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狗汪汪叫

經歷了重考班，進入政大新聞系之後，我突然間得到了高中時想望而不可得的離家生活，但是人卻轉變成另一種樣貌。下課後的時間，同學們好像有那種剛從聯考的煉獄中解放出來，想要大鬧一場的活力，但我卻興趣缺缺，最常做的事，好像是回到那間只有我一個人的公寓抽煙看書。我那時覺得高中好像已經玩得夠了，大學，該讀點書。大一的課業，除了週六早晨八點鐘在山頂上的英聽之外，我幾乎沒有蹺課，像新聞學那種沒有一本教科書卻有十幾本參考書目的課，我幾乎將書目上的書全都買回來讀，期中考前還在我的住處開了一個考前補習讀書會，一年下來修了四十九個學分，平均八十四分的樣子，經濟學、歷史還都弄到九十幾分，最扯的，是因為莫名其妙當了班代，操行成績九十幾分。家裡收到學校來信，內容大約是貴子弟操行優異，感謝你們培養一個好學生給政大這一類的，老爸收到信笑了很久，還打電話去給高三的班導林明進老師，然後兩個人一起恥笑政大識人不清。

除了這種型式上的轉變外，其實人的思想及態度上，也有了一些轉變，仔細推敲可能的影響，我在猜，有兩件事應該是相互影響著我的成長，而兩件事雷同地發展為：挖掘已經錯過了的故事。

第一件事，是一次的導生會談

所謂導生會談是當時系上的政策，每個班級有安排一位還是兩位導師，並需要與每位學生見面聊聊，瞭解學生生活及課業上遭遇的困境，是否需要協助什麼的等等。當時我是覺得這種政策有形式無效果，不可能有什麼實際的助益，但反正排了時間，就去談吧。

林元輝老師是個抽煙斗的大鬍子，翻看了我的個人資料之後：
「所以你是建中畢業。」
「其實是重考補習班。」
「怎麼樣，生活上及課業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這個李南衡是不是那個李南衡？」
「是。」
「既然你沒有問題，那不然你跟我談你父親。」

所以我的導生會談變成在談導生的父親。林老師問了許多關於老爸的事，給了我一些剌激。說實在的，我雖然整天跟老爸的書生活在一起，但我還真不知道他幹的那些讓我家窮困與危險的事，到底該被如何看待，在這次會談之後，才讓我仔細一點去思考了這件事。我讀了父親整理的賴和先生全集，瞭解了一些賴和先生的影響及老爸這套書的影響，也多和老爸聊這件事的過程，延伸的，才開始去看老爸書架上那些曾在家裡出出入入的朋友的書，對台灣文學的過去，才開始建立起一點基礎的認識。

原來，老爸在戒嚴時代為台灣的白話文學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二件事，是參加長青團契。

所謂長青團契就是長老教會大專青年團契的簡稱，當時我雖然已經是個決志受洗的基督徒，但對在大學時代在學校裡找個團契來參加實在沒什麼興趣。團契透過我的母會，得知我的聯絡方式，三天兩頭打電話來邀請，不知找了幾次，加上班上有個同學也有參加，我才姑且去之。

長青團契其實是個稀微的校外社團，當時固定出現的人數都在十人以下，聚會場地在學校附近一間以團契的名義承租的公寓，稱為學舍。學舍的常務功能是供旅外教會子弟住宿，但在我進去住之前，團契的成員扣除住學校宿舍的，還住不滿學宿的五間房。這種規模的社團，算是為了撐下去而撐下去吧，社團的運作鬆散，常是因人施政，人去政息。又因人少，即使用輪流的，沒兩年也輪到你當會長。

大二當會長之後，我很想知道這個苦撐的團契應該如何自處。搬進學舍後，有機會在自己的住處就能取得團契的歷史遺跡。花了一段時間瞭解團契的過去和存在的目的後，才知道在沒幾年之前，各校的長青團契對外積極投入野百合學運，對內則誠實地檢討長老教會體制之不良，延伸的，才開始去了解野百合學運除了很屌之外的體制意義，對戒嚴及國民黨的獨裁白色統治，對現代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態度，才開始建立起一點屬於自己的（而不是遺傳的）基礎的認識和判斷。

原來，大學生基督徒能做的不該是一群人相互取暖，更該在社會中實踐基督精神，負起社會責任！

到了大二，因為這兩件事的延伸，我的許多想法已經漸漸成型，與此同時，我卻發現：許多同輩的同學，其實不知道也不在意台灣過去發生過什麼事；團契的同輩並不在意團契幾年前參與過什麼事，發展過什麼樣的論述，實踐出什麼樣的力道，更別說學弟妹。

我急著想要落實點什麼，但是捉不準也沒有伴，如果早二十年，我應該會去辦雜誌衝撞體制，如果早五年，我應該會一起去蔣介石紀念堂佔領廣場，我應該會一起走上陽明山中山樓要老賊下台。但這些都過去了，這段時間（除了參加棒球隊）我最深刻的感受，竟是我生錯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