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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學三 陳星航

在以往醫學生社會服務的觀念中，師法醫界前輩進入醫療缺乏的環境以義診形式提供醫療服務似乎是醫學生服務隊最應當也最合適的運作模式，但在目前台灣社會醫療普及，無醫村數量下降，加以台灣醫療相關法規建立，病人意識成熟，醫學院校學生組織醫療服務隊，由醫學生及醫生共同提供義診服務的形式已經面臨巨大的生存挑戰。

提供義診醫療服務亦需證照

在今年8月24日，高等法院「玻璃娃娃」案判決書^*1中提到「…不能因其係熱心好意抱負顏旭男即免其責任…」已明確宣示法律上並不能因行為動機於善而免除行為人之責任。同理在學生醫療服務隊中，參與醫療過程中的所有人員對於對於接受義診的病人存有責任，且責任內涵不因「義診」而減少。

社會上許多聲音對於「玻璃娃娃」案的判決十分不以為然，提出「政府需立法設立扶人下樓梯執照考驗」等戲謔言詞，的確許多的服務行為很難以法律界定其責任，但提供醫療服務不同於攙扶他人下樓梯，我國對於醫療相關業務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醫學生醫療服務隊的服務行為亦應遵守相關規範。

    我國於民國90年1月20日公發佈「志願服務法」，其中提到「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2」。在醫師法中「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3」的條文已經明確宣示了醫療服務是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是故雖然學生醫療服務隊屬於志願服務，但涉及法定醫療行為者仍須由領有證照的醫師、醫事檢驗師、藥師及護士等人來執行。

成大醫學五 陳致嘉

今年六月參與「台灣生命倫理學會第二次年會」，在「醫學生的民眾衛生教育事務參與」的課程中聽到「長庚羅卡達衛教工作隊」志錚分享的工作經驗。一方面相當佩服「羅卡達工作隊」確實看出目前醫學生醫療工作隊的困境，進而改變自己的方法，為這個社會做出不同的努力 (而且是目前成效較為大的努力)；一方面則是難過之前努力工作的領域似乎是如此的脆弱而沒有著力點。

之後陸陸續續找了社團指導老師、高雄縣杉林鄉護理長和衛生所主任討論。有一種想法正慢慢的成型：在衛教的領域，我們似乎還有努力的空間。

既然本篇的主題是「學生醫療工作隊的困境與展望──成大醫療服務隊經驗分享」，我希望提出我們遭遇到的困境，也希望跟大家聊聊我們的想法。

成大醫療服務隊自創辦到目前已經十七個年頭了，目前主要定位在「衛教」和「陪伴」，活動主要有「家訪」「健診」「晚會」「國中小衛教」四樣。就「家訪」而言，希望可以藉由家家戶戶的個別訪問，針對不同的情況(例如拿成藥給別人吃，有些人可藉由宣導「這樣如果吃出問題要負責」的方式而改善，有些人不行)做衛生教育的工作。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survey當地的居民，了解是否有哪些需要幫助的鄉民，可以轉借給當地的衛生所協助後續處理。「晚會」是希望可以藉由詼諧的戲劇方式，給當地鄉民「陪伴」與「衛教」。「健診」是希望可以藉由「醫師白袍」的權威，給予衛教。「國中小衛教」一方面是希望可以給國中小學生正確的「煙毒防治」「交通安全」「兩性關係」等衛教知識，也希望可以藉由他們將「防癌」的知識帶回家中。至於每年的衛教內容，主要有高血壓、糖尿病、防癌、用藥知識等內容再搭配痛風或是C型肝炎不等。(此部分會詢問當地衛生所)。

陽明醫學三 鍾世宇

陽明十字軍自1978年踏出了第一步，在周碧瑟老師的帶領下，從第一個十年投入防癌戰場(民國67年至民國75年)，為台灣的子宮頸癌防治工作開啟了輝煌的一頁十年之中：子宮頸癌病人的長期追蹤訪視，365個鄉鎮的農村婦女防癌衛教、教育回饋運動、全國國小與國中老師的防癌示範講習計劃，陽明十字軍的足跡幾乎遍布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為台灣的衛生教育在鄉村地區播下了種子。從當時一般的開業醫師對於子宮頸抹片檢查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到今天一般的婦女都知道應該做子宮頸抹片檢查，以及把子宮頸癌死亡率從婦女癌症首位往後推移，並在國內外發表系列的學術論文，肯定了陽明十字軍的貢獻。

陽明十字軍的第二個十年投入社區預防醫學的行列（民國76年至今），與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及財團法人預防醫學基金會合作，配合各地校友所主持的衛生所，針對高血壓與糖尿病，做第一線基層民眾初段的衛教知識傳遞及次段的家訪篩檢工作，陽性個案電腦建檔，交由當地衛生所定期追蹤，予以確定的診斷與必要的治療,也就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慢性病一生相隨，必須由當地的基層醫療長期照顧，斷非一兩次義診所能奏效。每年寒暑假，十字軍的社區醫學隊則將在各地推動醫療服務工作。陽明十字軍與校友配合，將預防醫學落實在基層民眾，為社區醫學與預防醫學，建立了良好的模式，也拉近了校友與學校之間的情感。

長庚醫五  林志錚

「台灣醫學生論壇：醫學生社會參與的想像---展望下一個20年」會議手冊序

醫療服務隊是醫學生最具歷史的社會參與模式，且看台灣11所有醫學院的學校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學生醫療服務隊，對於這樣的現象我不禁想問是怎樣的社會條件或情境讓在全國不同地方、不同生命背景的醫學生對於醫療服務隊有這樣相同的共識和流行，甚至產生類似的工作模式和目標。我想這問題要從幾個面向來討論：

對「偏遠」和「醫療匱乏」的想像： 

在此且先談談一位先賢，「台灣文學之父」賴和。賴和先生在台灣文學的領域具有偉大的地位，但是他生前的名聲還是來自他的義診。賴和對於付不出醫療費的病人不收醫療費用，讓他們在一本簿子上面記帳，到了月底就把簿子燒了，從不催收。他義診的恩澤廣被彰化鄉民，鄉民盛讚他是彰化的媽祖，他死後彰化人立廟祭祀封為城隍，聽說還很靈驗。賴和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日治以來台灣人民心中的好醫生，簡略的舉例如蔣渭水、杜聰明……都有義診的事蹟流傳。在台灣早期醫療缺乏、經濟貧困的時代，義診非常的有意義，是對人民最及時也最直接的幫助。對醫生而言義診更是一種醫德的具體實踐，即使時空轉換到了我剛考上醫學系的時候，我的父母和親戚見面也常常以「做醫生最重要是做功德，遇到窮人要不收人家錢。」來勉勵，有趣的時候當時全民健保已經實施有年。所以在各大醫學院中對照這樣的觀念而產生了義診性質的學生醫療服務隊也就很合理了。

然而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醫療水準的提升，義診的魔力已經大不如前，尤其在抬棺抗議、醫療訴訟頻傳的富裕的台灣。醫療費用不是大眾生病時的首要憂慮，解除了經濟的壓力，民眾對於治療的結果要求更高，包醫包治可以說是民眾對醫生的希望和想像。相對應的學生的義診服務隊也開始尋找「偏遠」和「落後」，尋找他們可以一展長才的所在。但是在全民健保實施後的現在，以民眾就醫能力而言，所謂的偏遠已然不同於蠻荒的想像而是一種『相對貧困』的同義詞。偏遠地區民眾雖不具備養生與美容等更進一步的富人醫療財力，但是維持生命的基本醫療卻不虞匱乏，在這樣的社會情勢中義診的價值正在消退，與之相對應的學生醫療服務隊並沒有因為轉換陣地而走出困境，於是自我批判反省者有之，解散者更是所在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