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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醫四  胡耿豪

一直沒有好好的整理過自己的大學生命史。幾天前，我試著回顧過去幾年的經歷，一方面是為了整理自己的簡歷，另一方面，也期待以此作為一種沉澱的方式，釐清自己的思緒，試圖從雜亂的學習經驗裡整理出適合在這裡跟各位分享的東西。

最初，我是想藉由這次論壇的機會，來跟大家談「醫療產業工會」與醫療執業環境之間的關聯，那是我過去一陣子花了不少功夫去認識的，也是我即將正式投入的工作、運動場域，受邀接任國軍左營醫院的工作是最近的事，我還沒來得及弄清楚工作內容的細節，也不確定在這新的旅程中，是否能夠如我所願的同時兼顧本土醫療產業工會發展的資料整理，以及更深入地參與有計畫的運動，進入組織運作的中心。

然而，談「醫療的工作場域」，對於多數尚未有過臨床實習經驗的醫學生來說實在是有點距離，特別又是由我這樣一個連見習階段都沒碰觸到的人來談，實在沒甚麼說服力。或許我該談點不一樣的東西。

那麼，就從這裡開始談吧……

辦活動、讀書會、議題討論─先有感動，才有行動？

遠離了眾聲喧嘩的野百合時代，異議性社團的運動色彩幾已褪去。擊碎了邪惡而龐大的怪獸，那些不公不義的碎片，卻仍然散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沒有了實體，只是像影子般偷偷的躲在你我的背後。

偶然有人告訴你／我：「嘿，你的背後有怪獸喔！」你／我也吃驚的回頭顧看……「喔，沒有甚麼嘛，雖然長的醜了些，也不過就是影子囉，到了中午就會小一點啦。」你／我這麼說著。怪獸就這樣偷偷地寄生在我們的背後，而放任其茍延殘喘，不定時又跳出來張牙舞爪、四處傷人的，也是你／我。

為甚麼要用這麼魔幻的說法來鋪陳意像呢？坦白說，是因為我實在不敢在這個場子裡用義憤填膺的姿態來「訓告」各位；如果要舉個例子，然後再作一番完整的說明，那麼原本接下來想談的，大概都會沒有時間說清楚了─但是，現在的校園內異議性社團確實就是處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當時讀馬克思、迷左派，就像現在年輕人上網咖一樣流行！」[1]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北部相對尚稱活躍的運動性學生社團多半著力於文本、經典理論的閱讀，而跨出校園外的實踐則仰賴學長、前輩的資源給予；而僻居南部的我們，除了本質非社會人文科系出身，多半不長於爬書、論辯外，同樣也缺乏與大環境的連結。

一直以來我們都相信，透過閱讀可以彌補一部分生活經驗上的不足，而討論則幫助我們釐清思緒：每一個參與討論者的話語必然是由自身經驗作出發的，是有可能提供他人一個不同於自己的思考脈絡，這樣的過程，有助於我們學習去用不同的角度來審視每一個議題所涵蓋的各個面向。當然，那時候的我們，也不是只會閉門造車，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裡說著與大部分學生的生活經驗「看似無關」的高談闊論，我們仍然期待著能夠透過一些活動的舉辦來與更多學生作對話，小則擺地攤賣書，大則發刊、出工作隊，像高青的復刊、學生會的創立、創意校園的社區營造計畫，這些都算是其中特別具有意義的行動，對於參與的個人，甚至校內學生、整體校園風氣都曾有過顯著的影響，當然，這些行動背後的概念都不需要我來多談，主事的學長們在這次的論壇活動中都會有精采的分享。我們都相信，透過具體的行動，可以引領我們跨越既有知識，去思索下一個階段的問題，就像玩RPG遊戲時要練功一樣，突破一層障礙才能達到下一個等級─持續一趟沒有終點的求知旅程。而過程中的「感動」，似乎就是我們奮力不懈後所獲得的回饋，也是醞釀下一波行動所必須的。

即便在兩、三年前，學長們便已積極投入這些面向的校園運動中，然而，或許是基於對野百合學運時代的嚮往，似乎大家都在等待，等待著一場「運動」的到來，這場「運動」中必須要有強烈的對抗意識、以公平正義為訴求、有充滿爆炸性的力道，是對一切看似理所當然的現象作出的最激烈的反思─就像法國1968的學潮般，由歷史上最富足的年輕世代道出對資本主義社會、科技官僚社會與父權社會的禮法、成規與價值感到不耐與不屑。終究，我們還是對於這樣的運動形式有過浪漫的想像。事實上，這個「機會」在我還沒有做好準備時便已經來到，而幾位帶頭揭竿起義的學長姐則是早已摩拳擦掌、熱血澎湃了。是的，高醫的「反高學費運動」中揭開了那年暑假的序幕。

社會運動裡的醫學生？─一趟尋找自我定位的旅程

那一年的夏天很不平靜，當我正跟其他同學一樣，忙著準備迫在眉睫的期末考時，正值高雄市議員的補選，一向最在乎社會公義的易澄學長捎來了一個訊息：工運界出身的周嵩祿在高雄縣市各大產業工會的聯合力挺下，代表勞工界在前鎮小港區參選高雄市議員，當時，唸了一點社會學理論，正對社會運動充滿熱情的我，在興沖沖地跑去跟競選總幹事、工會幹部淺談後，便熱血沸騰地跟社團的幾個朋友組了「彩虹戰士」高醫助選團隊，準備一考完期末考就全力投入選戰。老實說，當初投入助選工作，倒也不是真的出於「深刻的理解」或者對於勞苦大眾「感同身受」的關懷，某種程度上，我只不過期待能透過助選的過程，去發掘一些過去我僅能透過紙本閱讀來理解，卻不曾深刻體會的社會面向，尋找更多可以成為思考材料的生命經驗，至於這是否是「準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另類文化消費？當時的我倒是沒有太多疑慮，因為，那時我認為學生的參與，對於工會、社運團體來說是都是一份永遠不嫌多的力量，而社運的前輩們也總是一再強調：看到學生來幫忙，工人朋友們會被激勵：「未來的醫生也來關心我們啦，工人一定會有出頭天！」

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反高學費」的火焰已經在高醫校園內點燃了：

「『拒絕調漲學費，反對黑箱作業！拒絕調漲學費，學生反對無罪！』我跟我的夥伴們手執著白布條，用力地怒吼著。面對突如其來的7%學費調漲，沒有討論協調的空間，只有一場美其名為『公聽會』的『摸頭會』，我們拒絕進入會場，我們選擇用行動來提出我們的訴求，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2]

當然，這一波校內反高的的行動也不是沒有目標的、沒有訴求的，當時我們也挪用了某個長期關注「高學費」議題的社運團體的論述，試圖說服學生認同我們的行動、加入我們的行列，當時我負責擬定行動的訴求：

「事實上，教育的本質絕非商品或純粹用『個人投資』就能解釋的，從整個社會的結構面來看，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環，雖然是由政府統籌規劃資源分配以及執行各級學校的教學內容，透過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是企業經營、國家整體發展所仰賴的資源，顯然企業才是勞動力（教育成果）的獲利者（利潤），而今天接受教育的學生們在未來大多是扮演受雇者的角色，只能用勞動力來換取維持生計的工資而已。如果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來重新檢視，政府規劃的各級學校教學內容以及資源分配，費用應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企業來負擔，不該完全由人民來承受。」[3]

儘管我們引用了看似堅強的論述來支撐行動，而這樣的討論方式，也不算是太離譜的社會結構分析[4]，但是，一些屬於我們這群參與者內部的問題卻迅述的浮現，藏都藏不住：

「回到我們第一次拉起白布條、聲嘶力竭吶喊的那一天，試圖對抗我們意識到的不正義，夜裡蜷曲著彼此依偎，卻一點也不覺得溫暖（至少我自己是這麼覺得）。反高學費的經驗確實帶出了社團內對於實際行動操作的反省，學務處前守夜當晚的眾多情緒性討論雖然誠實且有助於大家釐清彼此的認知，然而，卻也殘酷地揭露參與的每個個人對於行動的心理建設及預期目標在認知上的極大差距。大多數的夥伴仍然是用以往學生社團辦活動的心態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抗爭行動，謹守著一直深信不疑的態度：從事件中去學習感動；從感動中去尋求繼續前進的力量。然而，薄弱的感動卻被現實環境中潛藏的阻力給全盤覆蓋，如何收拾這樣的失落似乎是我們沒有盤算到的。不只是對校方的抗爭，參與者面對自己價值觀的掙扎更是一場激烈攪動的革命。7%學費調漲的衝擊對我們週遭的人（甚至是我們自己）來說，根本不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相較之下，校方的缺乏善意與對學生的不尊重反而才是多數人認定的癥結。」[5]

不算成功的校內反高學費運動，在北上參與台北學運圈的串聯，集結更大的運動力量後，至少對教育部施予了一定程度的壓力，終於也間接迫使高醫的學費調漲幅度由原定的7%，降到了5%，倒也不能說是沒有成果，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赤裸裸呈現出來的諸般矛盾，卻由不得我不去作處理。

刺激的事情，並不僅止於此，在反高學費運動落幕不久後，那年夏天我所投入的另一個運動，周嵩祿的助選行動，也在幾週後黯然收場，在工會幹部的強勢力挺、由南到北左派青年的聯合聲援，以及社運界與學術界的連署支持之下，超乎意料之外的低票落選，不僅直指台灣當前「政黨」政治的迷思難以戳破，師法歐洲社會福利國家「以工會作為社會改革的基礎」的目標，在當前公民意識薄弱的台灣顯然也還是個遙遠的目標。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法國六八學潮的處境：大部分的工人與受薪階層似乎滿足於將保護他們權益的行動交予工會，要求的多只是停留在短期性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等技術性的問題上。就這點而言，六八學潮裡，最保守與最相信現代官僚資本主義誘餌的，矛盾地卻是理論上應該最革命的工人階級，特別是法國共產黨以及它所領導的工會團體，非但不是整個運動的前衛或先鋒隊，運動的初期甚至還採取敵視的態度對待學生……。相較於台灣社會，差別就在於工人／一般百姓所信任的對象，由「工會」退化到了另一種更古老的威權─「政黨」與政府的技術官僚。

事實上，大環境現狀的不理想，並不是最讓我難過的，反倒是身為一個傳統上被視為準中產階級的醫學生，即便我可以毫無窒礙的用理論來解釋醫師作為一位專業人士，在社會結構中與勞動階級的關係，硬是說出一番可以將自己與勞動者連結在一塊的道理，然而，面對著以工作者為主體的運動，在私領域的層面，我並沒有辦法調適的這麼順暢，我開始試圖去分析自己的狀態，也隱約發現了問題可能存在的所在，但是一切仍然模模糊胡的。於是，那年暑假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找尋答案，我迫切的需要一個清楚的解答，需求是那麼的強烈，至今我依然能夠回憶起那種心悸、幾欲窒息的感覺，當時我也寫下了這麼一段紀錄：

「當然，我還是可以憑藉著舊有的知識基礎去分析種種社會現象，也樂於從實際的經驗中攫取印證社會學理論的機會。然而，如何在那些運動者們視為戰場、付諸生命熱情盡情揮灑的領域中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卻讓我內心隱隱感到焦慮不安，隨著衝撞的次數增加，壓抑的疑惑已經積累到我不得不去尋求一個出路的地步，如果不能清楚的對自己做個交代，我幾乎可以預期自己將墮入無止盡的空虛中，甚至連重新拾起書本的勇氣都沒有。」[6]

　　找尋答案的過程中，有許多人給了我程度不等的幫助，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的被我追問了一些問題─我需要以他們過去參與公眾事務的經驗來與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作一番對照；也有前輩耐心的給了我一些實務上的建議，有助於我更清楚的貼近運動的真實狀況，以及理解產業工會的運作概念。而最後我好像也找到了一個答案，至少能夠說服我繼續往前走：

「同樣的訴求、類似的操作，在高醫這樣一個學生普遍屬於中上階層背景的學校裡幾乎註定窒礙難行，就如同我們在想像自己的個人發展時必然要去考量到那條我們所謂的『正途』─當我意識到我未來一定得當醫師時，我如何能夠只是簡單的用『為了追求公平正義』來說服自己全心投入傳統的社會運動？尤其當我意識到我似乎能夠對其他形式的行動管道作更好的掌握，或者更關心其他面向的議題時，我只能將自己的運動參與定位為一個學習的過程，為了讓自己能夠更貼近現實的去認識這個世界，更客觀的去發展自己的論述，而為了回饋提供我學習環境的團體，我必定拋開自己的社會身分（一個醫學生）全力配合團體的行動。」[7]

特定公共領域的關懷─進入醫療場域，觀察與實踐

    一個醫學生真的有可能拋開自己作為醫學生的身分，去投入一個較難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領域嗎？全力投入「社運」（我指的是台灣社運傳統上工、農、學、政治、媒體改造為主流的領域，是比較狹義的）意味著與一位醫學生所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脫鉤了─即便在分析環境力量所暗示的、欲形塑的醫學生／醫師的保守、順服、威權形象後，我可能會對其嗤之以鼻，然而，情緒上的忿憤不滿便是最難消解的；與家庭對子女的期待脫鉤了─父母總是出於善意地希望子女可以走一條平順的道路，而深植於上個世代多數人們記憶裡的社運形象是被污名化的，扭曲成了粗暴、反叛、下階層者的不理性宣洩，而彼此生命經驗上的不對等，則造成了與父母溝通的不可能，緊張的關係一直持續著；至於同儕只不過視我為一個說故事的人，有時候他們好像覺得可以透過聽我說故事來碰觸真實的世界，彌補一點在深居「醫學浩海」後與社會現實脫節的罪惡感，當然，多數人也不吝惜施捨說書人一點稱讚：「社會還是要靠你們這些人呀！」不過多數人滿足的很快，關於那些故事是否真實？故事裡的人物有沒有可能就是週遭熟悉的親友？這些他們並不在意─故事聽完了，給個掌聲，「日子還是要過呀」。

    說這些，並不是想抱怨甚麼，只是要坦承：在自我關照的過程裡，我並不是那麼怡然自得地全盤接受了這種投入社運後的宿命。我並不打算就這麼逆來順受，扛起「堅守公平正義」的十字架，當個道德上的聖人，相反的，我認為有必要尋求一個可以歸屬的「公共領域」。

即便以一個有機的知識份子自許，特定領域的持續關懷，對我來說，仍然是必要的，而未來必須面對的醫療執業環境，顯然就是一個我必須去了解、關注的領域。醫療體制與公共衛生政策的弊端在SARS風暴之後已經明確的暴露出來，至於如何改革，顯然提出批判、質疑的學者、前輩們大多還無法在制度的改革上有實質上的作為，甚至基層醫療工作者的處境也並未被看見，民眾的普遍認知與界裡的知識份子的觀察、批判顯然存在著極大的斷裂，唯有填補這道鴻溝，醫療環境裡充斥的問題才有可能被普遍地討論。

過去，我們對於資訊的取得多半仰賴傳統的報章雜誌、廣播、電視，一方面媒體工作者質與量的不足限制了資訊的種類與篩選範圍，一方面在黨政時期有公然的政策壓抑，而政黨輪替後媒體的墮落，讓台灣民眾仍然處於盲蔽的狀態。然而，網路時代的來臨賦予我們透過其他管道獲得資訊的可能性，部落格的蓬勃發展，更彰顯了：網路作為新聞媒體的條件已漸趨成熟[8]。原本扮演閱聽人角色的非媒體從業者，將有可能在沒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不熟悉新聞寫作格式的條件下用自己的觀點寫下對於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領域的紀錄，儘管這些違背「第三人稱報導」、「是時與意見分離」、「引述消息來源話語」等等的「客觀報導」行規，而被專業人士抨擊，然而，要讓長久受到壓制的聲音釋放出來，必須從特定角度的主觀揭露開始，才不致使這樣的聲音在「假客觀」下，再度被壓制進黑暗中。

就是基於這樣的認知，我相信醫療場域內的，那些最底層的現象的文字、影像紀錄，是我們可以積極去投入的，我們的文字紀錄不一定得要有「口述歷史」、「報導文學」的精緻度，那需要太過冗長的訓練，過去也有過一些學界的前輩、學長試圖在上一波的醫學人文教育的浪潮中置入「口述歷史」的計畫，不過礙於現實環境的不理想，參與的學生並不多，沒有獲得多大的成果。而我現在所構思的，則是一個以醫療工作場域為首要關懷對象，結合網路與傳統書面媒體力量的計畫，而我跟幾位學弟妹也初步嘗試了這種模式實踐的可能性，就如後面所附加的參考資料所呈現的那樣，順利的話，近期我們將在高醫籌組一支實驗性質的報導隊，至於能夠有多少具體的成果，現在我不想做太多的預測，或許未來會有機會向大家作進一步的報告。

寫在最後……

    事實上，在決定要談些甚麼之前，我跟朝唐、守志兩位學長有作過一些討論，整體上，我們希望能夠從我們的實務經驗中提煉出一些可以廣泛推及到不同實踐場域內的概念，而不是step by step地講述工作的操作技巧─經驗的複製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這篇文字所鋪陳的，是一個發散的、對知識滿懷企求、充滿浪漫理想的，走到務實的、更著意於自我關照的心理過程，而我也相信這樣的過程是任何一個投入公共領域的朋友都可能會遭遇到的，只是隨著偏離「康莊大道」的距離而有強度上的差異罷了。

    不諱言，作為一個有行動力的知識份子與實務工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崇尚穩健的現實主義，那是理性的活力，以及複雜沉重的奮鬥，在一己的的問題與公共領域中發表、發言，並且經歷著要求二者取得平衡的過程─這是一段恆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也不完美。

    下一個階段緊接著又要來到，我仍然沒有把握自己在知識及經驗上是不是作好了準備，但是，我已經準備好要去享受這趟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