,...還有民主黑輪和民主香腸，好多吃的,(好像沒有民主鹽酥雞，沒關係，反正我也不吃雞肉 )我們逛過一攤又一攤，那個愛照相的同學在一旁喊著：「幫我拍一張，趕快趕快！」我們幾個同學都被他這舉動弄得很沒力，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但這時我這才意識到，原來每個人到廣場不見得是萬眾一心的， 這真實的情節其實是如此的荒誕與矛盾，但又有誰會去注意呢？什麼又是群眾運動？我的疑問越來越多。但在吃過民主香腸之後(蠻貴的，可見得民主代價的確不小)，我還是轉身乖乖坐回去抗爭。
 
晚上比較安靜，大約十點多，開始發睡袋。在星空下的廣場上睡覺的確是一件很特別的情景，而且是一萬多人一起睡。三月天夜裡還是有些寒意，不少同學沒有睡，在作筆記，也有聊天的，三三兩兩，四五成群。我看著這一切，忽然覺得受夠了，實在不想再待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把睡袋一捆，交給旁邊的同學，說我要離開了。那時是三月二十日早上六點多，我看著許多人還躺著，我那位同學點點頭接過睡袋，他還要待一下，看看情況會如何，於是我就先離開了。經過新公園(228紀念公園)，我看到早起的人照常打拳，運動、蹓狗、散步、彷彿近在咫尺的學生運動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似的。穿過公園走到館前路，早餐店的豆漿香味誘人，我好像作了一場奇怪的夢一樣，而且，不是很舒服。
 
這是我的學生運動經驗啟蒙。在那之後我遇到一位學姊，說了這情形。她回答我：「我理解，我的想法和你一樣，但你不知道，三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日清晨那段間是學生決策小組鬥的最激烈的時候，大家為了要派誰進總統府和共識是什麼吵成一團...。」
 
我沒說什麼，其實真相如何一點不重要，因為那是他們「上層」的事，關我們這些「下層」什麼事呢?
 
要是問起這場學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我大概只能聳聳肩回答，確實的影響還是有的：那就是我從不認為參與或發動一場學運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當你置身運動其中的時候，其實也沒有那樣的可歌可泣與義無反顧的悲壯。那是一個事件，隨著時間的過去成為了歷史。有許多人在三月之後對學運徹底失望了，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把這場學運的記憶放在他們青春的最深處去反省的。

在我的眼中看來，那是一場有點亂七八糟、有點不知所謂、有點荒腔走板的學生聚會。我相信對當時大多數的人而言，或許除了一棵民主的種子以外，我們什麼也沒有拿到。但至少我們曾經起身參與，曾經身在其中，並且選擇離開。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決定，而這種決定的自由，則是要在若干年之後，才能夠體會出它的可貴之處。

照片來源：http://www.ncku.edu.tw/~ncku70/menu/003/03_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