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狗汪汪叫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家裡發生了幾件到現在還會被拿來說嘴的事。

第一件，是我和弟弟開門放人進來捉老爸。老爸從第二期開始，在美麗島雜誌寫文章罵老K，但人權日那天老爸沒有下去高雄。事件發生後，全國掃盪，家裡也曾收留了蘇慶黎阿姨（因為當時我三姨正生病，從東港上來台北醫治，住在我家，於是後來蘇阿姨轉往鄭勝助律師處躲避，後來去自首）。那天近中午，有人來按門鈴，我與弟正在一樓庭院玩耍，老爸在二樓睡覺，於是我們去開了門，幾個人說是管區警察，要找老爸。一般透天厝客人都是在一樓招呼，但我那時還以為警察伯伯都是好人，所以直接帶上二樓，並把老爸叫醒。這幾個特務也不客套，直接就問：
「施明德是不是在你這裡？」
「我跟他又不熟。」
「李先生你說得對，就是不熟，他更可能在你這裡！」

經過不知多久的對話，也請他們儘管搜，還是沒個結論。最後救命仙丹竟然是一紙邀請函。當時謝東閔家的實踐家專發了一紙邀請函請老爸當天下午去當個兒童畫畫還是寫作之類的比賽的評審，於是老爸表示他下午有事：
「是你們副總統請我去當評審。」並出示了邀請函，幾位大人才改變面貌，客氣地離開。
對我們來說實在不知那是什麼事，只記得當天全家人出門去玩耍，在路上，開車的媽媽不知是不是心神不寧，出了車禍。

第二件事，是老爸說的。在那事之後，我家就有人輪流幫我們看家，搞得住在對面的三伯也有點緊張了，但說實在，我們也不能怎樣，也不能請他們離開，所以也就這樣。有一天要出門，不知是我們三個小孩哪一個先開了門，突然看到門口一個人站著，嚇得大哭了，媽媽顧不得可能就此入獄或被幹掉，立刻衝出去對那個人破口大罵，內容是什麼誰也不記得，大約是罵他為什麼要嚇小孩之類的。還好對方也不是奸險之輩，一直表達自己什麼也沒做，還一直對不起。所以老爸下了結論（兼顧當時同樣被監視的林宅發生了血案），這個事件的題目，叫母愛真偉大。

上了小學，我到現在都還對幾件事記憶猶新。

第一件，是父母交待，去學校，絕對不能亂說話。但到底說什麼才叫亂說話，其實一直沒有什麼定義，現在回想起來，包括那時來家裡玩的叔叔阿姨的名字，爸爸在看的雜誌的名稱，連老爸辛苦編輯，最後落得被白蟻啃食大半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套書，都是會惹來殺身之禍的亂說話。這些個家裡來來去去的客人，在長大後才慢慢一點點知道誰做過什麼，原來，一個個在當時都算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件，是學校不能說台語。應該是四年級還在敦化的時候，那時我的班導是謝秀美老師，她是謝聰敏的妹妹，與父母也都熟識，據父母說，我是那時候才變聰明的，之前非常呆。我那時回家還是都說台語，弟弟還曾因為說官話，父母假裝聽不懂而著急。印象最深的有一天上自然課，自然科老師在上課中有客人來訪，她與這個客人用台語對話了幾句，同班同學Ｃ君也調皮地學了幾句台語，立刻遭到老師嚴厲的禁止。

第三件，是搬到仁愛之後，在媽媽開的藥房店頭看電視，綜藝一百的藝百拉報榜，羅大佑再次冠軍，我會背他大部分的歌，但聽說他的歌是禁歌。有一天，父親說剛回家時看到羅大佑在巷口老段的店裡喝咖啡，老爸帶著我和弟弟去看羅大佑，我們在店外，他坐在吧台的高腳椅上轉過頭來對我們笑，揮手。他的眼鏡片是透明的！後來，鄰居叔叔（後來才知道原來也是政治犯來的）買了票，帶著我們幾個小朋友去後來燒掉的台北體育館聽羅大佑的告別演唱會，張小燕和張艾嘉都有出現。然後羅大佑就消失了。

說真的，三年級之後，我其實還挺會生存的，一直換環境換老師換班級換學校，我該做弊就做弊，該義氣就義氣，約略是人氣中上，功課中，體育下，操行見仁見智。

升上國中後，習慣放學後在大直的街上一家一家店去拜訪聊天。書店，禮飾品店，打電動的，冰果店，寶島眼鏡公司（沒近視卻每天去聊天），賣唱片的。四點放學，到家都已七點。有一次好像是禮拜六，中午回到媽媽店裡，媽媽說，大直派出所來電話，說撿到我的錢包，裡面有我的學生證及一些零錢什麼的，下午我找了Ｓ君一起去派出所領了錢包，便又開始大直街頭巡禮，回到家已經是一兩小時之後，一進店裡便被媽媽大聲斥責，原來他們擔心這孩子去警察局領東西一兩小時未回，不知道會不會是亂說什麼，被拖進去毒打一頓或也未必，正在焦急要如何是好。

這個戒嚴時代，對一個國中國小的孩子來說，是從父母身上感受而來，雖也不真切，但你不要騙我說什麼戒嚴時代的警察不會打人，我父母當時的眼神我記得很清楚。